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与分歧——关于档案学独立性与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档案学论文,独立性论文,分歧论文,共识论文,学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顾档案学的独立性与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十分有趣的现象：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的研究是沿着一条从分歧走向共识的轨道而进行的；而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的研究却是沿着一条从共识走向分歧的轨道而进行的。如果我们还对这两个专门领域的研究再作进一步的考察，便可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这么一种密切的联系：当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研究观点分歧的时候，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则能够达成共识；而当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研究达成共识的时候，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却出现了观点分歧。
以上现象无疑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本文正是想通过研究这种现象及其原因并进而阐述自己的观点。
一
档案学究竟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在50年代以前的中国档案学界的确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问题。有一部分人认为，档案学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另一部分人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其理由是当时的档案学已从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发展成为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并有着不同于历史学及其它学科的研究任务的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也可以说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吴宝康先生当时就持这种观点，他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根本不可能与图书馆学、博物馆学合而为一，但是它和历史科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因此又可以说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1〕。 这种观点可以说是当时档案学从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向独立学科发展这一事实在学术界的一种反映。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国务院制定和颁布了两个文件，对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的讨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国务院《关于加强国家档案工作的决定》，这个文件明确提出：“国家档案局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档案系对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应加强研究工作，以提高科学水平”。这里用了“档案学及其辅助科目”的字眼，表明档案学已是拥有自己的辅助科目的独立学科。二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这个文件明确地把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列入了科学规划。从此以后，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观点在讨论中就越来越明显地占了上风。但是，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关于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的讨论始终未能达成共识，甚至目前国外仍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档案学可以是一门科学，但现在还没有成为一门科学。如以色列国家档案馆副馆长阿拉德，在1980年第九届国际档案大会上作了题为《国际档案理事会和档案方法学》的报告，其中讲到：“档案学有可能也有必要成为一门科学，但它还没有达到这一步。”中外档案学界在认识档案学独立性问题上的差异，表明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及人们对档案学的总体认识水平的先进性。
在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研究未能达成共识的情况下，人们或者认为档案学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或者认为它是从历史科学辅助科目中发展起来的一门独立学科，或者认为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同时又可以说是一门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这些观点虽然不同，但我们可从观点的分歧中找出这么一个共同点：档案学与历史科学关系密切，或者是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或者是从历史科学中独立而来。而这一共同点，正是当时档案学界能够达成档案学学科属性的共识的重要原因。说来道理也十分简单，因为历史学属社会科学无疑，所以，作为历史科学辅助科目的档案学或从历史科学辅助科目独立出来的档案学，其社会科学属性也是无可争议的。这样，档案学独立性问题研究的观点分歧刚好与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属性的共识同时存在。在整个50年代的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研究方面，人们多用十分肯定的语气来表明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观点，如吴宝康先生就曾经这样论说过：“档案学应属于社会科学是毋庸怀疑的。”〔2〕“毫无疑问，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3〕
二
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中国档案学界的一种较为浓厚的“复兴”色彩，对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未竟的课题继续展开了讨论。由于经过了十年的中断与沉思，这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而进行的讨论就更加显得深邃多思。到80年代初，中国档案学界对档案学的独立性问题的再讨论，不费多大功夫就已就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问题基本上达成了共识。虽然不能说相左观点已完全销声匿迹，但可以肯定的是，从那以后相左观点已不能成其为气候。
随着档案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共识的取得，紧跟而来的是档案学学科属性问题的观点分歧和争论。档案学独立性的共识与档案学学科属性的分歧之所以具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大概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档案学既然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那么它就再也不是具有无可争议的社会科学属性的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这样，人们对档案学学科属性的认识就可以脱离历史科学的社会科学属性这一大前提的限制，具有更大的自由度；第二，档案学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既是档案学学科体系建设不断完善的结果，同时，档案学独立性共识的取得，又进一步推动了档案学的学科建设，从而使档案学的学科体系中出现了一些带有自然科学成分的分支学科，于是有人据此认为，仍把档案学划为社会科学已不符合实际；第三，当今科学发展的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趋势，使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不断地相互渗透，还出现了一系列边缘学科、交叉学科、综合性学科等，科学发展的这种趋势更是刺激着人们去重新认识档案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显然，档案学是一门社会科学这一已有的共识，随着档案学是一门独立学科共识的达成而开始分化，从而形成了各种观点的分歧。
在目前的档案学界，除了仍有不少人坚持档案学属于社会科学之外，不同观点似乎五花八门，有的认为档案学属管理科学，有的认为档案学属新兴的知识科学，而最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档案学属边缘科学或综合性科学。下面我想集中讨论一下档案学究竟是不是边缘学科或综合性学科的问题。毫无疑问，要讨论这个问题必须弄清什么是边缘学科和什么是综合性学科为前提。
所谓边缘学科，其原意是指“由研究两门学科的交界问题而成长起来的学科”〔4〕它既可以由自然科学内部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 如物理化学、地质力学等，也可以由社会科学内部两门学科交叉而形成，如经济法学、教育经济学等，还可以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两大门类之间的交叉而形成，如科学社会学、技术经济学等。而今天，“许多新的边缘学科已经突破了原来意义上的边缘学科的狭义性质”，其主要表现就是“多边缘学科突破了只是在两门相邻基础科学之间形成依次过渡性边缘学科的局限性”，从而形成“大边缘学科”，如物理生物化学。 〔5〕由此可见，边缘学科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正处在变化发展之中，但这种变化并不妨碍我们把握它的本质：只有在两门或两门以上成熟学科之间才能产生完整意义上的边缘学科。
根据边缘学科的概念和本质，如果说档案学属于边缘学科，那么，它必须满足这样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档案学必须由两门或两门以上成熟学科相交叉而形成的。可是，我们从档案学产生和发展的全部历史中根本无法找出这种事实。档案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与历史学、经济学、物理学、化学等学科处于同一层次上，而不是这一层次学科中任何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交叉而形成。当然，在档案学内部或者在档案学与其它学科之间产生边缘学科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说，随着档案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化，将来有可能形成档案社会学、档案经济学等边缘学科，但这类新产生的边缘学科在事实上只是档案学内部的一个分支学科，与档案学处于不同的层次，二者的界限可谓泾渭分明，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不能以档案学内部存在产生边缘学科的可能和事实来证明档案学本身也是边缘学科，这就象历史学与地理学相交叉可产生历史地理学这一边缘学科而人们并没有把历史学和地理学也看成是边缘学科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历史地理学这一边缘学科产生以后，它在事实上成了历史学和地理学内部的一个分支学科，因此，它的边缘学科性质不致于把历史学和地理学也改变为边缘学科。从这种意义上说，档案学作为一门与历史学、地理学等学科处于同一层次上的独立学科，不管它今后与任何学科交叉而产生新的边缘学科的情况如何，这些新产生的边缘学科都只能是档案学内部的新的分支学科，其边缘性质根本不可能使整个档案学也跟着变成边缘学科。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档案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边缘学科。
所谓综合性学科，是指“通过研究一些综性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学科，即所研究问题本身是十分复杂的，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而且需要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门类的多种知识，象海洋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等。”〔6〕综合性学科形成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最常见的两种是：（1 ）对某复杂的客观现象从多学科角度进行研究而产生，如我国的水利工作者为了做出1961到2000年40年间的黄河河床变化预报，采取了多学科联合攻关的方案，于是诞生了一门由天文学、气象学、水文学、泥沙学等多门学科相结合而形成的综合性学科“日地气象水文学”。（2 ）对某一学科中的重大理论问题运用多学科知识加以探索而形成，如遗传工程学就是通过生物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数学与工程学等众多学科的长期合作攻关，由探讨生物遗传理论问题而导致的一门从事遗传分子人工设计的综合性学科。尽管综合性学科也如同边缘学科一样，其概念也在发展变化之中，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综合性学科必须由多门成熟学科相联合而形成。
根据综合性学科的构成条件，如果说档案学属于综合性学科，那么，它就必须是由多门成熟学科相联合而形成的。遗憾的是，档案学并不是由多门成熟学科相联合而形成的。当然，历史学是与档案学有着密切联系的成熟学科，甚至可以说，档案学是由于有了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从历史科学的辅助科目发展起来的，但并不存在由多门成熟学科相联合而形成的问题，另外，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档案现象，可以说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档案学内部也有一些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把档案学改变成为综合性学科。这是因为：（1 ）档案现象虽然复杂，但它毕竟是档案学独立的研究对象，而不象综合性学科的研究对象那样融贯于多学科的研究对象之中，因此，人们在强调档案学具有独立的研究对象，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的同时，又说档案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这显然是难以自圆其说的。（2 ）对档案学内部某些悬而未决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多学科的研究，也许能够形成新的综合性学科，但档案学不会因此而相应变成综合性学科，这就象对生物遗传理论问题进行多学科研究能产生遗传工程学这一新的综合性学科，但它始终未能把生物学改变成为综合性学科的道理是一样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档案学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是综合性学科。
三
把档案学定性为边缘科学或综合性科学显然是不能自圆其说的，但人们尝试给档案学重新定性的种种努力，倒是提示我们考虑这么两个问题：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科学的发展究竟对档案学产生什么影响？档案学的社会科学属性真的会改变吗？
自然科学向档案学的渗透可以说对档案学的研究过程乃至整个档案学的发展都有着较大的影响。
（1 ）自然科学通过其物化成果向档案工作领域渗透从而给档案学增添了新的研究课题。随着新的科学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形成了许多新的种类和形式的档案，科学技术的发展也为档案工作的现代化提供了计算机、缩微技术等技术手段，科学技术在档案工作中的广泛应用还将大大提高档案工作者的思维劳动效率，进而导致劳动方式，工作条件和管理体制的改革。所有这些，都将给档案学研究增添新的内容。
（2）自然科学的渗透给档案学带来了新的研究手段。 自然科学的渗透使档案学体系的知识趋于综合，拓展了档案学研究的思维空间；自然科学的渗透使档案学研究在新的档案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相应形成具有当代特点的新概念、新范畴，更新了档案研究的概念和范畴工具；自然科学的渗透还为档案学研究提供了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大大提高了研究工作的效率。
（3）自然科学的渗透对档案学研究主体提出了新的要求， 要求档案学科研人员在掌握扎实的专业知识的同时，应扩大知识面，具有多种学科的知识和通贯各学科相互关系的气质与才能。
总之，当今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向档案学的渗透，确实对档案学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而这些影响的最基本方面就是增加了档案学研究对象的人工自然成分和档案学研究的自然科学成分，并使档案学研究不断地运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成为必然。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无疑等于回避事实。但事实同样表明，自然科学对档案学的影响，其结果只能是进一步加强档案学的研究，促进档案学的发展，而不可能改变档案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第一，档案学的研究对象不会因为自然科学的渗透而改变。众所周知，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而档案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因此，以档案现象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自然也就是社会科学的一种。我国已故的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说过这么一段话：“在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中，考古学是最能利用自然科学方法的，”但“考古学终究是一门社会科学，它可以也应该尽量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但它的研究对象毕竟是社会现象，毕竟是关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人类行为的遗留。”〔7〕同样道理，尽管档案学欢迎自然科学的渗透， 可以也应该尽量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但它的研究对象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只要这点不变，档案学的社会科学性质也就不会改变。
第二，自然科学向档案学的渗透是多层次的，如果我们把档案学分为应用研究、基础研究和方法论三个层次的话，自然科学向档案学的渗透也可相应地分为初级渗透、中级渗透和高级渗透，而不同层次的渗透，其效果又不一样。自然科学对档案学应用研究的初级渗透主要是通过其物化成果的“硬件”而进行的，这种渗透是自然科学对档案学影响最大的层面；自然科学对档案学基础研究的中级渗透主要是通过其理论、观念、思维模式等“软件”而进行的，由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观念、定理往往不可能直接搬到档案学领域，因此，这种渗透是曲折而缓慢的；自然科学对档案学研究方法的渗透必须通过哲学意义上的转化途径，将其某种理论、观点上升为哲学思想之后，才能综合利用为上位学科的理论对档案学研究发挥指导作用，因此，这种渗透不仅是间接的，而且是“超距作用”的艰难曲折的过程。自然科学对档案学的渗透从低层次至高层次呈现一种困难不断加剧的总体趋势，因而其能量也就在渗透过程中不断被消耗，被档案学的内在结构逐层加以改造和利用。所以说，这些渗透只能是不完全的、非本质的和改良型的，其结果使得档案学的实证基础更加牢固，理论核心更加严密，观念前提更加有效。
第三，自然科学对档案学的渗透虽然使档案学发生了许多变化，但这种变化既不是全面的亦非根本性的，它不影响档案学学科属性的稳定性及其存在价值。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一是档案学并不因为自然科学的渗透而改变自己特有的研究范式，而是仍保持自己的研究范式。而范式的不统一正是包括档案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区别于自然科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自然科学的渗透并没有同化或改变档案学的性质。二是档案学的发展变化仍遵循其独立的运动轨迹。著名的普赖斯曲线和纳森莫夫曲线表明，自然科学的发展呈指数增长趋势，但这种规律并不适用于档案学，档案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学科一样始终是处于一种缓慢的发展状态之中。比如说，亚里士多德时期的自然科学的一些难题是今天中小学生的常识，而档案学产生时期的一些基本问题如档案的定义、档案的价值等至今仍然困扰着档案学者的头脑。这说明自然科学的渗透并没有改变档案学发展所固有的独立运动轨迹。三是档案学仍保持其独有的社会功能。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社会功能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要发现、利用、研究自然规律，从而发掘自然界的能量为人类服务；后者要发现、利用、研究社会规律，从而发掘社会的能量为人类服务。以档案现象及其本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档案学，要发现、利用、研究的档案和档案工作规律显然是社会规律的一种，它所要发掘的档案信息资源显然也是一种社会能量而非自然资源。档案学这种独立的社会功能，无论自然科学如何渗透都是难以改变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档案学作为开放的学科体系，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不能拒绝自然科学的渗透，但渗透的结果只能是强化档案学的独立性，而并不能改变档案学的社会科学性质。
注释：
〔1〕〔2〕〔3〕吴宝康：《档案学与档案事业》，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0页；第89页。
〔4〕〔6〕孙小礼：《交叉科学——跨学科的研究》。 《红旗》1986年第4期。
〔5〕解强：《什么是边缘学科》，《百科知识》1981年第7期。
〔7〕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作者简介：陈永生，1961年生，1983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现任中山大学信息管理系档案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科研成果有专著《档案学论衡》和《档案工作效益论》以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100余篇。邮编：51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