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下保障房的最优供给区间研究——基于财富效应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扩大内需论文,区间论文,最优论文,视角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47 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12)01-0115-08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我国“十二五”时期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标志性工程，也是当前和今后几年经济工作的硬任务。“十二五”规划纲要确定，未来五年建设保障性住房、棚户区改造住房3600万套，其中2011年开工建设1000万套。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是推动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具体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住房保障的目的不仅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加住房有效供给，抑制房价过快上涨，而且还在于是否能增加消费，有助于扩大内需。①因此，探究扩大内需下保障房的最优供给区间，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寻求扩大内需下保障房的最优供给，要重点考虑的是保障房供给如何对商品房市场发生作用，进而对消费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个问题则直接与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息息相关，②也就是说，只有理清了保障房的供给如何影响了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才能确定促进消费进而扩大内需的保障房最优供给区间。
所谓“财富效应”(Wealth Effect)是指：“货币余额的变化，假如其他条件相同，将会在总消费开支方面引起变动(伊特韦尔，1996)。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财富效应，是指居民资产价值的变动对于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而保障房的供给对于财富效应的影响，主要是侧重研究当保障房供给处于不同状态时，商品房价格的变化如何对消费产生影响。
传统的经济学理论已经明确指出，保障房供给可以对商品房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财富效应。DiPasquale(1996)认为较高的保障性住房供给会降低居民对商品房的潜在需求，从而基于预算约束和替代效应，使得商品房价格的正向财富效应得以发挥(Ludwig和Slok，2001)，所以会提高消费。也就是说，保障房供给是一个有效缩减住房负担及稳定住房市场的工具(Wood和Rangarajan，2004)，会提高日常的消费(高波，2010)。很多文献直接或间接支持了这一观点(Le Blanc和Laferrère，2001；等)。但是，Murray(1983；1999)基于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LIHTC项目，发现由于存在着商品房供给的挤出效应，使得接近1/3乃至100%的保障房经济效果被抵消。此后，Eriksen和Rosenthal(2010)等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此外，保障房供给具有再分配效应(Musgrave，1959)，而不同的收入分配结果会对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产生不同的影响(Dvornak和Kohler，2003)。这种效应可以通过影响住房市场中潜在需求者的收入结构和人口结构，进而对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较高的保障房供给会降低广大低收入群体(特别是年轻人)的商品住房需求，进而减轻广大低收入群体的住房负担，所以根据预算约束和替代效应的原理，还会提高消费，并使房地产价格的正向财富效应得以发挥。Gourinchas和Parker(2002)等的研究均支持这个观点。但是，有的学者则对于这种再分配效应存有质疑，认为财富效应与资产财富的风险调整值正相关，高收入的家庭具有相对较低的风险厌恶程度，风险调整值较低，从而具有较小的财富效应，所以尽管较高的保障房供给减少了商品房市场需求中低收入群体的比例，但是并不一定会必然促进消费(Hurst和Stafford，2004等)。
从以上的文献可以看出，尽管都已经指出了存在住房保障的情况下，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会受到影响的可能性，但是几乎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主要的原因是忽视了当保障房供给变化时，财富效应可能存在的非线性特征。而准确把握这种非线性特性，对于科学合理地确定保障性住房的供给规模十分重要。
因此，本文将首先构建引入住房保障后的跨期消费模型，探究保障房供给影响房价财富效应的内在机理，同时利用2000-2009年的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Hansen面板门槛模型，来实证分析我国住房保障对财富效应的影响，以得出最优的保障房供给区间。
二、理论模型
基于标准的LC-PIH模型，③首先设定如下最优化问题：
对应的系数会随着r的降低而变小。所以当保障房覆盖率η较高时，两个时点消费的替代弹性的大小决定了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的趋势，若两个时点消费的替代弹性超过1，则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将会正向发挥，反之则受到抑制。实际上，保障房覆盖率较高时，平均风险厌恶程度的降低会有引致σ逐渐增大的趋势，因此会存在由小于1的状态到大于1的状态的转化。所以开始时保障房的供给有利于正向发挥房价的财富效应，但是会被σ逐渐变大的趋势所缓冲，因而会逐渐抑制房价的财富效应的发挥。
因此，理论上存在一个最合理的保障房供给区间，使得房地产价格的财富效应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进而有助于促进消费。
三、实证模型的设定与估计
由上面的分析得出，保障房供给增加对房地产财富效应的影响呈现非线性的区制转换形式，因此实证分析将采用Hansen门槛模型，来检验不同的保障房供给规模下对应的房地产价格财富效应的变化情况，进而判定有利于扩大内需的保障房最合理的供给区间。
(一)门槛模型的设定
根据Modigliani和Tarantelli(1975)等的消费行为理论，结合Stone(1974)所采用的公式，得出度量消费支出与收入和财富的标准计量模型如下：
式(7)表示的是基本的线性模型，若要在其基础上考察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特别是可能存在的区制转换或门槛效应，Hansen(1999)的面板门槛回归模型是非常好的估计方法，不仅能估计出门槛值，而且能够对门槛值的正确性及内生“门槛效应”进行显著性检验。综合我国的保障房实际情况，考虑到保障房供给指标的特点和代表性，本文采用保障房覆盖率作为保障房供给的门槛变量，以平均房价作为区制解释变量，构建初始的单门槛模型。⑥
(二)数据来源和样本选取
本文基于中国2000-2009年30个省份的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各省面板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10年)，包括30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由于上海的数据存在一定的缺失，因而未加以考虑。对消费、收入的度量分别选用了“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各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以CPC、DPI表示。对房地产财富的度量，本文依旧采用大多数文献的做法，以房地产价格近似度量房地产财富，在此采用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以AHP表示。而门槛变量保障房覆盖率采用经济适用房竣工套数占全部住宅的比重，以RPHFL表示。样本的基本描述性统计量见表1。
(三)平稳性检验
本文同时选择了LLC检验和Fisher-PP检验，得出变量的LLC与Fisher-PP检验结果(门槛变量除外)如表2所示，门槛变量的LLC与Fisher-PP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从表2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研究模型中的变量均表现为一阶单整。从表3的结果可以看出，门槛变量的水平值拒绝原假设，体现出平稳性，因此符合作为门槛变量的基本条件。
(四)协整检验
由于所研究的变量均为一阶单整(门槛变量除外)，本文选择Kao检验方法，进行协整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的结果发现，各模型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都存在着协整关系。因此，可以接受回归方程设定形式，并进一步对上述门槛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五)门槛模型估计与检验
首先要进行门槛效应检验，表5列出了进行门槛效应检验后得到的F值。不难发现：单门槛效应、双门槛效应和三门槛效应均显著。根据三种门槛检验对应的原假设，本文选用三门槛模型进行分析。对应的式(8)就变为：
表6得出了三门槛模型门槛值的估计结果以及门槛值的95%置信区间。⑦接着对三门槛模型进行了参数估计，结果列于表7。
(六)结果分析
从表7中可以看出，模型的回归系数均非常显著，总体看房价的回归系数均为负值，说明房价的上涨是对消费起抑制作用的，⑧这说明我国潜在的房地产市场需求相对旺盛。但同时根据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在不同的保障房供给区制下，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抑制程度是不同的。
具体说来，以保障房覆盖率作为门槛变量时，存在明显的四个区制，即区制Ⅰ(
≤2.96%)、区制Ⅱ(2.96%＜≤9.37%)、区制Ⅲ(9.37%＜≤19.22%)和区制Ⅳ(＞19.22%)。从中可以发现，当9.37%＜≤19.22%时，房地产价格上涨对消费的抑制是最弱的，是最有利于扩大内需的。这说明保障房供给处于区制Ⅲ时，尽管总体上房价的上涨还是抑制了消费，但是由于保障房供给对商品房需求的挤出效应和再分配效应的综合作用，使得这种抑制程度得以最大程度地弱化，一方面，在该区制下，随着保障房供给的增加，会降低居民对商品房的潜在需求，从而根据预算约束和替代效应，有利于商品房价格正向财富效应的发挥，进而能极大地减弱对消费的抑制。与此同时，保障房供给的增加，使得较多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需求得以满足，不仅缩小了收入差距，而且最大程度上缓冲了房价上涨对消费的抑制作用。
对区域进一步分析后发现，全国30个省(市、区)在四个区制下出现的频次存在很大的不同，证明我国保障房覆盖率存在着区域的不平衡性。⑨最近多年都小于保障房最优供给区间下限的省份，往往是该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而经济发达省份商品房市场的景气程度较高，房价的上涨带来了很高的财政收入，如果建设保障房就会大量挤出商品房，因此容易较大程度地降低商品房的价格；另一方面，这些地区的潜在保障房需求缺口较大，地方财政负担较重，因此，地方政府缺乏激励进行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保障房的覆盖率相对较低。而多年都恰好处于最优保障房供给区间内的省份，除了北京、河北和辽宁之外，其他全是中西部地区的省份，这主要是由于这些中西部地区省份的商品房市场相对较为稳定，房价上涨的幅度并不很大，保障房对商品房的挤出效应较弱，另外，这些地区土地供给约束相对宽松，保障房供给的财政约束也较弱，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保障房的覆盖率。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保持保障房供给的合理规模，是对我国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支撑。本文从财富效应的视角切入，探究保障房供给如何影响财富效应的发挥，进而对消费产生影响。通过对跨期消费模型的拓展，基于我国2000-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Hansen面板门槛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如下：(1)有利于促进消费、扩大内需的保障房覆盖率的最优区间应为[9.37%，19.22%]。⑩具体说来，尽管总体上保障房的供给不能改变房地产的负向财富效应，但是在[9.37%，19.22%]范围内时，可以最大程度地弱化这种负向财富效应对消费的抑制作用，从而有利于扩大内需。(2)总体看来，西部地区省份的保障房覆盖程度要远远优于东部地区的省份，东部地区除了北京、河北和辽宁外，其余均呈现保障乏力的状态。
根据以上结论，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要审视保障房的战略意义，不仅着眼于控制房价，而且也应该服务于大局，有助于扩大内需，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各省份不应单单追求保障房的规模和速度，应该在保障房的最优供给区间内，寻找符合自身经济发展状况的保障房覆盖规模，制定较长远的保障房供给计划，既能实现保障性安居工程的战略目标，又能扩大本地的内需。
第二，保障乏力的各省份，往往是各大区域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这些地区房地产市场的景气程度相对很高，进而房价带来的财政收入也非常高，而对于保障房的供给却显示出较低的激励性。此外，这些省份的保障房覆盖率，都远低于最优区间的下限门槛，存在较多的“历史欠账”。因此本文建议，除了对保障房建设强化目标责任制以外，应该创新保障房的投融资和建设模式，比如建立市场化主导的保障房建设模式，设立保障房投资建设公司，允许民间企业投资乃至控股保障房建设的主体公司，鼓励多渠道的保障房融资模式，如发行企业债、保障房投资基金等；在建设环节，能够对开发商进行补贴，实行商品住宅与保障房的配建和融合，充分发挥保障房的溢出效应。
注释：
①这与2011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河北省石家庄市出席部分省份保障性安居工程工作会议上讲话的指导精神是相一致的。
②当然，保障房供给影响消费的渠道，并非只有通过影响房价来影响消费这唯一的途径，也有其他的渠道，如直接影响预期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等进而影响消费。本文之所以从财富效应的视角去研究，而忽略其他渠道的影响，其主要原因是，本文的理论框架是基于经典的LC-PIH分析范式，因为存在跨期消费平滑，所以该范式下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能预期到的收入增加不会对当期消费产生影响。而且众多的理论和实证文献也都侧重于研究通过影响商品住房市场进而影响消费的传导机制，如Fu和Somerville(2001)等的研究。
③Ando和Modigliani(1963)等均有详细的描述。
④此处的含义表示居民持有房地产的总价值扣除计划持有新的房地产所需付出的总成本后的净值，反映了实际的房地产财富。
⑤在设计实证模型时忽略了金融财富的影响，主要研究房地产财富的影响，在此用房地产价格表示。
⑥估计方法的详细说明和步骤，可参见Hansen(1999)等，限于篇幅，本文从略。
⑦由于篇幅所限，模型对应的门槛参数与似然比值的关系图未能详尽列出。
⑧很多学者的研究也证实了类似的结论：如Campbell和Cocco(2005)等。
⑨受篇幅所限，未能呈现详细的结果。
⑩本文的结论与“十二五”规划的住房保障目标正好相吻合。根据“十二五”规划，未来五年，我国计划新建保障性住房3600万套。到“十二五”末，全国的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率将从目前的7%到8%提高到20%以上，基本解决城镇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