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治中的当代青年新右翼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翼论文,日本论文,思潮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日本政治生活领域新右翼思潮重新抬头，而青年新右翼潮则最引人注目。联系半个世纪前日本给亚太各国造成惨痛灾难的历史教训，人们不能不对其每一步动态保持关注。
一、冷战时期的历史进程
青年新右翼思潮不是90年代骤然出现的政治现象。战后以来，它始终伴随着日本的政治发展进程，构成难以摆脱的社会政治问题，只不过，在冷战期间，受种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青年新右翼思潮的社会影响不如今天那么严重而已。
众所周知，右翼青年的狂热行为曾是半个多世纪前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推动力。不仅青年军官发动的多次政变加速了日本对外侵略的步伐，而且青年理论家如北一辉、大川周明等人的理论也对整个日本社会的右翼化起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民主化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就是整肃以青年为主体的大量右翼组织和右翼分子，1945-1949年间，被取缔的团体多达233个，较为有效地遏制了右翼势力的活动。
战后初期对青年右翼思潮大规模整肃的结果，是日本青年的政治倾向向左翼靠拢，其中青年学生成为一支最典型的民主力量。但是右翼思想在部分青年中并未彻底失去市场，40年代后半期，一批青年右翼团体，如“日本反共联盟大鹤青年部”、“新日本青年党”等团体重新在反共或民族主义的旗号下组建，并开展了一些反共性质的暴力活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48年7月19日，大鹤青年部成员古贺一郎等人用炸弹炸伤日共主席德田球一的事件。由于受占领军政府的严厉打击和社会的普遍谴责，50年代以前青年右翼思潮的市场很小，大多数组织或因被取缔或因成员不足而寿命短暂。
1951年9月，对日和会召开，美国结束对日本的军事管制，国家权力交接，青年的新右翼思潮得以借机公开复活，在50年代初掀起了战后第一次高潮。旧金山会议后仅1个月，公开的右翼团体就达到540个，其中绝大多数以青年为主体或者本身即是青年团体。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都是要恢复昔日日本的“辉煌”，拒不承认侵略和现行宪法的进步意义。如一激进右翼青年组织“国土资源开发青年队”的主张则是“还日本以东洋真面目”。1952年9月19日，“殉国青年队”队长丰田一夫等15人殴打前往北京出席亚太和会的代表；1953年3月12日，“大日本爱国党”成员田中美正企图刺杀共产党议员石桥湛三等暴力事件是这一时期青年新右翼的典型活动。
1958-1960年间，青年新右翼思潮出现第二次高潮。青年新右翼作为一支保守的政治力量出现于社会政治舞台，首次显示其巨大的破坏性能量。1958年，在日本教育界掀起的“反勤务评定”运动中，右翼青年进行了多次暴力活动，最大一次曾造成重伤30人、轻伤100余人的流血事件；1958年底至1960年中“日美安全条约”修订谈判期间，面临社会党等左翼团体组织的全国性反修改运动，新右翼青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破坏活动，其中仅造成流血事件的就有1959年7月“师魂同志会”成员殴打社会党众议员赤松勇；1960年3月“松叶会”成员冲砸《每日新闻社》；6月“护国青年队”50余人乘卡车冲压游行队伍；10月“全亚洲反共青年联盟”成员山口矢二刺杀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等。特别严重的是6月15日在东京10万人举行的反日美安全条约大请愿时，新右翼团体组织了3万余青年进行破坏，造成东京大学学生桦美智子被轧死，550余人被殴打致伤的“六·一五惨案”。
进入60年代，新左派运动兴起，并在10余年时间中成为日本青年的主流政治思潮。青年的新右翼思潮进入了一个长达20年的沉潜期。
1982年，中曾根出任日本首相后，在提出“走向政治大国”目标的同时宣称要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以新的眼光重新认识以往的基本制度和结构”。此时，青年新右翼思潮进入战后第三个高潮期。到80年代末期，进入警方资料的右翼团体多达近900个，骨干成员12万多，其中仅东京地区就有350个团体和8万名骨干，2万多右翼激进青年被列为警方的“戒备对象”。整个80年代期间，新右翼青年活动十分频繁，矛头指向其感到不满的各种政治问题，其中引人注目的有：对“不敬天皇者”实施暴力。如1984年7月，“统一战线义勇军”因一杂志刊登东乡键所画对天皇不敬的画像而袭击该杂志事务所和画家本人；《朝日新闻》因影射天皇负有战争罪而多次受到枪击等；否认侵略战争，支持修改宪法和教科书，1982年和1987年，铃木首相和中曾根首相均因在修改教科书问题上对外让步而官邸遭到袭击；反对战后被新右翼视为“Y.P体制”（Y指雅尔塔协定，P指波茨坦公告）的战后政治体制，积极开展反美、反苏和反华等排外活动。1988年3月，“打倒Y.P体制青年同盟”3名成员驾驶满载汽油的卡车冲击首相官邸并散发“打倒战后体制”的大量传单；1981年、1983年、1986年，美国和苏联驻日使馆先后多次遭到右翼青年的袭击；1985年8至9月间，中国大使馆亦因中国反对中曾根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而多次受到右翼青年团体骚扰。80年代青年新右翼思潮的种种活动，成为其90年代发展的前奏。
二、90年代的取向和特点
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国内环境的重大变化，青年新右翼思潮获得了战后发展新的动力。这主要包括：第一，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苏联的瓦解和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在新右翼青年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扩大势力的契机。同时，近年来西方社会青年新右翼思潮急剧发展，也为日本的活动提供了借鉴和外部呼应。第二，日本社会在一部分人中的右翼化趋向日渐明显。他们主张恢复天皇权威、否定侵略、修改宪法等。新的社会现实，不仅使青年新右翼活动的社会障碍逐渐减少，而且其活动的方向感和目标感更为明显，潜在的活动能量更强。第三，民族优秀论和文化独特论观念广为传播。按新闻记者石冢正彦的说法，“日本人对自身优越感的信念，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根深蒂固”。这种广泛的社会意识，为青年新右翼片面理解，从而为其思潮提供了观念定位依据和理论支柱。
标志着90年代日本青年新右翼思潮进入一个新时期的典型例证是1990年的“本岛事件”。1988年12月，长崎市长本岛在回答共产党议员柴田的质询时表示：“我认为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应该说，本岛的“天皇责任论”不是一个新观点，战后初期早有许多人提出，而且他针对的只是天皇迟迟不采纳早日投降这一问题。但是，这一表态受到新右翼强烈的抨击，数千名右翼青年拥入长崎，宣称本岛“应该天诛地灭”。由于本岛坚持自己的观点，右翼势力在多次辱骂、恫吓无效后，1990年1月18日，“正气塾”成员田尻和美冲入长崎市政府用手枪击中本岛，从而造成了轰动国内外的“本岛事件”。《朝日新闻》在就此问题发表的社论中向全日本社会发出警告：“这类暴力行为将会导致法西期主义悲剧的重演”。
“本岛事件”的发生，对考察90年代日本青年右翼思潮的新取向有着两点隐喻性的意义：一是过去虽然也有针对“不敬天皇者”的暴力事件，但矛头对准现任政府官员却是首次；二是暴力行为公开化，青年新右翼始终以暴力为行为特征，但“本岛事件”中如此公开宣传使用暴力惩罚“国贼”也是首次。
以“本岛事件”为开端，90年代日本青年的新右翼思潮在80年代的基础上又有着发展，呈现出许多令人担忧的取向和特点：
第一，规模越来越大、活动日益频繁。据1992年日本警方的统计，目前日本青年新右翼组织多达1500余个，骨干成员近20万人，旁系或外国成员更是难以估计。以著名的“青年思想研究会”为例，仅此组织就内含有32个青年团体，自称拥有3千会员和15万旁系会员。
第二，观念和主张日趋极端民族主义化。本质上说，青年的新右翼思潮始终是属于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但冷战期间，它也不可避免地与意识形态斗争联系在一起，利用意识形态口号为自己的立足和扩展实力服务，反共曾经是新右翼思潮重要的政治主张。冷战结束后，随着意识形态退出国际政治领域，青年新右翼也不再借用反共主张，极端民族主义属性开始呈现出来。近年来在日本活动频繁的右翼青年团体，如“正合塾”、“统一战线义勇军”、“护国塾”、“爱国青年同志会”等组织的宗旨，都是“制定独立自主的皇国宪法”、“建立以青年为主体的皇道主义”等极端民族主义性质的主张。
第三，目标日趋明确化。过去青年新右翼思潮虽然观念基础较为一致，但不同团体的目标则有所不同，有的是反共、有的则要求打倒“Y.P体制”，还有的目标主要是反华，至于其经常性活动的目标更是大不相同。但90年代以来，青年新右翼思潮的目标日益明确集中到恢复天皇权威和否定侵略战争这两个问题上。
第四，手段日趋暴力化。青年新右翼是日本社会一部分人的右翼思潮中的激进力量，长期被利用为右翼思潮排除异己，实现政治主张的暴力工具。进入90年代，青年新右翼的暴力行为没有收敛。仅1993年，警方统计的右翼暴力事件就多达2千余起，受害对象包括左翼人士、外国企业和人员、自由派舆论机构乃至某些政界要人和无辜者，以1990年为例，青年新右翼暴力活动中的矛头所向就包括：1月间“本岛事件”中的“不敬天皇者”；3-4月间反对日本政府送还中国劫机犯；5月16日“大日本义勇同盟”行为队长川端慎也宣传“杀死卢泰愚”；8月9日280多个右翼团体在前苏联使馆外示威；9月29日“护国塾”成员袭击社会党委员长土井等。
三、几个问题的进一步认识
美国著名学者阿尔温·托夫勒在分析近年来日本新右翼崛起的奥秘时分析道：“自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就受到美国的傲慢对待，一些日本人正对民族主义者的叫嚣洗耳恭听。这种爱国主义的狂妄与它世界舞台上不寻常的金融影响和急剧增长的军事能力密切相关，也跟日本社会最为反民主的势力息息相连”。确实，对美国干预的反感和大国地位的观念负效应是当代日本青年新右翼思潮的推动力之一。但是，用历史的眼光看，青年的新右翼思潮作为战后日本民主化政治进程中一抹挥之不去的阴影，显然还有着一些更为深刻的内在根源：
第一，首先是日本社会观念和结构中某些非民主因素的产物。战后日本虽然在外部力量的强制下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是传统的家长式社会结构仍然是社会的基础，天皇崇拜、神道意识、所谓的文化独特论继续得到一部分日本人的认同；所有这些，都无疑为青年的新右翼思潮提供了土壤。
第二，也是部分人操纵和利用的结果。战后日本社会中的保守势力始终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它常常利用青年特有的盲目性和冲动性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第三，是由于民主化教育薄弱。在部分青年中没有培养起稳定的民主和现代意识。民主化改革时期，教育改革虽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教科书的一再纂改表明青年并未受到民主教育，加上家庭、传播媒介及社会群体的某些非民主性的教育和灌输，使许多青年难免在成长过程中误入观念歧途。
第四，青年对自身社会地位的不满也是新右翼思潮得以趁虚而入的重要原因。日本是较典型的等级式社会结构，青年要出人头地十分困难。当对社会现实或自身地位产生不满，他们有时也打破常规，以极端或激进的态势出现以引起社会的重视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90年代以前，青年的新右翼思潮虽然不断有所发展，但毕竟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制约。这主要包括：民主派的社会影响较大，右翼青年的每一次暴力活动都受到民主派的强烈谴责；青年中主流的政治思潮是左翼，在60、7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期间，青年新右翼思潮因缺乏支持和同情而一度几乎消声匿迹；政府在国内外压力下对新右翼采取了比较严厉的控制措施，特别是对其暴力活动更是重点打击。这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控制了青年新右翼思潮的蔓延，确保了日本社会总体上的民主进程。但进入90年代以来，上述对青年新右翼的制约因素有所减弱。这主要表现为：首先，民主派力量减弱，已不足以形成全国性的对新右翼的强有力遏制。其次，大国意识在日本日益高涨，新右翼青年的同情者日益增多；再次，国外的压力越来越被部分人视为“干预内政”而遭抵制；最后，近年来日本经济不景气导致了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他们容易将自己的处境归咎于国际社会对日本的限制，成为新右翼排外主义的追随者。
青年新右翼思潮在当代日本政治进程中的长期存在，无疑对日本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危害性。虽然与战前相比，当代青年的新右翼既无系统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明确提出国家政权的政治目标，就目前看尚不象战前那样对国家的政治方向构成致命的威胁，但它在社会政治层面的巨大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的。特别是青年作为社会未来的一支力量，部分青年的右翼化前景更是使社会发展的前景令人堪忧。一旦它与某种突发性因素相结合，其后果显然是不堪设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