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中国电视热点研究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热点论文,年中论文,国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6年伴随着中国荧屏的丰富多样和电视业界的改革发展，电视研究相应并自觉地呈现出多元和深入的发展趋势。其中既有对电视基础理论重新梳理和整合，又有对不同节目类型紧跟实践的观照，同时电视经营和管理的研究也在业界变革的激引下屡出新意。本文的研究材料主要有1000余篇收集自全国十几种相关领域国家级核心学术期刊的论文，另有200多篇选自十多种报刊和专业网站的文章。内容涉及电视节目形态研究、电视文化发展探究、电视理论(价值)构建、电视产业经营状况介绍、新媒体新技术发展分析等多个方面。
我们以不同层面研究热点为关键词，来分类整理2006年电视研究所关注的主要问题，并将电视研究界在当年取得的新成果：理论研究的深化、观念的突破和新观点的取得、新研究方法的运用、电视学界呈现出的新态势等融入其中。
通过对收集到的文章进行的简单统计，各研究领域的研究分布比重如下：
一、“真人秀”与选秀节目
2006年度的电视综艺圈依然是“真人秀”的天下：《超级女声》虽没有去年的火爆，但却还携带着往昔的光辉，《梦想中国》依然在不温不火中前行，而东方卫视几档综艺节目的突起，算得上年底的一抹亮色。有媒体甚至称我们进入了“泛真人秀”的时代。不同于去年侧重“超女”道德色彩的批判，本年度的“超女”研究着重生产、经营、品牌以及深层次文化解读。如有学者指出“对于这样一个文化事件或者说文化现象，仅仅情绪化地褒贬是无济于事的，更需要的是冷静理性的思考分析”。(1) 并进一步把“超女”现象作为当今“后现代”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范本”来加以观照，对它的“成功”因素与利益动机、审美趣味与价值取向等进行深层次的文化解读。
本年度电视真人秀研究不再拘泥于节目本体，更多地对真人秀做了前瞻性的思考和总结，如《电视选秀进入2.0时代》(2)、《电视选秀节目能够走多远》(3)、《中国真人秀节目发展报告》(4) 等文章。胡智锋在2006年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娱乐选秀热”的忧思》，从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对时下火爆全国的选秀节目做了较为理性的思考，指出“电视传媒和社会各个事业领域都有义务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着眼大局……为营造一个良性、健康、可持续发展的传媒文化生态和社会文化生态做出自己的努力”。而游洁撰文《关于“真人秀”语境的思考》，(5) 全面分析了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历程和形态特征，并将其置于独特的“后现代”、“全球化”、“产业化”语境中加以审视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第10期关于东方卫视娱乐节目研究的一组专题文章中，众多知名学者从多种角度对真人秀及娱乐节目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尹鸿的《创新娱乐——东方卫视〈加油，好男儿〉的竞争策略》(第39页)对《加油，好男儿》做了翔实的个案研究解析，指出这样一档真人秀节目能够脱颖而出，有偶然性但更多是必然，这其中包括节目的“性别定位”、“模糊的技能标准”等多方面因素；时统宇的文章(《海派电视娱乐节目的有益启示》(第32页)对上海东方卫视娱乐节目的解析则更重视地域文化色彩，对其“海派”风格多有精到的论述；而谢耘耕的文章《抢占全球华人娱乐制高点——上海娱乐势力崛起之谜初探》(第28页)更像一篇对东方卫视娱乐节目的“调研报告”，文中系统详尽描述了东方卫视打造“娱乐王国”的激情创业之路。胡智锋、张国涛撰写的《东方卫视的娱乐创新之道》(第34页)则将真人秀放置到整个大的娱乐节目的背景下加以关照，指出“中国电视娱乐人仍然走在‘创造性模仿’和‘本土化改造’的道路上”，真正的本土化创新尚任重而道远。
本年度对于娱乐节目的研究有一个新亮点，学者们敏锐地注意到了新技术的发展给节目制作和电视运营带来的新的可能性。《从松弛走向迷醉——试析技术演进中的电视娱乐节目游戏本性》(6) 一文以数字技术进入电视为切入点，认为数字技术的互动性与娱乐节目的游戏性找到了契合点，两者的融合将会给电视娱乐节目带来新的可能性，使之成为虚拟环境下的沉浸性游戏。而在《从媒介技术的变革看电视节目的编排方式》(7) 一文中，作者梳理了我国电视既有的一些节目编排方式，并为即将到来的数字电视时代提供了不少有益的节目编排构想。两篇文章以媒介技术变革的角度关注游乐节目的游戏本性和电视节目的编排，是媒介技术演进下电视节目研究的新洞见。
二、“百家讲坛”与科教节目
央视10套科教频道的“百家讲坛”的大红大紫以及其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成了业界和学界讨论热点，其中节目的经营和编排是研究的重点，如《〈百家讲坛〉节目定位与编排浅析》(8)、《从〈百家讲坛〉看学术性栏目的电视化表达》(9) 都指出内容编排、产品包装、传播方式等都是节目赢得观众、赢得市场的法宝；而《电视论坛类节目的大众化解读》(10) 则对论坛类节目本体如题材选择、叙事视角与方式等做了较为系统的归纳和总结。在节目的学术品位问题上，有学者指出《百家讲坛》“较好地解决内容学术品位与形式大众化的关系”，“栏目逐渐做到了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熔学术性、知识性、可听性和画面观赏性于一炉”(11)；而在《〈百家讲坛〉成功背后的隐忧》(12) 一文中作者却对栏目选题的狭窄、缺乏互动交流以及受众年龄的老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关于《百家讲坛》的一系列文章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捧杀”或是“棒杀”的学术陋习，而是真正地切入实际把脉这一热点现象，理性、批判性却又不乏建设性。
在《百家讲坛》的带动下，央视10套其他社科类的节目如《大家》、《人物》、《探索发现》、《讲述》等也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如《人物志电视节目的一般特征和审美特性——兼谈〈人物〉栏目的创作与追求》(13)、《他们的人生因不同而精彩——从〈大家〉的价值看节目的策划》(14)、《从〈探索发现〉看纪录片创作的变化》(15)、《〈讲述〉的叙事策略分析》(16) 就从电视创作者的角度解析社教类节目的内容策划、结构编排以及叙事技巧等，可以说这类文章对提高同类节目的制作水平是有所裨益的。而《科教节目传播策略分析》(17) 则对科教类型节目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了传播学分析，提出“准确定位”、“延伸效应”、“重复效应”等传播策略，旨在使“制作者运用传播策略进入自觉和系统状态”。
三、《乔家大院》、《亮剑》、《武林外传》——热播剧引发百家争鸣之效应
2006年度在电视剧方面出现了几部深受观众喜爱的电视剧作品如《乔家大院》、《亮剑》、《武林外传》等，这些优秀电视剧的热播，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关注。
(一)《乔家大院》——“艺术人性的刻画与高尚道义的弘扬”
《中国艺术报》第403期对《乔家大院》有一次专题研讨。李京盛认为《乔家大院》对今后历史剧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在历史剧创作中，必须有更加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视野，只有这样才能够引起观众精神和思想上的共鸣。”胡智锋认为：“《乔家大院》成功地将传统与现代时尚的伦理观进行嫁接，通过打道义牌，感动观众，进而引导社会主导价值取向。这对于电视剧应确定什么样的伦理观有很好的借鉴作用。”另外，王伟国、杨志今、李春武、张华山、傅思指等多位专家纷纷围绕该剧的主题选择、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把握、道德价值等发表自己的见解，深入探讨了历史题材电视剧创作生产的特点及其发展态势，为历史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依据。
在分析《乔家大院》的众多文章中，专家们较为集中地关注到了剧中的文化意象和影像语言的运用。尹鸿在《乔家大院：商魂之殇》(18) 一文中说，“《乔家大院》艺术地构建了一段历史常识，他用一个乔致庸的艺术形象构建了关于‘晋商’的大众常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晚清历史的艺术复原”。周星的文章《艺术人性的刻画与高尚道义的弘扬——从〈乔家大院〉看现代人的荣辱意识》(19) 由电视剧联想到了现实社会，指出“艺术的核心是倡导实现人性的高尚道义，我们应该通过电视剧《乔家大院》看到他所倡导的现代人的荣辱意识观，人格精神的价值应该是道义显英雄”。另外，李瑾在《电视剧〈乔家大院〉镜头语言的段落分析》(20) 中提到了电影手段在电视剧中的运用效果，《形神兼备 情理交融——浅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艺术追求》(21) 则着重分析这部电视剧浓郁的地域色彩。
(二)《亮剑》——沿着现实主义深化的道路，进入了英雄话语的新书写
众多评说《亮剑》的文章纷纷将视角重点放在叙事风格、情节设置、“英雄”话语、历史认知上面，重点讲述《亮剑》给军事题材电视剧和历史剧带来的突围和新启示。李斌在《从〈亮剑〉看军事题材电视剧的突围》(22) 一文中认为，《亮剑》的叙事风格从以往的“艺术摆设”向“战斗叙事”转变，从“英雄”向“悲剧英雄”转变，从“恢弘史诗”向“民间故事”转变，通过这些叙事方式的转变，很好地把握住了观众的心理，刻画了一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从而为军事题材的电视剧作品找到了很好的突围方法。王雨萌的《〈亮剑〉是怎样“亮”出来的——浅谈电视剧〈亮剑〉的情节设置》(23)、张东的《剑走偏锋 情取直真——评〈亮剑〉兼谈红色传奇英雄的审美特征》(24)、盖琪的《“历史”的双重叙事身份——以电视剧〈亮剑〉为例》(25) 等分别从电视剧的情节设置、人物塑造、审美特征、叙事风格等方面指出电视剧应该精心选择代表性事件，刻画人物，表现主题，应该强化情节，深化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应该补充创造新情节，全面完善主题意义和人物形象的立体塑造等方面下下工夫，才能赢得观众的喜爱。而刘赋的《从〈亮剑〉热播看英雄人物的塑造》(26) 则在充分肯定了这部电视剧的成功之处后，进一步指出了这一类题材电视剧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在消解崇高，把“英雄拉下马来”，“还英雄以本来面目”——在这样的社会思潮支配下，走“打造有缺点的英雄的路子”，从而使得这些人物形象共性多于个性，激情大于理性，以迎合部分观众的“审丑心态”，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给电视剧创作者以警醒。
(三)《武林外传》——“狂欢化的电视修辞美学”
《武林外传》可以说是一部后现代语境中具有民族狂欢色彩、富于写意性的创新型电视剧，被称为是国内第一部章回体情景喜剧。张琦在《调侃江湖 嬉笑武林——刍议〈武林外传〉的艺术创新》(27) 中从题材、形式、内容上分析了其在艺术上的创新特点。夏中南在《创新 写意 狂欢——评电视剧〈武林外传〉的偏锋之美》(28) 中指出：“它在熟稔把握中国审美文化心理的基础上，最大限度融入了现代性表现手段，是一种民族化电视美学理念的创新与超越。”同时批驳意见也有存在，《〈武林外传〉后现代与低俗的怪胎》(29) 一文认为这是一部低俗与且怪的情景喜剧，纯粹为了消费而消费，没有喜剧价值，所用的手段是恶搞而不是幽默，偏离了喜剧手法的运用，而剧中人物，更是为了喜剧而喜剧，是一个符号，并没有任何形象可言。围绕《武林外传》形成了活泼新锐的交流氛围，但就它为何能够取胜，得到观众的喜爱，除了它的创新之处之外，或许对它在把握时下特征、了解观众心理等方面还有可待挖掘之处。
总之，2006年中国电视剧研究呈现出热点集中又丰富多元的态势。另外，值得提及的是本年度在电视剧研究方法上有了新的进展，除了目前国内占主流地位的以艺术学为研究路径外，还注重对电视剧进行文化研究，即不仅仅将电视剧视为一种艺术样式，而是将它看作社会文化系统中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从跨学科的研究视野出发，重点关注电视剧中的意义是如何生成和接受的，其中又蕴含着怎样复杂的权力关系与斗争。例如，张斌的《电视剧与文化研究》(30) 就是结合当前我国电视剧文化研究的现状，以文化研究为立场，对电视剧的主要范畴、理论资源和研究范式进行了全面的讨论，并提出电视剧文化研究应该走向与政治经济学、诗学相互补充的辩证道路。
四、栏目剧——“以艺术化的方式演绎发生在观众身边的故事”
最近几年，一种新的电视节目类型——栏目剧在全国省市级电视台悄然兴起，如重庆电视台的《雾都夜话》，山东电视台的《绝对故事》，安徽卫视的《东方纪事》等，2006年栏目剧的热播，引起了学术界对这一新的电视节目形态的研究热潮。
2006年5月在杭州举办的“全国电视栏目剧研讨会”上，(31) 众多专家学者和业内人士针对电视栏目剧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观点和见解。例如王甫指出：“电视栏目剧适应了电视的创新和改革，特别是适应了媒介平民化的趋势——从传者中心向受者中心的转变，在内容上也取得了很多的突破。”张振华则针对栏目剧的生存方式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方法，他认为：“电视栏目剧必须正确处理好纪实性和戏剧性之间的关系，栏目剧虽然是百姓戏、小戏、‘碎戏’，但还是要讲求品质、品位、品格，做到戏碎而神不碎、形碎而质不碎。这是它的生命之本、长生之道。”胡智锋则对栏目剧的定位和它的功能性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指出：“栏目剧除了具有‘剧’的共性，还有一些草根性、专业性的问题。由于栏目剧省钱、有竞争力，投入产出的效益好，这使栏目剧可以应对今天激烈的电视竞争。但是栏目剧界于中间状态，具有不稳定性，比较难驾驭，因此在制作过程中必须把握好电视内容的特质，充分理解‘时’的概念，在‘时’上做文章。”
还有一些文章从宏观层面上对电视栏目剧做出了理论研究，如韩鸿的《电视栏目剧：形态特征与文化语境解析》，(32) 牛鸿英的《电视栏目剧美学形态研究》(33) 从电视栏目剧的类型、电视栏目剧的基本特征、电视栏目剧勃兴的文化语境和电视栏目剧在形态学上的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对于电视栏目剧有了比较清晰的界定。另有一些文章，则从微观层面，针对具体个案进行研究，例如谭天的《〈雾都夜话〉颠覆了什么？》(34) 等，则从具体节目的定位、节目的内容和节目的形式上进行分析，指出其中的优点和不足，为其他电视栏目剧的制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
五、独播剧——价格与价值的博弈
如今开放电视剧场，抢先播电视剧，成为各频道提高收视率、缓解经营压力的灵丹妙药，电视剧市场与资源的竞争也由此变得异常激烈。央视带头推出的“独播剧”举措，湖南卫视买断《大长今》全国版权的搅局，更是将这种竞争推向了白热化。那么，“独播剧”将对中国电视产生怎样的影响？2006年，学者们对于“电视独播剧”这一现象的探讨达到一个顶峰。
胡智锋、张国涛在《独播剧：从“制播分离”到“制播联动”——论中国电视剧生产与传播体制的转型与契机》(35) 一文中指出，独播剧的出现是“制播分离”体制向“制播联动”阶段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产物，它是电视剧生产与播出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的极致表现，是电视竞争发展到份额时代、打造电视品牌的一种必然选择。《独播剧战略面临四大挑战》(36) 从剧目的问题、电视剧购买评价体系、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和观众的收视习惯四个方面对独播剧策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陈彤在《独播剧：价格与价值的博弈》(37) 中提醒独播剧是“省级卫视的高风险游戏”，各省级电视台在抢占独播剧的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以避免“馅饼”成“陷阱”。周鸿铎在《科学地认识“独播剧”现象》(38) 中建议健全媒介法规，以保证交易和竞争的公平、公正、合理。相关文章还有夏文蓉的《“电视独播剧”现象的宏观论》(39)、黄剑平的《独播剧时代的资本博弈》(40) 等多篇。
还有的学者则根据独播剧的特点，指出其可以实现的具体方式。由于独播剧需要花费巨额资本，投入大、利益大、挑选难度大、承担的风险大，因此可以借鉴浙江卫视的“4+1”联盟购剧模式。另外，由于观众的收视时间存在差异，为了保证观众看全一部电视剧，可以考虑重播，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这些文章和论述虽关注的是同一对象，但是角度各不相同，在一片喧嚣中保持着各自独立、理性的思考，分别将“独播剧”背后的“竞争”、“品牌”、“风险”、“资本运作”、“资源争夺”、“宣传营销”等元素一一进行了解读，借着“独播剧”对电视业某些层面的微观经营进行了一次全面梳理。
六、人文纪录片与纪录片创作分析研究
2006年，伴随着《故宫》、《再说长江》、《大国崛起》等几部纪录大片的播出，人文纪录片再次进入了公众和学界的视野，成为2006年电视研究文章中受到较多关注的话题。
有多篇文章都提到了这些大片中的人文价值问题。在《创新、试验、传承——〈故宫〉创作构想和反思》(41) 中周兵把他们的这次创作称为“是一次用影视技术对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一次有选择的梳理和展示”，“希望通过这个节目证明我们这代人有能力也有决心来传承和梳理中国文化中优秀的经典传统”。《“再说”之“再”——评大型电视纪录片〈再说长江〉》(42) 一文中，沈卫星对于这部影片的“正说”姿态予以褒奖，称它通过对活力长江的“再发现”，对人文长江的“再丰富”，对影像长江的“再创造”，记录了中国改革建设的伟大实践和中国电视、电视人的可喜成长。将“人文纪录片”作为一种题材样式和分析角度的文章，还有张长明的《〈再说长江〉记录中国二十年巨变》(43)、朱羽君的《历史记忆与现代感悟——从〈话说长江〉到〈再说长江〉》(44)、林舟《人文纪录片的理想与实践——谈〈江南〉、〈徽州〉影响的主体性》(45) 等多篇。胡智锋则在他的《人文纪录片的“热”和“冷”》(46) 一文中，从理论高度梳理了人文纪录片的创作历程，提出了人文纪录片的六个价值，即纪录时代最典型、最具代表性、最有概括力的真实影像；在知识传播中扮演重要角色；引领社会主流价值；与社会精英结合；承载电视艺术和技术的创新；创造具有时代审美价值的标本。
对于纪录片的讨论，2006年学者和众多业内人士较为关注的内容依旧锁定在两个主要方面：一方面是对于作品的本体分析，包括创作思路、叙事手法、特技制作、表现手段和数字高清的使用等；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对其成功的市场运作的讨论。其中论说的焦点主要涉及真实再现手法、高清电视、商业化运作等。
重提“真实再现”，2006年对其关注的焦点已从争论“真实再现”是否违背纪录片真实性原则的问题转移到了讨论综合运用“真实再现”的方式方法和效果上。《2005年度纪录片创作回顾》(47) 一文指出：大型纪录片《郑和下西洋》有关真实再现的使用，让我们看到真实再现可以堪当重任。对于大量使用“真实再现”的《故宫》支持者认为这是对于拍摄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大胆创新，为解决反映历史时影像手段单一的技术瓶颈开拓了新的道路。而《对〈故宫〉中“真实再现”手法的再思考》(48) 则提出反对声音，认为在一部历史题材的纪录片中大量使用真实再现手法，是强加形象思维于观众，剥夺了想象空间，也使本不应被消除的“历史成见”在观众中出现同质化倾向。
今年对人文纪录片的讨论中，除了对艺术手段的大量分析外，还有对于技术标准的讨论，其中关键的概念是“高清”。《大型高清纪录片〈故宫〉的拍摄制作》(49) 一文对剧组使用高清设备进行拍摄的过程做了详细记述。《〈故宫〉高清技术创新得与失》(50) 一文中，周兵导演总结了“高清”拍摄的体会，认为“高清”之路需要大胆创新观念，加强电影与电视之间的技术优势互补，并提醒高新技术人才匮乏的现状。
由于几部大制作纪录片对于市场开拓的高度关注和积极探索，学界也给予其市场营销和国际传播以密切的关注。《从〈故宫〉看中国纪录片市场的转机》(51) 中，作者认为《故宫》采取了国内、海外两市场，贴片广告、播映权、音像制品三部分建立起立体的营销网络，其市场营销手段“标志着中国纪录片市场开发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试论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市场》(52) 一文中作者指出，只要能够有效整合国内的制作资源，发挥中国独有的文化资源优势，明确市场需求，成功制作出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商业化纪录片是完全可能的。
七、绿色收视率——收视率量上的“质”化？！
在中国电视改革的进程中，收视率扮演了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角色，它曾经是几乎所有电视台在节目制播决策中都会考虑的重要因素。然而，电视业在激烈竞争、白热化追求收视率的过程中，也造成了荧屏上盲目跟风、品位低俗的恶性循环，叫好不叫座(格调高而收视率低)与叫座不叫好(收视率高但品味低下)的现象同时存在，一度造成了业界的困惑。仲呈祥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收视率与收视质量》(53) 呼吁要科学认识收视率与收视质量之间的辩证关系。2006年对“收视率”这一评价标准的讨论多集中在“绿色收视率”上。
2005年10月，中央电视台策划2006年广告招标会期间，赵化勇台长提出了“绿色收视率”这一新的衡量电视节目的标准。在《2005中国电视备忘录》(54) 一文中，王甫对这一概念做了补充，他认为：“绿色收视率是指我们重视收视率、收视份额，但对收视率、收视份额不是绝对化，不是单一、片面追求收视率，更不是所谓的‘收视率为王’。”吴涛针对如何实现“绿色收视率”，在文中提出了频道制这一核心方法，他指出：“实现频道制是协调绿色和收视率二者之间矛盾的有效方法，让不同的频道承担不同的任务，用不同的指标去考核，这样才能够保证绿色收视率得到有效的实施。”胡智锋在该文中进一步指出：“如果央视能够成功地实现由中心制向频道制的转轨，那么各频道就能够各司其职，从而成功地实现‘绿色’和‘收视率’兼得。”“绿色收视率”对于电视业态的积极意义，是研究者们关注较多的。《“绿色收视率”——“叫好”与“叫座”的双赢》(55) 认为：“绿色收视率”是对“欣赏指数”和“收视率”两种评估标准的双重尊重。何思平在《解读央视“绿色收视率”》(56) 一文中指出：央视“绿色收视率”的提出将有利于净化电视传播环境、规范行业规则、促进媒介与企业合作和发展，它对于中国传媒业和广告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意义。除了对其积极意义的肯定，业内学者针对当前电视生态环境存在的一些问题，对于“绿色收视率”能否得到确实有效的实施提出了质疑。王石川在《“绿色收视率”我看有点悬》(57) 一文中从具体的节目分析，指出“当前在眼球经济风靡的年代，很多电视人在惟收视率马首是瞻的驱使下，给绿色收视率定义容易，具体实践则难乎其难”。对于收视率的再思索，体现电视学界和业界面对市场化要求对于评价标准和价值判断的迷惑和追求。
八、省级卫视——“开创中国电视战略管理新阶段”？！
2006年，省级卫视跨区域的竞争，成为当下中国电视竞争的一个白热化焦点。竞争中的困境、突围中的创新都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关注。在《2005中国电视备忘录》(58) 中作者认为省级卫视的竞争结束中国电视长期无战略状态，开始了战略性管理的新阶段。从境遇分析，到策略研究，再到问题批判，电视研究者们从产业运营层面到文化慎思的角度给出了自己的视角观点和解决方案。
首先是对在变革中各台的特别表现和发展路径，学界和业界人士撰有众多文章给予关注和解读。《探寻江苏卫视情感之路》(59) 中多位专家对过去几年江苏卫视的频道定位、节目特色和品牌塑造做了分析和总结，并对其“情感之路”未来发展提出多元化建议。《新闻立台为本 娱乐元素为辅——对东方卫视2006改版的思考》(60) 分析了东方卫视2006年改版所呈现出的“结合市场新闻立台”以及“‘东方’新闻与‘四季’娱乐：常态和变化相结合”的频道特色。《论西藏卫视的“三个拓展”》(61) 则结合西藏的地域特色立意于探求西藏卫视在电视节目形式、内容和电视的政治、经济、文化、娱乐传播功能等方面可以拓展的空间。另外，此领域的文章还有《浙江卫视的品牌战略》(62)、《主体策划：地面频道创新与突围(各省台频道分析)》(63) 等多篇。
“定位”仍然是2006年省级卫视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词。在个案研究之外，有学者从历史沿革和现实分析交错的立体角度，对于变革中的省级卫视这一现象进行了整体梳理并提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省级卫视定位的问题与对策》(64) 从“定位”大潮出现的缘由出发，在分析“定位”的“优势”和“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省级卫视如何做到从“定位”到“到位”的建议。《特色、品牌与量级的两个支点》(65) 则阐发省级卫视定位可尝试以区域经济文化为基点进行整合的观点。
2006年本领域研究的另一个特点是有不少学者引入流行的经济学、管理学的原理和观念，来对省级卫视的运营策略给予分析研究。《安徽卫视“蓝海”突围》(66) 中作者引入“蓝海战略”这一源于2005年《蓝海战略》一书并在当下工商业颇为流行的战略方法，来解读安徽卫视的成功，将其归结为：开拓无人争抢的新市场、电视剧资源的二度开发以及运营机制保证执行力。《我国省级卫视面临的市场竞争环境分析》(67) 运用了“五力分析”模型，用于分析省级卫视行业的市场竞争环境。引入经济管理学原理进行的分解分析，不仅为洞察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更在操作层面上为其他电视运营者提供了更多可借鉴的切入点。
另外，在定位分析和运营策略之外，我们还听到了本源批判和文化探究的声音。《省级卫视品牌化进程的大颠倒》(68) 中，作者提出在差异化定位、独播剧策略、品牌化争论之前，我们应先对前提加以认真界定：究竟什么样的频道适合差异化策略？差异化带来的特色就是品牌吗？并且认为对人物命运的漠视和对文化的错误解读，使很多频道的品牌化建设成了沙漠之舟。这种反思性的话语反衬着省级卫视在改革探索中可能存在的某些不足，也引得我们去思考学界研究中可能存在的某些思维方式和人文关怀上的问题。
九、品牌化——“中国电视媒体发展的方向”？！
中国电视媒体竞争和变革的态势使得危机感在更大程度上被业界认可，研究者们在步步紧随分析行业现象的同时，也在积极探索具体的解决方案，其中“品牌化”是2006年出现在学者们论说中的一个高频词汇。
电视品牌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是整个媒体和频道的品牌化。《高举“品牌化”改革大旗的CCTV》(69)、《中国教育电视台：频道制下的市场经营》(70) 两篇文章系统介绍了两大电视台在近期改革中的新举措。“频道品牌化”因近两年来在运营改革层面上进展最为显著，因而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电视产业化研究——频道的软实力》(71) 一文认为频道的品牌是产业运营的核心竞争力，并提醒以频道的导向力、吸引力和影响力为主的软性文化力量才是频道品牌的核心元素。《栏目目标管理：频道化运行的动态管理手段》(72) 引进项目管理学中的目标管理体系来设置栏目目标管理流程，从微观层面对频道品牌化运营提出“可操作化”建议。同时，反思的力量依然存在，《频道品牌化路有多远？》(73) 认为目前在“频道品牌化”的招牌下，其实频道的定位模糊、专业化程度很低，关键是又没有足够的好内容来支持。另外，值得深思的是：在我们借鉴欧美专业频道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现阶段的中国电视观众有没有或有着怎样的专业化收视习惯。
同时，品牌化也是栏目策划的一个重要策略。2006年学者研究比较集中的有《百家讲坛》、《艺术人生》、《新闻调查》等栏目，以及各类栏目剧、读报节目和选秀活动，着眼点多在品牌栏目的编排、选材特色、传播策略和品牌标识等方面，文章有《〈艺术人生〉传播策略探析》(74)、《〈百家讲坛〉的品牌炼金术》(75)、《品牌栏目的定位与选题》(76) 等多篇。
另外，还有学者回到电视制作规律和品牌究竟如何导致成功的本源来考察“品牌化”的道路。《于丹：电视传媒产业的创新策略》(77) 中，对品牌价值做了梳理，认为真正的品牌是要追踪高端人群，提供一种产品以外的附加利益，对电视品牌的追求要表现在研发结构和整体控制上。
十、央视国际 数字电视 IPTV 手机电视 移动电视——传统电视的补充和延伸
2006年新媒体发展态势迅猛，传播技术的发展、盈利模式的创新对电视传播形式和电视运营模式带来的改变，日渐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热点问题。
电视和网络在资讯、话语、资源的竞争和整合中谁将成为主角，双方会有怎样的合作关系？2006年央视国际全新改版，将这一谈论已久的问题重新拉回到学界的视线。《新央视国际浮出》(78) 和才婉茹的《整合央视国际资源 做大做强央视国际》(79) 推崇互联网特色和电视特色的融合。刘连喜的《传播中国 视听全球——cctv.com网络电视的理念与实践初探》(80) 则从三个方面总结和提炼cctv.com网络电视的实践与理念，为央视国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托。
对于有实力的传统媒体介入新媒体，陆地认为这是一个明智之举。新媒体代表着一种新的技术方向，传统媒体与时俱进，借助新媒体手段加强自己的力量，才能使自己的盈利和销售模式获得新生和突破。但是在利用新媒体这一技术手段时，我们必须谨慎，对于电视台来讲，要因地制宜，根据自己的实力和特色确定是否来做新媒体。陆地在《走出新媒体发展的误区》(81) 一文中所言：“传统媒体在面对新媒体的时候必须克服以下几种心理：霸权心理，寡占心理，独享心理，搭车心理，只有克服了以下几种心理，传统媒体才能在新媒体这个江湖中，很好地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不会导致资源的浪费。”
相对于传统电视媒体而言，IPTV、手机电视、数字电视、移动电视等，被有的学者归入新媒体电视范畴，于是“电视”有了更为宽泛的所指。欧阳国忠在《新媒体电视发展探析》(82) 中指出：“随着技术的进一步普及和发展，新媒体电视必将成为未来电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媒体电视与传统电视的界限也必然会逐渐模糊。”更多的文章则是针对不同形态的新媒体，对它与传统媒体的关系、对它的市场前景等众多方面给出了视角各异、领域颇为分散的解读，如韩彪的《中国的IPTV：娱乐的天堂？传媒的重地？》(83) 一文中指出：“IPTV结合了电视、通信、互联网各自的优势，将成为实现三网融合的良好模式，它实现了传统电视传授理念和经营模式无法实现的飞跃，这在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李磊在《手机电视：下一座金矿？》(84) 一文中则认为：“手机电视将为中国的媒体制作公司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于整个新媒体的研究，著说也颇多，其中陆地的“豆芽理论”颇有新意。在《豆芽理论和新媒体的发展》(85) 中，他论述了新媒体的特征和魅力，提出“豆芽理论”：一方面，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既然是迥异于传统媒体的新媒体，就应当尽量避免寄生在传统媒体的“豆子”上，而应当尽量选择独立发展模式；另一方面，传统媒体可以进入新媒体业务市场，但必须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模式；幻想自己的“豆子”能够出二次“豆芽”或者既出传统媒体的“豆芽”又出新媒体的“豆芽”是不现实的。
2006年度业内人士对于新媒体这一新生事物所进行的研究，其中的规律梳理和解决之道的提出，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新媒体的认识和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为新媒体的发展提供更为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前瞻性的指导。在当下新旧媒体碰撞的语境下，对其他形式的媒体也有着某些普适的意义。
纵观2006年的中国电视研究，学者和业界相关人士大都将视线放在国内迅猛变革中的电视业现状，对创新的鼓励、对改革的反思、对体制的探究、对危机的审视，整体呈现出理性、多元和建设性的态势。我们认为2006年的电视研究能够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下呈现出多维的研究视角，表现出可贵的争鸣精神，在广泛的话题中形成研究的热点和理论的聚焦点，是电视研究逐渐成熟的表征之一。
我们从总结到的文章中看到，不少学者的研究旨趣已经从过去简单地讨论电视节目怎么做等经验性问题，转向了比较深沉的理性思考，深层次解剖电视现象、解读电视文化、反思改革实践的文章不断涌现，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电视研究者们越来越关注学理追问，用宏观的视域来做研究。同时，2006年的电视研究又不乏实用性，密切关注着电视产业的发展和变革，呈现着一种互动的局面，理论和实践都在探索中不断前行。
然而，问题和局限也不容忽视。在众多的文章中，虽然不乏有研究者着力提出新的观点，但具有突破意义的理论成果很少见，缺乏能够挑战原有评价惯例和推动学科整体发展的文章。其次，对于业界实践和变革中新出现的现象，研究者虽然予以充分的关注，但是能够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规律和运营经验的文章并不多见。
2006年中国电视研究因其的丰富和实用带给了我们许多惊喜，留下了丰富的成果。伴随着电视业界变革不断、创新不断的实践，全新的研究课题、新旧交叉的研究要求，需要学者们不断调整研究视野、更新研究方法甚至更改过往的结论，于是未来留给了电视研究更大的提升空间。
注释：
(1)赖大仁《大众娱乐文化的一个“范本”——超女现象的文化读解》，《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71页。
(2)王正伦，《荧屏内外》2006年第3期，第23页。
(3)郭大轮，《中国电视》2006年第11期，第34页。
(4)谢耕耘、陈虹，《新闻界》2006年第2期，第8页。
(5)《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第94页。
(6)叶端秀、刘兆君，《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第128页。
(7)侯薇、王建一，《当代电影》2006年第1期，第123页。
(8)孟庆薇，《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38页。
(9)陈芳，《中国电视》2006年第11期，第16页。
(10)魏淑青，《电视研究》2006年第5期，第48页。
(11)周思源《寻求学术品位和大众化的最佳平衡点——电视栏目〈百家讲坛〉的启示》，《中国电视》2006年第5期，第37页。
(12)陈明、丁智擘，《视听界》2006年第2期，第47页。
(13)陈娟，《电视研究》2006年第5期，第52页。
(14)李向东、孟兰云，《电视研究》2006年第6期，第49页。
(15)张艳秋，《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49页。
(16)许志晖，《中国电视》2006年第11期，第53页。
(17)卢锋，《电视研究》2006年第10期，第34页。
(18)《人民日报》2006年3月16日。
(19)《当代电视》2006年第5期，第42页。
(20)《中国电视》2006年第5期，第14页。
(21)曹慎慎，《当代电视》2006年第4期，第42页。
(22)《声屏世界》2006年第5期，第40页。
(23)《中国电视》2006年第3期，第12页。
(24)《中国电视》2006年第1期，第7页。
(25)《当代电视》2006年第3期。
(26)《学习月刊》2006年第2期，第16页。
(27)《当代电视》2006年第8期，第34页。
(28)《中国电视》2006年第8期。
(29)李文秀，《中国电视》2006年第8期。
(30)《现代传播》2006年第9期，第92页。
(31)http://www.cctv.com/tvguide/special/C14736/20060601/102811.shtml.
(32)《中国电视》2006年第2期，第17页。
(33)《中国电视》2006年第2期，第13页。
(34)《中国电视》2006年第2期，第41页。
(35)《南方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57期，第39页。
(36)刘江华，《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1期，第26页。
(37)《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9期，第37页。
(38)《广告大观》2006年第3期。
(39)《广告大观》2006年第3期，第14页。
(40)《广告大观》2006年第3期，第19页。
(41)《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89页。
(42)《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第54页。
(43)《中国电视学刊》2006年第9期，第19页。
(44)《现代传播》2006年第4期，第52页。
(45)《电视研究》2006年第11期，第66页。
(46)《媒介方法》2006年第5期，第100页。
(47)张雅欣，《中国电视》2006年第1期，第52页。
(48)《中国电视》2006年第1期，第46页。
(49)陈丽，《现代电视技术》2006年第3期，第21页。
(50)http://www.starlogs.com/link/article.php? id=112019.
(51)谭天，《中国电视》2006年第5期。
(52)孙晓丽，《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54页。
(53)http://news.xinhuanet.com/newmedia/2006-07/06/content_4800390.htm.
(54)《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1页。
(55)胡忠青、肖志峰，《今传媒》2006年第4期下月刊。
(56)传媒资讯网http://www.mediainfo.cn/media/cmgd/200608/10102.html.
(57)《东方早报》http://media.people.com.cn/GB/40724/40725/3845709.html.
(58)《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1页。
(59)《广告大观综合版》2006年第4期，第116页。
(60)李兆丰，《广告大观(媒介版)》2006年第2期，第83页。
(61)尼松多吉，《现代传播》2006年第3期，第160页。
(62)关秀、马敬军，《电视研究》2005年第9期，第35页。
(63)《荧屏内外》2006年第4期，第10页。
(64)胡智锋、顾亚奇，《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13页。
(65)张振华，《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5页。
(66)王永连，《南方电视学刊》第57期，第50页。
(67)蒋英，《北方传媒研究》2006年第2期，第58页。
(68)李洪涛，《南方电视学刊》第59期，第12页。
(69)高扬，《广告大观》2006年第2期，第21页。
(70)《媒介方法》2006年第1期，第49页。
(71)李涛，《媒介方法》2006年第2期，第27页。
(72)梁晓涛，《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9页。
(73)冉华、朱凌燕，《媒介方法》2006年第2期，第30页。
(74)金越，《电视研究》2006年第1期，第40页。
(75)杨丽媼，《媒介方法》2006年第5期，第42页。
(76)王保银，《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第11期，第46页。
(77)http://cci.cuc.edu.cn/Html/Cyzh/C10/2006-7/25/2006072515124528.html.
(78)陈玉鹏，《互联网周刊》2006年第4期，第25页。
(79)《当代电视》2006年第5期，第15页。
(80)《现代传播》2006年第1期，第120页。
(81)《综艺周刊》2006年10月刊。
(82)《北方传媒研究》2006年3月刊。
(83)《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6年第2期。
(84)《中国广播影视》2006年第6期，第46页。
(85)http://www.bmedia.com.cn/newshtml/zjjz/2007010410301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