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动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与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中国社会主义论文,动力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27(2004)04-0034-04
在一个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更不可能建成文 明程度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因为现代化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 变，由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而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仍然很低，2002年城镇人口比 重只有39.1%，[1]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十多个百分点。所以，把提高城市化水平作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和任务，是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现代建设的必 然要求。城市产生发展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城市的发展又强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现代化的 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城市是经济、政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中心，是前进的主 要动力。”[2]
一、城市化动力：一个现代化范畴的考察
城市化是指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城市的 发展往往会对整个社会现代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城市化水平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 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现代化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其标准也呈现出动态的特点。随着社 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现代化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变化，特别是随着以人为本思想的 逐步确立，相应地可持续发展、生态环保、社会公平和谐等成为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因而，无论是从静态还是从发展的眼光看，城市化的水平都是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题中之义。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充分证明，城市化与人类 有史以来追求的现代化目标是相吻合的。城市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越高，享受城 市生活人口的总量越多，全社会文明进步的整体水平就会越高。我国著名的可持续发展 战略专家、中国科学院牛文无委员指出，“美国和日本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 ，和城市化率高密切相关。GDP总量在1970年达到1万亿美元后的10年间，美国和日本的 城市化率就分别达到了87%和65%”，我国的GDP总量在2000年也达到了1万亿美元，但城 市化率仅为30%多，未来10年内城市化步伐能否加快，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 的主要挑战之一。有关专家认为，在2050年之前，每年要有1000万以上的农村人口转化 为城市人口。可以说，没有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当前，我国城市化正处于全球化、市 场化、信息化的新坐标中，既有机遇又有挑战。未来城市化发展的质量关系到中国全面 小康及现代化的质量。
一个现代化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城市化社会。今天，一个国家城市人口的比重 已成为其社会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数。只有当一个社会的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10%时 ，知识技能才开始发展；当一个社会的全部人口的25%达到城市化时，知识技能的增长 与城市的发展有直接关系。
城市化动力之一——城市聚集引力。城市化带来人口不断向城市聚集，伴随着劳动、 产业和资本的聚集，使生产各要素由分散无序状态向规模型集约型转变，从而使城市劳 动率和财富创造率大大高于农村。正如恩格斯谈到伦敦时所说的：“这样的城市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东西。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聚集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 加100倍。”[3]这就是劳动、资本、信息等生产要素的集约功能，它势必产生规模经济 的乘数效应。如城市化水平较高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落，几乎吸纳了周边农村地区所有 的剩余劳动力，同时，还吸纳华南、西南农村地区的剩余劳动力。城市对生产要素和社 会资源的聚合效应，产生规模效益，规模效益产生更高层次的资源和要素聚合效应，这 就是城市化聚集引力表现。
城市化动力之二——乡村裂变推力。只有在农业生产力发展能够提供剩余产品的前提 下，使少数人完全脱离农业生产而专门从事非农活动时，才开始了人类文明和城市发展 史。乡村裂变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村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集中体现在农 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上。农村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裂变以及农业产品、要素的剩余， 诱导着市场条件下的农业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向非农部门的转移，这些生产 要素是实现城市化的最基本物质条件，也是城市化源源不断的动力。
城市化动力之三——城市辐射张力。随着人口、资源和生产的聚集、城市化达到一定 水平后，城市的辐射张力逐渐形成。城市辐射张力主要表现在通过资金流、物质流、人 才流、技术流和信息流把城市周边地区网络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城市文明向周边地区扩 散。乡村生活方式无一例外地承接城市的辐射扩散。城市文明的覆盖而将随着城市化水 平的提高而进一步扩大。据有关统计表明，城市化水平低于10%时，城市的辐射张力极 弱，城市文明的覆盖面积相当有限；当城市化水平达到70%时，城市的辐射张力就大大 增强，城市文明的覆盖率将呈加速度发展，出现一种传递式的乘数效应。
二、以城市化为动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基本经验
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城市和乡村分离的社会，资源和要素流动的停滞是其主要特征， 城乡分离的状态造成了我国城市化过程的双重运动，即城市的扩展辐射与农村自身城镇 化交互影响，而在这两种运动中，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体制 下，“城镇化的发展只能由政府作为外部力量来‘拉动’，而不是由内在动力来‘推动 ’”。[4]城镇化的需求受到压抑而处于隐性状态。始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农村改革 ，使得广大农村地区紧张的人地关系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农业人口大规模地从 土地迁出，使农村人品转变为城市人口，改变了农民的身份和职业，从而瓦解了长期禁 锢人类社会关系进步的血缘、宗族、房土、地缘、人情群带关系，转变为较进步的货币 契约关系，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关系，中国由此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大多数人不能理解其 变化意义的时代。
(一)城市化是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根本途径。
中国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过去以及今后相当的一段时期内，突出的是要解决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的矛盾，即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相并存、城乡分割矛盾。近几年为了解决二元 经济结构的矛盾政府采取了提高农产品价格，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办法来提高农村人 口的收入，但这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现在我国农产品价格有些已经超过了国际 水平，不调整城乡这个大的经济构成，只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是无济于事的。唯一 有效的途径在于加速城市化，它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意味有很发达的非农产业，能吸纳大多数人口，使他们脱离农村和 农业领域，而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和非农产业，同时农业的生产水平之高也足以维持高水 平的城市生活。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报告估计，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给中国经济增长提供的 额外动力，可以占到全部新增动力的16%，带动GDP增长1个百分点。由于大量使用农民 工所节约的生产成本大约占GDP的8%到9%。
城市比农村有更发达的文明，有助于提高人们的文化素质，越多的人生活在城市就意 味着社会的文明水平越高。目前我国尚存的文盲和半文盲80%以上在农村。而城市由于 教育较发达，信息量大，工作、生活节奏快，竞争力强，这些都有利于人的能力培养、 工作效率和文明水平的提高。正如孟德拉斯所说，“时间在农村和城市里并不具有同样 的价值”。[5]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其生活方式也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此，只 有城市化的发展，才有可能带动农村的现代化，提高人的素质。城市化推动着社会转型 ，文明进步，人类社会向更高更发达的层次迈进。
(二)城市化进程是解决农民收入过低的根本出路。
收入分配和就业机会向城镇倾斜，以及中国国内各地区、城市间的市场壁垒和人员流 动的限制，这些因素致使收入差距扩大，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更加落后。据统计，一 个城镇居民的消费等于3个多农民的现金支出消费。中国经济的所谓“过剩”，实际是 城市需求过剩，对工业品和农产品的需求都出现过剩。根本原因是城市化滞后，城市化 水平低，财富又高度集中于城市，有消费能力的城市人消费相对饱和，有消费需求而无 消费能力的农村人则望洋兴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突出问题，已从农产品短缺，转向农 民收入过低，其根本原因在于农民过多，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加快城市化减 少农民。城市化率在现有基础上增加1%，则农民人均农业收入将提高1.5%，即农民人均 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将增加17.5元。
城市化一方面使农民普遍有机会进入到过去可望不可及的城镇，从事有较高收益的非 农业生产经营，无疑可大大增加农民收入。剩余的农村劳动力被城镇非农产业部分吸纳 后，减轻了土地的人口压力，提高了农业的集约化、产业化、现代化水平，农业生产者 的劳动生产率相应提高，同样可使农民收入增加。另一方面又使农民进城居住，增加了 城市人口，推动了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了投资需求，推动了房地产等相关产业的 发展，最终增加了内需，拉动了经济增长。据专家测算，城镇人口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 点，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相应上升1.4个百分点，可拉动房地产业投资1000亿元， 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
(三)城市化有效促进要素集聚和资源合理配置。
城市作为最早的商品集散地，通过商品交换极大地促进了技术文明和商业文明的发展 。法国经济学家佩属鲁把城市比作“发展极”，它能像磁场一样，把生产要素聚集起来 ，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城市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形成与 生产要素集聚相适应的产业空间分布体系，有利于规模效益的发挥。如城市化率与第三 产业的合理比值范围是0.8-1.5之间，当人口的聚集程度达到第三产业大规模发展“门 槛条件”后，城市化必然会加快；反之，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会给第三产业带来快速 发展的机遇。
城市化有利于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许多地区实例证明，城市化更有利于土地的合理 利用，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据有关部门统计，一个农村人占用土地约150平方米，而 城市居民用地人均约100平方米。城市化有助于乡镇企业由分散布局走向聚集，从而腾 出大量耕地。当今土地浪费现象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缺乏规划，粗放经营，盲目建设 、城市规模不合理造成的，而不是城市化带来的必然结果。城市化不仅能合理的节约利 用土地，而且有利于保护和合理利用水资源及其他资源，有利于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
三、城市化战略：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的政策转换
改革开放初期，城市化水平较低，而且又面临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过多的问题的情况下 ，在“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框架下，发展非农产业并加以重新组合，形成具有 一定集聚功能小城镇。当时提出的战略是“小城镇，大战略”，对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 农化，增加劳动者的收入这方面作用明显。但大中城市发展速度明显慢于小城镇，而大 城市发展滞后于城市化要求，影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小城镇倾斜战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自然基础、地理区位、 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的影响。小城镇倾斜战略的实施的结果是，小 城镇星罗棋布小城市遍地开花，百万人口以上大城市在全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过低。但 必须看到，实施城镇化战略并不意味着不发展大都市，这是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
城市的扩张其主要的作用在于聚集效应，这也是它的优势，城市扩张所带来的正效应 远远大于其负效应。
现代工业发展已证明，只有取得聚集和规模效应才能节约成本，提高效益。从国外看 ，大城市化的趋势相当明显，1950年超过五百万人口的城市只占6.6%，1975年则占12.6 %，2000年达20%左右。我国也不例外，即使在“控制大城市规模”方针下，大城市个数 依然不断增加，大城市规范不断扩大。现代西方国家的“城市病”并没有随城市经济的 发展继续恶化，而是得到了有效的治理。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城市病”，近年 也得到了明显的控制。“城市病”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病”，完全可以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而得以治理，大可不必害怕“城市病”，也不要夸大“城市病”，更不要因噎废 食，以小城镇来替代城市化，限制城市的发展。
从小城镇倾斜战略到多元城市化战备的政策转换转变，根据诺瑟姆标准模型，城市化 发展转变呈“倒S”型，城市化的进程必须与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所存在的问题相适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发展，新的社会问题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小城镇在劳动力聚 集，促进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的演进等方面的功能越来越弱，大城市的发展问题应运而 生，对比小城镇，大城市有力地促进科学技术和高新产业，更具有扩张及发展极功能。 无论如何，小城镇是城市化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最终向大中城市发展是经济社会进 步的趋势。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城乡协调统筹“要逐步提高城镇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直 辖市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 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 市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
城市化不仅追求城市经济的合理性，还要追求包括农村在内的区域社会整体的综合利 益推进城市化一定要确立“协调发展、统筹兼顾”的指导思想，把引导“三农”问题放 到城市化进程中的突出地位来办。无论从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上来看，还是从资源和耕 地的集约化使用的角度来理解，发展不同规模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要体现集约效应 ，以追求区域社会整体的综合利益的最大化。
树立新的发展观，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且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协调发展。不仅是 城市的历史性转变，而且是城市和农村的良性互动，是承接广大农民向城市转移、城市 向农村进行辐射的过程。实现城乡发展的良性互动，以结束二元结构为目标的城市化， 要以吸纳农民为主要内容，要让大量农民参与建设，在城市化上改变其职业和身份。要 把吸纳农民进城就业、定居和得到社会保障，作为城市化的工作重心，这是衡量城市化 水平的重要依据，也是农民分享城市化成果的突破口。城市化应当担负起吸收剩余劳动 力主渠道的历史重任，以发挥城市的带动与辐射作用。与此同时，就业目标的实现不能 以牺牲效益目标为代价，而应注重并追求城市化的总体社会效益，这不仅是保证城市化 健康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增强城镇经济实力和长期劳动力吸收能力的要求。
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与现实：城市化要素分析
城市化作为伴随经济增长和结构变迁而出现的社会现象，除了与社会结构、经济和技 术密切相关外，乡村文化与制度的影响与作用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和内在的要素。乡 村文化作为圆熟的农业文化，具有某种抗拒现代城市文明的文化惰性，如果不对乡村文 化进行引导和利用，不提供合理的生产要素聚集的制度安排，我们就无法凭借乡村文化 内蕴的精神动力来完成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社会变迁。
(一)乡村文化的“乡土性”与城市化过程的渐进性。
美国学者摩尔发现农民问题是影响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转型的最重要因素。农民的状 况和解决农民问题的方式，决定了现代化的不同路径，也决定了一个民族为实现现代化 所付出的不同代价。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推进是在传统与现代性双重作用下渐进式的变 革过程。乡村工业乡土化、农民兼业化、进城农民“两栖化”以及大量农民工返回潮或 候鸟型迁移等现象，都反映了农民“安土重迁”的社会文化心理，以及血缘、伦理的“ 乡土”社会关联。乡村文化的“乡土性”内在地制约着中国城镇化、乡村工业化进程。 正如陈序经先生早年所指出的，“其实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之所以停滞而不能发达的一 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正是因为中了这种乡村制度的遗毒，和老子、孟子的‘老死不相往 来’的理想乡村的影响。”。[6]
城市化实际上是一个渐进过程，日本学者富永健一提出：“接受和适应这种异质的文 化是现代化过程中首先面临的问题。”[7]中国的客观条件是，生产力总体不发达，经 济发展极不平衡，因此，中国的城市化不能靠单一的方法，其发展模式应是以客观条件 为基础的多元化。不相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建立起来的城市，各自处于不同的发展层次 ，不可能超越客观条件，一下子建立大量的较高层次的城市。如在经济较落后的地区， 可先把小城镇作为主要模式，推动当地工业化进程，逐步改善小城镇条件，促进它们向 更高水平发展。在经济比较繁荣，小城镇发展已有相当规模的发达地区，应将重点放在 扩大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化层次，走大中城市发展之路。
(二)亟待解决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制度问题。
中国的城市化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分割的农业、非农业二元户口管理结构 ，它制约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而制约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两个带有根本性的问 题是现行的土地制度和传统的户籍制度，这是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阻碍。改革对策如下：
其一、改革现行的土地制度，给予农民进入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轨道所必需的、带有 原始积累性质的现金流量。也就是说，将分配给农民的承包土地市场化、货币化，以土 地换取城市社会保障，并给农民提供初始费用。进行土地流转制度创新的具体对策有： 一是吸引产业资本介入农业，鼓励农户将他们承包的少量耕地转让或折算成股份加入农 业农场，部分农户以农业工人的身分成为新组建的农场的职工，更多的农民则进入城镇 务工经商；二是政府农业部门成立非盈利性的农地管理公司，通过市场行为并购、整治 过度细碎的小块耕地，对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户予以适当的经济补偿，或为他们提供新 的就业机会；三是发放永久性土地使用权证，实行“一地一证”制，农民只要凭土地使 用权证和承包合同，就可以对土地实行出让、出租、转包、入股、抵押等流转活动。
其二、改革户籍制度，使人口能够自由流动。传统的户籍制度既缺效率，又欠公平， 它阻碍了城乡之间人口的流动，强化了我国二元社会结构。进行户籍制度创新，逐步打 破这种城乡分割的户口管理结构，确立进入城镇农民的城镇居民身份，让农村人口合理 流动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已经加入《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第一款“人人在 各国境内自由迁徙和居住”，我国并未对此声明保留。实行城市化战略必须打破旧的户 籍制度，使人口能够自由流动，而不是将广大的农村人口禁锢在土地上。已有许多城市 在户籍管理制度上作了大的改革，有的已经取消户籍制度，代之以身份证的管理。根据 居住年限定居民身份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即在某城市居住满一定年限，三、五年不等， 有固定收入、固定住所者即可入籍。对于大、中、小城市，则应设立高低不等的门槛条 件，合理引导农村人口的流动。户籍制度的改革在总体上应是渐进式的，应首先淡化城 市偏向，使户籍与社会福利逐步脱钩，再经过一系列过渡环节逐步过渡到城乡一元的户 籍管理制度。“消除不利于城镇化发展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流 动。”
(三)城市化过程中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
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种整体性变迁，是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质的变化，绝不是 社会生活中某个或某些领域能够单独实现的。美国社会学家勒纳指出，现代化是“一个 本身具有某种独特性质的过程，它给人的感受是一个连续一贯的整体，并非支离破碎的 。”城市化过程是资源和要素在产业间和城乡地域间重新配置和组合的过程，要素聚集 的有效整合与政府制度安排息息相关。制度安排与创新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具体 表现在：通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业产出水平的提高，也 增加了农业产品剩余和要素剩余；通过推进城镇建设的制度安排，有效率地推进非农产 业发展及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满足了城镇非农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的需要。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以城市化为主要动力的历史发展阶段，政府 制度安排必须适应这个历史阶段的客观要求，如鼓励农民进城而不是堵塞农民进城，对 城市规划与市政基础设施等属于自由市场供给失效的“公共产品”，政府应最大限度地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体现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 ：“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 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8]城市化发展大大受益于要素组合的集约发展 ，而要素组合及其时空秩序又是以一定制度条件下的要素流动为基本前提的。如果没有 要素市场来诱导生产要素向最佳区位聚集，生产要素不能通过市场过程进行再配置，那 么经济活动在地理上分散的格局就几乎不可避免。
城市发展在空间地域上必须有序，在模式的选择上必须以资源供给有限性为基本条件 ，这是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实现这种 要求的前提则是科学和权威的城市规划。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这只看得见的手进行合理 的引导，充分体现制度安排的可持续性，使城市化动力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发 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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