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的本土现代性精神及其当代启示
陈 剑1，谭好哲2
(1.山东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2.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以西方美育思想的本土化和中国传统美育思想的现代化为基本原则，立足于自身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在人性、人格与人生三个层面上构建起了独具特色的本土现代性精神，其具体内容为：在树立科学理性精神的前提之下激发人的审美欲求，以个体心理结构的完善为基础提升人的道德品性，以审美超越的方式构建高远的人生境界。而这对当代美育话语建设的启示在于：在树立美育话语体系建构自觉意识的基础上彰显美育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 审美欲求；道德品性；人生境界；美育话语体系；人文精神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注]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的“现代”指的是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具有时间意义上的“现代”，与“当代”相对；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指的是从20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内所产生的美育思想潮流。 在本土现代性建构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是新时代美育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资源。而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虽然已经对中国美育话语的本土现代性精神做了直接或间接的总结，但在系统性和全面性方面还有所欠缺，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与此同时，目前学界对于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当代价值问题还是少有涉及，需要加以完善。因此，本文首先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总结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本土现代性精神，提炼其基本的理念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一、人性的维度：在树立科学理性精神的前提之下激发人的审美欲求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谈论美育的必要性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现实依据，那就是人性需求。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将审美作为最基本的人性本能之一，强调其获得满足的合法权益，由此而确立起美育的合法性。关于这一点，很多学者都曾做过论述，比如梁启超就曾明确指出：“审美本能，是我们人人都有的。但感觉器官不常用或不会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个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没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没趣的民族。美术的功用，在把这种麻木状态恢复过来，令没趣变为有趣。换句话说，是把那渐渐坏掉了的爱美胃口，替他复原，令他常常吸受趣味的营养，以维持增进自己的生活康健。”[1]与梁启超的看法相类似，丰子恺也认为，审美是人类的本能欲求：“人欲有五：食欲，色欲，知欲，德欲，美欲是也。食色二欲为物质的，为人生根本二大欲。但人决不能仅此满足即止，必进而求其它精神的三大欲之满足。”[2]129因此，人不仅需要肉体的粮食，同时也需要精神的“粮食”：“人人都说‘面包问题’是人生的大事。其实人生不单要吃，又要看；不单为嘴巴，又为眼睛；不单靠面包，又靠美术。面包是肉体的食粮，美术是精神的食粮。”[3]并且“精神的粮食，有时更重于物质的粮食”[2]129。除此之外，还有朱光潜，也是明确地提出要从人的天性满足和完善的角度来看待美育的必然性：“理想的教育不是摧残一部分天性而去培养另一部分天性，以致造成畸形的发展；理想的教育是让天性中所有的潜蓄力量都得尽量发挥，所有的本能都得平均调和发展，以造成一个全人。”[4]145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启发’人性中所固有的求知、想好、爱美的本能，使它们尽量生展”[4]143。可以说，审美的能力和需求存在于每一个人的本性之中，但它在很多时候都处于潜在的状态，如果不对其进行教育或提升，它就有可能堕落为卑劣的趣味，从而使人性受到损害，变得残缺不全。因此，美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激活或满足人类天性中的爱美、求美的本能欲求，最大限度地激发出人性的潜在可能性，由此而造就出具有和谐健康人性的“全人”(朱光潜语)或“美术人”(梁启超语)。这就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的“人性”建设维度，它是中国美育现代性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
正是出于对美育在人性的和谐、健康与全面发展中的价值的认识，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当时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社会启蒙大潮中才未迷失自己，而是自觉地以社会启蒙的同路人的角色进行着自身的理论话语营构，由此而体现出其在现代性文化建构中的独特意义，而这最突出地表现在它对启蒙时期所倡导的科学理性精神所持的客观态度上。从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来看，古老的中国背负了太多负面的东西，严重影响了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前进步伐，的确需要一场科学的精神洗礼来涤荡其沉积千年的暮气，包括工具理性在内的科学理性在当时的中国都有着现实的实施必要性，这是历史的需求，不容否认；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当时的西方，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物质生活水平的进步，科学理性的弊端已经显现出来，工具理性的过度张扬所导致的感性萎靡、人性分裂的现代文化问题已经为敏锐的西方现代美学家所感受到，并成为其理论构建的现实出发点。在此情况下，以西方现代美学观念为主要学术资源进行思想营构的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对科学理性精神自然就保持了一份天然的警惕：一方面它处于启蒙的文化语境之中，深刻地感受到在中国倡导科学的必要性，认识到了科学的发展对于中国社会进步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另一方面，它又从西方现代美育话语的生成语境与理论精神中窥见了科学理性的过度发展给人性所带来的戕害，深切地意识到科学不能代表一切，审美和艺术自有其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就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本土化道路：西方现代美育话语中以感性反抗理性而凸显感性地位的美育精神，在中国的现代美育话语中被置换成了以艺术和审美精神来弥补科学理性的不足，进而建立科学与艺术齐头并进的现代文化格局。如当时的蔡元培大声呼吁新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梁启超在一战之后游历欧洲对于科学主义的反思，丰子恺对于艺术与科学之界限与区别的明确划分等，其目的就是为了建立起科学精神与审美精神并重、融合的现代中国文化理念，而这一观念行为最初的理论触发点，就是人性的完善与健全。可以这样说，西方的现代美育观念是在理性过度发展而扭曲人性的情形之下，要求通过感性对于理性的反叛而实现对“理性至上”主义的遏制，最终确立起的是人的“感性”的高扬；而中国现代美育观念则是在中国人精神萎靡麻木、思想愚昧迷信的情形下，而大声呼吁启蒙变革，要求在树立科学理性精神的同时激发人们的审美本能，强调科学精神与审美精神的融合，由此而实现国人人性水平的总体提升，因而“人性”之完善与圆融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营构基点。这正如鲁迅所表达的态度，在其早期《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鲁迅曾明确对物质主义、科学主义展开批判：“顾犹有不可忽者，为当防社会入于偏，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5]35所以，在现实社会中，不仅需要牛顿，也需要莎士比亚；不仅要有达尔文，也要有贝多芬，惟其如此，才能“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5]35。
①《汉语大词典》将隐身解释为：1.不露身份；2.犹隐居，隐而不出；3.遮蔽身体；4.隐匿身形。将隐形解释为：隐没形体。
可以说，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从最基本的人性本能需求出发来宣扬美育，将美育看成人性欲求满足的一项必需的手段，以此为基点，对西方现代美育资源进行改造，倡导一种科学理性精神与艺术审美精神并重的现代美育理念，由此而生成了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具有基础性意义的“人性”建构层面，成为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理论中一个独具特色的理论存在。当下学界很多学者所强调的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人本主义特征或“立人”精神，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以这一层面为基础来进行理论探索的。而从更为宏观的理论风貌上来看，这一基本的“人性”建构层面也使得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具有了浓郁的“人学”特征，它以人自身基本的欲求和本能为基础，倡导一种使人之成为人、凸显人的地位、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的美育文化精神，并以此为精神武器对传统中国人的感性萎缩、理性缺失、愚昧麻木的“非人”状态展开攻击，从而使自身纳入到了中国现代启蒙大潮之中，成为极具现代中国文化特色的“人性启蒙”的美学化表达。所有的这一切，都为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抹上了一层浓郁的人道主义色彩，使其成为中国现代人文主义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
二、人格的维度：以个体心理结构的完善为基础提升人的道德品性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不仅在“人性”的层面上提出了自身的本土现代性建设原则，同时也在“人格”的层面上提出了自身的理论建设思路，从而构成了其本土现代性建设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人性”与“人格”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很多时候都是融为一体的，而且就中国现代美育理论本身来看，对于“人性”与“人格”的分野也并没有自觉的意识，在很多时候都是将两者当作同一概念而使用。但从根本上说，“人性”与“人格”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此为基点去规引美育话语建设，会将美育精神引向不同的文化侧面。所谓的“人性”，指的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属性，是人类特有的一种“属人”的能力，它更多地倾向于从作为一个类群的“人”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独有的本质特征，是人自由的有意识的“类特性”[6]。与“人性”的普遍性特征不同，“人格”带有浓重的个体化色彩，它是具有独立精神的“自我”的养成：“具有自我意识、自我控制、自我创造能力的个人的内心活动的存在，即具有感觉、思维、情感、意志等机能并能自身同一的、处于活动过程中的主体、自我。”[7]从这个方面来说，“人格”所指向的是具有稳定心理结构、完整精神面貌的个体“自我”的建构和生成，这是更有具体性和实践性的一个维度，同时也是对人的标准的更高要求。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这一要素所框定的观念场域中也进行了详尽的探讨，从而展现出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本土现代性精神。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性”只有能力强弱之分，而无品质差别，我们可以说这个人的直觉能力强，那个人的直觉能力弱，但不能说这个人的直觉能力好，那个人的直觉能力坏；但“人格”则不同，人格是有着优劣之分的，品质差别极其明显，崇高的人格与卑劣的人格在实践中有着鲜明的品质分野，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说“人格”有着很强的道德特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不同人的人性虽然存在着质量的区别，但不存在道德与不道德的区别，人们一般不会对一个人的人性做道德评价，但人们通常会对一个人的人格做道德评价”，“人格却不仅存在着正常不正常、健全不健全的问题，还存在着道德不道德、高尚不高尚的问题。”[12]从这个方面来说，以“人格的完善”为主要目标取向的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就必然地与现代中国人的道德品性提升有密切的关联；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极其强调美育的道德价值，而这一行为之所以成为可能，主要就是由于美育参与人的心理本体建构，由此而形成的完善人格，在其真善美的融合之中显现出其天然的道德品性。杜卫曾指出，中国现代美育理论在论述美育的德育价值时，主要是通过对“审美无功利”这一命题的本土化改造而实现的，即“借审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来作用于国人的‘欲’和‘情’”[13]，由此而达到以美育德的效果。这固然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强化自身德育价值的一个重要层面，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从人格完善的层面上凸显美育的德育价值同样值得重视。如前所述，人格与人性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个体性，这也决定了它所内蕴的道德和理性都是具体而现实的。而对于道德和理性本身来说，抽象的观念法则却是其现实的存在方式。在这种矛盾的情况下，美育的意义就显现出来了：只有通过审美，抽象道德准则才能具体化为现实的人格精神，美育是道德法则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必要中介，而这正是个体人格建构所必需的，正如王元骧所说：“对于人格的塑造来说，仅凭知识的传授是难以奏效的，只有经过情感体验使理性认识进入人的内心，化为思想和灵魂，才会有助于人格的成长。”[14]从这个方面来说，杜卫一直强调和推崇的以感性化的方式实现教养的内化的中国传统心性美学原则[注] 杜卫认为，中国现代美学与中国传统的心性美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德育之维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中国本土的心性传统。请参阅杜卫、冯学勤、许宏香著《心性美学——中国现代美学与儒家心性之学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杜卫《美育三义》，载《文艺研究》，2016年第11期。 ，就并非仅仅具有手段性的意义，而是人格生成过程中的必然要求；缺少了审美的参与，道德就只是抽象的外在准则，而无法真正成为具体的人格精神，只有在美育的参与之下，现实道德人格的生成才成为可能。从这个方面来说，席勒的美学精神在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现代性营构之中依然是占有主导性地位的。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美育本体论建构方面最为人所熟知的莫过于它立足于康德哲学的基本框架而对美育的目的、性质等所作出的界定，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王国维的言论：“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善美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善美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8]依据康德哲学、美学的精神，美育在本质上应该是“情感教育”，它与智力教育、道德教育一起，共同搭建起教育的基本架构，由此形成智、意、情都完满发达的精神个体，而这正是所谓的完善之人格。关于这一点，很多著名的现代美育理论家都曾做过明确的论述，比如梁启超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就叫《孔子之人格》，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指出，孔子的人格可以概括为知仁勇，而这分别对应的就是现代心理划分中的智、情、意，而孔子正是因为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程度，所以才造就了其伟大高尚的人格。[9]丰子恺也曾说过：“圆满的人格好比一个鼎，‘真、善、美’好比鼎的三足。缺了一足，鼎就站不住。而三者之中，相互的关系又如下：‘真’‘善’为‘美’的基础。‘美’是‘真’‘善’的完成。‘真’‘善’好比人体的骨格，‘美’好比人体的皮肉。”[10]并且，他还更加明确地指出：“科学教育致知，道德教育励志，艺术教育陶情，完成圆满之人格，三者各有其任务。”[11]可以说，人的智、情、意三大心理要素的完满与融合就意味着人格的完善，美育的最终目标就在于造成以人格的完善与发达为核心特点的“完全之人物”。所以，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本体论建构，在康德哲学、美学精神的指引之下，立足于人的个体心理结构的完善这一主导性任务，凸显出了个体人格建构在现代美育中的地位和意义；而围绕着“人格的完善”这一现代美育目标，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又进行了更多具体性的思想拓展。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人生”维度，突出的是艺术、审美对现实人生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它以承认人生的矛盾、对立、毁灭、苦难、失落、无望等为前提，它的审美精神是对人生矛盾、痛苦、不完美的艺术化超越及其达成的诗性和谐”[15]。在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观念语境中，现实的人生是残缺、不完美的，而艺术和审美却可以使人超越人生的不完美，而达于完满的诗性之境，所以，艺术和审美对于人生来说就具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一思想在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有着丰富的理论呈现，但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又着各自不同的特点，由此而形成了多姿多彩的现代人生论美育话语。
三、人生的维度：以审美超越的方式构建高远的人生境界
于患者口下电子胃镜，确定肿瘤位置、肿瘤直径，用亚甲蓝在肿瘤周围注射。腹腔镜下病变周围黏膜被亚甲蓝染色呈蓝色，随后利用超声刀切除病变部位附近韧带、网膜采用Endo-GIA行楔形切除术。包括胃底9例，胃体10例，胃窦7例。对于小弯侧胃间质瘤，标记后采用超声刀完整切除。腹腔镜下缝合创口。标本冷冻保存以备病理检查。
从理论生成的角度来看，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人生取向，其直接的理论根源依然是康德的“审美无功利”说，艺术和审美之所以具有超越现实的特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本身的“无功利性”，这一特性能使艺术与外在的利益世界发生决裂，从而带人进入更为宏阔自由的审美之境。因此，“无功利性”的审美和艺术成为由现实人生走向超越人生的有效通道，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美学中原初意义上的以界定审美的基本性质为主要内容的认识论美学精神在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被置换成了以现实化的人生态度或生存方式的营构为主要内容的人生论美学精神，“无功利”的审美由此而与现实的人生产生了关联。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康德美学命题只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的人生倾向产生的一个最表面性的激发要素，除了这个基本的显性要素之外，其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层的隐性要素，而只有从这个更为深层的隐性要素出发，才能窥见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人生倾向产生的深层理论动因及其更为深刻的精神意涵。具体来说，这个深层的隐性要素，指的就是20世纪初期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而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学界对此显然是缺少关注的，因而有着详细讨论的必要。从历史的事实来看，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意义”的失落是一个笼罩精神领域的核心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文化领域，随着封建政权的崩溃，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系统逐渐失去了原有的统摄力，无法对人的生存意义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意义”的失落问题由此凸显，“意义”的重构成为最为迫切的时代文化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是产生了试图用宗教来填充人生之“意义”空间的信仰文化思潮，如当时的孔教、基督教大行其道，但这一思潮因其浓重的迷信色彩和根深蒂固的保守倾向而招致很多人的反感，最终被时代浪潮所淘汰；作为对宗教思潮的反拨与补救，“美育”这一新的现代文化形式横空出世，试图承担起填补“意义”失落之后的人生价值真空的历史重任，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蔡元培才提出了“以美育代宗教”，王国维才大力倡导用美术来疗治中国人的感情疾病。这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人生取向产生的现实基础，是需要加以明确的。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现代思想家们之所以认定“美育”这种文化形式能对现代人生的意义问题产生效用，其实主要还是得益于中国传统美学中古老的“人生论”传统。传统的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在人生的苦痛来临之时都可以在艺术和审美的浸润中获得超越和慰安，因而中国传统的艺术和美学，都是与现实的人生密切相关的，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为人生而艺术，才是中国艺术的正统。”[27]可以说，中国传统美学中这一条以“人生”为主向的精神血脉在传统崩溃的情形之下依然以一种隐性的方式规引着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选择，并对其理论精神产生着潜在的影响。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人生取向，是在传统社会文化大变革的情形之下，为了应对“意义”的失落而提出的一种现代文化策略，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背景之下特殊的文化语境才是其最现实的理论起点，正是在这一现实的文化需求的推动之下，中国现代学术才在传统美学的启发之下选择了美育，并以此为基础开启了对西方美学资源的本土化改造，由此而实现了现代历史文化语境、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与西方现代学术资源三者的融合与创新。
具体来说，王国维强调的是艺术和审美对于人生苦痛的解脱作用，他曾说：“人之有生，以欲望生也。欲望之将达也，有希望之快乐；不得达，则有失望之苦痛。然欲望之能达者一，而不能达者什佰，故人生之苦痛亦多矣。若胸中偶然无一欲望，则又有空虚之感乘之。”[16]86人生在世，时时受“欲”的控制，“欲”之不足，则痛苦；“欲”之满足，则无聊。那么，如何摆脱“欲”之苦？答曰：宗教和美术二者是也：“前者所以鼓国民之希望，后者所以供国民之慰藉。”[16]87因此，艺术和审美是使人摆脱“欲”之苦、获得心灵之慰藉的有效手段，人只有在艺术或审美中，才能获得心灵的安宁，艺术之于人生，其功效莫大焉。与王国维稍有不同，丰子恺更为强调的是艺术和审美在提升人生境界过程中的中介性和引领性作用。在丰子恺看来，人世是一个用利害得失织就的“关系”[17]4之网，人在这网中生存，内心充满了“人生的苦闷”[18]245，而人无时无刻不渴望摆脱这“苦闷”，去拥抱那“生的欢喜”[18]245，于是就将眼光投向了艺术，因为艺术和审美能剪断这世间的“关系”[17]4之网，使人“暂时脱离尘世”[19]，而达于“绝缘”[20]化了的灿烂世界，获得人生的慰藉；不仅如此，人亦可以以艺术为踏板，进入人生最高之“三层楼”[21]，由此而获得生命的终极意义和最终皈依。可以说，王国维与丰子恺都强调通过艺术和审美来实现人生苦痛的解脱，倡导在艺术或宗教所造就的超越性世界中体味人生的意义，因此具有一定的“出世”色彩。与此不同的是，朱光潜、梁启超、宗白华等人更为强调用艺术来造就一种豁达的心境，以此来面对人生的惨淡或不完美，在现实的人生事业营构之中成就积极刚健的诗性人生，因而具有明显的“出世”与“入世”相结合的色彩。朱光潜倡导“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22]；梁启超推崇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23]的精神，倡导“趣味主义”[24]；宗白华倡导“艺术的人生态度”[25]等，都是在立足于艺术和审美所具有的超越性作用的前提下，宣扬一种不计利害、不计结果而专注于事物自身的人生态度，由此而营造出更为高远和宏阔的人生境界，以此来实现人的艺术化生存，这也就是金雅所概括的：“以艺术介入人生，以审美提升人生，要求主体以美的艺术精神来观照与重构自己，在超越小我、大化化我的张力超越和自由升华中，实现并体味人生之诗意情韵和诗性本真。”[26]
通常在酒店内有客人进行消费时，其消费等级系统便会根据相应消费信息引入对应客人关联账户，客人在酒店内可通过该账户直接进行点餐或查询工作，当前大部分餐饮企业所使用的“电子菜单”即相应建模形式的直观体现，其点餐与结算多是通过客人账户和酒店账户进行对接实现，客人消费信息也可完全反映，这个过程中根据客人需求，对事物进行相应要求加工等。由此可见基于需求酒店消费管理系统，其所具有的时效性功能特性响度较为突出，其也是酒店管理系统的重要组成内容。
四、当代启示：美育话语体系建构的自觉与人文精神的彰显
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从自身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出发，以实现西方现代美育理论的本土化、中国传统美育理论的现代化为原则，积极吸收和改造西方、传统的美育资源，树立起了人性、人格、人生这三个相互联系但又各有侧重的理论拓展路向，并沿此路向积极进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这是中国美育话语在立足于自身现代文化特性的基础上所进行的最初的体系建构尝试，有着极强的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中国当代的美育话语建设，也应该以此为参照，积极推进新时代的美育话语体系建设。而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学界对于美育现代性的当代发展问题已经做了一些有价值的探讨，并且其中一些成果也契合了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基本理念，可以看做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本土现代性精神在当代的新拓展。比如曾繁仁提出“生活的艺术家”概念，倡导现代社会中的人们用审美的态度来对待自然、社会和人自身，[28]这是对现代美育话语中超越性人生态度的吸收，有着很强的承续性意义。与此相类似，刘悦笛也提倡塑成“生活艺术家们”，并以此为基础倡导“生活美育”。[29]但从本质上来说，“生活美育”所遵循的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和消费主义观念的推动之下高扬感性的路子，这与曾繁仁所提出的“生活的艺术家”有着很大的不同；而且，在一个感性泛滥的时代，以“感性”为基础进行理论营构，需要着重考虑对于感性的规引和约束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美育免于沦为感性宣泄的工具。而就这方面来说，杜卫的观点起到了很好的修正作用。杜卫明确地将“感性教育”作为现代性美育的基本内容之一，但同时又指出：“美育要发展的感性不等同于本能欲望，也不仅仅限于感官活动，它不脱离肉体却又超越了生理层面，包含了精神的维度，因此，它是一个贯通了肉体和精神的个体性概念。”[30]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丰厚的感性”[30]这一概念，这是对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人性维度的继承与拓展。与此同时，杜卫也对现代性美育在人格教育方面的意义做了总结，指出要吸取儒家的“以深度体验的方式培养人格，使德性内在化”[30]的教育方式。可以说，当下学界对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本土现代性精神的承接与改造还是很有成效的，是值得肯定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探讨所展现出的美育话语体系建构意识还并不明显，除杜卫外，大多数的研究者都只是在自身所认同的理论框架下拓展某一个单一的话语层面，而缺乏统揽全局的体系化意识。这对当代美育话语建设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新时代的美育思想建设，首先应该在体系建构的自觉性上下功夫，应该树立起自觉的话语体系建构意识，积极地将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三维结构融入其中，沿着新时代文化语境所指引的方向不断开拓美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新空间。
在整体的理论精神层面上，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其理论拓展的过程中体现出了一种鲜明的人文精神，从而也为其体系化营构增添了浓郁的现代性特色。具体来说，所谓的“人文精神”，“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对于‘人之异于禽兽’、而为人所特有的文化教养的珍视；第二，对于建立在个体精神原则基础上的人的尊严、人的感性生活、特别是每一个人自由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的珍视；第三，对于建立在教养有素基础上的每一个人在情感和意志方面自由发展的珍视”。[31]由此来看，中国现代美育话语在其本土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所宣扬的人性激活、人格完善以及人生超越等思想观念，都是在“人学”思想的指引之下对人的理性、意志、教养、感性等要素的尊重和珍视，体现出的是一种典型的人文精神；而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一个对立面，是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有着很强的阶段代表性。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正是依靠自身在树立人文精神方面的巨大价值，才把自身与启蒙时代所凸显的“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而凸显出美育在现代社会改造和民族复兴方面的不可替代性意义。所以，人文精神的建立和塑造，是美育确立自身在现代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关键要素；新时代的美育话语建构，除了必要的体系意识之外，还必须注重自身与人文精神的关联。
进一步来说，新时代的美育话语建设，需要凸显自身的“人文”价值，将人文精神的树立作为自身的核心任务加以强调，这是中国现代美育话语所提供的最直接的理论启示，而这一启示同时也是与新时代的文化发展需求密切相符的。客观地说，人文精神是宝贵的，“没有它，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是不完整的，是片面的。市场经济越成熟，现代化科技越发达，就越需要人文精神的高扬，以起到对人生、社会的某种制衡作用。”[32]而从20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现实来看，人文精神却经常处于极端尴尬的境地：在20世纪上半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建设刚刚起步，就被“救亡”的时代任务所打断；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前30年，尤其是“文革”时期，人文精神在极端化的政治环境中被彻底打入冷宫；而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政治环境相对放宽，人文精神呈现出昂扬的趋势，但好景不长，滚滚而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又将其挤到了时代的边缘；不仅如此，在知识分子群体内部，也由于由商品经济的冲击而产生了诸多质疑的声音，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所进行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人文精神持否定态度，提出了诸如中国未曾有过人文精神[33]111、“谈人文精神是堂吉诃德对着风车的狂吼”[33]145之类的批评和讥讽。可以说，在这一系列物质和精神力量的挤压之下，人文精神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逐渐蜷缩成了一个虚弱而苍白的口号，而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似乎也可以在没有人文精神同行的情形之下“高歌猛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21世纪之初的文化场域中，道德沦丧、人性堕落、信仰失落、价值虚无、情色泛滥等一系列让人触目惊心的堕落现象成为广泛存在的事实，而这都或多或少地与人文精神被否定或被架空有关。正是出于对人文精神空缺之后所出现的一系列负面结果的认知和体察，党中央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34]，明确地将“人文”建设与美育建设联系了起来，为新时代的美育话语营构指明了方向。而这一理念也与中国现代美育话语的核心精神不谋而合。所以，新时代的美育话语建设，应该在立足于新时代语境的前提下，大力凸显自身的人文价值，大力吸取中国现代美育话语中的人文精神营构经验，由此而推动以“人文”为核心的新时代美育话语体系建设。
古时风峪驿道具有重要的交通作用，是晋阳古城西面来往商队或过路旅客的必经之路[12]，周家庄古村在驿道上所处的位置极为重要，从晋阳古城西出太原，到这里可以补充粮草；从娄烦、古交东入太原，在这里可以歇脚打尖。重要的区位作用成为了周家粮铺院建造的主要驱动因素，周家粮铺院在驿道东段的北侧，视野开阔，可以登高远眺，防卫突发事件发生，驿道便利的交通条件，使得粮食的运输更为便捷。在驿道两边，窑洞分布集中，建筑密度大，根据对建筑遗迹的现场调查及对村民的走访询问，了解到村中原有两处大型商业建筑，一处是布料店，还有一处就是周家粮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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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rit of Local Modernity in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and Its Modern Enlightenment
CHEN Jian1, TAN Hao-zhe2
(1.School of Music,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2.The Center for Literary Theory and Aesthe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Western aesthetic education thoughts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hought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aesthetic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cultural context of the times,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developed its distinctive spirit of local modernity in three levels, namely humanity, personality and life. In general, the content of the spirit of local modernity in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includes: stimulating people’s aesthetic desire under the premise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scientific rationality, improving people’s moral character on the basis of the perfection of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constructing a high-levelled realm of life by means of aesthetic transcendence. The enlightenment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aesthetic education discourse lies in that the humanistic spirit of aesthetic education is manifested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ing aesthetic education discourse system and constructing consciousness.
Key words : aesthetic desire; moral character; realm of life; discourse system of aesthetic education; humanistic spirit
收稿日期： 2019-04-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美育话语体系构建研究”(16ZDA110)、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信仰建构视域中的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研究”(19YJC760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陈剑(1980—)，男，山东莒南人，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美育思想史、音乐美学、艺术学理论研究；谭好哲(1955—)，男，山东栖霞人，文学博士，山东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文艺学基础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 G40-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0012(2019)04-0035-08
(责任编辑： 刘 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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