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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化与“移民的女性化”
全球化尽管历史上与新自由主义和去规则化(deregulation)有关，但并非等同。萨森(Saskia Sassen)将其视作“一个划时代的变迁”，而且才刚刚开始(Sassen，2006)。斯科特(Scholte)认为全球化是时间/空间的浓缩，即由跨越全球的社会关联所产生的“时空重组化”(Scholte，2000)。
马克思主义和自由经济理论之间有不谋而合之处，在全球化中表现为一种资本主义发展逻辑和19世纪以来的市场经济的自然延伸。从这个角度说，前苏联、冷战和由此产生的福利社会民主国家可视作一种暂时的伪装变异，被这种发展冲击和扭曲着，直到全球的政治权力重心重新转移到前苏联的解体，现在正经历着新的经济力量在私营以及国家资本机构中的集中所产生的新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相当一段时期里，国家、超级大国和私有统治机构带来的新制度的发展为全球化铺平了道路，目前正经历着一场新的变革。然而，与不断变化的政治形势一起，芯片革命和随之而来的科技发展改变了基本关系和生产消费模式，引发了这场崭新的划时代变迁。
全球化一词，是一种误导。某种程度上说，作为结构、影响和方式，全球化与地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碰撞交织的过程很可能会大相径庭。一些全球化理论家提出“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Robertson，1995)，强调全球化过程对全球不同地区产生的不同影响。罗伯森(Robertson)认为，全球化不是简单地产生或再生随意的文化异质性形式，也相伴形成“地区的标准化(standardization of locality)”，其结果是不同的地区拥有相似的结构、参照点、象征文本和语境。地方成为全球制度化的产物。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将全球化等同于同化。简·皮尔特斯(Pieterse)指出全球化其实更受不同的地区参与者本身的不同特点和参与程度以及混同与杂交过程的影响。塔拉·阿萨德(Assad)(1993)在背景材料中引入了重要的“翻译”语境的概念，远远比其语言学的意义广泛得多。在这一点上，皮尔特斯和阿萨德继承了女权主义学者的做法，引入“情景知识(situated knowledge)”和“情景想象(situated imagination)”的概念(Harding，1993；Stoetzler & Yuval-Davis，2002)，在批评实证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时，多纳·哈拉威(Haraway)指出“客观性”是一种“无从对证的观点”(Haraway，1993)。如果在分析全球化的时候不把分析者本人的具体情况纳入分析范畴，这种分析就无法实现。
互联网和其他用于联络与交流的媒介发展了我们的虚拟空间，使不同地区和跨越国界的对话更加容易、便宜和频繁，此外还带来全球性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即卡索(Castles)和米勒(Miller)(1993)所提及的代表当代社会一大特征的“移民时代”。正如贺米·芭芭(Homi Bhabha)所言，移民加速了原居地和移民地的社会变化。处于多种社会制度和现实中，移民通常起着社会变迁动因的作用，让关于社会本质和世界的假设始终悬而未决，让生活呈现一派混杂状态。
妇女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卡索和米勒谈到“移民时代”的特征之一即“移民的女性化”。一份2004年关于妇女发展的调查显示，49％的移民是妇女，包括作为家庭成员跟从丈夫移民的妇女和越来越多置家庭于原居住地而不顾的单身移民妇女。然而，官方将女性劳工与家庭所属成员二分的数据实为杜撰，因为许多作为家庭成员移民的妇女同样希望和需要工作。这一情形类似妇女收容所和难民营。通常丈夫和妻子都有政治要求，但是只有丈夫得到了难民的身份。其结果是在英国，很多丈夫死后，妇女的难民身份也随之消失，法律对难民家庭身份的保护并不稳定(Bhaba J.& Shutter，1994)。
妇女移民的性别化特征可以从许多渠道窥见一斑，同时，牢记对社会性别作多元化的分析尤其重要(Brah & Phoenix，2004；Yuval-Davis，2006b)，因为从职业化的和无技能的，从单身的到已婚的，从年轻的到年长的，妇女的处境差别很大。妇女通常只有通过丈夫的难民身份来获得自己的身份，她们饱受家庭和其他来自原居住地的作为联系外面经济世界中间商的男人们的剥削。在许多经济领域，劳动力市场是有性别区分的。移民妇女主要集中在妇女传统角色的领域，比如家务劳动(清洁或保姆)、性工作者和娱乐职业工人。在“邮寄新娘”现象中，妇女被从未谋面的孤独西方男人选中，成为他的新娘。
正如斯皮克·比特森(Peterson)所认为的，当谈到总体劳动力的时候，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妇女的工作时，需要区分与妇女生育、生产和实际承担的工作相关的方面。在后两者中，比如妇女们在自由贸易区或电信中心工作，她们已经进入了之前不能进入的劳动力市场，因为她们可能一直以来都工作在货币经济以外——在家劳动，或者因为生活在农村，在地里劳作，或者因为在芯片革命之前这一类工作不存在。在生育领域，妇女通常一直从事被传统视为“妇女的工作”的工作，比如家务劳动，带孩子和照顾老人和病人，但是通常是在新的地点，如国内城市或国际大都市，代替那些已经进入了正式劳动力市场的女性的抚育工作。
这里未能就全球“关爱赤字(care deficit)”和“关爱链(care chain)”展开讨论(Hochschild，2003；Tronto，2005)。但是，重要的是在此应该指出，不像其他劳动力市场，芯片革命未能从根本上替代传统的抚育工作方式——从打扫卫生，照看孩子、老人、病人到从事性服务，甚至包括教育和治疗。男人和女人同样都从事这些工作，但大部分由女人承担。移民的女性化源于这些工作无法被抽象的和远距离的劳动关系所替代。当我们谈论妇女、全球化和社会变迁的话题，很重要的是应注意到，尽管移民妇女仍然在继续从事着传统角色赋予她们的工作，但是，此时从事这些工作的地点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对她们本身的生活以及家人包括孩子和其他亲朋好友的社会网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改变。这是因为她们现在所从事的这一切已经成为货币经济的一部分，充满了剥削与制约，远离原先那个社会和亲属制度的约束。
通过环球媒体和直接亲历社会、经济与技术变化也同样影响着妇女的生活并使之产生了新的生活憧憬和新的物质环境。有必要一提的是，许多移民女工的女儿，尽管在成长的时候忍受了母女分离的巨大痛苦，但是却选择了跟随母亲的脚步，也成为移民劳工，而不再呆在家里，过传统的核心家庭生活(Sorensen，2005)。
妇女，作为劳动力，在有些方面也受到了各国移民政策双重性的影响。由于抚育工作的不可替代性，使她们的处境在有些方面比男人要好些。然而，移民工——包括来自少数族裔的非移民妇女——可能会发现自己不是被经济—政治的争论，而是被文化政治卡住了，这是因为她们与少数族裔和民族政治归属的规划有着特殊关联。
然而，妇女的生活并不见得就走向更加自由与平等，如通常描绘的社会变迁和左、右翼思想共同倡导的。我们看到，由全球化引发的变化，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仍然存在诸多矛盾。部分解释归咎于因全球市场的快速发展而导致的贫富悬殊的不断加剧，财富不均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与其他国家之间，也包括每一个社会内部。除此之外，这也是全球化过程对全球本土化归属政治和社会性别角色关系矛盾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二、妇女的角色、归属和“归属政治”
区分归属(belonging)和“归属政治(the politics of belonging)”很重要(Yuval-Davis，2006a)。归属是指一种情感的依属，感觉“宾至如归”，这正如米歇尔(Michael Ignatieff，2001)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安全”的感觉。“9·11”事件和“7·7”伦敦爆炸案以后，这一定义增补了一些新的、成问题的辛辣成分。归属趋向被理解为更为中性的辞藻，在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变成有表述力的、政治性的字眼。归属也假定了归属的边界和“我们”与“他们”的自然分界。归属政治包含了具体政治规划旨在用某种特定的方式来建构对某一特殊集体的归属。同时，这些规划的核心就是根据具体的准则建构和再生产归属的边界，这些具体的准则可以是多种形式的，包括了从根基性的到社会性的准则。
因此，归属与归属政治间的区分对任何批判性政治话语包括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其他当代归属政治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关于性别关系和女性气质与男性气质建构的种种分析的关键。
其重要性呈现在两方面。首先，如同将集体、政治的归属规划自然化其边界一样，也趋向于自然化社会性别角色关系。女权主义政治运动旨在通过女性角色的去自然化和去生理化来获得妇女的解放从而取得改变的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发现自己常常处于与支配性的归属政治规划的对立面的原因，这种支配性的归属政治规划把妇女的角色建构成生理性的妻子和母亲，在建构女性的家庭生活、家庭角色的同时就等于建构起了她们的安全归属。
其次，其重要性也在于许多情形中，归属政治规划是用来构建差异的，在使用“我们”和“他们”，文明的、道德的“我们”和野蛮的、不道德的“他们”等文化术语时，其核心是社会性别关系在总体上、特别是在女性整体上的差异化建构。
就像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的那样(YuvalDavis & Anthias，1989；Yuval-Davis，1997)，妇女与其所以归属的集体——即少数民族、国家和宗教——之间有着相互矛盾的关系。一方面，妇女属于并被认作是与男子一样的集体中的一员，即使不提及对女性的特殊看法和态度，也存在着许多清规戒律。这种构建既把妇女看做是集体的象征，同时也是这个集体的“他者”。另一方面，妇女被视为集体荣誉的标识，为了捍卫这种荣誉，不同的民族为之而战(用Cynthia Enloe的话来说就是为了保护妇女儿童，1990)。同时，妇女又是这个集体和主体中没有身份的元素，受制于各种各样打着“文化与传统”名义的规则的制约。然而，这种具体的“文化与传统”的定位在支配性的制度下将女性均质化了。文化与传统通常都不停地经历着竞争与改变。在人权时代的一个最重要的争论(1994年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人权大会上被称为“亚洲价值观”辩论)(Ignatief，2001)，就是即使与这个共同体中的男性和女性个体所接受的权利相冲突，共同体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权利保持他们的集体文化传统？在通常情况下，争论都用具体的术语陈述，任何对妇女权利的认可都被支持集体文化权利的人视为等同于西化和世俗化。然而，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都认为，争论的实质其实是维护某个父权制的领导地位以保持其在权力上的政治规划，妇女权利的取得通常意味着内部权力结构的转变。
在其他相似的情形中，妇女也被用作少数民族、国家和宗教边界的再生产者。不同的国家和社会制定不同的法律、规章和条款来规范谁能与谁结婚，以便产生得以支撑其归属政治的国家界限。在这种被霍布斯鲍姆(Hobsbawm)和闰杰(Ranger，1983)称为“发明传统”的情形中，一些实施种族主义的政权禁止某一特定民族和宗教集团与另一民族和集团通婚。例如：在埃及，科普特男人禁止与穆斯林女性结婚，而穆斯林男子则允许同科普特女性结婚；而在以色列，男女都只能同自己宗教集团内部的人结婚。妇女作为族群边界再生产者的作用也表现在她们的婚姻只能从处于离散状态的共同体成员中加以选择，从留守“祖国”的同一国籍的共同体成员中加以选择，或者只能发生在都处于离散状态不同国籍的公民间，以此强化她们的社会归属和社会边界。
女性也被视为集体文化的再生产者，承担着将传统文化中的做饭、穿衣和习俗口传给下一代的重任。许多文化都将国家或者祖国比喻为母亲，她的荣誉是身为国民的男性必须维护的，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到来，这些归属政治中对女性的话语建构变得更具竞争力。正如加特基(Chatterjee)在谈到印度时所指出的(1986)，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妇女的作用日趋重要。他注意到文化的去殖民化最终为政治的去殖民化铺平了道路——一个标志着21世纪的重大突破。这个过程没有太多地回顾神话般“黄金时代”的过去，而是对赋权倾注了更多的注意，让国家走上自由与独立的道路。这场对文化的去殖民化的主题就是重新定义和再建构性别特征和社会性别关系。法隆(Franz Fanon)将他向黑人男性著名的呼吁浓缩为“重新找回他自己的男人”(1986)。正如阿西思(Ashis Nandy，1983)所坚持的那样，殖民统治下的男人已经被殖民话语构建成了具有柔弱的特征，任何解放和赋权的企图都会被视为对这一断语的否定。在许多文化体系中，力量和男性气质是同义的。这种观点不仅将反殖民主义和黑人民权运动中极端男性方式的做法合法化，同时也将妇女在民族集体中的从属地位合法化了。
然而，经过一系列的革命和去殖民化的过程后，在社会变迁与现代化进程中，“妇女解放”已经被表达为更宽泛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态度，无论在土耳其、印度、也门或者中国(Kandiyoti，1991)，就像加特基(Chatterjee，1989)指出的那样，由于妇女的位置对于来界定土著文化是什么的殖民凝视来说曾经是如此重要，她们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同时成了发生文化变迁的象征性宣言。
妇女在政治规划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妇女的角色被更多地塑造成“传统的承载者”而非变化的标志。妇女解放运动中曾占据中心位置的标志性的揭掉面纱运动现在被强迫性地重新盖上。例如：伊朗革命之后的时期和加沙，甚至包括印度的Sati(生育神的妻子，最终被圣火烧死)都有可能成为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中心，让妇女遵从宗教传统，捍卫民族的文化根基。(Mani，1989；Chhachhi，1991)。
三、女权主义的“横向政治”
从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开始，女权主义就试图成为国际主义运动。其世界主义者的方法集中表现在弗吉尼亚·沃尔福(Wolf)的著名宣言“作为女人，我没有国籍”中。然而，就像库玛瑞(Kumari Jayawardena，1996)和其他人所展示的，为妇女的平等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特别是在殖民统治的社会，才刚刚被作为人民的国家和反抗殖民统治的解放斗争一部分的妇女组织发起。
在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中，联合国已经开始成为日益重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权主义者聚集的地方。其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包括1946年成立的“妇女地位独立委员会”，1979年消除歧视妇女大会，1985-1995年联合国妇女10年纪念，以及发端于内罗毕和止于在北京怀柔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在这些大会中，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和参与妇女的数量大幅提升。渐渐地，随着通讯技术和可视设备的不断发展，不能到会的女权主义者也可以通过国际长途、传真和电子邮件走到一起，妇女全球网络得以发展，地方和全球的女权主义行动得以相互依存和帮助。
联合国成为女权主义活动中心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自1948年全球人权宣言以后，联合国就已经成了人权运动的最初舞台。妇女地位独立委员会的工作重心就是争取男女平等，让妇女拥有人权。然而，直到1993年维也纳人权大会才提出了“妇女的权益即是人权”的动员口号(Agosin，2002)，并且将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作为人权议程的一个中心部分(Petchesky，2004)。另外，如果有时将人权比作“没有牙齿的法律”，只能逐渐融入地区和国家的立法系统中(Klug，2001)，那么，女权主义者在20世纪末就积极投入到建立国际刑事法庭的活动中，最终成功地将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作为一种犯罪纳入国际立法中的战犯和反人权重罪中(Copelon，2000)。
与少数族裔和民族冲突及战争有关的女权激进主义是另一国际妇女运动发展的前沿(Cockburn，1998，Zajovic，1994)。来自不同冲突方的妇女通常在国际妇女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在中立地区进行会谈。在这些活动中，认同政治就不能在它们先前的女权主义形式下生存。参会的妇女很清楚她们不能作为所有妇女的代表，甚至不能作为本民族和国家集体的所有成员的代表，因为后者的大部分通常支持持续的暴力和冲突。这些妇女在冲突双方的成员身份对她们参与冲突至关重要，她们希望找到共同解放途径的愿望对冲突来说也一样重要。
一种新的女权主义政治适才诞生，这种新政治被意大利女权主义者称为“横向政治(transversal politics)”。女权主义者发起了许多由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员国参加的女权主义会议(Yuval-Davis，1994，2006c；Cockburn & Hunter，1999)。基于共同的女权主义解放价值观，跨民族的女权主义参与者倡议进行跨国界和边界的自然对话，这对一般人权和跨越全球的女权主义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并成为地方和全球社会进步变化的重要前沿。
许多积极在全球网络活动的女权主义者质疑联合国非政府组织论坛是否是继续开展女权主义解放斗争和引发社会变化的最佳舞台，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女权主义组织例如妇女权益发展协会已经发挥了它的作用。目前，妇女权益发展协会正在实施一项比较行为研究，在140个国家里调查反对宗教和民族原教旨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影响，参与方都是在各种女权主义和人权机构工作的人员。
四、结语
这是一个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时代。妇女既作为社会成员又作为劳动力市场的参与者，同时也作为这个社会男性恐惧和绝望的象征性目标，被动员来防御各种归属政治的规划，承受着这场社会变迁带来的种种重压。现在到了全球妇女和女权主义者团结一心的时候了。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拥有不同权力的部门应联合起来，在有助于解放的价值体系下展开对话，用平等和快乐包容一切不同，不再混淆“妇女”和“女权主义者”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