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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最近二三十年来，东亚各国（地区）经济一直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引起全球瞩目，世界银行并誉之为“东亚奇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P-aul Krugman教授于1994年以“亚洲奇迹的迷思”一文敲下一记警钟，他认为，东亚奇迹主要靠劳力与资本投入的累积，而非靠技术创新提高生产力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他对东亚经济能否持续高度发展持相当保留的态度。1997年7月泰国引发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东南亚地区，现在又蔓延到欧洲、北美、俄罗斯与拉丁美洲。
在风暴发生以后，我们仔细观察发现东亚各受创国（地区）均有一些共同点：长年贸易逆差；外债均高，甚至超过其外汇存底；外国投资金额占股市总市价的比例很高；金融体系的放款品质与企业财务结构恶化等（见麦朝成，1998）。本文旨在分析台湾所受冲击较轻微的最根本原因，并对东亚金融风暴的前景提出一些看法。
台湾产业与贸易结构的成功转型
一、产业结构的转型
台湾经济发展历经几个重要阶段：从50年代的农业过渡到60年代的出口导向的轻工业，70年代的重工业，然后到80年代的高科技产业。在80年代以前，台湾享有平均高达7.9%的成长率，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的经济结构产生巨大的变化。在总体经济方面，发生巨额的贸易顺差及超额储蓄的现象。出口占GNP的比率在1980与1983年间维持大约52%，1986年至1987年间增加为56%，而直到1988年出口占GNP比率才逐渐下降。在1986年，贸易顺差为高达GNP的19.3%，此一结果造成新台币升值的强大压力。在1985年底，1美元兑换新台币为39.85元，但在1986年，此一兑换率变成35.50，1989年快速升值为26.16，1992年更达25.40元之高峰，此后大致呈微幅贬值之稳定趋势，迄1997年6月底约维持在27.8元左右。台湾劳力密集产业之出口，在新台币升值的冲击下，一方面出口品的价格相对提高，使出口的竞争力下降，另一方面，升值造成以美金计算的劳工单位成本显著上升。劳动单位成本在1981-1985年间，相对稳定，但自1986年开始，则大幅上升，使劳动密集产业的生产成本提高。这些结果促使台湾产业结构由劳力密集产业逐渐转型到资本及技术密集产业上面。
台湾自从80年代中期台币升值后，在劳力、土地成本高涨及治安等投资环境不利等因素背景下，又逢东协、中国内地挟带大量且廉价劳力之比较利益，传统厂商渐丧失贸易竞争优势，产业纷纷出走，企图延续传统产业之生命。当时，产官学界常有“产业空洞化”之焦虑。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之间，制造业投资意愿一片低迷。
但到90年代中，台湾的制造业者似乎已寻找到一新兴之投资利基，统计数据也已明显地凸出新的投资乐观气象。尤其自1994年起迄今，制造业固定投资成长率均高达13%。“产业空洞化”之疑虑逐渐消除。制造业产值自1988年迄1996年大部分低于5%以下之成长率，唯资讯电子业自90年代起均有强劲成长率：1994年为12%，1995年为16%，1997年更高达18%。此明星产业之兴起，意味着台湾产业结构转型成功，也部分解释了台湾在产业大幅海外投资后尚能免于产业空洞化之原因。与新兴产业相对照的是，房地产产业早自1995年起就呈负成长，此意味一方面台湾近年得以维持约6%的经济成长率绝非靠泡沫经济，恰与风暴前的泰国及1990年初日本的泡沫经济成对比；二方面，由于早自1995年起台湾房地产价格即不断向下调整，在银行的抵押贷款方面，呆帐发生的可能性允许有较长的时间消化，再加上台湾银行体系相对健全，遂可不至于像泰国因一夕风暴爆发，地产、币值狂跌，过度的恐慌而危及整体金融体系之安定。
二、贸易结构的变化
台湾过去的经济成长确有相当大的比例仰赖出口扩张带动，自60年代以来出口扩张效果对整体经济成长之贡献大约保持在40%左右。换言之，台湾产业结构之转型应与其贸易结构转型，相互呼应。而台湾出口产品之贸易竞争优势与其竞争对手间之相对消长遂为其整体经济成长之关键因素。
台湾自1985年9月“广场协议”(Plaza Accord)以来，台币迅速升值，逐渐不敌中国内地及东协廉价劳力竞争优势，再加上投资环境恶化，产业大量出走，出口市场及贸易产品结构在此10余年间产生巨幅结构性变化。1985-1987年间，台湾对美国市场之依赖超出40%（见表1），1995-1997年，此比重已下降至23%-24%。同期，对香港市场（包括以内地为最终目的地）之依赖度，由低于10%增加至23%-24%，形成台湾同时对美国、中国内地（包括香港）之“双头依赖情况”，中国内地市场与美国市场对台湾之重要性相若。
出口市场由单向倚赖美国转变为对美国、中国内地两市场之“双头依赖”现象，其背后其实是与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息息相关。由表2可看出，出口产品中电脑资讯电子产品之所占比重在过去10年间增加8%，同期间传统劳力密集产品之出口比重显著下降。
换言之，台湾传统劳力密集产业有很大部分随着“地区性产业分工”的全球化趋势，转移至东南亚、中国内地，此为传统产业之“转型”方式。另一方面，1985年后台湾的资本密集及技术密集产业，即所谓电脑资讯电子之“明星产业”之“崛起”，后出口结构中看，其所占比重均大幅提升。就此而言，可谓为台湾经济转型或产业升级之现象。
台湾高科技产业的崛起与中小企业的重要角色
一、高科技产业的崛起
一般所谓高科技产业包括(1)电力及电子机械业（又可细分为资讯工业、半导体工业、通讯工业、光电工业）；(2)化学制品业；(3)生物技术业；(4)精密机械业。1997年台湾高科技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由1992年的34%增加为43%。1997年第四季，高科技产品之出口比重达52.5%，首度超过非高科技产品。可见高科技产业在台湾产业及贸易结构中所占之重要地位。以下仅就半导体产业及资讯业分别观察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之概况。
1.半导体产业
半体导已成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龙头指标，台湾半导体总产值排名全球第四，仅次于美、日、韩3国。1997年半导体产业（以下简称IC产业）总产值为新台币2819亿台币，由表3可看出近年均呈高度成长。近年IC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之比重达18%以上。
2.资讯产业
自从1995年起，资讯工业不但跃居台湾第一大出口产业，整体产值达213亿美元更是一举超过德国，使台湾成为仅次于美国（651亿美元）、日本（635亿美元）的全球第三大资讯产品供应者。1997年台湾资讯工业海内外生产产值更首度超过3000亿美元，较1996年成长了20.3%。在监视器、主机板、键盘、滑鼠、网路卡、影像扫描器及交换式电源供应器等电脑相关产品方面，台湾的产量已多年高居世界第一位（参见表4）。
以上讨论显示出台湾产业结构中资讯、IC等高科技产业之突出及其在国际间地位之崛起。这些产业的附加价值高、竞争力强、替代性低，也较不容易遭受保护主义抵制，拓展海外市场的机会也愈多。尤其是台湾的优势在于充沛且高素质的人力资源。每年毕业于此领域的专科以上学生人数极多，加上海外华裔研发人才的支援，人才供应的充裕为东亚诸国所望尘莫及。此外，(1)不断累积的技术基础；(2)迅速、准时交货；(3)低故障率；(4)灵活应变；及(5)周边产业及零配件等上、中、下游分工体系之逐渐整合等特性，使台湾逐渐成为全球电脑资讯产销体系（或所谓全球运筹式管理(globallogistics)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二、中小企业在台湾整体经济与高科技产业的突出地位
中小企业（注：台湾制造业的中小企业系指实收资本额在新台币6000万元以下者或经常雇用员工人数未满200人者。）在台湾整体经济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97年所有中小企业家数占全部企业家数比为97.95%。以制造业而言，中小企业的家数占98.02%。以销售而论，中小企业比重占34.43%。
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组织结构仍以中小企业为主，以家数论，大约占80%，而这些中小企业的产品主要为中、下游的零组件产品。
三、中小企业能发挥贸易竞争优势的潜在因素
根据Nomura Research Institutte(1995)的研究，认为台湾IC产业能在极短时间内快速成长的关键因素在于当局的产业支援政策；积极敢冒险的企业家精神；极充裕的人才及高度流动性（如美国矽谷人力的投入及工研院人才的流入民间企业界）。Wolfgang(1994)、卢志远(1994)则指出，台湾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应归功于当局政策的主导，尤其是工研院电子研究所的研发及其规划的衍生公司，带动了民间的投资及技术发展。萧峰雄(1994)则认为当局在技术、人力及资金的介入与协助，消除了厂商投入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早期风险及进入障碍，而造就了台湾今日半导体产业的蓬勃发展。
根据Porter(1990)的论点，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包括：生产因素供应情况、市场需求情况、相关周边工业的支援，以及企业策略、产业结构与竞争情况。依Porter教授的观察，在相关的周边工业支援上，台湾近年来个人电脑、笔记型电脑、监视器等下游资讯电子业及中游零组件工业的蓬勃发展，使得整个资讯电子业的上、中、下游产业分工体系已趋整合，而且为半导体业提供了庞大的市场。其次，在产业的竞争情况下，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中，从IC制造、封装到设计上，均有相当数目的中小企业厂商加入竞争，在竞争促成效率的提升后，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当然随之加强。
中小企业之经营比大企业灵活，对市场应变能力强，中小企业主对防杜冗员浪费的机制与其旺盛的企图心紧密扣成一环，此与大企业决策流程长，或资源浪费等常见的弊病，恰成对比。换句话说，台湾有相当大比例都属于自行集资创业的中小企业，公司大部分员工都可能拥有股份，也都能感受到节约公司资源即意味着每个人都可能从盈余中获利。此外，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弹性灵活回应客户的需求，本来就需要专业能力与组织管理制度相配合。而弹性大、反应敏感效率佳的中小企业恰是如鱼得水，也就是说，中小企业的组织型态恰能吻合此市场高度动态变化需求之特性。
另有一点也是台湾为因应资讯产业本身之特质而在产能方面调适出来的独有特色——此即外包制度。这也是中小企业恰能发挥独到之处。由于电脑市场的淡、旺季区分得十分清楚，每年第四季圣诞节来临前，许多厂商往往因为消化不完的订单而愁眉不展，超量扩大产能又须考虑可能会丧失生产效率，因而“外包生产”成为大部分厂商的最佳选择。在台湾，很多人想独立创业，中小企业型的电子厂商林立。然而，也并不是每一家厂商都有完整的行销管道，能吃掉全部产能的订单，很多厂商在必要时都能挪出产能，为其他厂商代工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或者协助完成部分零件的插件作业。台湾的外包生产体系，得以确保最低的生产成本、灵活性及准时交货。此为台湾独特的生产环境。
但无可讳言地，由于高科技产业具有研发投入密集高的特性，中小企业较大型企业无能力承担研发之风险，此为其弱点。台湾目前的资讯电子业虽能在国际上占一席之地，但基本上只是扮演着追随者的角色，和美、日等先进国家在技术、关键组件的开发能力上仍有相当的差距，而中国内地、东南亚一些后进国家的急起直追，也使台湾有芒刺在背的压力，加上资讯、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愈来愈短，如何确保技术或产品的创新以维持竞争力是台湾当前所面临的课题。
结论与建议
在90年代上半期，东亚诸国一片经济繁荣景象。乐观论者，如Kwan(1994)曾积极提出——以日元领域(yen block)为主之亚太经济独立体。Woo & Sach(1997)及Radelet(1995)更乐观预估未来世界经济成长的新动力来源与重心将由西半球东移，西元2025年亚太诸国所占GNP总值将占世界GNP总值70%。然悲观者论，以Krugman(1994),Kim & Iau(1994)、Young(1992,1994a,1994b)等为代表。他们认为东亚诸国成长之动力乃源自生产要素投入不断的增加所致(input-driven growth)，而非生产或技术之提高。故此投入量一旦停止，其成长引擎也将停止。所谓贸易带动成长的模式(Exportled)遂也可能只是一次性的突破而已(trade o-ffers one-shor gain)，未来可能无法源源不绝地持续如此高速成长。虽然去年夏天亚洲爆发了金融危机，在现在事后看来，好像Krugman不幸言中，而且的确危机如传染病之蔓延，东亚受伤惨重尚未见康复迹象。那么，是否东亚成长的远景真的如Krugman所预言般一蹶不振呢？我们特别提出两个思考方向。
第一，无论悲观与乐观两派论争的焦点在于“东亚国家之技术、生产力有无提升”之关键问题（张佩珍，1996）。台湾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成功之因素，有许多文献在过去10年间已作深度探讨，大抵上在下列二点是达到共识的：1.出口导向的政策，政府扮演恰当程度的鼓励出口角色（同时也某程度地保护特定产业），并藉由外贸、外资引进及国际市场压力而导入简易层次的国际化技术逐渐生根，提升本地之出口竞争力；2.在其过程中高储蓄、高投资、高累积及高密度的人力资源投入（包括教育与接受现代化训练）是共通现象。技术移转(Technology tra-nsfer)或学习效果(Leaming by doing)在此温床上极易孕育成果。基本上是属于一模仿成功的过程，“产品循环理论”或“雁行理论”的解释模型特别贴切。综合而言，台湾是经由模仿、追随先进国家之低度技术而逐渐成长。
第二，大部分学者分析亚洲金融风暴之成因，不外乎可由经济基本面（经济体质或结构）、金融面，再加上恐慌性预期等三方面观察。因篇幅所限，本文仅针对台湾经济基本面的实力加以分析。本文指出：台湾在最近10余年内努力所积累的成果，包括1.经济贸易结构转型；2.高科技产业在国际间崛起；3.出口竞争力提升；4.中小企业组织特别能灵活适应全球资讯革命趋势。具体言之，这些成果意味台湾已由生产劳力密集之“低度技术”群，提升至技术密集之“中度技术”层次群。
纵使依循悲观论者Paul Krugman的论点，其所指出“经济成长的关键在于生产力或技术提高”的逻辑来看，也能证明由于台湾经济体质基本面之优良，应该不适用其悲观预期，除非受到国际外力炒作等人为干涉。本文认为这也正是台湾何以能够在此风暴中受害较浅的最根本原因。
无可讳言地，亚洲地区各国货币的竞相贬值，是造成金融风暴持续蔓延的最主要原因。亚洲金融风暴期间，欧美工业国家政府并不能说是漠不关心，但是其所给予的关切与援助也有限。这主要是因为毕竟亚洲危机并不是他们家门口的事情，对他们的经济虽然会造成若干影响，但是不足为虑，尤其在风暴发生以来，美国并未像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那样积极介入。当危机刚开始时，国际货币基金和美国财政部拟定了纾困原则，就是借钱给被打击的国家，换取他们承诺改革经济与整顿金融、维持高利率以吸引外资，等到外资回笼，经济恶性循环变成良性循环时再收回贷款。这是一个好的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就是1995年美国挽救墨西哥金融危机所用的方案的翻版。但是国际货币基金要求被纾困国削减公共支出、调高税捐的作法，是一个渐进的通货紧缩政策，在亚洲可能会发生执行上的困难且缓不济急。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区域性汇率稳定的机制以恢复市场信心，实为当务之急。截至今年6月底为止的外汇存底，台湾有833亿美元，日本有2058亿美元，中国大陆1405亿美元，香港779亿美元，我们建议，这些地区可以运用充裕的外汇存底主导并与其他国家共同提拨资金成立一个亚洲汇率稳定基金，提供资金援助陷入货币危机的国家，以避免货币的连锁性贬值。我们相信亚洲区域性汇率的稳定，是亚洲各国经济再成长的先决条件。再者，亚洲各国必须抛弃自扫门前雪而高筑壁垒的心态，建立相互协调沟通的管道基础，分享各自因应金融风暴的经验，共同为此一地区勾绘经济重生的明确政策远景。
（作者感谢同事张佩珍小姐暨王健全先生提供许多宝贵的资料及建议，使本文得以顺利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