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四次文代会前夕的党员会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代会论文,第四次论文,党员论文,会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两年前，我为撰写《周扬四次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述实》一文，曾去采访当年曾担任 过周扬秘书的露菲同志。她不仅将自己了解的情况尽数相告，而且还送给我关于四次文 代会的一盒录音带。由于年代久远，露菲同志也不记得上面录的是什么，只是根据磁带 盒上一个“四次文代会”字样的标签而断定是有关这次会议的，而当时露菲家里也没有 录音机。
回到家里，我急忙打开录音机，听后才知道，这录音带的确是关于四次文代会的，而 且是胡耀邦和周扬在四次文代会党员预备会议上的讲话录音!
1979年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所作的 《祝词》，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前进的方向。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 文艺》的主题报告，对建国30年来的文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论述了党在新时期文艺政 策和文艺发展的若干任务。这次在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继往开来”的大会，已作为我 们国家文艺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而载入史册。
为了保证这次大会能顺利召开，按照“先党内后党外”的惯例，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 一天，即10月29日下午，以周扬为组长的四次文代会筹备小组，召集参加这次大会的党 员开会，并请这次大会的总设计师、时任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胡耀邦来讲话 。这盒录音带记录了胡耀邦和周扬讲话的内容。
关于胡耀邦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当年参加这次会议的文艺前辈，曾在回忆文章中根 据记录披露过一些内容(注：荣天屿：《胡耀邦与第四次文代大会的召开》，见杨志今 、刘新风主编的《新时期文坛风云录》(上)，33—34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而周扬的讲话，在我有限的视野中，则未见披露。他们的讲话，对于研究新时期文艺无 疑具有重要的价值。现根据录音所记录的会议情况，对这次会议作一介绍，以为当代文 学史研究者提供材料。
胡耀邦和周扬的讲话
这次会议是周扬主持的。会议开始，周扬“请耀邦同志讲话”的话音未落，全场就爆 发出热烈的、持续时间很长的掌声。胡耀邦在讲话中说：
来出席这个会，是代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表示支持的，这是一件事情。
第二，讲一下周扬同志报告。政治局的同志讨论这个报告时，大家都觉得，这个报告 是好的，是有水平的。我们中央的领导对文艺的路线、方针，不想预先定什么调子。老 实说，我们中央的许多同志，对文艺不太懂。比如说，我就不太懂。但是，政治局的同 志对周扬的报告是反复读过的，有的同志看了一遍，有的看了两遍。这个报告比历次文 代会的报告是不低的，可能更高一些。我认为，也应该是高一点。可能还有一些同志对 报告有意见。因此，政治局认为，在这个大会上，对这个报告展开热烈的讨论，根据大 家的意见，再作修改。这个报告可以不马上发表，过一个礼拜或10天再发表。有的同志 还提到，一个报告，不可能把所有的问题都讲到。我们希望，各个协会的同志、代表， 在会上对这个报告热烈地发表意见。好的意见将来在刊物上或《人民日报》上发表，作 为对这个总报告的补充。
第三点，根据中央的安排，中央除了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讲话以外，就不准备另外作什 么报告了。也可能在闭幕以前，华主席出国访问也回来了，闭幕的时候，华主席回来了 ，中央的同志再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嘛。也还可能请代表同志们吃一顿饭。
听说许多代表很关心形势，关心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形势。小平同志提议，总的政治 形势，叶帅代表中央在国庆30周年的讲话中，许多重要的问题都讲清楚了，请大会专门 对叶帅的讲话讨论个两三天。听说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小平同志说，那没有关系， 延长两三天就可以了。如果讨论叶帅报告中还有什么问题，那再请一些人来讲，辅导一 下，政治问题、外交问题等等，我看可以考虑。中央就不讲报告了。
第四，会议完了，要选举文联和各个协会的领导人。中宣部等各个部门，一起商量了 一个候选名单。中央也议了一下，中央说提不出什么意见，要尊重代表的意见。最重要 的一条，政治局因为这次文代会向同志们建议，首先就是向党员代表建议，我们的方针 究竟是什么方针?把方针定好了，才能开得好。先把党员找来开个会，明确这次会议的 方针。政治局希望这次会议的总的方针，是团结起来向前看，为繁荣我们的文学艺术而 努力奋斗。
我想着重讲讲这个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党反复考虑这个问题：党要领导 中国人民干什么。历次会都说，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四个现代化搞不 好，我们的党没有希望，我们的民族没有希望，我们的人民没有希望。所以，要坚定不 移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目标奋斗。为这个目标奋斗的不可少的条件，就是要团结起 来向前看。没有团结，没有安定，没有这个条件，什么同心同德，你想你的，我想我的 ，搞四个现代化不可能。
要团结起来向前看，喊口号是可以的，一碰到具体问题，就不容易办到。我们二十几 年来，老账积累得相当多。不管哪一条战线都积累了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个同志都有不 愉快的历史，或者说是辛酸，说得再高一点是血泪也可以。我们许多人都有辛酸史。这 个东西，如果要回头看，那个账就不晓得有多少。所以三中全会提出如何对待历史旧账 的意见。说，历史宜粗不宜细。我们是赞成这个意见的。我们文艺战线的共产党员，不 仅仅是文艺家，而且是政治家。政治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个人的得失，个人的委屈 ，丢到太平洋里去。一个人脑子里多想这方面的问题，势必要妨害我们思考现在的问题 ，思考未来的问题。不应该把我们辛酸的东西，变成我们的负担和包袱。我觉得在这一 方面，周总理是个模范。周总理没有看到现在的局面。虽然我们肉体上受到的摧残，像 在座的周扬同志、夏公、傅钟、林默涵等同志，不轻于周总理，但是总理在精神上受林 彪、“四人帮”的折磨是非常的重的。总理是以一种什么姿态对付这种情景呢?所以， 中央同志的意见，凡是关系到文艺的方针路线，还没有弄清的问题，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至于说个人的一些问题，我们希望不过多地纠缠。有些同志可能办不到，觉得我们的 会是充分发扬民主的大会，会提出一些旧账。中央认为，既要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又希 望首先是我们的共产党员，实行有组织的民主。中央同意文联党组提出的五条具体要求 。希望参加会议的共产党员遵守五条：
1.充分发扬民主，解放思想，畅所欲言；
2.维护和加强团结，顾大体识大局，同心同德，和衷共济；
3.集中精力讨论有关当前文艺工作方针任务的重大问题，对文艺历史上的旧账，或对 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散注意力。大 会也不预备对这类问题作出结论。
4.对地方党政机关或部队领导有意见，可写出书面材料，交大会领导小组向有关领导 部门或中央转达，不在大会上讨论。
5.尚未平反的冤假错案，不在大会上提出申诉，引起讨论，可以向中央、中央纪委、 中央组织部、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如有需要，可以交大会领导小组转达。
这五条，是既发扬了民主，又保证我们开会的方针，首先请我们的党员同志遵守。民 主肯定是要发扬，但是我们希望有组织的民主。主要是讨论团结起来，如何把我们的文 艺发扬起来。中央希望，这次会议(翻带，可能有所遗漏——作者注)不单单是在国内引 起重大反响，在国际上也要引起重大反响。
三年来，我们的文艺，在我看来，已经有了初步的繁荣。明天，邓副主席还要讲的。 我们的文艺做出了巨大贡献。我们能不能满足呢?我看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还很大。 要全面地繁荣，不是一般的繁荣，是高度的繁荣。我们的经济要繁荣，文艺也要繁荣， 你们的任务是别人代替不了，我们这些老粗是代替不了。新时期文艺的繁荣，首先落在 你们的肩上，首先落在共产党员的肩上。文艺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我现在讲不清楚。 小平同志的报告，周扬同志的报告，会详细地论述这个问题。党是非常重视文艺这个战 线的。当然，我们犯过粗暴、压制的错误，把文艺界的好同志打成反革命。但是，从指 导思想来讲，党对文艺的作用历来都是非常重视的。三年来，文艺开始繁荣，当然也有 一些不好的作品和艺术。有的作品调子比较低沉一点，可以讨论。但是，我们一定要牢 记，千万不允许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我这个中宣部部长就把这个关，不 允许任何各级党组织把文艺工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热烈的、长时间的掌声)。同志 们，我们的人民有多么迫切的心情，希望文艺作品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人民为什么要骂 电视台，就是好节目太少了。人民寄希望这次会议。这五条，是向你们提的请求啊!如 果我们向后看，老记着你打过我一个耳光。那个算什么!
我这个人没有多少文化，没有多少的激情，但是，我们党向你们提出要求：集中精力 讨论、团结起来发展文艺。将来历史会证明，这个方针是正确的。如果不是这个方针， 向后看，我想历史会证明，你们这些人太小气了，太斤斤计较了。个人的得失算不了什 么，我们要看到未来，要搞文艺的大繁荣，高度的繁荣。我们只要把我们的方针定好了 ，把我们的路子讲清楚了，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搞好的。
今天周扬同志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有这样一个估价，我是非常赞成这个估价的。假使团 结起来向前看，我们能把这个方针把握住，可能三年五年，文艺的速度可能比经济发展 更快。如果我们不采取这个方针，可能作用不大。今后各条战线面临的是大有作为的年 代。所以，大家要同心协力讨论如何繁荣我们的文艺，同非党同志商量这个问题。我们 提出五条行不行?希望我们的党员想想这个问题，一定把我们的会开好。1900多党员发 挥对党的忠诚，发挥思想理论的聪明才智，开好这个会。
胡耀邦讲话后，全场再一次响起热烈的掌声。掌声中，胡耀邦说：“请周扬同志讲一 讲。”掌声再一次响起。周扬说：
我没有很多要讲的。刚才耀邦同志的讲话是代表中央的，政治局对我们这个会很关心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中央对我们的希望，不能辜负人民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按照 中央所提出的要求，努力地去实现。
我们这个会，归纳起来，就是民主的会，团结的会。提出对党员同志的五条要求，是 不是限制会议的民主?我想不是。这个会要充分发扬民主，这个方针是不变的。但是， 问题多得很。30年、最近三年，确实积累的问题很多。耀邦同志要我准备报告。我确实 感到是个很大的负担。总结不是很容易。为报告开过一次会，征求过意见，大家提出过 意见。总结经验很不容易。我这个人作工作时间长，搞文艺工作长，欠的债多，不能因 为报告总结一下，我的债就还清了，各有各的债。“四人帮”也整过我。我要劝一下同 志们，不要计较。如果我没有挨过整，我连劝同志们的资格都没有。你一直在台上嘛， 一直是整人的嘛。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因为自己挨过“四人帮”的整，过去整人自己就 没有错误的。当然，“四人帮”整我们和我们过去整人本质是不同的。我们不搞阴谋， 不是存心要整人。我们整错了一些同志，只能说我们思想方法上、工作方法上有错误。
我想强调讲一下，刚才耀邦同志的讲话，不要得到一个印象，要限制同志讲话。不是 这样，同志完全可以讲的，党内党外。不过，旧账确实纠缠不清楚，不是一天两天能说 清楚的。不要以为我们怕算旧账，不是的。我不怕算账，不是你的账，人家算你也不怕 嘛。提出这样的要求，是为了把这个会开好。
另外，对于党外代表要算账，我们也不采取压制的态度，但也不引导他们去算账。要 集中精力来讨论当前的文艺。我们的目标是团结起来，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要培养社会 主义新人，首先自己要像一个社会主义新人。大会一定要发扬民主，同志不要以为这五 条是不让人讲话啦。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没有民主是团结不了的，要让人把话讲出来。
我们不是被动地对待意见，对于合理的意见，我们可以表示积极的态度，支持你们的 合理意见。对于不合理的意见，我们不支持就是了。对我的意见也可以讲。“四人帮” 时期，把什么帽子都给我们戴上，现在不戴帽子了，还有什么不可以讲的(笑声)。我本 人欢迎同志们的批评，批评得对，我可以改正。所以，为了把会开好，不要纠缠历史旧 账的。这个会如果不能达到团结的目的，这个会是失败的。如果不能发扬民主，这个会 也是失败的。我们这里老同志很多，我也算是老的，不管过去谁对谁不起，现在要大家 携起手来，团结一致，对国内国外都会有好的影响。无论如何要把民主和团结搞好。
作为会议的积极的参加者，我希望大家在一起把会开好，有什么意见，随时向会议领 导小组提出来，即使尖锐一些也不要紧。如果不提出来，背后骂，那就不是好的态度。我愿意和大家紧密合作，把会开好，不辜负中央的希望。
周扬讲话后，胡耀邦很关心会议的报道情况。他问周扬：“报道的事情与新华社商量 好了吗?”周扬回答说：“商量好了，今天晚上就广播。”
关于胡耀邦和周扬的讲话
胡耀邦讲话中谈到四点，其中值得圈点的是第二点和第四点。
在第二点中，胡耀邦特意谈到了中央政治局对周扬的总报告的看法。之所以谈到这一 点，是因为在周扬这个报告起草过程中，充满着争论。
召开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动议，早在1978年5月召开的中国文联三届 全委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就产生了。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形势，直到1978年11月才开始 讨论筹备工作，12月底才在张光年、林默涵主持下召开了作协筹备组会议和文联办公会 议，具体讨论第四次文代大会和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注：张光年：《文坛 回春纪事》(上)，104、111页，海天出版社，1998。)。
1979年1月2日，在胡耀邦任中宣部部长后与文艺界第一次见面的茶话会上，张光年分 别向胡耀邦和黄镇简略地谈到了在4月召开文代会的设想，胡、黄均表示赞成。1月15日 ，文联筹备组向中央正式提出了召开文代会的报告。
按照林默涵、张光年等人的设想，文代会没有主报告，请中央领导人来讲话即可。但 是，胡耀邦主持中宣部工作后，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觉得这样开法不行，应当从历史 的高度来筹备这次会议。
作这样的考虑，是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
距19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召开，已经19年了。在19年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 年中，在“左”的政策方针指导下，文学艺术工作者历经磨难、队伍散乱。在沐浴到十 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的春风后，他们抱着无限的希望，希望这支队伍能以这次 大会为起点，重新集结，向新时期迈进。这就对大会召开的内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方面的原因，要使这次大会真正成为文艺界拨乱反正的一次转 折性的会议，就必须对以往的历史教训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艺状况作出郑重的总 结。
在粉碎“四人帮”后直到四次文代会召开前的一段时间里，对“文艺黑线专政论”的 批判，开始打破人们思想上藩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使思想解 放运动如滚滚春潮，不可遏止。在这股涌动的春潮中，具有新时期特点的文艺创作一步 步形成“喷涌”之势。《班主任》、《伤痕》、《丹心谱》的出现，现实主义文学传统 的恢复，标志着新时期文学高潮的到来。但是，在另一方面，文学的发展道路也充满了 坎坷崎岖，产生了相互衔接的三场不可小看的文艺论争：“伤痕文学”的论争，“向前 看”文学与“向后看”文学的论争，以及“歌德”文学与“缺德”文学的论争。
这三场文艺论争，是围绕着对“伤痕文学”的评价展开的。尽管从文学研究史的意义 上来说，对“伤痕文学”的评价，至今也是挥之不去的话题，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 下，对其评价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政治的烙印。
这三场论争的发难者，手中并无别的武器，仍是念念不忘的“两个凡是”，只是有时 以改头换面形式出现而己。这正说明“两个凡是”仍然阴魂不散，说明继续拨乱反正， 清理极左思潮的流毒和影响，仍然是文艺战线的重要任务。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 对新中国成立30年来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进行切实的总结。这恰恰是即将召开的四次 文代会应该解决的。
胡耀邦担任中宣部部长后，开始在文艺界中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商量第四次文代会 如何召开和要解决的问题。他先后召开了文艺界和文化部门有关负责人的会议，党内外 专家、艺术家的会议，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筹备组的汇报会。他从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 的经验，促进文艺创作的繁荣，以及平反冤假错案等三个方面入手，推动文代会的筹备 工作。他尤其关注的是第一个方面，即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为此，他亲自参加 总结文艺战线30年来的经验的工作，多次与文艺界的同志们座谈，与大家交换意见。他 认为，要繁荣文学艺术创作，需要很好总结30年来我们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只有 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方能大踏步地前进。30年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有 失败的，也有受挫折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各地党委在领导文学艺术工作上 ，还没有找着一个正确的领导方法。文学艺术是精神生产，我们领导文学艺术的缺点， 与领导物质生产的不成功之处有类似之点，那就是三个字：“瞎指挥”，或者说是统得 过死，集中过多，指挥又不高明。这不是那一个人的过错，那一个人的责任问题，而是 我们在执行双百方针上有问题。文学艺术的题材问题，为什么要画那么多框框，加以限 制。社会主义的理想、精神，是无比的广阔、深远，我们的生活、事业，是无比的丰富 多彩，为什么限制只能写这样，不能写那样呢!做领导工作的人，如果发现反映那种题 材的东西少了，不够，可以发出呼吁，加以提倡。又如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 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党委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 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渠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 这个大亏，把《刘志丹》打成反党小说，谁审查的?还不是康生一个人拍板定的调。对 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要遵照毛主席讲的八个字：“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就是 由领导、专家、群众三结合评议的方法去解决。主张不要搞审查，不叫审查，而叫评议 和讨论。
这些座谈会，使胡耀邦对文艺问题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总结党领导文艺工作的经验也 有了更多的思考。正是这样的思考，促使他改变了原来的筹备设想：第一，将会议召开 的时间推迟到10月；第二，增加总报告，或者说是主题报告。
大约在5月底或6月初，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周扬在文联和各协会恢复筹备小组的基础 上，成立四次文代会筹备领导小组，自任组长，林默涵任副组长，专门负责文代会的筹 备工作。后来，胡耀邦又决定，夏衍、阳翰笙也参加领导小组的工作。这就为茅盾在大 会上致开幕词，周扬做总结报告，阳翰笙做文联会务工作报告，夏衍致闭幕辞，林默涵 任大会秘书长，订好了框架(注：徐庆全：《周扬四次文代会主题报告起草过程述实》 ，《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2期。)。
尽管有胡耀邦坐镇指挥，但周扬的总报告在起草过程中还是充满着激烈的争论。争论 的焦点，简单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左”还是右?粉碎“四人帮” 三年来蓬勃兴起的“伤痕文学”是好还是坏?从胡耀邦到周扬等人看来，十七年文艺界 基本上是执行了一条“左”的路线，而三年来的“伤痕文学”是值得欢呼的；而在林默 涵等人看来，则恰恰相反。
关于这期间的争论，在一些文学史方面的书籍中都有记载，不必多说，这里只引用近 年来披露的当事人的记录可一目了然。
陈登科1979年6月21日的日记记载说：
下午二点三十分，去人民大会堂……一进会场休息室，就和巴金同志相遇。谈到即将 召开的全国文代会。他和我的看法，很吻合。同认为当前文艺界，思想混乱，对十七年 的看法，分歧也很大，不易解决。
1979年7月24日的日记说：
耀邦同志在中宣部召集一些文艺界的头头们开会。据讲林默涵昨天在会上发了言。他 把文艺界当前对文艺工作的一些看法，说成了是人与人的矛盾。这是完全不负责任的。 他这样只能把文艺界搅混。
他还坚持，当前文艺界是右，而不是左。如按他的这一观点搞下去，文艺界又不知有 多少人要被关进监狱。不过，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谁要是再像过去那样来整文艺界， 他必将被历史所抛弃。(注：《陈登科文集》第8卷，402、41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 03。)
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中，对文艺界领导层的分歧有连贯的记载。这些记载虽然 不是很详细，但梳理起来，大致还是可以看出分歧的脉络来：
(1979年)7月16日：上午默涵来谈心，牢骚不少，开诚恳谈，从9时谈到12时半，临别 谈谈是必要的。从明天起，周扬同志、耀邦同志先后约文艺界少数同志小型座谈会，希 望这两次小会开得很好。
7月30日：下午接罗荪来信，谈在中宣部开会情况。默涵挑起论争，矛盾表面化了。
7月31日：昨夜梦见回到北京，与默涵、冯牧、罗荪等同志作会外恳谈，明确表示不赞 成默涵的一些意见。
8月23日：从白羽处借阅一份荒煤在会演办公室讲文艺界“严重分歧”的记录，指名道 姓地批了林默涵，看了十分惊愕，整天感到忧愤。(注：张光年：《文坛回春纪事》(上 )，131—135页，海天出版社，1998。)
1979年9月18日，李何林在致胡风信中写道：
全国文联代表大会”听说已定10月8日开，开半月，尚未正式通知。本拟7月开，听说 半年来因对“十七年”的意见分歧(周、夏、沙、荒煤和默涵、白羽……等看法不同)， 报告无法写，延期了。听说已由周等写了初稿，征求意见中，我未见。
在10月2日致胡风的信中，李何林又一次提到了文代会报告起草过程中的争论：
文联大会还未接到通知开会日期，传说是8日，可能延期?对三十年来的估价问题，听 说周扬、夏衍、冯牧、陈荒煤等是一派，林默涵、黄镇、刘白羽等是一派；据传说后者 是“凡是”派，前者是“思想解放”派，争论热烈。结果，大会报告，让周扬写了，双 方共出四人起草：周扬、冯牧、林默涵、陈荒煤，外加几个青年人(听说)。报告铅印后 ，召集在京代表三四百人，分六组提意见，意见不少，讨论三天，只文学组意见就不少 。其中提到解放初期“对《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 ……”已不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批判了，摘去“反革命”的帽子，大家以为是有 根据的，无意见。大家提意见后，还要修改，如果大会延期，可能还是由于这篇报告定 不下来?旅馆紧张可能也是一因?(注：李何林两信见《李何林全集》第5卷，25、27页，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陈登科、张光年日记记载的中宣部所开的会，就是周扬在讲话中提到的“为报告开过 一次会，征求过意见，大家提出过意见”的这次会议。这种分歧，使第四次文代会的筹 备过程并不平静。而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也像周扬所说的：“总结经验很不容易”，也 导致周扬的主报告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起草过程。
因为有这样的过程，对周扬这个总报告怎么评价，不但是参加这次党员会议的代表所 注目的，也是中央领导同志所关心的。这次党员会议是在下午召开的，而就在上午，中 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了四次文代会的有关文件，讨论了周扬的报告，并在总体上给 予了相当肯定的评价。胡耀邦和周扬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在党员会议上，胡耀邦特意谈 到中央政治局对这个报告的总体看法，其意在提醒与会者，中央对周扬的报告是赞同的 ，与会者“对当前某些具体文艺作品的评价，有争论的问题，不在大会上纠缠，以免分 散注意力”，集中精力讨论今后文艺界的方针。
为了开好大会，胡耀邦不但要求与会代表不要对有争论的问题进行“纠缠”，而且殷 切希望与会者对一些“历史旧账”不要纠缠。这就是他所强调的第四点内容——周扬在 讲话中也只谈到这一点。
的确，在开国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历次政治运动导致了诸多伤文、伤人的事 情。诚如胡耀邦所言：“每个同志都有不愉快的历史，或者说是辛酸，说得再高一点是 血泪也可以。”而在十七年历次政治运动中执行“左”的路线制造这些“旧账”的周扬 等人则又是这次大会的主持者，新时期文艺界的领导者，要与怀揣“旧账”的与会者共 聚一堂，纠缠“旧账”就在所难免。因此，胡耀邦才特意强调这一点，并提出五条纪律 条文，要求与会的党员遵照执行。同时，向与会者郑重承诺：“我们一定要牢记，千万 不允许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打成牛鬼蛇神。我这个中宣部部长就把这个关，不允许任何 各级党组织把文艺工作者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以鼓励代表们就文艺大政方针畅所欲 言。而周扬一方面解释了胡耀邦提出这五条的内容，另一方面则对自己当年伤人、伤文 的举动提出自我批评。
还应该提到的是，针对胡耀邦提出的五条“纪律”，会后就有人有意见。还是陈登科 的记载：
我们召开了代表团全体会议，讨论耀邦同志的讲话。大家一议论，对五条要求的意见 就多了。如对十七年存不存在“左”倾路线干扰，这些要不要谈，要谈，必然要联系到 一些具体问题，这是不是算旧账?
今年三四月份，在文艺界又刮起一股冷风，要不要谈，要谈就要联系到一些人和作品 ，又怎么办?
不谈作品，不谈过去，也不谈人，如何好总结经验。还有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对近三 年文学评价问题等等。
大家一致认为，第一条是符合同志们的愿望的，其他四条，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与第 一条是相互矛盾的。(注：《陈登科文集》第8卷，431—432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
在后来召开的会上，也还是出现了一些纠缠“旧账”的情况。
比方说，参加会议的聂甘弩和吴奚如，因为此时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胡风没有接 到大会的邀请函而决定在大会上替胡风申诉。周扬特意在会下找聂、吴二人谈话，告诉 他们胡风的“旧账”由中央来解决，予以劝止。
比方说，在同时召开的作家协会第三次大会上，当周扬在讲话中谈到新时期文艺界的 春天来临时，在台下的萧军则高声喊出“周扬同志的春天就是我们的冬天”之类的话。
会议上这样的小插曲也表明，胡耀邦在党员会议上着重强调第四点内容，确是未雨绸 缪，提出五条纪律条文以保证大会的顺利召开，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