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视国际关系中民族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重视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苏联的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结束，世界民族问题日趋突出，因此，在注目国际关系时，应该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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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现实表明，主权国家的民族问题不仅广泛存在，而且无不间接或直接对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主权国家、国际组织）甚至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产生深刻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应当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
首先，民族问题是一个带有世界性的普遍问题。目前世界大约180多个主权国家，除朝鲜，乌拉圭，埃及等为数不多单一民族国家外，绝大多数属于多民族国家。这些国家少则2至3个民族，多则100多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且跨界民族不少。各民族政治，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语言、文字、习俗、宗教各异，民族关系非常复杂。一但民族矛盾激化，很容易导致冲突或局部战争，对本国、本地区乃至世界秩序都产生重要的影响。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民族矛盾，主要表现为民族间的压迫，剥削，隔阂，歧视和仇恨，实质是民族压迫和反对民族压迫。对内，资产阶级为了维护阶级统治，虽然也曾调整、改善民族政策，以缓和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例如，美国和加拿大都放弃了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驱赶、杀戮和种族歧视政策，采取多元化文化主义政策。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的民族剥削和歧视，造成了印第安人和黑人等少数民族实际政治权利，经济和文化发展状况与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巨大反差。对外，早期资产阶级用血与火铸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之后用商品或军事的重炮摧毁其开拓广阔市场的民族壁垒，构成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殖民政策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进入“全世界殖民政策的特殊时代。”（《列宁选集》，第2卷，第797页）其政策主要表现为宗主国竭力掠夺、瓜分殖民地，对殖民地或实行政治经济利益的独占，或实行不带政治兼并的经济兼并。为了长期霸占殖民地，资产阶级不惜采取制造民族，种族间的矛盾和隔阂，甚至挑起仇杀等卑鄙伎俩，竭力挑拨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为独立后国家蒙上了一层仇恨的阴影。二次大战后，帝国主义推出“新殖民主义”政策，使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依然没有摆脱受其控制和剥削的状况。例如，1951年至1973年，仅国际贸易价格“剪刀差”就使第三世界民族国家蒙受1300亿美元损失。80年代，仅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沿岸国家也因此损失1500亿美元。垄断资本输出所获得超额利润使人怵目惊心。截止1988年，美国海外投资累计768.37亿美元，获纯利润竟高达1773.59亿美元，是投资的2.3倍。借贷资本又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沉重的债务包袱。据统计，这些国家债务总额70年代初为1000亿美元，1989年前已高达13200亿美元。由于落后、贫困，又极易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矛盾和冲突。与资本主义相反，社会主义是在彻底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为各民族共同发展与繁荣开辟了道路。随着改革和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都在不断丰富和完善民族政策。实践证明，凡是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本国国情结合好的国家，民族问题就处理得好。反之，民族政策失误，国内外敌对势力就会利用民族矛盾制造动乱，甚至葬送社会主义事业。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问题往往与国际阶级斗争交织在一起。由此看来，国际关系不能不研究两种社会制度下的民族问题。既重视国际间的正常合作，又要时刻警惕西方反动势力妄图利用民族问题，施展和平演变的阴谋。
其次，民族问题是世界局部动乱中的一个重要爆发源。二次大战后，局部的武装冲突连年不绝，特别是“冷战”结束后的近些年更有上升的趋势，在诱发冲突和动乱的因素中，民族问题已成为一个重要爆发源，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据有关资料统计，战后至80年代末，世界各地因民族因素引发的冲突100多起。在“冷战”结束后，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逐年增多，仅1990年1月至1994年2月就爆发64起，其中24起是因民族问题引发的，如已持续两年多的波黑冲突和前苏联内部的民族冲突等等。当然，90年代也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旧格局时期的一些旧“热点”已经普遍降温，特别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93年9月签署了和平协议，结束了阿以两个民族长期敌对状态，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另外，跨界民族问题，如战后以来的南北朝鲜问题，以及西亚和北非的一系列阿拉伯人国家（如南北也门）等等，都与国际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情况表明，一是“冷战”时期相对稳定的欧洲已成为“热点”的集中地带，二是两极格局被打破，并未给世界带来安宁，世界民族因素在发挥着重要影响作用。
再次，就主权国家而言，都或多或少存在着民族问题。民族问题处理得好坏，是直接决定着国家稳定与否的大局问题，实践证明，凡是民族问题处理得好的国家，国力就强盛，如中国。反之，经济遭受破坏，国内动荡不已，国力必然下降，如波黑内战。据不完全统计，波黑战争自1992年4月至1994年初仅一年半时间，已造成10多万人死亡，300万人无家可归，经济损失1700亿美元。总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应当重视民族问题的研究。倘若国际关系抛开民族问题，那么，国际关系研究就将是不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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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往日益频繁，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合作日益加强，从而使民族问题与国际关系之间相互依赖和相互制约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正如一学者所说：“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原则上重要的民族问题，都不能离开国际社会而单独地解决。”（《当代社会发展中民族与国际的辩证法》［苏］什·特·卡尔塔赫强）
经济区域一体化趋势，使民族问题与世界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制约更加增强，各民族迫切要求发展经济的愿望与民族不平等之间的矛盾尤其突出。据统计，二次大战到1993年11月在美国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工作会议为止，国际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区域经济集团已有24个，参加国近140余个，经济发展问题已成为世界各民族极其关注的重大问题。这说明，人类社会民族过程进入当代以后，全世界各民族不同程度被卷入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之中。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开放，这也是解决民族矛盾的有效途径。实践证明，封闭能使一个曾经是具有灿烂文化和历史悠久的国家落伍，也可以使一个民族停滞在某一落后阶段止步不前。民族的开放，是要吸收其他民族最优秀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同时把自己的长处展示于他人，形成平等互助的民族关系。当前，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民族冲突愈演愈烈，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如前南斯拉夫，铁托在世时，曾把发达的共和国帮助落后地区列入宪法条文，但铁托去世后，这一条文成了一纸空文。历史上造成的各共和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加剧，民族间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拉越大，富的很富，如斯洛文尼亚，穷的很穷，如马其顿、科索沃，各国贸易悬殊，生活水平差距很大，贫困地区民族认为富裕地区的民族剥削他们。追溯南斯拉夫分裂和波黑冲突的原因，根源之一在于此。苏联解体的原因之一，也是民族间的经济关系没有处理好。
民族因素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相互制约作用，则表现得更直接、更表面化了。一方面，由民族因素引起的地区性、全球性争端和冲突对国际社会产生消极影响，另一方面，民族因素也曾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形成产生积极作用。这是能否构筑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因素。研究民族问题，既可揭示冲突的一般规律，又可为构筑国际新秩序提供理论依据。
战后以来，因民族因素爆发的国家间的地区冲突屡见不鲜。事实表明，单凭冲突双方或数方力量是无助于战火平息的，还必须发挥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的调解作用。面对风云突变的国际局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都积极展开纵横捭阖的外交活动，通过参与调解冲突事件，力图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一般说来，由民族因素引起的地区性冲突，具有历史、宗教、领土等因素的复合性，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强、涉及面广等特点，从而增加了国际社会和联合国组织消除冲突的难度，成为国际政治关于冲突理论研究的重大课题。
从民族因素的积极作用方面看，它可以促进国家的独立和发展。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些长期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些新独立的国家为了维护和发展来之不易的独立成果，加强团结，互相支持，从而形成了独立于大国集团的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他们正在为争取建立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大国，在国际社会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也同样存在着民族问题。建国40余年来，我国制定了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干的一套完整的民族政策，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得到了充分保障，促进了民族团结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显著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区域制度逐步法制化，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呈现出崭新局面。由于历史原因而存在着东西部差距，必将在四化建设中，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过程中，而不断得到解决。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民族问题，民族因素与国际关系相互制约，国际关系研究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否则，就不可能提出正确解决国际问题的方略。第二、事实证明，在当今世界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还必须协调和处理好民族关系，只有本着世界各民族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原则，在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进行广泛的对话和接触，共同协商处理好国家间的民族矛盾，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