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50～70年代家族叙事的隐形书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代论文,家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国以后的土地改革与频繁的社会政治运动对家族制度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50～70年代宗族被当作封建事物受到扫荡，作为宗族资源、载体的祠堂、族谱均被毁”，“没收族产、批判家族观念和某些负责人，令有组织的家族自行瓦解了，确切地说是令家族组织基本消失了。但因为中国之大，各地状况的差异，民族的众多，家族组织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内绝迹……消失的是有形的组织，而无形的家族力量仍然潜存着。”(1)社会政治生活中有形家族组织的解体与无形家族观念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族在文学中的存在形态，家族叙事作为一种隐性结构存在于革命历史小说，文学中家庭内部的血缘情感淡化，人物之间阶级情义凸显，传统家庭逐渐被颠覆、解构与建立在阶级感情之上的革命大家庭的诞生二者并行不悖，而这种新型的家庭形式却一样积淀着家族主义的痕迹。
家族制度的最终解体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开端几乎是相伴而生的，由于家族统治与封建大家庭在当代社会的消亡，当代文学一体化格局的逐渐形成，作为反封建思想启蒙文学形式的家族小说由三四十年代的中心开始走向边缘。现代意义上的家族小说创作传统在当代作家那里没有得以很好的继承，但家族作为一种创作母题以一种潜文本的形式存在于这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形成了革命历史叙事与家族叙事相互交织的文学格局。梁斌的《红旗谱》与欧阳山的《三家巷》尽管不再具有家族小说典型的审美特征，但它们在叙述革命历史的同时采用的却是家族复仇、家庭感情纠葛的情节结构，以一种曲折的形式显示出家族话语在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中特有的存在方式。
《红旗谱》作为革命历史经典小说，叙述了北方农民如何从自发反抗发展到党的领导下自觉反抗的革命之路，塑造了三代农民的革命英雄谱系。但作品所叙述的朱、严两家农民三代人与一家地主冯家两代人之间的阶级矛盾又是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家族复仇。老一代农民朱老巩不满地主冯兰池公开霸占琐井镇四十八亩官地的不义之举，奋起反抗，终因势单力薄而失败，结果一气身亡，造成女儿被歹徒强奸后跳河自尽，儿子逃亡他乡的惨剧。朱老忠后来参加革命，成长为无产阶级农民英雄，其革命最原始的动机则源自于家族仇恨。“因为乡土文明化的中国人无一不是在家族血缘氛围中长大的，这种氛围在每一个人的心灵中转化为一种与家族共存的神圣的血缘使命感，使得本家本族之内人与人之间始终具有某种不可分离的社会的、经济的乃至文化的利益关系。而在精神人格上，如果家族内成员受到来自家族外的迫害侵犯或耻笑侮辱，也意味整个家族的荣誉和尊严受到损伤凌辱，家族中每个成员都有为家族雪耻报仇的义务。”(2)正因为如此，朱老忠报仇的决心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发了家，我也看着，他败了家，我也看着。我等不上他，我儿子等得上他，我儿子等不上他，我孙子一辈还等得上他。总有看到他败家的那一天，出水才看两腿泥哩！”为报仇，他立下‘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誓言，为报仇，他抱定培养一文一武的计划，为一文，他卖掉自己家心爱的小牛犊资助江涛上学，为一武，他忍心让儿子大贵当壮丁。可以说，“家族仇恨不但是英雄行为的驱动力，也成了英雄事业的宝贵的精神遗产。”(3)朱老忠性格的许多内涵，都可以从家族复仇层面得以阐释，而他作为农民英雄的性格魅力，很大程度来自于作为一种家族复仇的豪侠性格与乡村宗法社会的文化土壤的有机结合。
如果说梁斌的《红旗谱》形象地揭示了农民革命英雄性格的家族意蕴，成为十七年时期家族叙事的经典的话，那么，欧阳山的《三家巷》则表现出作者追踪革命来龙去脉的叙事冲动，其特点在于将个人成长、家族兴衰与革命历史的风云变幻融为一体，体现出家族、历史与命运的有机组合。同样是写人物性格的成长，梁斌赋予朱老忠家族复仇的革命意义，体现出由家族复仇到阶级复仇转化的内在逻辑，而欧阳山更注重周炳性格成长的文化土壤，相对突出的是其由家族亲情转化为阶级情谊的心路历程。如果说《红旗谱》给我们建构了一个阶级阵线分明的战斗营垒，以突出阶级斗争的残酷性，那么，《三家巷》则侧重表现的是革命斗争复杂性的一面。作者将人物放在一种非常复杂的人际关系与阶级关系中进行表现，设置了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空间环境——三家巷。这里居住的三个家庭代表了当时广州社会三种主要的社会关系，一个是手工业劳动者铁匠周铁家，另一是工商资本家陈万利家，第三个是官僚地主何应元家，而在他们三个家庭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在第一代，周、陈两家是连襟亲戚，确立了血缘关系，第二代，既有换帖兄弟(陈文雄、张子豪、周榕、何守仁)，又有爱情关系(周炳与区桃的爱情，后同陈文婷的感情纠葛)、婚姻关系(陈文雄同周泉的结合、陈文娣先后同周榕、何守仁的结合，陈文英同张子豪的结合等)，从而衍生出多种多样的社会关系，体现出中国家族本位的关系特色。这些诸多的家庭关系，折射出当时社会广阔的生活画面，也同时成为主人公周炳性格成长的家庭与阶级环境。陈家、何家兄妹们对革命与感情的双重背叛使周炳终于摆脱掉家族亲情的羁绊，而开始了向以阶级感情为基础的革命立场的转变。
父子之间的思想冲突是现代家族小说主要的情节模式，而到了当代社会，由于讲述话语的年代叙述革命历史对革命传统的强调，因此，存在于话语讲述的年代祖孙父子间文化立场的碰撞相对淡化，父子之间的精神承传得到彰显。当代家族叙事中显性的父子相继与隐性的父子冲突同时存在，如果说显性的父子相继主题的展开反映出小说创作时代语境的要求，那么，隐性的父子冲突情节的设置则揭示出特定时代的历史本相，能比较真实地描绘出现代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心理与思想性格的冲突。《红旗谱》中的冯贵堂与冯老兰，如果从阶级分析的角度，他们同属反动的地主阶级，有相似的思想性格与阶级本质，但从文化立场上看，他们接受了不同的思想文化，在价值观上存在诸多矛盾。抛开阶级属性，应该说冯贵堂作为接受“五四”个性解放思想影响的现代知识分子，虽然没有那种激进的锋芒，但他的改良村政的设想、要求父亲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拆宗庙办学堂的行为、发展工商业的实践，都体现了“五四”时代“民主”、“科学”、“人道主义”的思想主潮，他的一些改良主张既得不到包括父亲在内的守旧农民的接受，更无法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认同，他的道理父亲不接受，他想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政府违约问题也同样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他所有的改良最后都一一失败，他感慨地对同学严知孝说，“我对改良农夫的生活失去了信心。过去我还想在乡村里办平民学堂，提高农民的文化，教他们改良农业技术，可是隔着皮辨不清瓤，那算是不幸。”他的失败，昭示出知识分子对农民进行文化启蒙的失败，他的悲剧，既是社会文化的悲剧，也带有部分家族悲剧的意味。受作家政治文化与阶级分析的视角影响，像冯贵堂这样的改良知识分子的悲剧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显然是被遮蔽而无法得到彰显的。而他的被忽略被误读与江涛、贾湘农这样的革命知识分子被弘扬是相辅相成的。
家族叙事在革命历史小说中“潜文本”形式的存在与对革命历史的讲述、对革命知识分子历史作用的凸显与对改良知识分子的遮蔽、对工农之家精神父子相继的描写与对封建贵族家庭父子思想文化冲突的淡化构成一种文本的内在张力，给读者重新阐释文本的多种文化意蕴提供了可能。
家族叙事在当代革命历史小说中的“潜文本”形式标志着它的边缘化处境，或者说它自身丧失了言说的权利，处于文学话语的失语状态，自然，与之相关的封建大家庭、落后保守的家庭在社会生活中也逐渐失去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在文学中面临着被颠覆与改造的命运，家庭所具有的那种安全感、亲切感已相对弱化，政治教化色彩日渐强化。作为与公共空间相对应的私人空间，与国家政治大事相对的日常琐事似乎已不复存在。传统家庭的伦理性逐步让位于现代家庭的政治性，封建家庭的解体以及对旧家庭的改造带之而来的是家庭的政治色彩的高涨与革命大家庭的诞生，人们的家族亲情一步步让位于阶级感情。
在50～70年代的小说中，大家族已没有独立的存在权利与合法的叙事空间。现代作家笔下那种典型的家族形态已几近消失，取而代之的则是作为反动阶级营垒的封建贵族家庭。如《红旗谱》中的地主冯老兰之家，《三家巷》中的官僚地主何应元家与买办资本家陈万利家。在这些家庭内部，由于青年一代接受了现代文明教育，民主意识与个性解放思想的萌生，父与子之间在价值观念上的碰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但是这种冲突在他们家庭内部远没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甚至没要导致任何悲剧的发生，更没有出现“娜拉式”的离家出走，矛盾冲突的结局却是以青年一代的妥协而告终。父与子由观念上的差异最终走向政治立场上的一致，阶级性的统一超越于思想价值的对立。小说的立意不再是暴露“家族制度与礼教的弊害”，而是揭示这些家庭的政治与阶级的反动性，其财产来源的非法性(何家靠赈灾发不义之财，陈家与欧洲商人勾结暴富)，政治上对人民压迫的残酷性(冯家公开霸占琐井镇四十八亩官地，将赋税转嫁到无数贫民头上，欺压无辜的村民)，对民间伦理践踏的腐朽性(对有魅力的女性垂涎三尺，不顾年龄的差异与血缘上的悖礼)。其叙事宗旨在于激起读者对这些家庭存在的合理性的怀疑。
如果说在革命历史小说中，典型的大家庭已被反动的贵族家庭所取代，那么，在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长篇文本中，随着地主阶级的被推翻及其家庭的最终解体，带有一定程度封建保守性的落后的中农家庭则浮出地表(《三里湾》中的马多寿家，《山乡巨变》中的中农菊咬筋家，老农陈先晋家，《创业史》中的中农郭世富家，富农姚士杰家)。尤其是糊涂涂马多寿家，他们的家族本位立场与合作化的集体主义思想形成鲜明的反差。家长马多寿政治上糊涂，经济上精明，思想上保守。出于家族自身的利益，他利用社长范登高的错误阻挠合作社的扩建，利用老婆常有理的胡搅蛮缠影响合作社的开渠，利用合作社的劳力为自己种田。在日常生活与家庭关系上，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封建宗法色彩，“马家的规矩与别家不同：……马多寿家把关锁门户看得特别重要。……把大黄狗养成了个古怪脾气，特别好咬人。……马家还有个规矩是谁来找糊涂涂谈什么事，孩子们可以参加，媳妇们不准参加。”老婆常有理，大儿子铁算盘，大儿媳妇惹不起。对外自私，对内刻薄。“糊涂涂有个怕老婆的名声，不过他怕老婆不是真怕，只是遇见自己不愿答应的事，往老婆身上推一推，说他当不了老婆的家，实际上每逢对外的事，老婆仍然听的是他的主意。”他的这种自私、落后和保守与家庭环境对孩子马有翼的精神性格上造成了无形影响，儿子在思想苦闷、恋爱失败的精神痛苦之中走出“马家院”，媳妇在不堪婆婆、嫂子的排斥与虐待之下坚决要求分家参加合作社，加之外在先进思潮的冲击，马家由铁板一块的封建堡垒最后终于分崩离析。从马家寿一家的命运变化，显示出“在生活新潮流冲击下农村封建宗法势力的必然瓦解。”(4)革命思想已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同时也说明对传统家庭进行改造的艰巨性和复杂性。
不管是反动的贵族家庭或是落后的中农之家，在一体化文学格局中都是被否定的对象，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对血缘家庭的政治化改造导致传统家庭功能的弱化，在家庭叙事中非血缘色彩的突出与政治意识形态倾向的强化，甚至出现一种建立在阶级情谊之上的新型革命大家庭，这种家庭逐渐成为走出旧家庭参加革命者的精神家园与情感归宿。既然为了革命，就必须超越有形的血缘家庭，那么革命者背叛家庭之后如何寄托自己的家族情感呢？既然革命事业是其为之献身的理想，那么，在脱离家庭之后，革命者便把对其履行教育职能的党的领导者视为精神之父，而党的组织则成为革命者的真正归宿。《红旗谱》中出身于封建地主家庭的青年张嘉庆，因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父亲在他人的怂恿下登报与他脱离了父子关系，从此他失去自己血缘意义的家庭，他向启蒙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党的领导者贾湘农倾诉说，“你知道，我没了家，没了父亲。母亲是一个花钱买来的姨太太，她疼我，爱我，同情我。可是她在家庭里没有一点地位，除了眼泪，什么也不能帮助我。张家已经把她赶出来，也不知道上那里去了。我跟你在一块，你就是我的父亲，我也不再想母亲。”贾湘农说道，“离开家，党组织就是你的家。没了亲人，每一个党组织都有负责人，你要依靠他们”。在革命的过程中，张嘉庆以自己的真实体验发自肺腑的说，“一想到贾老师坐在这间屋子里，就象母亲在这里等待我。我也想过，生我的是母亲，教养我成长起来的是党。”由于政治处境的日益恶化，张嘉庆要离开乡村转移到城市，他告别贾老师后恋恋不舍，走了一段路，“回头看了看他住过几年的城池。贾老师还独自一个人站在土岗上，呆呆望着。他要亲眼看着年轻的同志走远。张嘉庆看着他严峻的形象，暗暗地说：‘父亲……父亲……’。”张嘉庆的成长为革命者首先是通过对自己血缘家庭的背叛得以实现的，不过，在张嘉庆的眼中，引导他走上革命之路的党的领导者贾湘农的形象却具有“父亲”的意义。“在这里，阶级关系是以血缘关系加以说明的，正因为血缘/家族与阶级关系的互相统一，因而才可以被不断置换，相互说明和相互印证。”(5)革命者不屑一顾的传统家庭却与革命组织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二者在一定意义上异形而同构。
如果说张嘉庆在党的领导者身上感受到父亲的亲情，在党组织那里体验到家的温暖多少带有无家可归的革命者的情感寄托的话，那么，在《青春之歌》中被敌人抓进监狱的小女学生俞淑秀在接受了林红、林道静等革命者的影响之后，她由家族亲情向阶级感情的转化则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流露，她认为“妈妈不是最亲的”，“……妈妈养育了我的身体，但是你们——是党给了我灵魂。”“一句看似单纯的语言，道出的乃是阶级重于亲情的无产阶级伦理关系实质”“集体的力量是伟大的，是无穷的。当林道静感受到她和小俞不是孤单的、孤立无援的个人行动的时候，他们的心同时被融化在一个看不见的，隔着多少层铁壁然而却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伟大整体中。”正因为如此，当林道静被共产党员林红第一次称为“同志”时，她非常激动。“‘我真高兴，亲爱的同志！’黑沉沉的深夜里，当郑谨的双手那样热烈地紧握住道静的双手时，道静的心被这种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激动了，以致不能自抑地流下了眼泪。”如果说这些革命者对革命集体的感情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家族亲情，但革命集体毕竟还无法履行正常家庭的职能的话，那么，到了文革时期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几代革命者对革命大家庭的想像开始付诸文学的现实。剧中这“异姓一家”的三代人，他们之间首先是阶级之情，革命之情，而不是血缘之情。这个家既是政治心理意义上的革命大家庭，也是真实家庭意义上的家庭实体。它三代同堂，虽非同姓，也非血亲，但李玉和对铁梅有救命与养育之恩，李奶奶既是玉和的师娘，又对铁梅履行了教育和抚育功能，特殊的革命情势组成了特殊的革命家庭，祖孙三代甘苦与共，肝胆相照，前仆后继，结成了超越血缘的革命亲情。铁梅对革命者也以家庭亲缘称谓“表叔”相称。将“革命大家庭”实体化，象征化。正如铁梅所唱，“虽说是亲眷又不相认，可他比亲人还要亲。”革命大家庭既是人类对家的一种终极理想，也是人们对大同社会的向往和希冀。
从对旧家庭的批判，到对革命大家庭的建构，50～70年代文学叙事中的家庭形象赖以支撑的血缘情感逐步淡化，最终走向以阶级感情取代家族亲情，由“五四”时代揭开的批判家族制度与礼教弊害的文学启蒙发展到文革时期阶级启蒙叙事的最后胜利，文学叙事实现了对传统家庭的彻底颠覆和解构，同时也意味着有关家庭叙事文学的寿终正寝。
传统家庭成员之间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尊卑、上下、嫡庶的等级界限，而讲究这种等级尊卑界限的实质则是为了确立族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利。一个人从一出生就决定了他在这个家庭中不可改变的位置，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都是根据血缘亲疏的远近来进行定位的，不管是辈分、嫡庶还是年龄性别，它们所形成的尊卑贵贱关系都是无法改变的。而在革命大家庭中，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革命目的走在一起，人与人之间在人格、精神、政治地位上应该是平等的，彼此没有嫡庶、尊卑、贵贱的差异，革命看重的是一个人的政治表现而不是家庭出身，不过，在实际生活上，家庭出身作为一种无形的政治因素则时刻时刻影响着他们在革命集体的位置。来自剥削家庭的革命者要获得组织的信任，首先要经过一番彻底的思想改造与革命考验。《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父亲是大地主林伯唐，母亲却是被强抢做姨太太的佃户女儿秀妮。“我是佃户的女儿，又是地主的女儿。”“我身上有黑骨头，也有白骨头。”她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布尔什维克，就要经过一次次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与革命考验，“林道静在她的‘天路历程’中，一次次遭逢革命圣徒，一次次为他们的崇高精神和英勇斗争所感召，却又一次次失落了领路人的引导，她仍始终保持一份憧憬好谦卑，在期待、承受和追求中穿越炼狱和地狱的毒火，才能最终到达天国——得到党和人民的承认与接纳。”7林道静的改造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她的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经历。而相对于出身工农之家的江华、林红，林道静的革命道路显得则更为坎坷曲折。《红旗谱》中的江涛与张嘉庆，同时青年学生，革命性一样坚定，但出身的不同决定了叙述者对他们情感态度上的厚此薄彼。
家族中的人伦关系始于夫妇，而男女之间结合的目的则是为了“合两姓之好”，借婚姻关系的建立而使人伦关系得以扩大，结婚并非是男女之间的个人私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制度下的婚姻不是男女间相爱的自然结果，而是出于男性家族“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的最终目的。因此，传统与现代婚姻的本质体现为是出自家族利益的功利还是建立在男女自愿基础上的感情。革命大家庭中的青年男女尽管不再遵循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但对阶级性、政治立场的过分重视也使革命者之间的结合带有不同程度的“门第”性质而并非完全基于感情上的好恶。不少革命者由于难以超越这种心理障碍而与理想的婚姻失之交臂。《三里湾》中的灵芝在感情上应该说更倾向于马有翼，就是因为他家庭的封建保守，她在忧郁之后最终走向先进农民玉生的怀抱。《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对江华感情的接受同样来自于对他作为党的领导者人格上的敬仰，对她走上革命道路所给予的无私帮助的感激。《三家巷》中情投意合表兄妹周榕与陈文娣之间爱情的悲欢离合无不源自不同的家庭出身所导致的政治信仰与人生观的冲突。同样，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江涛爱上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严萍，但基本的前提条件是对方阶级立场的改变，为此，江涛“尽一切能力帮助她进步，引她走向革命，锻炼成一个压轧不烂的革命者。”如果说传统的婚姻是家族本位的功利婚姻，那么，革命大家庭中革命者的婚姻选择则同样体现出阶级本位的功利性，二者异途而同归地昭示出家族主义非个人感情本位的婚姻本质。
在以群体利益为唯一旨归的传统社会，个体在更大程度上是通过群体而感受到自己的存在，人们很自然地把自己看作群体的一部分，在这种文化中，当找到归属感、感到自己承担了适当的岗位的时候，人们的感觉会很良好。在集体主义的文化中融入社会和完成自己份内的事是骄傲的源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尽管在“五四”个性解放思想的影响下为追求自由的爱情勇敢地走出了旧的家庭，但这些青年男女所追求的与其说是平等的爱情，不如说是寻找感情的安慰与心理的寄托，与其说是为追求人格的独立，不如说是为了寻找一个新的依附对象。他们虽然执着地追求着个性解放，但远未实现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他们尽管从理性上接受了西方个性主义思想，而一旦失去了家庭庇护后却又感到情感上无所归依的孤独。知识分子因无法忍受无家可归的精神痛苦，由独立的个体投入集体的怀抱，在与大众的和谐相处中感到自己力量的增强，在消除自己的孤独的同时体验到一种家的感觉。实际上，建立在阶级感情基础上的集体一向被看作一个大的家庭，在这个集体中，人与人之间亲如一家，个人的利益完全服从集体的利益。党与领袖成为失去血缘家庭、家族亲情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父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立在家族观念之上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作家从个体走向群体的情感依归，且他们在群体之中也感受到了家的温馨。不管是《红旗谱》中与旧家庭脱离关系的张嘉庆，或是为逃避包办婚姻的知识女性林道静，抑或是《红灯记》中革命接班人铁梅，他们对党的领导的那种父性崇拜，在革命大家庭所体验到的归宿感，对革命事业革命同志忠贞不渝，在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作是传统家族情感的变形与折射。
从文学的中心地位走向边缘，从叙事的主导情节到隐形结构形态，从对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封建大家庭兴衰的叙述到建立在阶级感情基础上的革命大家庭形象塑造，家族叙事在十七年时期经历了由淡化走向消失历史命运，但这种消亡只是家庭形式的变化，家族主义观念始终笼罩着50～70年代的家庭叙事，因此，从整体上看，家族叙事在本时期的文学叙事格局中呈现为一种隐形书写的形式。
注释：
①冯尔康：《十八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②杨经建：《家族文化与20世纪中国家族文学的母题形态》，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35页。
③吴培显：《英雄主义—人道主义—文化人格主义》，中国文学研究，2002年版，(2)。
④郭志刚等：《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版，第321页。
⑤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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