邓小平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特征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2987（1999）01—0029—33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距今整整20个年头了。20年来，我们党在理论上的最大成果，就是形成并确立了邓小平理论。
列宁曾经说过：“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毫无疑问，现在我们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实现党的十五大所确定的任务上来。对于我们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来说，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响应十五大的号召，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要求，“重视和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这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最好纪念。在这里，我们对邓小平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特征作一些初步的探析。
一、注重总结经验
邓小平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受挫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提出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恩格斯说得好：“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学习。”注重总结经验是邓小平实践观的重要内容和方法论原则。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财富。”因此，他特别注重总结经验，注重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失误中，从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错误的“痛苦的经验中学习”。他在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并得出一个经典性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就蕴涵着对于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正如他在1980年4月所说：“不解放思想不行， 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在实践中遭受严重的失误和挫折，就在于指导思想上没有完全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经验教训有许多条，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一条。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集中表现就在于长时期里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
邓小平所以能从对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历史经验教训贯穿起来的反思中，敏锐地抓住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就在于他具有深厚的理论和实践“根底”。他说：“现在有些人发议论，往往只看现象，原因是理论和实践都没有根底”，只有打下“根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虽然邓小平说他自己读得书并不多，但他坚持“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深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要”。邓小平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走上革命道路以后，一直居于重要的领导岗位，具有极其丰富、复杂、曲折的经历，特别是“三落三起”，更具有传奇色彩，因而也使他具有异乎寻常的实践“根底”。
应该指出，邓小平所说的过去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完全清醒的”，“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用语是十分准确的。不是“完全不清醒”，不是“完全没有搞清楚”。有清醒和搞清楚了的，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也有不清醒和没有搞清楚的，这就是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这里有一个坚持与发展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第二章第12节强调指出：“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关键是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进一步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邓小平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遵循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了潜心研究和探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从而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二、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科学。它始终严格以客观事实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自己的根据，它源于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为实践服务，它把社会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涵纳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同时也就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置于实践的发展之中，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本质特点，是其自身所独有的品格，也是邓小平研究社会主义的方法论基础。
众所周知，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以后，开始曾经实行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来又实行过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以后，在斯大林领导下建成的社会主义被模式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这个样子。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但总的说来，“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所以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由于过去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作了教条式的理解，只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置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于不顾，使理论桎梏了实践的发展。面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发生的矛盾，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怎样走的过程中，“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虽然也曾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但他主要是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毛泽东的哲学著作，目的是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因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也就是说，在旧的理论还没有被排除（而且在实践中还顽强地表现着自己），而新的理论还没有在新的实践中诞生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强调理论的作用，就会不利于解放思想。正如十五大报告指出，“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是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时期，邓小平一方面告诫我们“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强调“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他反复教育全党，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说：“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由此可见，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并以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时代赋予邓小平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邓小平在理论上的孜孜追求。
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灵魂，因为它始终蕴涵着创新精神。邓小平就是一位最具创新精神的人。正如一位外国友人所评价的，他不是中国最年轻的人，但他是中国思想最活跃、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他“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邓小平曾说过，他一生最欣赏列宁和毛泽东，因为他们具有创造性。创新，就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要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要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开动脑筋，学会思索。邓小平经常讲到“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反复思考”等等，说明他经常处于一种创造性思考的情景中，处于设计、规划、运筹的思索中。他喜欢听“新话”，讲“新话”，要求学会用自己的话来写文章，写出来的文章要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因此，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邓小平总是以新的见解、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表现出了马克思主义者特有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为我们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即邓小平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邓小平理论成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三、坚持真理和价值的统一
我们知道，价值问题是由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的，因为人的生存不满足于“是如此”，而是要去创造“应如此”，这就有个所谓的“价值”问题。由于人作为实践和认识的主体总是处在一定的价值关系中，所以主体的认识总是和一定的价值取向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社会历史领域，不受任何价值关系制约的认识是不存在的。但是，只有正确的价值观，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价值观，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因为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价值观，是同历史进步相一致的。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真理，就是人民群众的存在和谋取利益的活动及其条件运动变化的逻辑；人民群众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中所遵循的逻辑，就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即真理。
邓小平坚持真理和价值相统一的思想，在研究、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时，旗帜鲜明地把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引入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判断标准之中，从而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作出了最具时代特色的贡献。
邓小平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中，不仅强调主观符合客观，对社会主义作出新的事实判断，而且特别注重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及价值目标。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反复强调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用这种明快的语言抓住了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消灭贫穷这一根本点，说明他正是以真理和价值的统一来看待社会主义的，并以此对有碍于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种种不合理的不正当的价值观作出了深刻的检讨。例如，针对着以往对物质利益的片面理解，邓小平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并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指出：“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同时，邓小平抓住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消灭贫穷这一根本点，从价值观上说明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他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只有实现了这个目标，我们才能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否则，“再吹牛也没有用”。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立起了本质的联系。“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由此可见，生产力发展得比资本主义更快、更高，既表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从1980年开始，邓小平曾在不同的场合，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解答。特别是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概括更集中凝练，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就从社会主义的功能、价值、目标和任务方面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进一步准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社会主义本质是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与正确把握。据此，邓小平又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结晶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就在新的历史时期重新确立了真理与价值高度统一的自觉的科学社会主义观。
四、坚持历史观和实践观的统一
邓小平所以能准确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还在于他坚持历史观和实践观的统一。
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再生产。”人类历史是一部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物质生产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实践发展史。由此，邓小平看到了历史和实践的统一。历史源于物质生产实践，这个实践又为解决社会历史问题提供了基本保证。正因为确认“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东西”，邓小平才领导我们党毅然决然地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邓小平说：“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因此，他再三告诫全党：“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最主要的条件”；“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因此，他再三强调：“我们从八十年代的第一年开始，就必须一天也不耽误，专心致志地、聚精会神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即使发生战争，在战争之后仍然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因为邓小平坚持历史观和实践观的统一，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的道理，他才能够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才能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领导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而实现“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才能够准确地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
由此可见，实践标准蕴涵着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从生产实践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角度来说，实践标准在社会生活领域的运用就是生产力标准，从人的生存方式不满足“是如此”，而是不断超越外部条件去创造“应如此”的角度来说，生产力标准只有具体化为“三个有利于”标准，才是一个完全的有意义的标准。因此，“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是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的统一，是历史观和实践观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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