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群[1]2005年在《汇率目标区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汇率目标区是一种中间汇率制度。20世纪80年代,威廉姆森提出汇率目标区方案后,汇率目标区受到了广泛关注。此后,克鲁格曼又提出了汇率目标区的理论模型。此后,国内外开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有效外汇市场中汇率目标区的运行情况。对于发展中国家汇率目标区实践的文献较少。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探讨人民币汇率目标区的可行性。在前人对于汇率目标区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探讨汇率目标区在发展中国家的运用,得出汇率目标区适用于我国的结论,并且对于人民币汇率目标区进行了初步的设计。本文填补了一些研究空白,体现了一定的特色。本文具体内容按照如下顺序展开。 首先对汇率目标区的国内外现有研究进行了回顾与评析。 在第二章中,探讨了汇率目标区与内外均衡的关系。开放经济中,内外均衡的同时实现是最重要的政策目标。根据作者的分析,汇率目标区的经济效应包括:动态锚定效应,预期引导效应和对冲效应。这些效应提供了经济运行的稳定环境,对于一国经济实现内外均衡具有重要意义。汇率目标区的经济效应有助于帮助内外均衡。 在第三章中,探讨了汇率目标区对于防范资本流动与货币替代的意义。开放经济中,资本流入和货币替代是常见现象,但对于经济稳定有重要影响。汇率目标区可以限制资本的过度流入,起到限流器的作用。对于货币替代,汇率目标区也有重要的预防作用。但是,汇率目标区对于货币替代的防范是有条件的。以往,学者都认为汇率目标区可以有效地防止货币替代。通过研究,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经济基本面变化平稳的情况下,汇率目标区确实有助于防范货币替代。但是,当国内经济基本面的变化,出现“离婚效应”后,汇率目标区反而进一步促成货币替代。因此,尽可能实现并维护内外均衡状况对于汇率目标区来说,至关重要。 在第四章中,对于欧洲货币体系中汇率目标区的运作进行了阐述与分析。 在第五章,对于东南亚国家的汇率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比较。文中运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作为成功与失败的案例,来分析汇率目标区运行的条件以及运行中的难题。研究的结论是在国际收支持续逆差的情况下,运用汇率目标区管理是不适合的。 从第六章开始转入汇率目标区对我国汇率制度改革意义的分析,对于我国现行的人民币汇率制度运行机制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运用计量经济分析来对人民币汇率的运行情况得出初步的结论——多年来,人民币汇率实际是在刚性的汇率目标区中运行,而此刚性目标区已经无法面对目前经济情况的发展。因此,人民
徐哈军[2]2008年在《论开放经济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文中提出随着我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是我国决策者们不能回避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在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和向市场经济转轨国家的金融危机,导致了有关汇率制度如何选择,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如何选择汇率制度的重新思考。在我国,对这一问题的争论还直接影响到近来在国际国内对人民币升值的激烈讨论以及我国汇率制度重新定位问题。本文通过对不同汇率制度的特征和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梳理人民币汇率制度演变的历史过程,同时对货币自由兑换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初步的分析,从中总结历史经验,探索人民币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因素以及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汇率制度的作用从属于宏观经济政策,汇率制度只有适应一国基本经济状况,并有与之一致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本文旨在探讨中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下,新的经济发展阶段需要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与之相适应,并提出了我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思路,在人民币逐步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趋势下,平稳过渡到浮动汇率制所面临的环境约束、整体战略和具体实施方案。
谢罗奇[3]2016年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三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徐新华[4]2006年在《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理论与实证》文中研究说明本论文主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的理论和实证问题。全文依据国际货币理论，汇率理论和国际贸易等有关理论，对人民币在境外成为价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储备货币，降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成本及汇率变动带来的风险，减少国际储备和获得国际铸币税收益等进行综合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的金融开放是相辅相成的，中国金融的开放正在有序的进行。人民币已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计划在近期实现，人民币完全兑换正在积极推进中。利率市场化，离岸人民币业务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的金融开放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本文中阐述了中国加入WTO，并成为其重要成员后，中国的金融开放明显加快，和亚洲及世界国家间政治、经贸往来不断加深，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正在日益提高，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国际化趋势已经明显，不可阻挡。亚洲地区迫切需要一种本地区的货币来行使结算和储备等国际货币功能，摆脱长期依赖美元的不利处境。由于亚洲国家的条件和欧盟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短期内不可能象欧元那样产生亚洲统一货币——亚元，那么，人民币充当亚洲统一货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离岸金融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人民币的国际化不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离岸人民币规模的日益扩大，离岸人民币业务的开展和离岸市场的建立，都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产生深远影响。考虑到目前人民币的开放程度，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进程，宜在香港、上海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和上海都是发达的国际金融中心，一个发达的国际金融市场将使一国(及其货币)处于国际金融中心。通过人民币的离岸金融市场业务带动人民币区域化进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是人民币成为国际通货、融入全球的最现实的选择。全篇论文分为七章，第一章为绪论，重点分析为什么要研究“人民币国际化，即问题的提出和交待论文的研究目的，方法、思路和内容。第二章关于货币国际化相关理论研究的文献综述，通过对比，分析了货币国际化理论、汇率理论和国际贸易理论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关系。第三章论述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面临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研究如何利用和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环境，为人民币国际化造必要条件。第四章对人民币国际化国内经济背景分析，从人民币国际化的程度和必要性开始论述，提出货币国际化的内涵与外延，强调货币国际化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力的关系。中国经济、金融各项指标持续保持增长，综合国力增强，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了稳定的基础。第五章对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是中国加入WTO后的需要，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第六章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证分析，论述了人民币已经在亚洲周边国家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事实。对人民币国际化铸币税和利益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七章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构想，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货币政策效应，资本流动、货币替代、外汇储备等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及其对策进行了分析。阐述了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亚元只是亚洲地区的长期目标，设立亚洲防范金融危机基金用于稳定区域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从欧元问世，美元和欧元成为竞争对手，美元的利益受到影响和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如何和美国加强经济贸易往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对策。文章结尾全文总结和展望，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中地位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增强，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基础。中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明显加大，在金融革命和金融全球化形式下，要抓住金融开放的主动权，启动“强金融战略”，保证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顺利进行。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货币都是国际货币，这些国家的货币国际化进程都由政府精心策划和支持的，并以其货币国际化来控制世界政治、经济和贸易，并获取巨额的国际铸币税收入。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具有后发展优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享有一定的政治地位和威望，经济和贸易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前列。中国在保证对世界承担义务的同时要利用大国优势，充分享有大国地位带来的战略利益，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其中一项很重要的战略利益。在国际经济一体化，金融革命、金融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等突飞猛进形势下，中国要积极推进“强金融战略”，发挥政府、金融、贸易等方面的优势，将人民币国际化纳入竞争战略中去实施。掌握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开放的主动权，要求中国在人民币已经成为区域性国际货币的事实面前，应该客观，务实并讲究策略，审慎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实现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化，成为继美元、欧元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国际货币。这一目标实现之日，已是中国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大国之时。
章虹芳[5]2000年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下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文中研究说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浪潮推动下，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随着1997年下半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经济局势动荡不安，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也受到了国内外极大的关注。这其中包括：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人民币汇率水平是否合理，人民币汇率是否应该贬值，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依据及其可行性，汇率政策的操作等。本文试图运用所学的经济学基本理论以及有关汇率理论，来寻找纷繁复杂的汇率现象之后所潜藏着的运动规律。可以说：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的同时，是我对人民币汇率和汇率政策加深了解的过程，是我进一步学习汇率理论以及对若干经济学方法的归纳和思考。 笔者针对以上这些问题，查阅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和文献，尽可能地详细地分析国际国内有代表性的观点，在批判地吸收众家观点的基础上，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去把握和讨论这个热点问题，并较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理论框架。 全文共分三章。第一章主要研究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安排问题。第一节以泰国为案例，论述了金融危机与钉住汇率制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汇率制度的选择绝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空间和具体条件来孤立地讨论，一国应根据市场条件变迁，及时对汇率政策做出适当的调整。发展中国家选择的钉住汇率制尽管在改革发展初期是一种较适宜的政策选择，并促进了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但在金融自由化与一体化深入的情况下，在资本项目开放以及经济结构转换条件下，钉住汇率制由于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会带来极大的金融风险，并为金融危机的发生埋下了隐患。第二节进一步探讨了金融危机与当今国际货币制度的关系，指出当前的国际货币制度中，浮动汇率体制占支配性地位。尽管这种汇率体制曾在过去显示出一定程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但在目前的运行中，已存在着种种不合理性和不稳定性，已成为金融危机持续和爆发的条件，而且大大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维持现行国际汇率体系运转的国际协调机制尚不健全，使其<WP=3>难以对抗金融危机的冲击。持续不断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呼唤着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国际货币合作的不断深化，汇率制度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可灵活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度。第三节本文转入了对我国汇率体制的探讨。分析了我国现存的汇率机制的利弊问题以及今后改革的方向。尽管从我国汇率机制的现状来看：人民币汇率生成的市场基础正在不断加强，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定已有很大的市场因素，但也深藏着许多待以解决的问题,如：（1）外汇市场上供求信号失真。（2）外汇汇率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当局的政策取向。最后我从历史发展阶段与汇率制度、宏观经济目标与汇率制度两方面讨论了汇率制度的发展方向。指出：人民币汇率进一步市场化，更具有弹性是大势所趋。随着资本管制的放松，中国可以采取更灵活，有一定浮动区间的汇率制度，但不是完全的浮动汇率，而是一种“目标区域"的汇率制度。 本文第二章研究了金融危机下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决定问题。第一节指出了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人民币汇率的短期走势造成了较大的贬值压力，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更是推波助澜，国内外关于人民币贬值的说法不绝于耳。目前人民币贬值的市场心理已经成为今后影响人民币汇率变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些贬值预期主要来源于外贸收支状况不景气、资本与金融帐户出现逆差、利率连续下调、国内宏观经济所存在的问题、外汇黑市新状况等。为了进一步考察人民币汇率的中长期变动，第二节进一步探讨了人民币汇率与我国一些主要宏观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我选择的相关主要经济指标是：国际收支状况、利率、GDP增长率、货币发行额、劳动生产率。得出的结论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与各主要经济指标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人民币汇率在中长期以来并未存在明显的导致币值高估的累计性因素，若干经济因素是能够支持目前的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的。当前的汇率水平是相对合理的。我国大部分主要经济指标，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的常年顺差、较好的吸引外资状况与结构、庞大的外汇储备、较好的存贷利差结构和较高的实际存款利率状况、国民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1996年后适度的货币发行额增长等基本支持了近期人民币汇率水平<WP=4>的稳定。但也存在着其他一些经济指标所透露的警告讯息，如：资本与金融帐户在1998年出现逆差，劳动生产率近年来没有明显提高、资本外逃总量庞大、外债余额规模较大等。只有切实地改善国际收支的结构与运行状况，不断改善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才能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继续稳定。第三节讨论了人民币实质汇率的计算方法与基期选择的问题。通过对人民币实质汇率的中长期变动分析，指出：如果以1991年为基期计算人民币对美元的实质汇率变动，局限性相对较小。因为1991年不仅较好地满足了基期定值的后三个标准，而且在此期间，人民汇率采取的是较小幅度的调整方式，名义汇率变动相对不大。1997年与1991年相比，人民币对美元实际汇率高估，幅度为6.7%; 1998年与1991年相比，实际汇率高估程度仅为4.6%，幅度较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算，如果以1991年为基期，人民币实质有效汇率在1
傅冰[6]2012年在《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对策研究》文中认为本文以货币国际化带来的资本项目逐步开放及离岸金融市场出现为背景，对货币国际化、金融风险、金融稳定进行界定和分析，从货币政策失效、经常收支失衡、汇率高估及货币投机四个方面分析了货币国际化与金融稳定的关系，并从资本项目开放策略的角度探讨了防范货币国际化风险的举措，最后落足到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风险防范。本文在结构上分为四个部分共七章。其中，第一章是文献综述，第二、三、四、五章分析货币国际化风险，第六章探讨风险防范举措，第七章为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在序章之后，第一章对国内外关于货币国际化、金融风险、金融稳定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在此基础上从货币国际化的角度对金融稳定的衡量进行分析与界定。第二章研究货币国际化与货币政策失效风险。首先，区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独立性，并分析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货币政策独立性问题；其次，通过分析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因素，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下维持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策略。第三章研究货币国际化与经常收支失衡风险。首先，分析经常收支失衡与货币国际化的相互影响，并探讨特里芬难题及超主权货币；其次，通过模型来分析货币国际化对经常收支失衡的影响；再次，通过分析美元与美国收支赤字的关系，来研究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经常项目下的结构性人民币输出策略。第四章研究货币国际化与汇率高估风险。首先，分析货币国际化与汇率变动间的关系，并探讨货币国际化背景下的汇率高估及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其次，通过对比分析德国和日本的本币非国际化政策的影响，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背景下的汇率高估问题及汇率制度的选择策略。第五章研究货币国际化与货币投机风险。首先，分析货币国际化与货币投机风险间的相互影响；其次，分析货币国际化背景下影响货币投机的主要因素，并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欧洲货币危机案例，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对热钱的监管策略。第六章探讨货币国际化背景下，资本项目开放对前述风险的影响，并通过分析亚洲金融危机案例，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资本项目开放策略。第七章归纳和总结本文的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虽然，人民币国际化能增强其国际地位、降低汇率风险，但从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金融环境及相关的制度建设来看，人民币国际化将会是个渐进过程。不合时宜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将会给我国经济及金融稳定带来挑战。人民币国际化初期，在资本项目没有完全开放及汇率波动弹性相对较小的背景下，货币政策的失效风险较小，经常收支仍能维持顺差，汇率高估及货币投机风险相对较小。不过，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这些潜在风险可能会逐渐显现，将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资本项目的有序开放、汇率制度弹性的增大、金融市场发展和深化、加强金融监管有效性及推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等策略，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风险的降低。
陈全功[7]2005年在《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开放条件下,国际收支活动对国内的货币供给产生巨大影响,使货币供给的内生性特征增强。1994年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对货币供给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特别是2002年以来,持续盈余的国际收支状况,一方面促使外汇储备量迅速积累,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 另一方面导致国内货币供给量增长迅速,经济过热迹象显现。人们相信,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国际收支活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货币供给上,过快上升的物价水平和高涨的投资比例就是直接的结果和突出的表现。为了详细了解我国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状况,以及探讨人民币升值压力的真正来源,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本文认为,国际收支活动一般会通过“货币需求机制”和“汇率体制供给机制”影响国内的货币供给,货币供给因此而“内生性”特征增强。通常,国际收支活动对货币供给的影响是通过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的波动、货币危机的形态,以及中央银行的外汇干预和冲销操作直接或间接表现出来。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本文运用总量分析、结构分析和计量分析方法,对中国1994-2003年国际收支状况和货币供给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 同时比较了因为国际收支问题爆发危机的墨西哥、东南亚案例,发现我国国际收支活动对国内货币供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货币供给渠道中对外汇占款的依赖(也就是对国际收支状况的依赖)在不断增强。在分析国际收支对国内货币供给的影响问题,不能将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简单相加。在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动的共同作用下,我国国际收支状况是以国家储备资产变化表现出来,它影响到中央银行的资产结构,进而影响到基础货币的供给总量和结构。因此,选择外汇储备作为衡量对货币供给影响的指标,能够比较准确反映出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程度。1994-2003年外汇储备与货币供给量M2两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729,存在着十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回归模型测算结果也表明,外汇储备每变动1亿美元,广义货币供给量M2就会发生同方向17.58亿元的变动。这10年间国家外汇储备增加所引致的每一年货币供给量M2增加额,平均占实际货币供给量M2增加额的36.04%。最近两年来,国际收支对国内货币供给的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增大,中央银行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和牺牲国内货币独立稳定供给中进行艰难的权衡取舍。
王锐[8]2005年在《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文中认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巨大的破坏作用及其表现出来的极强的传染性,促使人们越来越关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防止金融危机发生的途径。这就需要研究危机发生的原因,以供未来经济决策时参考。汇率制度作为宏观经济制度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其选择必然会对一国的经济金融安全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与其他制度因素相比,汇率制度的作用更加复杂,如果在汇率制度和金融危机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话,那么这种联系一定是错综复杂的。因此,对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在此基础上为汇率制度的选择提出建议,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本文围绕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这一主题,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从多个角度对二者关系进行了研究。我们首先对已有的金融危机模型做了述评,并重点介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国外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可能导致危机的路径和机制,提出理论上的分析并不能说明哪一种汇率更容易导致货币危机。其次,我们运用实证方法对汇率制度与金融危机发生可能性,发生后成本以及持续期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对汇率制度改革的政策启示。最后将研究的结论运用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中,提出了汇率制度改革应该坚持的原则以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取向与对策。
王学真[9]2004年在《东亚地区汇率波动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东亚地区各经济体货币的汇率波动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具体分析处于经济发展不同层次的各东亚国家和地区汇率波动的基本特征及其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引进人民币汇率稳定性的分析，并构思人民币在东亚地区汇率稳定中的作用及其依据。全文由引言、正文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引言扼要地介绍了本文的结构和思路、研究方法、创新等内容。正文分为五章：汇率波动理论及汇率制度；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性分析；亚洲“四小”汇率波动的比较分析；东盟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及其因素分析；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及其区域意义。第一章，汇率波动理论及汇率制度。在回顾和综述汇率波动的有关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探讨国际汇率制度变迁的历程，提出国际汇率制度改革的基本目标，同时就国际汇率制度与国际货币本位、固定汇率制度与浮动汇率制度等问题进行理论阐述。本章是全文的理论铺垫部分，主要揭示了汇率波动与国际汇率制度变迁间的依存关系，提出国际汇率制度变迁以及各国和地区汇率制度选择与汇率波动存在相互影响关系的论点。第二章，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性分析。本文认为1971～1984年间日元的逐步升值与日本经济实力的急剧上升、巨额国际收支顺差、“石油危机”的不对称性影响、日本的金融体制改革和日元的国际化、政府的政策选择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而1985～1995年间的日元升值主要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各国保护主义倾向的增强等因素有关；1995年以后的日元汇率波动与美日经济增长的反向变动、日本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美日经济政策的选择、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等有关。通过对日元汇率波动的阶段性分析，主要揭示了经济增长在一国汇率波动中的重要性，同时探讨了政策选择、国际资本流动、贸易保护主义、国际金融环境等内外因素在汇率波动中的作用。<WP=5>第三章，亚洲“四小”汇率波动的比较分析。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四小”虽然都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但方式却有所不同：其一，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基础不同。只有韩国和台湾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员，而香港和新加坡只不过是通过与英镑固定比价而间接与美元挂钩。其二，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时间长短不同。韩国从1945年到1980年实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台湾从战后到1979年实行爬行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香港从战后直至1972年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从1972年到1974年与美元挂钩，从1974年起实行自由浮动；新加坡自独立以来到1972年实行英镑汇兑本位制，从1972年到1973年间与美元挂钩，从1973年起就实行自由浮动。虽然该时期“四小”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但是它们的汇率也存在波动，而且各国汇率的波动程度不同，其中韩国的汇率波动频率最高、幅度也最大，台币在50年代也曾呈现弱贬值趋势，同期港币也有几次贬值，但主要是由于英镑的贬值所导致的，所以相对来说港币并没有贬值，而以新元的币值最为稳定。东亚金融危机后随着韩国经济的逐渐复苏，韩元兑美元逐渐上升；港币继续维持联系汇率制度，兑美元比价基本上维持在7.8港币/美元的水平；台币汇率虽在短期中有所上升，但一直高于金融危机以前的水平，并从2001年中开始再度陷入贬值之中；新元在危机以后虽然呈现微弱贬值的趋势，但在微调中走势一直比较平稳。“四小”汇率的不同走势不仅是不同汇率制度的体现，事实上与东亚金融危机后各国（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四小”的汇率波动的比较研究发现，汇率制度的选择和汇率制度的变迁仍然是影响汇率波动的主要因素。第四章，东盟主要国家货币汇率波动及其因素分析。通过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东盟主要国家汇率波动的考察，发现在汇率波动的众影响因素中，汇率制度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汇率制度的选择决定着汇率波动的趋势；而汇率制度的变迁往往会导致汇率波动的出现。在开放经济条件下，选择适宜的汇率制度，谨慎地处置汇率制度的变迁，对于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东盟主要国家汇率制度安排的次佳选择是：由单一主要货币钉住汇率制转向货<WP=6>币篮子钉住制,对货币篮子实施动态调整；根据克鲁格曼的汇率目标区管理模型，制定各国汇率波动的区间。第五章，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及其区域意义。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汇率波动相比，人民币汇率波动呈现出一个稳态的发展趋势。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基本因素是其汇率制度的选择；同时，同期中国高速、优质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也对汇率的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此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理性选择和坚定实施，也是其摆脱地区货币危机和内部经济紧缩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际间政策协调成为一种必然的要求，而货币领域的合作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全球的区域货币合作中，东亚地区虽然迄今无所作为，但经历二十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以后，无论从主观态度上、还是从客观意义上都迫切地希望解决货币汇率的稳定性问题。人民币自1994年1月1日并轨以来，其汇率经受了各种冲击，始终保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性，人民币也逐渐为东亚其他各经济体认可和接受。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重新评价人民币在地区汇率稳定乃至经济增长
郭萍[10]2009年在《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07年,世界重要的金融国家——美国爆发的次级贷款危机震撼了全球经济。危机的蔓延速度举世震惊。此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后备力量—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在所难免。因此,对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性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从分析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入手,揭示了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其内在制度方面建设的欠缺,存在严重的金融脆弱性。这种脆弱性一方面体现在国内易爆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体现在易受外在危机影响,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在新兴市场国家引起的金融恐慌可见一斑。因此,本文从三个角度对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稳定性问题进行研究。其一,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稳定性的关系。其二,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选择与金融稳定性的关系。其三,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危机传导性。新兴市场国家在金融自由化阶段大多采取了或缓或急的资本账户开放,但是只有在完善的国内金融体系配合下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实证分析也证明了这点。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较多元化,但多因存在货币错配而使其易发生金融动荡。总体而言,不谨慎的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容易在新兴市场国家引发金融危机。1980年后的金融危机多以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不稳定引起,并进而引发区域或国际的经济动荡。次贷危机则表现为由发达国家引起,通过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向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传导。新兴市场国家从以往的危机引发者转变为危机被传染者。本文最后通过对中国的金融稳定性现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揭示了金融稳定方面的建设仍然比较落后的局面。因此中国要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并在短期内保持现有汇率制度,逐步完成向浮动汇率制度的转变。
参考文献：
[1]. 汇率目标区研究[D]. 周群. 复旦大学. 2005
[2]. 论开放经济下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D]. 徐哈军. 合肥工业大学. 2008
[3]. 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
[4]. 人民币国际化研究：理论与实证[D]. 徐新华. 复旦大学. 2006
[5]. 东南亚金融危机下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D]. 章虹芳. 西南财经大学. 2000
[6]. 货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金融风险与对策研究[D]. 傅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7]. 国际收支对货币供给的影响研究[D]. 陈全功. 华中科技大学. 2005
[8]. 金融危机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研究[D]. 王锐.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05
[9]. 东亚地区汇率波动的理论及实证研究[D]. 王学真.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10]. 新兴市场国家金融稳定问题研究[D]. 郭萍. 吉林大学.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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