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斯曼的崩溃与危机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格罗论文,斯曼论文,危机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08年以来西方主要国家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是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对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否完整、一致还存在争议。这一方面是因为马克思本人对危机的阐释有一个发展和变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不同理论流派的激烈论战。另一方面，这是因为马克思提出过“货币危机”、“普遍的生产危机”、“商业危机”等不同概念，①并且《资本论》第1卷还没有进行价值到生产价格、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化阐述，《资本论》第3卷论述的利润率下降规律没能进入第1卷关于资本积累规律和趋势的讨论。基于这些原因，有人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并没有完整地得到概括，甚至没有形成有体系的结构”。②还有人认为，危机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③ 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周期理论，不是仅仅着眼于对衰退、萧条等危机形式的具体分析，而是将危机看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起作用的必然产物，并透过危机来论证资本主义的历史演替。由此，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产生了一种被称为“崩溃理论”(theory of breakdown)的狭义的危机理论。④在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尤其是早期历史(第二国际、第三国际时期)上，“崩溃理论”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特别是一些德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经常直接使用“危机与崩溃理论”(Krisen-und Zusammenbruchstheorie)或“崩溃与危机理论”(Zusammenbruchs-und Krisentheorie)的概念。伯恩施坦、考茨基、卢森堡、杜冈-巴拉诺夫斯基、鲍丁、格罗斯曼等，都是“崩溃理论”的重要代表。直到20世纪中期，人们才提出把“崩溃理论”和危机理论分开。⑤ 第二国际时期流行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主要有两种：消费不足论和比例失调论。伯恩施坦否认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再生产图式和资本积累问题引入危机理论。⑥卢森堡提出了缺乏外部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会导致资本主义崩溃的理论。⑦考茨基在同伯恩施坦的论战中坚持消费不足论，认为利润率下降的作用只是使资本家阶级规模缩小，而未将其与崩溃和危机联系起来。⑧希法亭和奥托·鲍威尔则以部门间比例失调来解释危机。鲍威尔1913年发表了《资本积累》一文，试图用一个再生产图式来证明，资本积累不需要卢森堡所说的资本主义体系外的“第三方”。⑨该图式假定不变资本的价值比可变资本增长更快，并且利润率不断下降。 真正把资本积累与危机和崩溃在理论上联系在一起的是亨利克·格罗斯曼。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命题。虽然卢森堡正确指出资本主义将遇到绝对的极限，但是她没有从积累的内在规律出发，而是离开生产过程转向流通过程，因此她的论证是失败的。在1929年大危机的前夜，格罗斯曼发表了《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试图根据资本积累过程特别是利润率下降趋势来建立崩溃和危机理论。该书在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有人称其为“唯一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11)也有人称其为“两次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唯一重要著作”，(12)还有人认为它是“自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以来最精细、最详尽的崩溃论研究，是两次大战之间马克思主义学术界最重要的作品”，(13)“在方法上和实质性理论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性著作之一”。(14)令人遗憾的是，国内外对如此重要的学说的研究并不多见，(15)尤其是国内，关于格罗斯曼理论的专门介绍几乎阙如。(16)既然格罗斯曼的理论是所有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严肃讨论不能绕开的，这种状况就必须改变。 本文梳理并讨论了格罗斯曼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后来的发展演进。我们希望通过这一思想史研究，为理解和澄清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提供帮助和启示，以避免理论家“总是喜欢简单地发明已经发明的东西，犯别人很早就犯过的同样错误”。(17) 二、格罗斯曼对资本主义崩溃的论证 格罗斯曼的理论是在和第二国际时期流行的危机理论进行论战的过程中产生的。他采取了三种论证方法——“算术的”、“数学的”和“逻辑的”——证明资本积累会走向崩溃。(18)算数和数学的方法主要依据鲍威尔再生产图式的数值模拟和代数方程，逻辑方法则是依据《资本论》第3卷的论证思路。 (一)“算术的”论证 鲍威尔的再生产图式假定存在一个纯粹的、孤立的资本主义体系，它具有以下特征：(19) (1)不存在和外部非资本主义体系的对外贸易； (2)该体系只有工人和资本家两个阶级，不存在地主和商人等其他阶级； (3)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率都不变； (4)只有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个生产部门； (5)人口增长率为某一常数； (6)两个部门的资本周转速度都是每年一次。 鲍威尔假定：不变资本每年增长10%，可变资本以及人口每年增长5%，剥削率为100%，积累率为每年增加约1%，资本家的消费和追加的资本占剩余价值的比例保持不变。(20)于是可以得到表1中的具体结果。
格罗斯曼认为，鲍威尔的图式有几个优点：一是包含了不断提高的资本有机构成；二是生产率和剩余价值的增长保证了用于积累的剩余价值越来越多，不受资本家消费不断增长的影响；三是保证了两部类之间的稳定关系。但是，该图式也存在一个基本缺点：假定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但是却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21)格罗斯曼认为，鲍威尔图式的真实趋势只有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才能显现。格罗斯曼的演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显示，随着利润率不断下降、积累率不断提高，当资本积累进行到第35年的时候，资本家的消费将完全被积累所侵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格罗斯曼由此认为，这足以证明资本积累将出现崩溃，因为资本进行了过度积累(
；over-accumulation)，但是利润率不断下降，而且利润的绝对量也减少了。这对资本主义经济来说是致命的。 (二)“数学的”论证 格罗斯曼还为上述积累过程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数学模型，(22)经过简化以后，可以表示如下：(23)(24)
资本家的消费等于剩余价值减去积累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该结论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会以不断加快的速度侵蚀资本家的消费。这与前面的数值模拟结果完全一致。(25) (三)“逻辑的”论证 “逻辑的”论证更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分析方法，也更能体现格罗斯曼理论的本质。 1.积累与崩溃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是使用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Verwertung；Valorisation)过程的统一。后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动力。如果价值增殖过程顺利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就会扩张；反之则会缩小。格罗斯曼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二重性是价值和使用价值内在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延续，体现为资本有机构成及其变化；但是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都忽视了这一点。(26)劳动生产力越发达，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使用价值就越多，但是商品的价值却会下降。并且，生产力发展总是伴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加和劳动量的减少，因此资本有机构成必然不断提高，而利润率则会下降。 沿着这一思路，格罗斯曼描绘了如下图景：资本积累过程是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中进行的。虽然生产力可以无限发展，但是使用价值的增加却导致利润率下降，资本的价值增殖无法在原有水平上实现，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27)这就论证了马克思的基本命题：资本积累的障碍是资本自身，追求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需要发展生产力，被唤醒的生产力却将成为资本主义的障碍。(28)(29) 格罗斯曼认为崩溃与危机的基本问题是：资本积累过程如何影响利润，利润反过来如何影响积累过程。为了研究“纯粹”资本积累的结果，格罗斯曼经常假定商品价格、工资等于其价值并保持不变。他把这种情况称为“均衡”，试图证明利润率下降不是价格波动或工资变化引起的；同时他还抽象掉了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其他因素。 2.崩溃与危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论述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的同时，指出了“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在格罗斯曼看来，危机使得这些阻碍利润率下降的因素得以发挥作用，从而恢复资本主义经济的“均衡”。危机不仅不是崩溃的表现，恰恰相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角度来看，危机是治愈的过程，通过危机，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得以恢复。”(30)(31)资本积累过程随后可以在更高的水平上恢复，并在一定时期内取得平稳增长，直到剩余价值量开始下降，价值增殖过程放缓，危机再次发生。因此，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可能会暂时被危机打断，而不是表现为一次毁灭性的崩溃。但是，随着资本积累总量的绝对增长，资本实现价值增殖变得越来越困难，起反作用的因素一旦不再能够“治愈”资本主义生产，崩溃趋势就将占据上风，使资本主义出现最后的总危机。 《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一书的副标题是“亦作为一种危机理论”(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关于崩溃与危机的关系，可以用图1和图2来表示。(32)(33)(34)图中的横轴代表时间，纵轴代表积累的价值量。图1反映了没有起反作用因素时的崩溃趋势，图2反映了周期性的危机。 3.崩溃趋势的“反趋势” 格罗斯曼把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没有崩溃的原因解释为“反趋势”(Gegentendenzen；countertendencies)的作用，认为“克服危机的途径是各色各样的，然而它们最终都可归结于这一事实，它们或者减少了不变资本的价值表现(Wertausdruck)，或者增加了剩余价值”。(35)(36)还详细阐述了缓解崩溃趋势的各种因素：(1)国内市场方面，通过扩大生产力提高利润率；通过扩大生产力减少可变资本；缩短资本周转时间；通过增加货币资本扩大生产规模；出现新的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生产部门；减少地租和商业利润；资本在积累过程中的周期性贬值，等等。(2)世界市场方面的帝国主义和世界性垄断，等等。虽然使用了很多现实统计材料和计算，但是格罗斯曼对这些因素作用的理论分析并无太多新意。对于其理论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反趋势”为什么不能无限制地发挥作用，以至于完全抵消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格罗斯曼却一笔带过，简单地把它转化为长期和短期的问题：“使得利润率下降的那些因素，‘在长期内’还将占上风，因为最终会在一切产业部门内出现生产力的增长。暂时看来，在个别产业的特殊部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能够被克服，因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变得便宜了。”(37)
图1 资本主义的崩溃趋势
图2 资本主义的周期性危机 三、格罗斯曼对其早期批评者的回应 和当时流行的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相比，格罗斯曼的理论似乎是一种“极端非正统论点”，(38)因此“受到了理论、方法论和政治的多方批评”，(39)而且这些批评至今“仍然在不断重复”。(40) (一)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 一种批评认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贬值会抵消利润率下降趋势。批评者包括布劳恩塔尔(Braunthal)、海伦·鲍威尔(Helene Bauer)、(41)福格尔(Vogel)、米克什(Miksch)、穆斯(Muhs)和奈瑟尔(Neisser)。(42) 格罗斯曼承认积累过程中存在提高和降低利润率的两种趋势，但是他指出，这“不能够抽象地、演绎地被决定，只能通过经验观察来决定。经验，特别是一百多年以来的经验，一直教导着：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也是总资本的价值——与可变资本相比较，较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也就是说，在c∶v的关系中，c比v增长得更快。”(43)《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引述的美国经济统计资料足以证明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提高的。(44)除非能够证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这一事实不成立，才能说资本的贬值会提高利润率。格罗斯曼认为，“一边谈及资本有机构成逐渐升高的事实，同时一边假定价值贬值会抵消掉崩溃趋势，也即否认资本有机构成升高的事实”是“不可容许的矛盾和轻率”。(45) (二)关于鲍威尔图式 最多的批评意见指向了鲍威尔图式的假设任意性和不现实性。比如，斯威齐毫不客气地提出，格罗斯曼“随便逮住一个特殊的而且必然是臆断的表式，并假定它如实地代表现实资本积累过程的实质，那就要招致理论上的不幸”。(46)曼德尔认为，格罗斯曼采用鲍威尔图式得到的结果只是表明积累过程在第34年后出现停滞，而不是5年、7年或10年一次的周期性危机。(47)这些具有代表性的批评和质疑反映出一个重要问题，不论当时还是后来，很多人都把鲍威尔图式当做格罗斯曼理论和论证的核心，而忽视了格罗斯曼的其他论述。对此，格罗斯曼在给保罗·马蒂克的信中表现出了激烈甚至愤怒的态度：“我不想给出这样一种印象：我是从鲍威尔图式中得出崩溃趋势的。我已在书中强调过，鲍威尔图式是不现实的……鲍威尔做了不现实的、错误的假定，我只是想沿着他的思路对他的图式进行归谬(ad absurdam)。有人讽刺我说，在我的书中，资本主义崩溃不是因为工人的贫困，而是因为资本家的贫困。这种反驳打击的不是我，而是鲍威尔。这是他的图式的结果，也是他假定资本主义是在最好的条件下有10%的年积累率，工人也在最好的条件下年工资增加5%。现实中这些假定并不适用……我想证明的是，尽管如此，他错误的图式仍是崩溃而非均衡。但我并不想在任何情况下把我自己和鲍威尔图式混为一谈。”(48)显然，格罗斯曼看重的是他按照《资本论》的思路所做的逻辑论证，而不是工具性和技术性的数值论证。可惜这些回应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即使马蒂克后来(1969年)发表了这些书信，其在文献中仍鲜见引述。 (三)关于利润率平均化和转形问题 古尔兰德和奈瑟尔批评格罗斯曼在采用鲍威尔图式的时候没有考虑价值转形问题，因而也就没有考虑利润率平均化问题。格罗斯曼其实意识到这对危机理论的重要性，并在1931年给马蒂克的信中表示已经开始考虑平均利润率问题，(49)1932年又发表了《马克思的价值到价格转形与危机问题》。(50)格罗斯曼主要从方法论角度强调了“转形问题”(transformation problem)的重要性。他指出：“卢森堡和鲍威尔不仅没有考虑价值向价格的转形，也未考虑一般利润率的有关问题，如剩余价值转形为特殊的利润诸形式(商业利润、利息等)的问题，因而整个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的学说[对他们来说]根本不存在！”(51)考虑到转形问题，鲍威尔原来的图式就必须修正。例如，在鲍威尔图式中，第1年两部类的积累是10 000c和2 500v，但是引入转形问题之后，部类Ⅰ应该得到14 666c和3 667v，部类Ⅱ应该积累5 334c和1333v。鲍威尔认为，部类Ⅱ的一部分资本积累转移到部类Ⅰ，但是没有给出有说服力的说明。格罗斯曼指出，转移的原因是利润率差别，因为部类Ⅰ的利润率是29.4%，部类Ⅱ是38.4%。如果形成了33.3%的平均利润率，从部类Ⅱ转移的就不只是5 833个单位(包括4 666c和1 167v)，而是6 667个单位。(52) 格罗斯曼认为，他考察的是“根本上是一般的”(prim
r allgemeinen)危机，即所有部门都出现了过度积累。(53)在这种情况下，“价值和生产价格的一切界限都已经消失”，(54)不会受转形问题的影响。但是对比例失调论者来讲，由于他们关注的是个别部门的“根本上是局部的”(prim
r partielle)危机，所以必须考虑利润率差别和平均化趋势的影响。 四、格罗斯曼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格罗斯曼的理论诞生于第二国际时期。由于语言等方面的原因，它对当时的英美世界影响有限。格罗斯曼在“二战”结束后不久(1950年)去世。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复苏和繁荣，英美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在此背景下，保罗·马蒂克、戴维·亚夫等人继承并捍卫了格罗斯曼的理论，与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的危机理论传统展开论争，扩大了格罗斯曼理论的影响。(55) 凯恩斯的理论诞生于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时代，关注的问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近之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对凯恩斯的最初反应是复杂的。在重要的相似的思想，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本质、利润率下降和货币与利息理论方面，引起了关注。”同时，马克思主义者也无法回避凯恩斯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实践，如“混合经济”、国家干预等。于是《通论》不仅成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分水岭，但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水岭”。(56)在琼·罗宾逊这样的重视资本积累过程的凯恩斯主义者看来，格罗斯曼的理论是资本积累理论当中“最富有想象力的尝试”。(57)但是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内部，围绕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实践却产生了不同的趋向和分歧。比如，巴兰和斯威齐在1966年出版的《垄断资本》中提出，利润率下降是竞争性体系的现象，与垄断资本相对应的是剩余上升规律。还有很多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者持类似观点，认为战后资本主义的基本趋势是停滞，国家可以通过军事支出来阻止这一趋势。在此背景下，格罗斯曼理论的继承者必须对资本主义的新现象做出回应和解释。 (一)保罗·马蒂克的理论 保罗·马蒂克与格罗斯曼有过密切的通信往来，是公认的格罗斯曼追随者。他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格罗斯曼的理论，而且对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进行了激烈的抨击。(58) 1.“不断危机” 马蒂克早年有一篇阐释格罗斯曼崩溃论的论文，题目叫做《不断危机：格罗斯曼对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解释》。(59)“不断危机”(permanent crisis)是马蒂克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60)他提出：“资本主义体系在其一切阶段、在其一切细节上，都可被认为是处于一种‘不断的’危机条件之中。”(61) 在格罗斯曼那里，“反趋势”的存在是“纯理论对现实的妥协”，是对崩溃理论进行的被动修补；而马蒂克则把“反趋势”的存在变成论证崩溃论的积极武器，认为“反趋势”在其发展过程中受自身限制，或因积累过度失去作用，无法与崩溃趋势相对抗，反而最终会强化崩溃趋势，从而造成资本主义体系的“不断危机”。比如，生产的合理化和任何技术进步一样，都会走向其反面，即“非合理化”。对工资的削减也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一旦“反趋势”不能再发挥作用，崩溃趋势就会占据上风，资本主义的“不断危机”就将变成“致命危机”(Todekrise；death-crisis)。对无产阶级来说，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和随后的繁荣期，贫困化只是相对的；但是到了崩溃阶段，贫困化就会变为不断的、绝对的。这种绝对贫困化必然导致工人阶级采取激烈的政治行动。使工人处于绝对贫困化虽然可以恢复利润率并将资本主义重新推向繁荣，但是当“致命危机”发生时，暂时的繁荣不仅不代表危机的结束，反而意味着更多的危机才开始。由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固定资本积累也克服不了这一趋势。资本积累将最终走向崩溃。 2.混合经济中的国家干预 马蒂克对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问题十分关注，在《经济危机与危机理论》一书中单辟一章进行分析。(62) 混合经济存在国营和私营部门以及较强的国家干预。在马蒂克看来，混合经济的主要问题在于，“一部分国民生产仍是为私人资本利润的生产，而另一小部分则包含了国家引导的生产，并不产出任何剩余价值。”(63)虽然政府花钱购买企业的产品可以帮助这些企业实现剩余价值，但是政府的货币来自于税收或赤字，因此政府购买实现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不过是以前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这样的‘利润’，还有这样‘积累的资本’，不过是国家债务的簿记而已”，对资本积累并无实质性的帮助。(64)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利润不足以诱导私人资本扩张和积累，除非“国家借钱来买产品，否则产品就不会被生产出来”。(65)但是更多的政府支出就意味着更多的政府债务和更多的税收，这会让私人资本的利润率变得更低。如此下去，国家干预只会越来越多，而私人资本则越来越缺乏积累的动力。可见，国家干预并非解决危机问题的良药。 3.货币问题与通货膨胀 马蒂克还强调了货币与资本积累的关系。按照马克思经济学的传统，货币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仅仅是货币，而且还是执行价值增殖功能的资本。马蒂克指出，资本家“对货币的寻求实际是对资本的寻求”。他抨击“凯恩斯主义者将经济视做一种货币经济，又倾向于忘记这是一种赚取货币的经济”。(66)在他们看来，需求不足是停滞的原因，通货膨胀则是需求增长的结果。当资本主义发生紧缩性危机时，资产阶级试图通过通货膨胀的方法来抵消危机的影响，利用通货膨胀来降低工人的实际工资，从而降低劳动者占有社会总产品的份额，降低资本家的债务成本，提高利润率。在这种情形中，通货膨胀“是扩大剩余价值的方法。由此得到的剩余价值，等于劳动力价值的减少加上从货币资本转移给生产性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保证了积累的增长”。(67) 马蒂克认为，以为增加名义货币量就能提高利润率是一种徒劳的幻想；通货膨胀带给资本的收益不过是劳动力贬值的改头换面的形式而已。这种方法最终会“遇到特定的障碍，因为劳动力价值的削减有绝对的极限，并且因为工人的反抗，即使这种极限也很难达到。此外，总需求的增长也会随之带来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这本身就限制了价格通胀带来的工资降低的限度”。(68)所以，货币政策也不可能真正克服资本主义危机。 (二)戴维·亚夫的理论 英国的戴维·亚夫同样传承了格罗斯曼的理论。亚夫在20世纪70年代初参加了英国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联合会(British 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CSE)。当时人们普遍相信资本主义已经陷入结构性危机，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因此而受到打击。但是亚夫与CSE的主流观点发生了冲突，他认为这些学者实际上是重拾李嘉图学派的传统而丢弃了马克思的传统。他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资本与国家理论》、《利润率的危机：对格林—萨克利夫(Glyn-Sutcliffe)论点的批评》、《马克思〈资本论〉中的价值与价格》等论文，以捍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传统。 和马蒂克的观点类似，亚夫认为，“关于国家支出的要点就在于：它们的财政支持和支付出自于税收。如果国家通过赤字开销——在此意义上也就是‘未来’的税收——来支持其支出，这实际上就假定了未来的资本可盈利；或者，现在的或‘未来’的剩余价值是由国家从私人资本处以税收或贷款的形式划拨出来，来支付那些国家支出。这就带来了积累的下降，以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的下降。这是因为，从资本主义整体观点来看，国家引导的生产是‘非生产性的’。尽管国家支出‘实现’了剩余价值，但国家买来的产品一般来说并不是作为资本来发挥作用的，因此并不生产额外的剩余价值。从社会和社会总资本的观点来看，‘非生产性的’国家支出构成了资本的‘下水道’。所以，个体资本家为国家生产而获得的利润，只是由已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重新分配得到的。”(69) 亚夫非常重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认为“若其区别不清楚，任何关于国家干预作用的讨论都是不可能的”。(70)他认为，生产性劳动是与资本相交换并以资本扩张为目的的劳动。生产性劳动者就是为了实现资本的自我扩张而工作并通过商品生产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人。非生产性劳动不与资本直接交换，而是与收入(工资、利润等)相交换。按照这种界定，站在资本家的角度，大部分服务业和国家支出都是非生产性的。亚夫由此出发还批判了消费不足论、比例失调论及其变种(如军备支出)。 在批评格林和萨克利夫的过程中，亚夫集中分析了通货膨胀问题。格林和萨克利夫认为，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工人的工资上涨引起的。他们收集了大量的统计材料，试图证明英国在1964-1970年间利润率下降的同时，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了。亚夫也用统计材料证明，税后净的实际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是下降的，而且生产率比税后实际工资增长得要快，因此剥削率是上升的。(71) (三)格罗斯曼理论在1973年之后的命运 1973年是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1973年之后出现了各种新的危机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者间的分歧比30年代还要严重。(72)除了传统的有机构成提高论、消费不足论之外，还有过度积累论以及各种理论的综合与调和(如日本的宇野学派)。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很关注利润率下降趋势，但是对利润率下降的原因却有着不同的解释。主要分歧在于：利润率下降究竟是工资侵蚀利润的结果，还是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结果。(73) 随着危机理论讨论的国际化性质越来越明显，开始形成了“一种国际化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neo-Marxist economics)”。(74)危机理论的总体倾向也发生了变化，它“对大萧条所做的绝大部分的现代解释，在本质上是经济学的，依赖于几乎是想象的资本积累模型，该模型与意识形态、阶级冲突或劳工组织是无关的。这一点已经发生变化，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中的教条的经济学科学主义几乎不再有拥护者，这就产生了一种丰富得多的(虽然同时也必然是具有较少把握和精确性的)政治经济学，产生了一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相符的政治经济学”。(75)在这种倾向造成的学术风气与氛围下，格罗斯曼的理论似乎显得有些陈旧和单薄；但是格罗斯曼的理论传统并未完全消失。1972-1974年间，马里奥·科戈伊连续发表了《新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与资本积累》、《价值理论与国家支出》、《利润率下降与积累理论：答保罗·斯威齐》等文章，指出马蒂克的理论应当成为巴兰和斯威齐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的替代性选择。(76)(77)(78)此外，格罗斯曼在非学术圈的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的英文节译本于1979年由印度的马克思主义者完成，以复印本的形式在英语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流传(1992年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分析在80年代复兴的关键”。(79)不过，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昙花一现之后，由于格罗斯曼等人的理论不适应新的学术风气和讨论主题，并且资本主义经济走向稳定，格罗斯曼理论的影响逐渐式微。目前，对格罗斯曼理论的讨论只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界的范围之内。 五、评价和总结 《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一书内容驳杂，结构较为随意，其中大量篇幅带有论战性质，关于鲍威尔图式的评述和推演也占了很大的篇幅，而格罗斯曼自己的观点表述得并不十分集中。比如，关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如何发展出危机趋势，本来是格罗斯曼的理论核心，但他却没有在关于积累规律的部分进行论述，而是将其放在关于“反趋势”的讨论当中。类似的处理方式对于读者尤其是其早期批评者来讲，确实不容易把握其理论主旨，甚至会产生误解。 格罗斯曼的某些论证方法也容易受到质疑。比如，他为了证明纯粹的资本积累规律是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把价格和工资水平的变化排除在积累过程之外。然而，假定这些因素不存在并不能证明它们不起作用，也不足以充分证明排除了这些因素的积累过程就是产生危机的唯一的、本质的原因。在一些具体理论方面，格罗斯曼的论证留下了漏洞。人们会问：为什么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次次的周期性危机之后，积累总是能在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对此，格罗斯曼在给海伦·鲍威尔的答复中只是简单地将其解释为实证材料展示的“资本主义经济不言自明的事实”。格罗斯曼对批评意见的回应往往采取方法论的角度，而非经济分析的角度。 纵然存在理论和表述方面的缺陷，格罗斯曼的理论仍然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尝试。他恢复了被第二国际理论家所忽视、却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即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80)的理论核心地位。格罗斯曼由此也获得了“正统”的名声。不仅如此，格罗斯曼本身还是一位经济思想史研究者，发表了许多有关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的理论史研究著作。而利润率下降趋势在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里也得到了严肃的对待，因此可以认为，格罗斯曼的理论不仅是对马克思传统的回归，而且是在新古典经济学勃兴的时代对包括马克思在内的整个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的一种回归。 由于语言方面的原因，格罗斯曼的理论在早期对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远远小于1929年大危机本身所推动的理论研究，其贡献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隐伏不彰，直到马蒂克和亚夫等人继承其理论并对凯恩斯主义和美国的危机理论进行批判，格罗斯曼才赢得了重要的声誉。 《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发表于1929年大危机发生的前夜，而马蒂克和亚夫的主要著作则恰逢战后资本主义“黄金年代”的终结之时。这不能看做是偶然的巧合。面对资本主义危机，格罗斯曼遵循马克思的传统提出了一个理论纲领，试图用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律来证明危机的必然性。马蒂克等人还改进和发展了格罗斯曼的理论，通过分析“反趋势”的各种因素，对资本主义的“防御工事”——凯恩斯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格罗斯曼的崩溃论(资本主义注定崩溃)与现实中资本主义并未崩溃的事实能够相容，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新正统”(neo-orthodox)。(81)(82)但是，马蒂克等人在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为了显示出压倒改良倾向的绝对力量，就将资本主义的全部自我调节措施都视为产生危机的因素或饮鸩止渴的举措，以至于包括繁荣在内的资本主义的一切行动和表征都可以用危机来概括。这种做法以及对“不断危机”的强调，不仅使危机理论变得更加空泛，而且使危机的范畴太大乃至掩盖了崩溃趋势本身，因此理论上就带有一种把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转换成某种周期理论的潜在危险。这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核心命题：资本主义自身具有不可逾越的界限(而不仅仅是经济运动的周期性)。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化以及新的学术风气的兴起，(83)格罗斯曼理论的影响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必须承认，该理论包含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刻洞见：虽然现实中存在各种“反趋势”的因素，“反趋势”和崩溃趋势共同造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运动，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与实现手段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构成了资本积累过程必然遇到的绝对的扩张障碍。格罗斯曼对利润率下降规律和资本积累过程的强调，以及对劳动二重性和资本主义生产二重性学说的追溯，使其理论水平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危机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格罗斯曼的确恢复了《资本论》树立的马克思主义正统。与此同时，我们显然不应当要求马克思或格罗斯曼在政治经济学抽象层面上的理论分析能够提供一张资本主义爆发总危机的具体时间表。资本主义到底是经过周期性的危机并通过危机的“经济暴力”进行自我纠正或改良，还是在经过一次毁灭性的总危机之后进入新的历史阶段？这个问题只有在考虑了所有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之后才能得到科学的回答。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②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页。 ③西蒙·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页。 ④崩溃理论与周期理论的关系如下：“一种崩溃理论一定同时是一种周期理论。然而一种周期理论却不一定是一种崩溃理论。”Shoul,B.,"The Marxian Theory of Capitalist Breakdown," Radcliffe College Dissertation,1947,p.158. ⑤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11-237页。 ⑥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危机理论的主要著作是《英国商业危机的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后者专门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崩溃”。 ⑦卢森堡的观点总是与积累问题联系在一起，并非简单的消费不足论。参见罗莎·卢森堡：《资本积累论》，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257-236页。 ⑧卡尔·考茨基：《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北京：三联书店，1963年，第61-62页。 ⑨Bauer,O.,"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Die neue Zeit:Wochenschrift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vol.31(1913).Bauer,O.,"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 Die neue Zeit:Wochenschrift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vol.31(1913). ⑩格罗斯曼是犹太人，生于奥属波兰的加里西亚，曾经求学于庞巴维克，一度还是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Institut für Sozialforschung)的成员。格罗斯曼的德语拼写是Grossmann，英语则常拼写为Grossman。参见Kuhn,R.,Henryk Grossma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 (11)Howard,M.and J.King,"The 'Secoed Slump':Marxian Theories of Crisis after 1973,"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vol.2,no.3(1990),p.290. (12)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页。 (13)Hansen,F.R.,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64. (14)King,J.E.,"Review of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by Henryk Grossmann," Science & Society,vol.59,no.1(1995),p.115. (15)《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于1929年在莱比锡以德文版出版，使其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早期的英语文献中，伯尼斯·舒尔(Bernice Shoul)在哈佛大学接受熊彼特的指导，完成了题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论》的博士论文，格罗斯曼是其主要研究对象。但由于没有公开出版，影响不大。直到后来通过斯威齐、霍华德与金、安瓦尔·谢克(Anwar Shaikh)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史的介绍，格罗斯曼的学说才得以流传。近年来，格罗斯曼的传记作者瑞克·库恩(Rick Kuhn)在介绍格罗斯曼的理论及其早期批评方面做了重要的工作。《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与崩溃规律》一书的英文节译本由印度马克思主义活动家亚鲁斯·巴纳吉(Jairus Banaji)翻译并于1992年出版，英语世界的读者对格罗斯曼的了解大多来自于此。参见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Shoul,B.,"The Marxian Theory of Capitalist Breakdown," Radcliffe College Dissertation,1947；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Shaikh,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sis Theories," in U.S.Capitalism in Crisis,U.R.P.E.,1978; Kuhn,R.,Henryk Grossman and the Recovery of Marxis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2007; Kuhn,R.,"Economic Crisis,Henryk Grossma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of Socialists," Historical Materialism,2009,p.17. (16)杨健生：《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张亮：《格罗斯曼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批判的再考察》，《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11期。 (17)Shaikh,A.,"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risis Theories," in U.S.Capitalism in Crisis,U.R.P.E.,1978,p.240. (18)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 (19)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297.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130. (20)Bauer,O.,"Die Akkumulation des Kapitals:(
)," Die neue Zeit:Wochenschrift der Deutschen Sozialdemokratie,vol.31(1913),pp.834-837. (21)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100.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129. (22)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p.184-185.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p.96-98. (23)Trottmann,M.,Zur Interpretation un Kritik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Polygrapischer Verlag AG,1956,pp.31-33. (24)King,J.E.,"Review of 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 by Henryk Grossmann," Science & Society,vol.59,no.1(1995),pp.295-296. (25)Bronfenbrener & Wolfson对这一图式进行了现代经济学的解释。参见Bronfenbrener,M.and M.Wolfson,"Marxian Macrodynamics and the Harrod Growth Model,"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6,no.2(1984). (26)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p.326-327. (27)格罗斯曼在1919年的《经济危机理论》中指出，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虽然德国的船舶生产过剩，但是这并没有减少船舶的生产，甚至数量还有所增加，只是其价值发生了贬值。所以“危机并非是对生产过程中真实装备的束缚，而是已有的价值与价格体系的崩溃，及其在新水平上的重组。”Grossman,H.,"Teorja Kryzysów Godspodrczych-Meeting of June 16,1919," in Bulletin International de l'Acadé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et des Lettres,Classe de Philologie,Classe d'Histoire et de Philosophie,I Partie.Les Années 1919,1920,1922,p.289. (28)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p.273-274. (29)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p.123-124. (30)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87. (31)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99. (32)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141. (33)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84. (34)根据格罗斯曼自己在书中绘制的图1和图2是依照原图重绘的。说明图2的另一种更“现实”的图示可见Trottmann,M.,Zur Interpretation un Kritik der Zusammenbruchstheorie von Henryk Grossmann,Polygrapischer Verlag AG,1956,p.36，那里不要求危机后的平稳积累起点一定会马上回到原积累水平。 (35)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295. (36)Grossman,H.,The Law of Accumulation and Breakdown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Being Also a Theory of Crises,Pluto Press,1992,p.133. (37)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329. (38)Trigg,A.,Marxian Reproduction Schema:Money and Aggregate Demand in a Capitalist Economy,Routledge,2006,p.76. (39)Attewell,P.,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p.170. (40)Kuhn,R.,"Economic Crisis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Henryk Grossman's Law of Accumulation,Its First Critics and His Responses," in Zarembka,P.and S.Soederberg,eds.,Neoliberalism in Crisis,Accumulation and Rosa Luxemburg's Legacy: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Elsevier,2004,p.183. (41)奥托·鲍威尔的妻子。 (42)Kuhn,R.,"Economic Crisis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Henryk Grossman's Law of Accumulation,Its First Critics and His Responses," in Zarembka,P.and S.Soederberg,eds.,Neoliberalism in Crisis,Accumulation and Rosa Luxemburg's Legacy: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Elsevier,2004. (43)Kuhn,R.,"Economic Crisis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Henryk Grossman's Law of Accumulation,Its First Critics and His Responses," in Zarembka,P.and S.Soederberg,eds,Neoliberalism in Crisis,Accumulation and Rosa Luxemburg's Legacy: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Elsevier,2004,p.203. (44)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289,p.354. (45)Kuhn,R.,"Economic Crisis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Henryk Grossman's Law of Accumulation,Its First Critics and His Responses," in Zarembka,P.and S Soederberg,eds,Neoliberalism in Crisis,Accumulation and Rosa Luxemburg's Legacy:Research in Political Economy,Elsevier,2004,p.204. (46)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5页。 (47)厄尔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48)Grossmann,H.,Marx,die Klassische Nationaloekon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Europaeisc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 Europa Verlag Wien,1969,pp.86-89. (49)Grossmann,H.,Marx,die Klassische Nationaloekonmie und das Problem der Dynamik,Europaeische Verlagsanstalt Frankfurt & Europa Verlag Wien,1969,p.94. (50)Grossmann,H.,"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Jahrgang I,Doppelheft,1932. (51)Grossmann,H.,"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Jahrgang I,Doppelheft,1932,p.75. (52)Grossmann,H.,"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Jahrgang I,Doppelheft,1932,pp.79-80. (53)Grossmann,H.,"Die Wert-Preis-Transformation bei Marx und das Krisenproblem,"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Jahrgang I,Doppelheft,1932,pp.63-64. (54)Grossmann,H.,Das Akkumulations-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C.L.Hirschfield,1929,p.107. (55)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1904-1981年)和戴维·亚夫(David Yaffe)的代表作有：Mattick,P.,Marx and Keynes: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Porter Sargent Publisher,1969; Mattick,P.,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erlin Press,1981; Yaffe,D.,"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Capital and the Sate," Economy and Society,vol.2,no.2(1973).他们的著作被认为其“立场是由亨利克·格罗斯曼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首先提出的。”引自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57页。 (56)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第103页。 (57)Kurihara,K.,Post-Keynesian Economic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4,p.333. (58)“对凯恩斯主义的这种直截了当的反对，根源于亨利克·格罗斯曼的(凯恩斯主义之前的)著作，并由他的弟子保罗·马蒂克孜孜不倦地宣传了近半个世纪。”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01页。 (59)Mattick,P.,"The Permanent Crisis:Henryk Grossman's Interpretation of Marx's Theor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 International Council Correspondence,vol.1,no.2(1984). (60)有的译文将“permanent crisis”译为“持久危机”。参见M·C·霍华德、J·E·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929-1990》，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4页。但是，permanent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是一个具有特殊历史和理论含义的术语，最有代表性的如“不断革命”(permanent revolution)。故本文将这里的permanent译为“不断”。 (61)Mattick,P.,Marx and Keynes: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Porter Sargent Publisher,1969,p.83. (62)Mattick,P.,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erlin Press,1981,pp.125-161. (63)Mattick,P.,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erlin Press,1981,p.139. (64)Mattick,P.,Marx and Keynes: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Porter Sargent Publisher,1969,p.151. (65)Mattick,P.,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erlin Press,1981,p.150. (66)Mattick,P.,Marx and Keynes:The Limits of the Mixed Economy,Porter Sargent Publisher,1969,p.169,p.174. (67)Mattick,P.,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erlin Press,1981,p.147. (68)Mattick,P.,Economic Crisis and Crisis Theory,Merlin Press,1981,p.148. (69)Yaffe,D.,"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Capital and the Sate," Economy and Society,vol.2,no.2(1973),p.218. (70)Yaffe,D.,"The Marxian Theory of Crisis,Capital and the Sate," Economy and Society,vol.2,no.2(1973),p.191. (71)Yaffe,D.,"The Crisis of Profitability:A Critique of the Glyn-Sutcliffe Thesis," http://www.marxists.org/subject/economy/authors/yaffed/1973/bcwps.htm. (72)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73)西蒙·克拉克：《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6页。 (74)Attewell,P.,Radical Political Economy since the Sixties:A Sociology of Knowledge Analysis,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4,p.181. (75)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28页。 (76)Cogoy,M.,"A Neo-Marxist Theory,Marx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7,no.2(1987). (77)Cogoy,M.,"The Falling Rate of Profit and the Theory of Accumulation:A Reply to Paul Sweez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7,no.2(1987). (78)Cogoy,M.,"The Theory of Value and State Spend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7,no.2(1987). (79)Heartfield,J.,"Why Grossman Still Matters," Spiked Review of Books,vol.307(2007),http://www.spiked-online.com/index.php?/site/reviewofbooks_article/3632/75-110. (80)Hansen,F.R.,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Routledge & Kegan Paul,1985,p.450. (81)Hansen,F.R.,The Breakdown of Capitalism:A History of the Idea in Western Marxism,Routledge & Kegan Pau,1985,p.131-137. (82)马蒂克和亚夫所继承的格罗斯曼理论构成了对“二战”后美国主流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的一种反击。该主流理论以斯威齐等人的消费不足论为代表，这本来是苏联的危机理论正统，同时又和凯恩斯主义呼应，使得消费不足论在战后“左右逢源”。参见杨健生：《经济危机理论的演变》，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188页。 (83)这里指的是资产阶级的新自由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改良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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