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绿色治理的经验及启示
◎文/何延昆 张珊珊 郁丽霞
摘 要： 国家治理问题是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最为核心、最为关键的命题，而推进绿色治理是中国新常态下发展的新契机，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机遇。本文从绿色治理的基本理论出发，以政府、NGO、企业、公众四个主体的视角分析日本绿色治理的经验，进而得出对当下我国推进绿色治理体系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 绿色发展；绿色治理；绿色协同治理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系统概括，“国家治理”一词成为统摄国家、政府、市场、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表述。在学者们的反复探讨中，如何构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成为主要议题，甚至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构建的核心成果。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绿色”作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性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列为2035和2050年的奋斗目标，2035年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绿色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绿色治理理论的中国化重塑赋予了它全新的理论内涵，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绿色治理实践问题的可行路径和手段。
二、绿色治理的理论渊源
（一）治理理论的渊源
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腊语与拉丁语，意味着领航或指导。治理概念不断发展，分为“传统治理”与“新治理”两个阶段。二者的分界点是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世界银行在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提到了“治理危机”。二者的区别在于：“旧治理”一般是指“政府及它的行为”，“新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
（二）绿色治理理念的产生与发展
提及“绿色”，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大多不是它本身颜色的意思，而是它所代表的“绿色理念”。总而言之，关注“绿色”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环境现状的需要；二是人们对绿色健康生活的向往。随着治理实践的深入开展，人们开始认识到治理也并非万能的，实践中也可能会产生治理失败的问题。因此，在复杂的外部情境中，政府权力分散化的情况下，如何发挥各主体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便成为治理正常运转的关键因素。从理性角度看，政府、社会、市场三者完全可能为了自身利益而各行其是，治理理论在追求分散的同时也面临整合的困境。
绿色生态环境治理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和范式变迁。最早是在思想意识层面，出现了“绿色政治”思潮，并产生了许多 “绿色政党”；接着，各国政府机构开始致力于生态环境问题管理，制定具体的管理措施，并提出要发展“绿色行政”和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绿色政府”；然而，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社会各组成部分共同参与其中，因此推进“绿色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绿色社会”，用社会共同的力量应对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必然选择。
绿色治理是一个由政府绿色治理、社会绿色治理、市场绿色治理等子系统构成的协同体系，各个治理主体和子系统分别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新时代下的中国强调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绿色治理”应该提升到国家层面，绿色治理是大势所向。
三、日本绿色治理的经验
1．政府制定的法规政策要完善具体，对于法律的内容严格执法，加强对环境的监管力度；政府对企业给予政策的扶持，联合科研机构给企业给予技术支持，促进企业的技术升级与产业转型；政府积极听取民众意愿，保障公众的合法权益，使得人们能畅通无阻地行使环保权利，加入到环保事业当中。
非政府组织（NGO）作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治理行为者的作用日益重要。早在1994年就有调查显示日本具体可查的环境NGO组织大约有1万个，这样庞大的数量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少有的。这种自发性的民间组织有着保护环境的共同目标，体现了公众的心声，因此它得到了公众的广泛参与和认可。在日本环境保护推进力量中，地方自治体作为本地居民的自治团体，切实发挥了控制与消除污染、维护家园环境的重要作用。环境NGO组织的活动范围比较广泛，进行环境的保护和美化；绿色低碳观念的推广；环境保护相关知识的传授；环境状况的检测监督；开展关于环境保护的国际探讨与合作等。
（一）政府在绿色治理中的统筹作用
1．加强立法工作。法律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制定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是环境保护必要性的证明。如表1所示，日本政府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60余年间，陆续颁布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不断规范生态环境治理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好的实施效果。
日本公民的环保意识极强，但这种意识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是经历了日本“先污染后治理”的困境才形成的一种意识。面对环境污染的最直接的受害者就是公众，同样的在环境保护方面最先行动起来的也是公众，人们纷纷走上街头进行示威反抗，公众联合媒体使得政府和企业都遭受到了巨大的舆论压力。日本的公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诉讼，痛斥只发展经济而忽视了环境的行为，经过不懈的努力推动了社会、国家对环境的治理。如今日本的青山绿水、鸟语花香都是经过公众不懈的努力换来的。公民在治理过程当中也养成了良好的环保意识，将绿色的观念与生活融为一体，这种优秀的环保意识也得到了延续，促进了日本的低碳循环发展。
2．完善的监管机构。为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日本政府加快建立和完善了相关的组织机构。其中发挥最大作用的就是日本环境省，如图1所示，它是一个综合性质的环境管理机构，而且各部门负责管理的内容多样化。日本环境省有着非常严明的环境基准，涉及多个方面。在推进环境政策有效实施方面，日本的综合环境政策局做了很多工作。例如，设立俱乐部开展活动，开展以家庭为单位的环保活动；设立环境顾问制度，提供专业的环境保护人才；建立环保知识数据库；推进环保技术的开发；进行环境评估。2005年10月环境省在地方建立了地方环境事务所，事务所主要的工作就是形成国家和地方在环境行政方面的连接，方便进行更有效地互动，更好地掌握地方情况。环境省的行政、研究人员数量不断增加，部门构成也随着国内实情的发展变化而日益细化，职能界定十分详实，资金预算额度也是日趋攀升。单是一个环境省就能够看出国家对环境治理的重视与决心。
表1 日本绿色治理立法时间表
（二）NGO组织的积极参与
不干扰钢混凝土叠合梁之下公路的通行，是进行该支架体系设计的首要原则。因此，桥面板支架体系要通过叠合梁的结构特性，充分发挥主梁和侧梁的结构功能，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
（三）企业的升级转型与责任感
事实上，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我国对于环境问题重视程度日渐提升，绿色理念愈发深入人心，绿色行动也越发实际有效。但目前的绿色治理法律体系尚在完善过程中、治理的主体相对单一，部门和区域缺乏有效的实际协同，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和美丽中国目标的实现。日本的绿色治理行动起步较早，经验较为丰富，我国可从以下几方面借鉴：
以羊腿股二头肌为取样点，每组分别从原料腿（0 d）、腌制结束（3 d）、风干前期（8 d）、风干中期（15 d）、风干后期（23 d）、成熟期（30 d）等六个工艺点取样，置于-20 ℃冷冻保藏，以备各指标的测定。
图1 环境省组织结构图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四）公众环保意识的崛起
(1)设计桥模型：小组成员头脑风暴，综合考虑稳定性、承重性、构件连接方式、美观性等方面设计纸桥模型，并画出设计图纸，在图中标出每部分所用的材料，在不断的设计与改进过程中发展审美情趣与艺术素养。
四、日本绿色治理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在环境问题产生之初，日本企业大都是以经济利益为重，对于环境污染不以为然，企业对污染的治理都处于一个较为被动的状态。直到20世纪90年代，企业才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理，整个社会的环境意识在不断地加强，落实到了个人行动上的是人们注重绿色消费，愿意去购买环保产品，而大的市场需求也转向了低碳环保的产业，企业开始意识到绿色发展是市场所趋、是企业持续发展的保障。再加上日本政府对企业的技术与政策支持，日本企业加快改进生产技术，引进环保设备，对生产所产生的废气废物进行处理，注重循环利用。建立绿色环保的生产体系，在绿色的生产同时还增加了企业的收入，一举两得。日本很多大企业都有自己的绿色经营理念，这些企业还在绿色经营理念的基础上制定了中长期目标，在循环利用再生资源、开发环保产品等方面设置了具体的量化指标。
（一）推进绿色治理的主体多元化
日本绿色治理的成功来源于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这些主体通力合作、相互促进。
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资源十分紧张，面对这样自然条件的限制，日本在发展经济和环境治理之间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平衡，成功治理了环境，让整个城市从灰暗走向绿色。日本的绿色治理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并不是一蹴而就实现的，而是经过了不断地尝试探索取得的成果。从日本污染发展的过程来看，一开始对环境提出抗议的是公众，公众是污染中切切实实的受害者，也是环境治理的推动者。随后政府、企业、社会又纷纷参与到了治理当中。总的来说，日本的环境保护和治理注重调动多方主体一起参与到治理当中去。
2．NGO和公众的作用。公众积极主动地参与是推进环保的重要力量，在公民积极地投入到整个绿色治理当中，他们既是参与者又是监督者，监督着政府和企业行为。随着公众地不断参与，在这个过程中又逐渐地产生了许多环境NGO组织。公众的力量通过环境NGO组织得到了凝聚，以组织的形式更有力地推进了环境的保护和治理。世界上许多绿色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它们在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对污染的防范治理、提倡绿色生活方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不断地发展，人们的环保意识已经开始崛起，但是也存在着公众和NGO组织参与环境保护缺乏必要的信息，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知识能力和意识不足，环保社会组织有规模小，缺乏资金、人才等方面资源的问题。我们要做的是要联合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大家的绿色观念，调动公众参与到绿色治理当中，发挥主人翁意识，行使公民权利，做绿色治理的践行者和监督人。鼓励社会环保组织的建立，建立激励机制，形成整个社会的联动，共同参与到绿色治理当中。
式中：H为煤层埋藏深度，m；M为采掘工作面煤层厚度，m；h为煤层顶板基岩厚度，m；l为采掘工作面至断层距离，m；L为采掘工作面至露头的距离，m；K为煤层底板泥岩厚度，m。
1.1.1 供试土壤 所有土样均采自0～20 cm土层，自然风干后，经研磨然后过0.9 mm筛(20目筛)备用。采样点分布在贵州省9个地区，每个地区所采土样均具代表性，有一定特异性，可用来探讨不同地区农业土壤中镉的吸附解析规律。土样采集地及其理化性质见表1。
3．企业是绿色治理的实践者，面对生态环境问题，企业的作用也十分突出，企业根据市场的发展要求应该主动地进行技术的升级，促进环保清洁生产。通过这样的企业改革带来的不仅是企业环保水平的提高，还节约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一举两得。实现企业的绿色发展，加快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实现从传统工业的转型升级。政府为企业提供政策的激励和技术的扶持，发挥市场调节作用，落实供给侧改革。同时企业自身要转变观念，通过绿色经营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除了单方面的努力，合作也是一种有效的形式，比起政府单方面的控制和管理，官民协作的公害对策推行起来更为现实，再加上大型企业资金充裕，更容易实施治理。
现如今提及日本，人们都会称赞其优美的环境，这是绿色治理的功劳，也是绿色观念延续的功劳。绿色观念的延续让绿色治理的成果得到了保持。绿色的观念已经融入到了他们的生活当中。日本人在日常生活中更是时时刻刻坚持着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不能让自己的行为影响到环境，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环保意识不是人们先天就具备的，由此可见日本非常注重公众环保意识的养成。学校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效的途径，日本的学校在教育学生提高环保意识的时候，不是通过机械的宣讲模式，而是将环保与课程相结合并通过亲身体验去感受大自然，欣赏大自然，学习保护环境的相关技能，从而养成环保好习惯，自然而然形成环保意识。观念教育对绿色治理也是至关重要。
（三）谋划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管理区和农场实行内部政企分开、人员分开、资产分开、核算分开，实行“一套班子、两块牌子”管理模式。将管理区作为市政府的直属机构，管理区域内的社会行政事务；农场注册登记成为独立法人主体，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经营农场包括土地在内的国有资产。
（二）推进绿色协同治理体系的建立
针对我国目前的生态治理体制分散的现象，绿色治理涉及范围广，不是靠单独一个部门的力量可以解决的，分散的治理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成效，低效率的治理也使得治理所需的成本大大增加。因此我们要建立一个绿色协同治理的体系。京津冀一体化建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生态就是一个循环，不能将它分割来看，协同的生态环境治理不仅会提高治理效率，还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加大绿色治理科技创新的力度
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利用科技手段进行绿色治理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日本在解决污染问题时，高校和科研机构成为其解决问题的技术保障，通过政府的统筹规划集结优秀科研人才，将研究成果进行现实的运用，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并将产品投入到市场实现双向共赢，为产业的绿色治理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的转型升级。同理，在我国也要加强技术的应用。首先，政府出资，联合科研机构以及国内外高校，建立合作研究中心。通过科学的手段对污染物质进行分析，将污染物进行降解；针对污染物源头的治理是通过开发环保设备，将环保设备运用于工业生产替代那些高污染的设备；推进环保产业开发生产，促进新兴产业发展。其次，搭建网络平台，通过电子设备对城市污染情况进行检测，通过网络平台进行资源共享，人人都可以通过网络实时查看环境污染情况并进行监督，让污染的相关信息变得透明化。这样一来不仅提高了政府绿色治理的效率，也对企业起到了约束作用，还调动了公众的参与度。同时也要加强国际间的合作，相互学习，推进环保技术的创新与发展。
绿色治理涉及的范围很广，其中传统工业模式的转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并且这个挑战也十分复杂。另外对于公民参与绿色治理的积极性方面也需要提高，更有效地推进城市的绿色转变，改变激励环境，促进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绿色治理政策的制定，应该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其中，更灵活、更有效地实现绿色治理目标。光靠借鉴日本的绿色治理经验是不能彻底使中国走出困境的，中国绿色治理的道路任重道远，希望能通过绿色治理来促进实现 “美丽中国”。
参考文献：
[1]余军华，袁文艺.公共治理：概念与内涵[J].中国行政管理， 2013（12）：52-55.
[2]廖晓东，史军.绿色治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J].管理世界， 2017（6）：172-173.
[3]杨立华，刘宏福.绿色治理：建设美丽中国的必由之路[J].中国行政管理， 2014（11）.
[4]苑琳，崔煊岳.政府绿色治理创新：内涵、形势与战略选择[J].中国行政管理， 2016（11）：151-154.
[5]李超.环境治理与中央政府——日本治污之经验[J].科技视界，2013（06）.
[6].Sabine，Sedlacek.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s Governance Actor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The Case of Green Building Councils [J].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14 （24）： 247-261.
[7]李国庆.日本环境治理中的多元主体 [J].环境保护，2014（05）：58-60.
中图分类号： D0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255-（2019）06-0017-06
基金项目： 天津市教委科研计划项目成果；项目批准号：2017KDSK010；项目名称：峰值目标约束下的我国政府绿色治理能力提升策略研究。
作者简介： 何延昆（1980—），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天津科技大学能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邮编：300222；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邮编：130012
张珊珊（1996—），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邮编：300300
郁丽霞（1999—），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邮编：300222
责任编辑： 孟 力
标签：绿色发展论文; 绿色治理论文; 绿色协同治理体系论文;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论文; 天津科技大学能源环境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论文; 吉林大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中心论文; 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天津)有限公司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