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生产的历史唯物主义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唯物主义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下半叶以后，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在致力于解读现实生活世界、把握当代社会实践时，兴起了一股被称为“空间转向”的理论思潮。该思潮指责传统社会理论固守“时间优先于空间”的学术理路，主张以“空间”为轴心或引线来规划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力图“在批判的社会理论中重置空间”，以便克服传统的“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的知识增长方式。值得关注的是，那些力推“空间转向”的思想家，程度不同地把“历史决定论”当作传统诠释路线的主要代表，也就合乎逻辑地把批判的锋芒对准历史唯物主义。由于这些推动者自认担负着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的理论重任，而这一转向首要且关键的目标正在于颠覆传统的本体论，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在此转向中所遭遇到的评判，毋宁说面临着发自于本体论原则高度的挑战，事实上正处于本体论的分殊或排除的诘难之中。厘清了关于“空间转向”问题的言说语境，本文基于本体论之基本要求的视野也就随之而出：我们将致力于揭示空间以及空间生产成为理论焦点的历史前提和现实成因，绽露创造性地转化“空间转向”之积极成果的现实可能性。 一、现代文明造就的生存选择 无论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爱德华·苏贾(Edward Soja)等人以及其他的赞同者是如何肯定地论证和阐扬现实生活中的“空间转向”问题，但人们似乎免不了要碰上这样的追问：空间作为人类现实生活的基本元素，自古有之，未曾须臾失落，何以在20世纪的日常生活中如此这般地凸显为人们必须面对的焦点问题?何以所谓“空间实践”、“空间生产”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也与其他因素一起被说成是现代性的真正本质和体验?倘若问题的这种提法确实合理可靠，问之所问也顺理成章而非人为斧凿，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只有深入于问题之源发地、根基处，才能把握“空间转向”作为问题的全部意义和真正影响。这正好印证了马克思一个重要论断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①我们就此相信，“空间转向”思潮的产生、传播和流变，毕竟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在最初的“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下，人类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从事生产和生活活动；个人是自己赖以存在的人群共同体的附属物，通常被看成是共同体的“一个肢体”，共同体则被看成是个人肉体的延伸。在这种以自给自足的“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状态中，“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把土地当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②。在这种情形之下，人们对于空间的想象和认知，莫不局限在身边的土地、无机自然这一天然给定的范围之内。人们由此当然需要展开并形成关于“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之种种思考乃至行动，但不可否认的是，诸如土地之类的“客观条件”并不是人们劳动的“产物”，而是作为“前提”先期存在于人们再生产过程之前。在自然经济时代，这一前提是如此之不言而喻，更是如此之司空见惯，以至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人的活动分离开来。这样说来，空间固然还是有可能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但空间生产、空间实践在这个时候肯定不会成为日常生活中的热门话题。 问题在于，“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状态不过是人类的初始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原始关系相矛盾的”③。如果人的“自由而充分的发展”毕竟阻挡不了，个人也势必要越过自己所属共同体的边界，那么，“人的依赖关系”的解体和被取代就是必然要发生的历史过程。不消说，这是人类历史的重大转折，毫无疑问归功于资产阶级“非常革命”的作用。正是通过创造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资产阶级完成了这场关乎人的前途的“革命”。经过这一革命洗礼，原始的血缘和地域联系失去了社会约束力，商品、货币、交换等上升为人际关系的纽带，人们获得了自己的个性和能力——这是人类总体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必经环节。在此基础上，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 从“人的依赖关系”社会状态转变过来的历史性成果，除开确立了“资本的绝对统治”作为社会生活主导原则之外，我们尚能发现到的社会生活变化至少还有：其一，人的“原始的”丰富性让位于“人的独立性”，工人能够掌握自己的劳动，亦即“自由劳动”与“自由工人”的形成和实现。其二，作为劳动之客观条件的土地、无机自然等等，失去了与劳动“天然统一”的性质，而与劳动相分离并形成了实际的对立。劳动者与劳动之客观条件的再度统一，需要经过资本这个中介的连接和指引。其三，大工业的形成和发展，使“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作用物的力量”，取决于科学发展水平和技术进步，亦即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④。其四，交换价值以及交换价值生产占据统治地位，瓦解了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导致“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以及前者对于后者的役使。同时，“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⑤。 诸如此类的变化，当然还可以罗列出更多，但仅此四项即可标明资本“新时代”的横空出世——这四点变化本质重要地培育了这个“新时代”的基本元素：独立的人、劳动的客观条件、大工业、交换价值。而更为重要更有影响力的意义还在于，在资本原则的普照之下，这四个元素形成了不可分割的内在相关性，不仅成为资本“新时代”的主导标志，而且是这个“新时代”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的发动力量。毋庸分说，这些因素及其相互联系正是现代社会世俗生活领域的基本架构。既然如此，“人的依赖关系”的社会形式就被放进历史陈列馆之中，现代生活及其辩证运动遂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感性现实。这就是现代文明的降临。而且，由于构成元素的不可或缺性质，我们当能相信整个现代文明的必然性和恒久性。这样的话，我们试问：当今学术界热议的空间问题，是不是在现代文明中有其根苗?这里的答案不仅是肯定的，而且毋宁说，空间问题正是现代文明的必然产物，或曰现代文明必然让空间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从现代文明的构成元素中找到可信的线索。 真正说来，在现代文明诸种构成元素中，与空间有着直接关联的，乃是“劳动的客观条件”。不过，使空间作为问题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却是资本主导下的多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我们已有简略的交代，正如马克思所洞察的，在前现代社会，劳动的客观条件——如土地、原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乃至货币等等，是“生产的原始条件”；它们作为生产者的“自然生存条件”，与生产者的躯体一样，是天然给定的“自然前提”。随着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作为货币而存在的价值，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从“自由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这就制造了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相分离，货币财富转化为资本。“如果说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⑥就此而言，如果空间在内涵上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不可否认地具有诸如交叉、重叠、包含等等关系，那么，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必然要被分离独立出来的历史进程中，这难道不就是空间游离于日常生活的另一种表达吗?这不恰好证明了正是现代文明才必然稳定地让空间成了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吗?所谓的空间生产难道不是由此定向才是现实的可能的吗?既是这样，当今相关的学术讨论是不是只有立足于“物质生活的矛盾”才能获致正确而可靠的认识方向呢? 澄清了空间问题的现代性谱系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归属，我们对于空间及其发展派生的问题无疑就有了大致的把握和评估，也有了更为合理的期待。由于资本“无止境的致富欲望”而成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⑦，劳动客观条件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武装和控制起来，进而不可逆转地转化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归资本所有的人格化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客观条件就失去了本来的天然给定性，而成为社会生活中的生产性要素，成为资本增值运动的组成部分、重要载体乃至推动力量。基于此，空间生产和空间实践在日常生活中的开展可谓顺理成章，而就资本增值来说甚至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且，劳动客观条件因其所涉内容的广泛和多样，有助于实现资本的多元化利益追求，尤其能够推动资本的扩张。这表明，在现代文明生活中，空间生产迅猛发展及其各种流变，皆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渊源有自。 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世界进入了总体相对和平的发展时期，世界现代化运动取得了新的成就，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巨大成功，地球上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都市地区。都市化成为当代生活的显著特征，都市世界给当代人带来了新的生存体验和境遇。正是在这个时候或这种情势下，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越来越紧密地与空间勾连起来，越来越频繁地使空间成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或焦点，越来越突出地转化为空间的生产。于是，列斐伏尔适时地把“空间生产”当作分析当代社会日常生活的一个支点，“空间转向”便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的一种热潮或时髦。 从其发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来考量，“空间转向”或空间生产理论的问世，形式上倡导学术新路、开拓新的认识视野，但这并不是当代某些思想家或学者出于灵感而偶然的创设，而无可辩驳地与人类现代化运动息息相关。从本质上来说，劳动客观条件被资本化以后，就与劳动相分离而独立出来，空间问题正是由此转换而来，空间生产也就不可延宕地进入日常生活议程之中。由此可知，空间问题没有任何悬念地从现代文明土壤中生发出来，空间生产更是现代世界晚近生成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可以这样来推断，空间问题呈现出来的复杂性，空间生产表现为不同的样式或性质，皆由资本所发动或驱动，并为资本原则的实现开辟新的道路和可能性。 二、空间生产的多重面相与成因 我们的分析表明，作为问题而出现的空间生产，特别地属于现代世界。正是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运动，才把空间生产彰显为人们近距离观看和审视的切身问题。更加复杂的情况还在于，资产阶级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⑧。减少农村人口，大幅度增加城市人口，这是作为现代世界特征的重要事实，同时也制造了现代文明的内在紧张与冲突，由后来出现的“空间生产”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随着城市人口膨胀乃至城市化扩张，诸如争夺“城市权”这类“寻求空间正义”的行动应运而生，且此起彼伏。这样说来，由资本原则主导的空间生产，始则遭遇不同利益的纠葛，继而充斥着“权力”之争，终将成为“空间政治”的角力场。如此之乱象丛生，实际标明空间生产已然获致更多的牵扯和寓意，难怪在当今热闹非凡的“空间转向”中找不到一个众人认可的有关空间生产的定义。就此而言，我们的确需要超越当今围绕“空间生产”而来的各种议论或认识，紧扣现代世界“物质生活的矛盾”，着眼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深入剖析和发掘“空间生产”所负载的复杂寓意，由此才有可能把握并利用“空间转向”对于当代生活的实际意义。 真正说来，空间生产之所以在现代社会长时段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意义所指，关键在于，在现代文明波澜壮阔的历程中，嵌入现代文明体系之中的空间先后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人们讨论空间生产问题自然获得了与之对称或匹配的语境，由之而来的当是富有区别的话语特征和理论指向。这里所说的，就是指在现代生活中次第出场的“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社会空间”，尽管这三者在当今的生活世界似乎处于依存并立之势。那么，现代文明演历为什么形成了这三种空间——如果可以称之为种类的话?它们各自究竟有着什么独特的存在根据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来管理并实现自身的(生产)?如何把握它们相互之间的历史性联系?我们就此做出简明扼要的分析。 其一，物质空间及其生产。 物质空间，是指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有形的空间，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感觉得到的空间。可感性该是物质空间的基本特征。更为源始地来看，物质空间本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或缺的条件，人类注定要依寓物质空间才能生存下来。正是因为物质空间是人之为人的天然寓所，人类在本性上对物质空间是如此之熟悉，以至于人们平常所说的空间大多数都是指物质空间，并往往对空间熟视无睹——当然，这里也有短暂回避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空间压力的情况。这就是说，人类最初并没有把空间当作自己身外的对象来看待，亦即没有让空间对象化。人类实现空间对象化的决定性步骤，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客观条件”被资本化这一历史性事件的出现；人类历史进程中真正意义上的空间生产正是滥觞于此，因为“劳动客观条件”是空间的主要载体，资本迫切需要“占有空间”、“生产空间”⑨。 不论人们——包括那些推动“空间转向”的思想家——是否愿意承认，就是在当今三种空间生产并存的时代情境下，物质空间仍是人们日常生存的基本条件，物质空间生产仍是当今所谓“空间生产”的实体部分和主导内容。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如果没有物质空间生产，当今其他的空间生产就不可能产生；如果不是物质空间生产出现了问题——如全球化浪潮、都市化生活、城市建设的权力博弈等等，当今所谓的“空间转向”也无多大的必要，甚至也不可能作为重要的理论问题进入人们的视野。毫无疑问，物质空间生产是空间生产的“第一性”特征。这是由物质空间生产悠久的历史积淀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所决定的。现实需要想必已毋庸赘言，我们侧重简论物质空间生产的历史性生成进程。 马克思在1840年代思考“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时曾经指出，“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马克思还独具慧眼地阐发了这一事实的成因：(1)大工业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及其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2)大工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通过普遍竞争开创了世界历史，实现了民族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⑩。这就能够让我们看出，在现代世界诸种要素(大工业、资本、世界历史等等)的推动下，物质空间生产有着不可阻挡的必然性，而这一必然性或许通过诸如不断变换的形式、充满内在张力的生活选择、地理区域的转换等等因素表现出来。 其二，心理空间及其生产。 与物质空间的有形、可感性质迥然相异，心理空间乃是无形的、不可捉摸的、易变的。不过，心理空间对于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实际上一点也不比物质空间的小，有的时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是说，心理空间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是不应怀疑的。19世纪末问世的精神分析理论，致力于探究人的心理活动过程和形式，在独立的理论探讨中形成了颇有自洽性的思想阐述，并在一定范围内展开了行之有效的应用和推广，至今仍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大概不必讳言，精神分析理论开展其思想建树的过程，其实正是要提醒并指导人们如何合理地调适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恰恰就是对于心理空间的管理和呵护，无疑是心理空间生产的应有之义。 在现实生活中，心理空间总是摆脱不了来自于物质空间生产的刺激或诱惑，以至于心理空间生产总是这样那样地与物质空间及其生产有着割不断的关联，并给予物质空间生产以极其重要的反作用。可以说，心理空间生产乃是物质空间生产的对应极。当然，心理空间生产的真正动因，不是物质空间生产，而是现实生活过程的需要与推动。 在资本追求利润增值的驱动下，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被细分为多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明晰的工作细则、量化的工作进度指标亦即单位时间内完成的工作定额。这些量化指标以统计学的随机分析为基础，形式上权威、可靠、可行，成为劳动过程予以参照的标准。在此影响下，劳动者势必形成了对于自身能力的心理预期，必定力求达到或超过这个基于“抽象计算”而得的工作目标。劳动者这一心理过程的发生，起初迫于生计，进而则是证明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理表达。不消说，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充分利用了劳动者人性结构中诸如生存感、成就感、责任感等等心理资质，作为刺激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途径，“泰罗制”的提出并迅速推广就是一个证明。“泰罗制”就是凭借人们可以接受的“心理学”分析，把劳动者个人“心理特性”作为影响价值增值的重要参变量，纳入到管理系统之中，不断地予以推广和完善(11)。马克思一段切中肯綮的论断更是挑明了问题之实质：工业的历史及其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但人们至今还没有从其同人的“本质的联系”、而总是仅仅从“外在的有用性”这种关系来理解(12)。这就切近描述了现代社会的心理空间生产，并立足于社会生活之基层，入木三分地绽露心理空间生产的运行机制和社会效应。 当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全球的扩张乃至于网络社会的崛起，为心理空间生产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契机。当互联网把整个世界贯通起来，实现了全球信息网络一体化，使得电脑网络成了人们现实生活的基本要素时，世界就进入了“网络社会”，人们就要面对在“虚拟世界”中谋划生活的境遇。这就是当代出现的虚拟化生存问题。它主要依赖于数字化的信息，按照具有不同意义或目的的编码规则，借助于媒介技术操作，加工处理信息，组合或创造出新的产品、新的现象或新的事件，并随着网络在全球普遍快捷地传播。不消说，所谓的虚拟化生存，面对的却是真实的虚拟世界、真实的虚拟化生存处境。如此这般虚拟化的生存活动，既是心理空间生产现实开展的载体和标志，又为这一生产的可持续发展积聚了丰富的资源和坚实的基础。 其三，社会空间及其生产。 的确，列斐伏尔等人发动“空间转向”所说的“空间”，主要就是指社会空间。爱德华·苏贾就明确提出，“空间性是由社会生产的”，是“一种实体化了的并可以辨识的社会产物”。“作为由社会生产的空间，空间性可以区别于具有物质特性的物质空间以及认知和表征的心理空间。不论是物质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被利用并融合到空间性的社会构建之中，但不能因此被概念化为空间性的等同物。”(13)我们通过这里清晰可见的划界，想必能够大致领会社会空间的一般寓意；而“空间性”的提法，大体透露了社会空间与社会生活中以关系方式存在的结构具有同构性或相似性的重要信息。 爱德华·苏贾还证明，“物性的物质空间”与“人性的意念空间”亦即心理空间都必须被视为由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必须被融合到“空间性的社会生产”之中而得到意义重大的“转换”。这一社会性的“融合——转换”，虽说给物质空间与心理空间的独立阐述设置了某些限制，但却使它们能够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分析和阐释(14)。这就提醒人们，在列斐伏尔等人的理论语境中，社会空间及其生产，拥有对于另外两种空间而言的发言权和统摄性。 这些语焉不详却能让人有所意会的阐述，表明社会空间所涉内容的丰富芜杂，既有以实体方式存在的具体空间，也有以关系方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的某些结构。这是社会生活复杂性的确证或表达，也正是人类独有禀性之所在——动物根本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动物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凡是有“关系”存在的地方，都是属于人的，人是通过“对象性的活动”而自我创生的，人源初就是一个对象性的存在物(15)。与此相适应，社会空间生产，本质上无疑是人类现实生活筹划的实际行动，形式上则表现为社会关系的重组或再造，而且主要相关于那些具有张力、并存性质的社会关系。列斐伏尔就认为，“堪称‘第二自然界’的空间性，是业已转换的并在社会得到具体化的空间性，缘起于人类有目的的劳动的应用”(16)。 这样说来，如果社会空间生产在一般意义上意味着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那么，这一定只有在最发达的社会关系状态下才是可能的。这就再次标识了空间生产问题的现代性归属，因为最发达的社会关系是资本原则主导下的生活图景。正是这样，当今由空间生产引申的空间政治、空间正义等热门话题，可谓其来有自，它们都是现代文明所生发出来的问题。可以相信，从城市扩张以及都市化生存困境而来的，当有空间具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这一事。于是，社会空间生产的可能性、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性及其发展前景，都是值得期待的。 三、力求阐释现实的本体论想象 空间本为原始所赐，但由当今空间生产的复杂面相我们能够明白，空间的变动、组织和管理却与人类生活变化相关，是人类生活转型的产物；而空间的意义生成及其流变，更是现代社会生活的杰作。虽然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在当今生活世界仍有存在理由且实际在场，但时下的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已然确凿无疑地把“社会空间生产”视为当代空间生产实践的主导成分或主要形式、当今“空间问题框架”的主干或核心内容。这些认识的确深入到当代空间生产的实际和主要之点，毋宁说切近把握并表达了当代都市生活的实情，有助于人们理解空间及空间生产对于现实生活的真正影响。如此崭露出来的思想旨趣及路径选择，自觉不自觉地呼应了历史唯物主义关注“现实生活过程”的理论要求。正是这样，在列斐伏尔等人的理论阐述中，历史唯物主义被放在十分醒目的理论位置上，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热情随处可见。 20世纪中叶以后，已经处于现代化快车道的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克服和解决了诸多矛盾、冲突和弊端，在巩固了自身存在基础的同时还赢获了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成为“先进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何以能够“淡化”乃至“解决”一个多世纪以来积累的内部矛盾，而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呢?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就是资本主义通过维系既有结构而延续自身存在的过程。依照列斐伏尔等人的看法，资本主义的城市化革命和都市化生活，不可否认地需要并日益依赖于一种具有包容性、工具性和神秘化的“空间规划”，由此建构和支撑的空间性，无疑能够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从而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造就并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可以说，“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空间组织已十分突出地与各种社会关系的主导性制度的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社会空间生产正是各种主导性生产关系得到再生产。“这些具有主导性的生产关系以一种具体的和人造的空间性形式得到再生产，而这些空间性已继续被一种处于不断推进中的资本主义所‘占有’，被分裂为(fragmented)各个部分，同质化为离散的商品，组织为各种控制场所，并扩展到全球性的规模。”(17)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的生存已然仰仗于具有独特性的生产，以及占有一种零散的、同质的且有等级结构特性的空间，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官僚国家控制的集体消费，将国家权力强行注入日常生活之中，在多层面上区分主导性中心与依附性边缘。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的空间问题框架提升到阶级斗争的中心地位；围绕城市生存权利、区域平等、公共空间、空间产权等问题展开的斗争，已经变成在政治上更有决定性意义的内容。不消说，这就把事关当代重大生活变迁的空间问题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创新勾连起来，并毫不妥协地把空间问题框架运送到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构的核心地带。 在爱德华·苏贾看来，诸如“城镇与乡村之间的对立、劳动的区域分工、产业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城市居住空间的划分、资本主义积累的地理不平衡性、土地租借和土地私人所有制的作用、剩余价值的部分转移以及自然辩证法”(18)等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皆有深刻而独到的解答。但是，这些并不能证明历史唯物主义给予了空间问题以应有的理论位置，相反，马克思主义在一百多年的发展中一直与地理阐释方法、与空间分析相脱节。既是这样，赋予历史唯物主义以一种“具体的地理学”，把空间生产整合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阐述核心的一个积极因素，建立一种“空间政治经济学”，在认识空间生产中“恢复辩证法”，推动历史唯物主义转型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这正是当今空间生产理论研究刻意完成的任务，也是这一研究自视能够推动历史唯物主义以适应当代政治和理论挑战的希望所在。 倘若把其中纯属后见之明式的知识空缺指认和批评剥离开，空间生产理论一定程度上可被看成是当代富有建设性的一个思想标杆。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现代性背景中，城市化运动带来的都市膨胀和扩张，派生出新的利益纷争，空间问题对于现代文明生活的影响日益突出。这就是说，“空间性必须由社会再生产，而且这一再生产是冲突和危机长流不息的源头”(19)。列斐伏尔等人敏锐捕捉到当代生活的这些新变化，力图尽如原貌地崭露出来，并给出颇有说服力的理论阐述，恰逢其时地为人们合理筹划生活提供认识向导。如果这在立论取向上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别无二致，那么实则自觉不自觉地回答了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境遇中如何出场的时代课题，为当今社会理论研究切中现实而赖以立足和发展做出了示范。不宁唯是，列斐伏尔等人从当代都市生活之生猛绚烂的实际中，发现了空间生产本身不可遏止的发展势头而能成为社会生活组织建构原则的事实，遂富有卓识地提出并实际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以作为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的新贵。这是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大贡献，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当然，爱德华·苏贾认为，西方哲学长久以来一直将时间性置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且让时间分离于空间，以至于勾销了空间性作为“社会生活的真正本源”这一本体论事实，而把空间视为“历史的能映照事物的容器”。忽视“空间母体”的重要性，我们就会失去最能发现问题的批判视野，只能一任历史决定论遮挡着视线，无法走进空间崛起的现代生活世界(20)。正是这样，当今学术界的“空间转向”还试图建立“空间化的本体论”，通过纠正“历史决定论”沿袭已久的思想偏蔽，彰显社会生活空间性在本体论上的优先重要性，用以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建设。那么，“空间化的本体论”果真能够成立吗? 前文已经交代，列斐伏尔等人念兹在兹的是“社会空间”及其生产，由此清晰可辨地彰显了“空间化的本体论”的问题领域、基本旨趣和认识定向。首先，社会空间及其生产即便在当代生活中越来越突出、越来越重要，也的确是当代空间生产的核心，但肯定不是唯一的一种形式，不可能完全代替或覆盖物质空间、心理空间的实际作用。然而，当今的“空间转向”只看重社会空间生产这一种形式，最多也只是要求物质空间和心理空间转换为社会空间。由此而建立的“空间化的本体论”，不能反映和概括生活世界的全貌，其存在意义和适用范围都是有限的，无疑难以承担本体论应当拥有的思想责任。其次，从本质上来看，社会空间生产的动因不在其自身。资本之求利、创新的本性，是推动空间生产的驱动力；在资本主导的生活运动中，空间结构的固定化不啻是天方夜谭。而现代技术力量的迅猛发展，不可遏止地从各个向度向生活世界渗透，为空间生产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以资本和技术为支撑的当代空间生产，处于现代性的包围之中，必将这样那样地受到现代性的影响，毫无例外需要也接受了近代思想文化的引领。如果资本、技术和文化立体式地构成了现代空间生产的一般动因，那么，仅仅止步于社会空间生产来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就是游离于自身存在根基的玄想或呓语。再次，“空间转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终结传统的“时间性的万能叙事”，张扬“空间叙事”。的确，现代文明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皆拥有一种深刻的“空间定位”或“空间隐喻”，若用理论化语言表达出来，当然也是合理的生活筹划之所需。问题在于，这并不意味着就必然要形成与时间性的对抗，否定和排斥时间性。设若历史决定论将空间附丽于时间，并果真由此而湮没了空间，那么，反其道而行之，真是合理的理论选择吗?这难道不是再度制造思想的对抗与分裂吗?“空间化的本体论”似乎满足于在不相容的对立中进行运思，这能够有助于人们的现实生活吗?现代世界生活果真还需要这样偏执的文化产品吗? 这样说来，“空间化的本体论”堪称针对现实而展开的“现实想象”，是脱离生活世界的理论情绪。既然如此，构建“空间化的本体论”的思想行动应当停止，“空间转向”的学术研究当有能够实现其真正价值的任务。列斐伏尔等人深入而确切地揭示了当代生活的某些实情，把生活世界中有着重大意义的本体论事实暴露出来，为当今的社会理论研究提供了可靠珍贵的素材、视角和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给历史唯物主义注入了一种新的活力。这正是当今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需要予以高度重视并充分吸收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79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9页。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80～482、497、501、507页。 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6页。 ⑧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6～277页。 ⑨参见[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39～140页。 ⑩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89、114页。 (11)参见[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52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13)参见[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82、196页。 (14)参见[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8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16)参见[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22页。 (17)参见[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77、139～140页。 (18)[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19页。 (19)[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96页。 (20)参见[美]爱德华·苏贾：《后现代地理学》，第180、198页。标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现代文明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人类文明论文; 当代历史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读书论文; 经济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