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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55（2006）04—0024—29
外交思维属于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文化理念。各国的思想文化以人对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态度、人的生存方式及其生命意义认识的差异而各有特色。各国的历史经验、民族特性、价值追求以及心理承受力和自身的利益，也反映在外交领域，构成外交战略的底蕴和根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渗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最本质的内涵，是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特定的价值系统和集体认同，也是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内
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人文”文化。尽管中国文化的构成要素是多元的，也包含着几千年封建文化的影响，但作为多元要素的内在动力和总体特质的中国人文精神却是共同的。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创造的价值和理想，是指向人的主体生命层面的终极关怀。它以人之文化存在为本，着重通过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恰当把握来化成天下的一种文化精神。价值内核是根据传统、惯例、民族的历史经验而在民众和社会成员中自然形成的规定，它往往通过历史的经验和社会化而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深层心理和深层意识。从价值系统来说，价值内核可以扩展出两个层面：精神理念和道德规范，这种价值内核只能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
中国文化的人文传统源远流长，先秦典籍所谓“唯人万物之灵”、[1]“人者，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也”[2] 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先期表述。人文一词较早见于《周易·贲卦·词》：（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根据《周易》，刚柔交错是自然之理，谓之“天文”，而“文明以止”，即文明有节制，恰如其分，这要靠人来把握，谓之“人文”。人可以观察自然之象，察其过刚过柔而加以补救，可以通过恰当的文明以教化天下。“人文”不仅指人伦关系或人伦序列，也具有人对这种关系或序列的合理把握。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社会性、群体性。人是具有伦理道德自觉的能动的个体角色。这种人文精神使得中国文化成为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视人间道义秩序与天人关系和谐的文化。这种“重人”、“敬德”、“舍诸天命，征乎人文”的文化取向，深刻影响中国文化的性格。儒家的“天道远、人道迩”、“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道家循自然之道，求虚静无为，主张人在与自然合一过程中获得更加合理的生存状态，强调“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中国佛学以人性解佛性，特别是禅宗之“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主张现实人生中人格的自我修养是获致整个人生解脱的基本途径。总之，中国传统文化贯穿了“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不事鬼神，不屈从命运，天地之间人为尊，以人的行为和人间世界作为终极关怀或由此产生的忧患意识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的集中体现。
和合精神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
和合是中华人文精神的特质。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元素、要素的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元素、要素构成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合”。[3] 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和贯通中国文化的典章制度、礼仪行为、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习俗、民族关系、艺术风格等方面
春秋时期《国语·郑语》“史伯论兴衰”中对和合概念进行了较为明确的阐释。周幽王即位八年，郑桓公作王室司徒，与太史史伯谈论“兴衰之故”和“死生之道”。史伯说虞夏商周之所以能够成就与天地一样长久的赫赫功业，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能够在天地和人事之间寻求和合意境。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万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者也”。将各种基本的社会关系、规范协调起来，形成安定局面，这就是和合最初的意义。史伯还分析了周幽王统治的弊端是“去和取同”，并进一步论述和同之辨：“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焉。”[4] 孔子以和为人文精神的核心，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提出社会人际关系的价值取向。老子探索以天道自然为中心的价值，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和作为阴阳本体之道，是一种自然常态。《管子》从社会和谐的视角提出“蓄之以道，养之以德，则民和。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5] 战国时期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主张“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天地合而万物生”。《易经》从宇宙、社会、人生的整体视角提出“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6] 秦汉之际《吕氏春秋·有始》讲“天地和合，生之大经也”，“夫物合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总之，在中国古典文献记载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对和合有高度的认同，以和合为最高境界。
从语义的角度解释，“和”指和缓、谦和、和谐、和平、祥和；“合”具有投契、融合、符合、协同、共同、汇聚、匹配等多种含义。和合是一种和谐自然的境界。张立文教授在《和合学概论——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的论著中深刻分析了和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并与21世纪的时代精神相符合。他认为，和合的主要问题是生生观念。中国的思想家认为万物的根源不在于一个造物主，没有上帝、神创的观念，而是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合也是一种哲学本体论。和合是事物的根源，是一种存在方式，也是一个过程。和合承认矛盾与冲突，但认为事物相反相成，冲突经过融合才能新生。陆玉林教授认为和合是一种融突和谐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多元的状态。这种状态，就人与自然言，是人与自然的协调与合一；就人与社会言，是人之融于社会；就人与人而言，是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与友爱；就自然本身言，是自然世界的和谐而有序的运行；就社会而言，是各种意见的表达、多元价值和多种宗教并存；就人之生存而言，是求得个体身心安宁。和合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儒家追求道德境界是“民胞物与”、“协和万邦”，满含对世间的关怀，道家的归于自然的境界是与天地和，与万物恒常。[7] 总之，和合文化精神具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对天地人间生命的普遍关怀和对生命力源泉与价值的探求；二是强调对立统一、多元、动态、辩证与和而不同。和合是一种处理社会关系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
和合精神的蕴涵
和合精神有着深刻的蕴涵，可以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框架，“和为贵”的价值取向与“致中和”的道行标准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天人合一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框架和基调。《周易·乾卦·文言》提出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8] 究竟什么是“天”？古典文献中对此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归纳起来大体有下列含义：物质之天、主宰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义理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矣”。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 庄子更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10] 到宋代，天人合一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张载在《西铭》中提出“天人一物”，“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师吾其性”，程颢以“与物同体”讲天人合一，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天地之用皆我之用”。[11] 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认为可以“将天简化为大家都能理解的大自然”或广阔的宇宙，[12] 天人合一作为人生最高理想境界。国学大师钱穆在晚年澈悟到天人合一“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他认为中国古人认为“人生”与“天命”最高贵最伟大处，便在能把他们两者和合为一。离开了人，又从何处来证明有天。一切人文演进都顺从天道来。违背了天命，即无人文可言。相比之下，西方人常把“天命”与“人生”划分为二，各有所归。此一观念影响所及，则天命不知其所命，人生亦不知其所生，两截分开，便各失却其本义。所以西方文化显然需要另有天命的宗教信仰，来作为他们讨论人生的前提。而中国文化，既认为“天命”与“人生”同归一贯，所以，中国古代文化的起源，亦不再需要有像西方的宗教信仰。[13]
中华民族和谐稳定的性格特征源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悠久传统：一个是普遍性的、外在的天然的统一，“天”被理解为自然，另一个是内在的、本质的统一，“天”意味着道德和创造原则。中国哲学既有天道、人道同一性的描述与论证，又有天人之辨：天理与人欲，天道与人道的紧张与对立。天地人的宇宙法则是“立天之道，曰阴曰晴，立地之道，曰仁曰义”。在处理人自身与外在世界的根本关系问题上，中国文化的天人紧张通过“反身而诚”，修养身心，上通天道，下化万民来缓解。这种文化精神引发出对人自身的生命之源、精神底蕴的深入展示。德国汉学家卜松山（Karl Pohl）归纳为三点：（1）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统一的思想；（2）这种统一的伦理的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仁；（3）达到这种统一的道路——自我修养。[14]
从自然的天看，中国传统文化把自然和宇宙看成一个各个部分互相关联的有机体。人不仅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被赋予灵魂和精神的一部分，因此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应是顺应规律，谨慎从事。从伦理道德看，“仁”是天人合一的基础。“仁”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儒家称“仁者爱人”，仁是关怀他人的一种道德，是总体意义上的道德规范。宋明理学家则进一步论证人的向善的天性、人的良知在本质上与天一致，宋代张载说“因明至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程颐说“天地人只是一道”，朱熹说“天人本是一理”，将仁归结为形而上学的实在、终极的本体和人特有的本质，它使所有道德在人们的身上得到体现，并发挥社会作用。“仁”作为一种原动力会促成人与人之间、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和谐相处。因此，天人合一也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人的最高觉悟的学说。
如何达到和谐的境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合一”，从个人自身的道德品质修养做起，以实践为归旨。《礼记·大学》称：“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里即强调自身的伦理道德修养，但这并不是目的，它只是造成了承担社会和政治责任的必备条件，更重要的是把个人的德行推及于他人和社会，因此，自我道德完善和社会责任之间有必然联系。如何达到自我完善？《大学》明确提出“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个人的修身成为达到社会秩序和天下太平的根本保证。荀子论知行的轻重说“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15] 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指出，中国哲学的一个主要传统是追求某种至上的生活形式。而这种至上的生活形式又不是脱离于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因此它既是此岸世界的又是彼岸世界的。“天人合一”作为一个经典的思想，它对世人的启迪不仅是自我伦理道德修养的成功，而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理想观念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和为贵
中国传统哲学有儒、墨、道、法诸家，包含了许多互相对立、互相冲突的价值观念，而以儒家的价值观念居主导地位。儒家的最高价值标准是“和谐”，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16] 其社会目标和价值观念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对天下太平，长治久安与大一统的和谐局面的追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17] 成为中国文明持续的内在需求。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尽管历来在华夏与周边存在差异和冲突，在治理方略上也有王道与霸道两种主张。但从历史延续性的视角看，德化天下仍是和平的基本选择。孟子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18] 他还指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牟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19] 和“仁人无敌于天下”。汉初的陆贾在总结秦朝失天下的原因时指出“统四海之权，主九州之众，岂弱于武力哉？然功不能自存，而威不能自守，非贫弱也，乃道德不存乎身，仁义不加于下也。故察于利而昏于道者，众之所谋也；果于利而寡于义者，兵之所图也。”[20] 从这种逻辑看，和具有非强制、非暴力的含义，并与仁、义的价值体系相通。其内在的道德理性与民本主义具有长远的生命力，并使强权、征伐在中国文化中缺乏伦理的认同。
从更深层次探讨，和为贵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之上的。孟子称“仁人无敌于天下”。《礼记·礼运》篇描述了这一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少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之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一理想的特点是强调天下为公，社会和谐安定及人与人的互助和坦诚相待。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可谓大道、大同。因此和为贵绝非权宜之计，它由强烈的理想信念支撑，是中华道德与文化自信的体现，也使得“中国之所以为中国，以礼义也”[21] 的观念延绵不断。在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指出，西方强权主义以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为立国之主脑，至谓有强权无公理，这是一种“野蛮的学问”，而中国“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而“中国人几千年来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这种精神，中国不但要保存，而且要发扬光大，即使中国强盛起来了，仍须对弱小民族要扶植，对列强要抵抗。[22]
致中和
“中”有“中正”，“中和”，反对“过”与“不及”之义、承认事物发展有一个适度的问题。在《易传》中将保合太和作为最高的境界，与此同时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变在其中”和物极则反的理念，[23] 并强调趋时尚中作为安身立命之道。趋时就是要主动适应时势，抓住机遇。“中”是执中守正，将事物的各种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使事物处于最佳状态。《礼记·中庸》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一种境界，意味着收放自如与平和，表现在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审美欣赏等一切方面。从做人的修养看，孔子认为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因为“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24] 《中庸》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并提出“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强调人们行为的自我节制。这种致中和的道行标准从表面看似乎仅是不偏不倚，缺乏原则性和锐气，但从遵从事物自身的规律，促进事物的协调发展的角度看，确是中华民族生存智慧的体现。
刚健自强与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自主自强的民族精神集中体现。这种刚健自强精神一方面强调万物运行规律的不可抗拒，另一方面强调人顺应客观规律和奋发进取。与之相适应的是中华民族的坚忍不拔和乐观性格。中华民族在生存与发展中形成了持之以恒，人生向上的坚毅性格。《易传》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这种思想延续千年，成为历代革新派的精神依托。19世纪末，中华民族面临列强的宰割，救亡图存，变法维新成为时代的强音。康有为提出《变则通通则久论》指出至变者莫如天地，人不能有常而无变。治国也如是，“故千年一大变，百年一中变，十年一小变”，“若泥守不变，非独久而生弊，亦且滞而难行”。[25] 在《上清帝书》中，力陈维新主自强主张，呼呈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26] 梁启超在《变法通论》中称“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逼，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27]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当代，“振兴中华”也是形成集体认同和凝聚力的源泉。
原德载物语出《易传》“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它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宽广仁厚、兼容并包的精神。厚德首先是宽厚。惟宽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载物。孔子称“宽则得众”，“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与严己宽人相应的是推己及人，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8]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29]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克己、自制与善意。
厚德载物更深刻的内涵是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气度。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既是自身文化思想争鸣与扬弃、又是与外来文化撞击与融合的历程。从中国全部历史来看，外来文化的撞击为数颇多，无论是面对古代佛教输入，还是近代西学东渐，中国并没有出现“文明的冲突”的局面，而是化异为同，或是与之共存。梁漱溟先生在分析中华文化力量何在时强调，中华文化是植根于理性而发育之文化，其同化力之所以特强，一方面是宽宏仁让，与人相处易得融合；另一方面是其开明通达，没有什么迷信固执。这来自于人类生命之和谐而与大自然相融合之正当适中的人生态度。[30] 费孝通先生在思考全球化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及中华文明的启迪时，指出文明和文化都具有浓厚情感、心理、习俗、信仰等非理性的特征，在处理跨文明关系时必要的原则是注重人文关怀和主体感受。几千年的中华文明是由多个族群和观念迥异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文明的结构和机制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当成熟的协调模式，或者说是拥有一个与不同文明和睦相处的良好心态。[31] 他进而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我们也可以将其理解为对厚德载物精神的延伸与发扬光大。
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生价值取向
中国文化以人为本，具有超宗教的情感和功能，将人事人伦放在首要地位。支撑人们的精神信念和维持社会关系是通过主体内在的道德约束和自我完善来实现的。
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为人生价值的第一取向。中国传统修养理论讲诚心、正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心环节是修身，这一传统塑造了中国人以道德为上，重人格、重气节的民族性格和中国文化以求善为目标的伦理色彩。
仁是中国伦理道德的原则与价值取向，孔子以仁“统摄诸德”，《论语》中言仁处甚多。仁者，即人之性情之真及合礼的流露，而即本同情心以推己及人者也。[32]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从积极方面讲“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从消极方面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孔子还主张忠恕，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33] 忠恕的结合是为仁之方，是儒家道德修养的重要内容。义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情操。《礼记·中庸》讲“义者，宜也”，韩愈《原道》“行而宜之谓义”，荀子《荣辱》中指出“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包含着大局和整体利益。因此，在个人与他人的利益关系上，先人后己，舍己为人，在面临个人与国家民族利益抉择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是崇高的境界，得到最高的价值评估。
诚信被儒家视为“进德修业之本”、“立人之道”和“立政之本”。孔子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34]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35] “君子敬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36] 强调按照事物发展的进程和目标，努力为之，知之不误，行之有恒，可以把握事物的发展和大局。孟子把“诚”作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37] 《中庸》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两汉以后，信更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五常”之一。诚信是维系良好的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保证社会和谐运行的基本条件。诚信的目的是实现至善至美。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言必信，行必果的道德原则是中华民族恒久与韧性精神的宝贵财富。
和平外交是中国的文化选择
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古老国家，中国的外交思维必然受到中华本土文化的延续性影响，形成不同历史阶段的特定的话语体系。作为一个在20世纪经历了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翻天覆地巨变的国家，现代中国的外交思维不可避免地要在应对外部冲击和内部变革的进程中形成有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特色的思维和逻辑。作为近20年来坚持改革开放实现民族振兴的大国，解放思想、顺应时代潮流、吸收外来文化，在理论和实践中不断观念创新和发展也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精神对中国的国际行为的重大影响始终存在。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内涵中的天下情结、人文关怀与和合哲学是一种和平与融合的文化，对今日中国认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致力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缔造依然有着现实的意义。相对以权力意志为动力、以宰割驾驭为目标的“冲突文化”它更具积极的价值。[38] 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不仅使中国改革开放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辐射力，同时也将是中国软实力的突出体现。道德自律与仁义诚信的文化意识，求真、求善、求美的文化自觉更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优势所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逐步形成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总体外交思路：科学发展观是统领新时期总体外交的指导思想。新安全观、睦邻政策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创新和发挥积极的和建设性作用的基本构想。中国以与时俱进的精神，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以通过对话增进相互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共同安全为宗旨的新安全观。中国对周边国家提出“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邻、富邻、安邻”的方针，丰富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睦邻政策，为实现我国安全与发展的核心利益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而建立和谐社会和促进和谐世界的目标与新安全观、睦邻政策的内在联系和逻辑一贯构成中国外交观念体系。
收稿日期：2006—05—22
注释：
① 《尚书·泰誓上》。
② 《礼记·礼运》。
③ 张立文：《和合与东亚意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6页。
④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9页。
⑤ 《幼宫》，《管子集校》第八。
⑥ 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周易本义》卷一，引自《十三经注疏》上册[M].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4页。
⑦ 陆玉林：《传统和合思想的现代性转生》，参见张立文主编，《和合与东亚意识》[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5—250页。
⑧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卷一）[M].齐鲁书社，1976年版，第72—73页。
⑨ 《老子》第二十五章，王弼注为与自然无所违。
⑩ 《庄子·齐物论》。
(11) 《程氏遗书》卷二上，引自汤一介：《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M].三联书店，1990年版。
(12) 季羡林、张光璘：《东西文化议论集》（下册）[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
(13) 转引自季羡林、张光璘：《东西方文化议论集》（上册）[M]，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14) 季羡林、张光璘：《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世界的启示——从“天人合一”谈起》[M]，《东西文化议论集》（下册），第377页。
(15) 《荀子·儒效》。
(16) 《周易大传》。
(17) 《大学》。
(18) 《孟子·离娄上》。
(19) 《孟子·公孙丑上》。
(20) 陆贾《新语·本行》，引自孙建民：《中国历代治边方略研究》[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21) 《春秋传》卷九。
(22) 《孙中山全集》[M]，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52—653页，转引自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M]，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08页。
(23) 《易传·小象》有云“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
(24) 《礼记》卷十六。
(25) 见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161页。
(26) 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27) 见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
[28) 《论语·雍也》。
(29) 《大学》。
(3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64 —265页。
(31) 费孝通：《“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J]，参见《新华文摘》2005年第8期。
(32)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97页。
(33) 《论语·卫灵公》。
(34) 《论语·颜渊》。
(35) 《论语·为政》。
(36) 《周易正义》（卷一），清朝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上册）[M]，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页。
(37) 《孟子·离娄》。
(38) 关于冲突文化与融合文化的讨论，参见成中英：《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之需要》[J]，《东方论坛》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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