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发展陷阱”形成机理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陷阱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机理论文,入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3)01-0071-17
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日趋严峻和各种累积矛盾的逐渐显现，关于中国是否会像东南亚和南美洲一些国家那样陷入发展陷阱的讨论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人们对各国发展陷阱形成的原因，大多是从收入分配、产业结构、阶级关系、消费与积累比例等社会经济结构角度进行分析①，然而社会经济结构状况等只与各国能否较顺利地走出陷阱有关，而与发展陷阱形成原因的联系并不密切。因为结构差异极大的国家，如日本与东南亚各国之间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差异就非常大，但最终却都避免不了进入发展陷阱的结局，所以结构差异不是一国是否进入发展陷阱的根本原因。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就会发现几乎所有的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只是有的国家能够较顺利地走出，有的国家则难以自拔。这些情况说明，这方面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套成体系的具有深厚理论基础而又能够有效解释“发展陷阱”形成机理的理论体系，大部分分析还只是猜测。实际上，只要揭示了该机理，将其与中国的发展现状及其趋势进行比照，就能够得出中国是否能够避免这个陷阱的结论。②对该机理的研究，就是本文的主要目的。
一、长波运行与发展陷阱
从经济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凡是落入“发展陷阱”的国家，都是在前有更发达国家的堵击与后有追赶者的紧逼夹击下，自身无力进行有效反击的结果。这种结果是与各国在长波中的相对位置变迁密切相关的。
(一)长波运行位置与竞争力变迁的关系
所谓长波，是指时间约为50年左右的康德拉季耶夫周期。这种周期，是由基础性产业或主导性产业与非主导性产业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所引起的。③在长波上升期，由于要进行基础性产业更新及非基础性产业为适应这种更新而需进行大规模的投资④，因此会产生一种巨大的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此过程中不仅朱格拉周期衰退的程度轻，而且周期运行的时间更长。随着基础性产业和非基础性产业的更新完成，在有效需求不断减少的同时，原来的投资进入回收期，市场上货币供给不断减少，由此整个经济陷入萎靡不振状态，朱格拉周期的运行时间不仅缩短，而且每次衰退的程度也更严重。这个过程要到新的长波出现后才会改变。
长波运行不仅决定一国经济运行状况的趋势，而且决定了各国之间的相对竞争力及其变化。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因此它们之间同一时期所处的长波位置是不同的，甚至可能处在不同技术水平的长波之间，基础技术水平相差数个长波。各国之间在长波中的不同位置，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对发展水平和在同一时期的相对经济地位，但在长波的运动过程中，这种相对关系会被不断地改变。这是因为，各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以及绝对竞争力是与各国在长波中先后的绝对位置成正比的，但各自的绝对和相对成本也是与此成正比的，而在同一长波中，相对竞争力是由绝对成本决定的，所以在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对竞争力是不同的，但会随着长波的演进而改变。
一般地说，在同一长波中，技术领先国在后进国还没有全面掌握和使用这些技术时的上升时期，其在国际上的绝对和相对经济地位都会不断提高，这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及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地位变化一样。因为它不仅要满足国内产业更新而产生的巨大需求，而且要满足其他国家因此产生的巨大需求，经济因此会快速增长，所以在国际上的地位会不断提高。与之相比，较落后但相对领先的国家，如西欧和日本等，则会陷入传统产业因受到需求结构变动制约和更后进国家相对优势的竞争而衰落，与先进产业因创新能力相对落后而竞争不过技术领先国(如美国)的双重压力之下而萎靡不振。但随着这些先进技术的成熟和普及，由此被后进国家掌握而全面进入新长波后，技术领先国的相对甚至绝对地位就会因此不断下降，经济扩张的势头就会不断地被削弱，这正如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中期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断衰落一样，技术后进国的相对与绝对地位则会因此而不断提高。这说明，如果一国在新长波中越早取得相对与绝对的竞争优势，那么它同样会最早进入衰退过程；与此相反，进入新长波越迟的国家，则会在(技术创新主导国家)长波的衰退中取得日益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同样的技术基础上，竞争力的大小由成本的高低决定，成本高低则与绝对发展水平成正比，所以相对竞争优势与国家的绝对发展水平成反比。这说明，随着长波的演进，同一长波中发展水平越低的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越高，而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的相对竞争力则越弱。也就是说，在同一长波中，各国的相对竞争力与发展水平成反比。
一些国家地位的下降，也就是另一些国家地位的上升。当技术创新国在上面所讲原因的作用下衰退时，那些稍后进一些的国家，会因相同甚至更优越的技术和更低的成本，从而更强的竞争力取代它们原来的地位，这正如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一样。但如同被后者取代的技术创新国的情况一样，它们也不会长期处在这个优势位置。因为随着经济扩张，生产成本会不断上升，它们对更领先国家的相对优势会不断丧失。更主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比其落后一些的国家，会如同它对当年取代技术创新国的优势地位一样取代它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在成本和技术方面都更具有竞争力，这正如20世纪80—90年代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与新兴的东南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相对关系变化一样，所以到一定阶段，这些比技术创新国落后而比其他国家先进的国家，会在后进国家崛起的过程中相对衰退。只要新的长波没有出现，这个过程会不断地在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转换。
这个过程说明，在同一长波的不同阶段，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之间的绝对与相对竞争力乃至国家间的相对地位是不同的。一般地说，在长波不同阶段的竞争优势与经济发展的绝对水平成正比，即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会在长波的初期甚至中期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中后期这种优势会不断地消失，后进国家的竞争优势则会不断加强。
虽然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会经历这种由相对竞争优势到不利竞争状况的变化过程，但技术创新国，即最领先国家与追赶者之间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即它前面没有反搏者，所以处在长波最不利位置时的处境要优于追赶者。因为，虽然随着长波的演进，其原来拥有的先进技术会变为成熟技术，因而这方面的相对竞争优势会丧失，但作为领先者，它仍然会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最新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拥有优势，使其可以在这些方面为自己的发展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更主要的是，虽然相对优势不再，但绝对优势仍在，随着后进国家收入提高产生的对高品质和高科技产品需求的增加，其绝对优势产业会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所以，最领先国家因此不会落入发展陷阱。与之相比，后来者即使在原有长波主要技术方面赶上领先者，但作为技术模仿者，长期习惯于在领先国家开拓的道路上快速前进，会因此缺乏技术创新的开山拓路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就会在领先者的反击和追赶者的挤压下陷入困境。在此过程中，如果创新能力不足，社会经济结构调整又乏力，那么追赶者就很可能因此落入发展陷阱。
(二)长波相对位置与发展陷阱
从日本、东南亚等追赶型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这些国家都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高新技术产业受到更领先国家的打压与传统产业受到追赶者的不断挤压的双重打击下而落入发展陷阱的。
我们知道，20世纪80年代曾被认为在经济上要统治世界的日本，却在进入90年代后陷入持续的相对衰退过程，其中的原因，人们都认为是日本的经济结构出现了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结构在80年代(早、中期)却是各国效仿的对象。实际上，这种结果与日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关系是不大的，它是日本在世界经济长波运行中的一种自然结果。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新长波技术的成熟与扩散，技术领先的美国首先受到来自完成战后重建的西欧的有力竞争，但西欧的这种优势地位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日本所取代，在它们的共同压力下，美国经济随后进入一个持续十多年的萎靡不振中。日本则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的人均收入与西欧存在较大差距，同时身后追赶者与它的差距又特别大，因此使得日本能够在国际竞争关系中的一个较长时期处在优势地位，这也是它能够在发展到更高水平后(从绝对收入水平看已完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才进入发展陷阱的原因。这种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同时也是日本必然陷入较长衰退过程的原因。因为较长时期的竞争优势，会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凝固化、应对技术变革的能力削弱等弊端，在危机来临时难以有效应对，所以会较长时期处在其中。
为摆脱西欧和日本的压迫，美国开始了新的技术创新并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取得突破而开始了新的长波跋涉，由此不仅摆脱了西欧和日本的追赶，而且开始反过来打压对手。这是进入80年代中后期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后到新千年开始的十多年间，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一枝独秀，西欧和日本经济萎靡不振(但西欧好于日本)的重要原因。西欧虽然在整个90年代的经济发展状况也不理想，但作为19世纪的技术领先者而有较强的技术开发能力，因而发展状况要优于日本。对日本来说雪上加霜的是，原来与其差距巨大的追赶者，即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其中主要是东亚“四小龙”)和墨西哥等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取得快速增长，由于它们的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使用的技术又不落后很多，由此不断蚕食日本传统产业的市场，致使日本腹背受敌。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及其快速发展，更是加大了日本传统产业的困难。在新兴产业无法与美国竞争，传统产业无法与新兴国家竞争的困局下，日本进入持续的衰退过程也就不可避免。由于日本较长时期处在相对优势地位，社会经济结构僵化的程度较严重，因此也就较难以像西欧那样走出衰退，不仅整个20世纪90年代出现“失去的十年”，进入新千年后，虽然走上了持续增长的道路，但增长却很乏力。不过，日本毕竟有较良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雄厚的人力资本积累等，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完成了现代化，同时许多产业具有国际核心竞争力，因此它能够较好地走出发展陷阱。要特别指出的是，日本在腹背受敌陷入困境时之所以没有像后来的东南亚等国那样发生剧烈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不仅是它完成了现代化，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等，而且在于其高储蓄率和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其有较强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也正因为这样，它也因此失去了由外部力量推动的调整机会，使其在一个较长时期处在萎靡不振状态中，所以至今没有完全从中走出。⑤
东南亚各国，尤其是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在1997年的危机后陷入发展陷阱的原因与日本并无不同。它们同样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高新技术产业无法与更发达国家竞争，传统产业无法与先进国家竞争，由此陷入腹背受敌窘境的结果。如到1997年危机爆发时，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约在1000—10000美元之间，而其主要竞争对手，如中国、印度等则只有数百美元，与它们相比，这些国家的技术基础更雄厚，产业结构更全面，因此它们的工业产业无法与这些后来者竞争，海内外市场不断被蚕食；不高的储蓄率和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后追求生活改善而对发达国家产品需求的大量增加，致使外债规模不断增加，最终发生以外债危机为契端的社会经济危机就再正常不过了。
从以上分析可知，从长波角度看，所有陷入发展陷阱的都是追赶型国家，这是它们在经历一段具有相对竞争优势而快速发展达到一定经济水平后，新兴产业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传统产业则竞争不过后进国家的结果。这也就是说，从世界经济长波角度看，一个国家是否会陷入发展陷阱，取决于这个国家发展到一定水平后，是否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社会变革能力，能够应对技术领先国在高新技术产业上的竞争，同时后面是否有越来越逼近的强大竞争者不断蚕食其传统产业市场，只有在向前发展乏力又无力应对追赶者时，一国社会经济才会落入发展陷阱。只满足一个条件是不足以落入发展陷阱的。如美国，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原来拥有的先进技术成为成熟技术后，虽然无法应对追赶者的竞争而致经济萎靡不振，但在高新技术方面仍然是领先者，后进国家收入水平提高后对其高质量和高科技产品不断增加的需求，使其仍然有一定的发展空间，所以不会落入发展陷阱。那些发展水平较落后，但处在追赶者地位的国家，高新技术方面固然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但其后面没有明显的强有力的追赶者，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等，为此也不会落入发展陷阱，甚至还能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
二、三种不同标准经济增长率差异中的发展陷阱
这里所说的三种不同标准增长率，分别是指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在国际比较中以美元计量的(名义)增长率。
在比较各国经济状况时，有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即在比较各国经济增长状况时，采用的是各国以本国货币计量的实际增长率，而在进行国际发展水平等方面的比较时，则采用人均美元收入。这两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往往是大相径庭的。
我们知道，人均美元收入是以各国的名义人均收入乘以名义汇率后得到的，名义收入则是以现行价格为基础计算的，由于现行价格与汇率都是不稳定的，因此使得实际增长率、名义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往往会出现不一致，有时这种不一致还非常大。如中国近两年，因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和较快的汇率升值，不仅名义增长率远远高于实际增长率，而且美元增长率更高于名义增长率，美元增长率更是实际增长率的近两倍，致使中国以美元衡量的人均收入以20％左右的速度增长。以这样的速度，人均美元收入不到4年就可以翻一番。同样，遭受海啸重创和内需不振困扰的日本，2011年的实际经济增长率是非常低的，但由于日元升值迅速，以美元衡量的增长率却是比较高的。
虽然国际比较是以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为基础进行的，其中并不涉及实际增长率，但实际增长率在国际比较中却也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与其他两种增长率，尤其是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各国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地位的变化。这是因为，三种不同增长率之间反映的内容是不完全一致的，实际增长率反映各国实际产品量的增长量，该增长率扣除人口增长率后约等于劳动生产增长率；名义增长率反映的是货币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口增长率后约等于人均名义收入增长率，当它与实际增长率不一致时，反映价格水平发生了变化，该差额约等于价格变动率；以美元计算的增长率，反映的是各国以美元计算的收入增长量，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的差额，一方面表示该国的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另一方面则表示该国以美元衡量的成本增长率。假设技术和产品质量等因素不变，那么在国际比较中，美元增长率就表示以美元为标准的生产成本增长率，如果它高于实际增长率，表示该国成本的增长高于收入的增长，那么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所以，名义增长率和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关系，决定着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方向。
显然，当实际增长率高于美元增长率时，反映该国在国际竞争关系中，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成本的上升，相对竞争力因此提高，这个时期的国际环境将变得相对有利，因而发展会比较顺利；而当实际增长率慢于美元收入增长率时，反映其在国际比较中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相对竞争力将因此下降，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会日趋严峻。
在经济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这三种增长率尤其是实际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是非均衡的，由此主导着各国在不同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如从图1、图2、图3、图4中可以看到⑥，一些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尼西亚与中国台湾地区等，在发展成熟或相对成熟前，也就是距发展陷阱入口前的一个较长时期，会出现实际增长率快于美元增长率的现象，这也是一个实际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与此相反，在经济相对成熟，或者说接近发展陷阱入口时，则会出现相反的结果，即以美元衡量的增长速度要远远快于实际经济增长，有的国家甚至要快一倍以上，如1980—1991年间，日本的实际(算术)平均增长率为3％，美元增长率则高达8％，是实际增长速度的两倍多；韩国1980—1996年间，以本国货币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不到10％，但以美元计量的名义增长率则达到平均12.7％；台湾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如在1974—1997年间，其人均实际增长率平均约为6％，而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则是14％，超过实际增长率一倍多，这些巨大反差的结果，必然是它们竞争力的不断丧失，最终结果则是落入“发展陷阱”。
图1 印度尼西亚
图2 韩国
图3 中国台湾地区
图4 日本
有意思的是，追赶型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不同阶段出现的这种实际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运动，是与它们各自在长波中运动的位置变化相一致的。当一国处在发展初期时，因大量引进国外的成熟技术，生产方式发生剧烈变动，劳动生产率出现快速上升，因而以不变价格计量的实际经济速度会较快，但由于这个时期的国内储蓄满足不了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同时又对引进技术和生产资料等有较大的依赖，生产能力低下导致的创汇能力不足，会使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出现比较明显的外贸入超，由此货币会不断贬值。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出现过这种结果，如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由1.47逐渐贬值到8.23。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与汇率贬值的结果，就是以美元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要远远慢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台湾地区的情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点，如其平均每人国民所得由1951年的1407元新台币增长到1956年的3296元新台币，增长了134.2％，速度是非常快的，但由于货币贬值，以美元计量的平均每人国民所得却由137美元降低到133美元，即反而下降了2.9％；到1961年，以新台币计量的人均所得达到5666元，比1956年增长72％，但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只有142美元，只比1956年增长6.8％。中国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情况则更明显，如从1980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达到最高的1.4982为起点到最低的8.61的1994年期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算术平均)为10％，名义增长率则高达17％，人均收入翻了数番，由461元增长到4022元，增长8倍，但由于人民币汇率持续贬值，中国的人均美元收入从307增长到467，只增长52％，平均每年增长3.7％，只有实际增长速度的37％，更是只有名义增长率的五分之一。虽然从形式上看，这种结果没有充分反映这些国家的实际发展成果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变化，但却为它们谋取了相对竞争优势，能够不断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扩大就业而推动经济快速增长。正是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在实际增长率快于美元增长率的这个阶段，各国都能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
虽然一些国家实行固定汇率，如日本在“广场协议”前那样⑦，日本的名义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保持了一致，同时因为通货膨胀原因，使得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要快于实际增长率，这本应该削弱日本的国际竞争力，但日本经济却在这个阶段取得了快速增长，其原因在于这个时期日本进行了普遍的包括设备、生产方式和组织管理等方面的全面更新，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同时因为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较低的人均收入，后面又没有形成有力的追赶者，其成本不断提高的产品没有遭遇到其他国家的有力竞争等，由此在与欧美国家的竞争中得以保持较大的竞争优势，所以日本能够在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时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
随着经济的逐渐成熟，国内对国外技术和设备等需求力度减弱，工业化完成或接近完成所产生的劳动生产率快速提高以及前期较长时期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对国际竞争力产生的累加效应，会使该国的对外贸易由入超逐渐转换为出超，内外币供求关系由此逆转，一国竞争力提高所引起的国际压力也会加速这种逆转；工业化完成后实体经济对新增储蓄吸纳能力减弱所导致的大量资金向虚拟资本领域渗透出现的泡沫经济，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也会加强内外币供求的失衡而推动汇率上升。汇率的上升，加之泡沫经济不断推高的价格水平，使得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会远快于实际增长率，有的国家甚至超过一倍以上。货币升值预期或者升值趋势一旦形成，资本流入与汇率升值之间就会形成一种互为加强的过程，以美元标准计量的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异就会因此进一步扩大，由此对一国经济的打压力量也就越强，当其达到一定程度时，经济的衰退也就不可避免。
随着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差异的扩大，虽然之前美元增长率慢于实际增长率时被扭曲的国际地位等得到纠正，但却使得该国的实际成本不断上升。而这时，随着经济的成熟，劳动生产率继续提高的潜力较为有限，创新能力又不足，因而国际竞争力会不断下降，这时就会在领先国家高新产业的打击和后进国家对其传统市场的蚕食中逐渐步入发展陷阱。
我们知道，在落入发展陷阱前的相当一个时期，往往都会出现一个泡沫经济时期。在这个时期，一般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水平都会出现明显的上升，这也就是所谓泡沫经济现象。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一是各国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会形成较高的储蓄率，随着经济成熟到一定程度，实体经济对新增储蓄的吸纳能力降低，因此迫使新增储蓄向虚拟资本运动；二是成本提高和汇率升值对企业的打压，使许多企业生产萎缩或歇业，由此游离出大量的资金向虚拟经济运动⑧；三是资产价格水平的较快上升和实体经济的乏力，使得虚拟经济中的收益要高于实体经济，大量资产会从实体经济转向虚拟经济而推高资产价格；四是泡沫经济形成和汇率升值，会吸引大量的国际资本涌向虚拟经济。实际上，泡沫经济与汇率升值是相互加强的。这是因为，作为资本表现形式的货币是追逐利润的，而利润的大小是与货币供给量的大小成正比的，价格水平的不断上升会带来较高的资本收益，因而会大量吸引国际资本的涌入，因此加强泡沫经济的力量，所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国的价格水平是与汇率的升值成正比的。汇率升值所带来的成本压力，会不断地削弱该国的国际竞争力，最终导致其进入发展陷阱。以上情况说明，只有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汇率出现明显升值，同时伴随较严重的泡沫经济，致使一定时期内以美元计量的增长率远远快于实际增长率，由此使得该国的国际相对竞争力不断削弱，才会最终落入发展陷阱过程。
要特别指出的是，一国是否陷入发展陷阱，美元增长率在一个较长时期快于实际增长率还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完全条件。在美元增长率快于实际增长率积累了一个较长时期后是否会陷入发展陷阱，还取决于后面是否有强大的越来越逼近的追赶者，同时自身的创新能力是否能够应对技术领先者的压迫，只有当它无法应对前后竞争者的压力时才会落入发展陷阱，否则，仍然能够保持相对正常的发展。即如日本20世纪60—80年代那样，尽管美元增长率始终快于实际增长率，但由于相对较低的绝对收入等，日本仍然取得了快速增长，只是进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因受到东亚等新兴国家在传统产业上的有力竞争和美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压迫，日本由此才进入发展陷阱。这也就是说，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非均衡性运动，只有与长波运动中相对位置的变化相一致时，才有可能使一国进入发展陷阱。
三、企业总收支非均衡运动中的发展陷阱
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是由追求利润的企业组织的，企业利润的大小则是由总收入与总成本的关系决定的，因此对市场经济运动方向的考察，也必须放在以企业利润为核心的收益成本关系上来。从这个角度看，一国经济落入发展陷阱的原因，一定是企业整体陷入“高成本”与“低收益”困境中的结果。自然，在此之前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则必然形成“低成本”与“高收益”的高利润时代。
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的企业并不是微观意义上的企业，而是宏观意义上的企业整体。我们对企业收支的考察，是以宏观经济循环模型，即厂商与居民户两个主体，产品与要素两个市场为整体的经济循环模型为基础，以厂商的收(产品市场出售商品)支(要素市场购买要素)为核心来考察整体经济活动的，只不过这里将模型由两部门拓展到四部门而已。
我们知道，成本与收入都属于相对范畴，并且相互之间是对应的。“高成本”对应的一定是“低收入”，而“低收入”也一定对应着“高成本”。与此相反，“高收入”对应的则是“低成本”，或者“低成本”必然对应“高收入”。自然，不同主体的“成本”或“收入”比照的对象有所不同，因此内容也不完全相同。对企业来说，如果生产的是同质产品，那么成本高低的参照对象，就是其他主要竞争厂商的成本或同行业厂商的平均成本，其成本比参照对象高就属于“高成本”，低则属于“低成本”；如果生产的是非同质产品，即都生产汽车或手表，但技术(包括文化、品牌、时尚等)含量不同，因而满足的对象不同，那么参照对象就是成本占收入的比例，该比例高于行业平均，则属于“高成本”，低于则属于“低成本”。显然，不管哪种性质的产品生产，拥有“高成本”的企业的利润率必然低于行业平均利润率，在竞争中会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对行业来说，由于行业间在产品性质等方面存在不同，相互间的成本不具有直接可比性，可比较的是各部门之间一定成本所带来的收益，即成本与收益的关系，因此对行业来说，成本高低的参照对象也就是其他行业或整个社会收益与成本的比例，即成本收益率。自然，也可以用行业利润率与社会平均利润率之间的比例来反映，该比例大于1时，反映该行业的相对成本低于其他行业的平均相对成本，或者说其收益高于社会平均收益；当该比例小于1时，则一切相反。对企业整体来说，由于没有外部同性质的参照对象，因此成本高低的比照对象主要是企业成本在整个收益(GDP)中比重的变化，比重提高反映成本上升，比重降低则成本下降。对一个国家来说，也就是在开放体系中，成本高低变化主要反映不同国家之间成本变化(扣除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之间的相对比例。假设两个国家之间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一致，那么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增长较快的国家的成本相对较高，竞争力因此会相对下降(同时还取决于产品性质及其收入与价格弹性等)。若劳动生产率和成本上升速度不完全相同，成本的高低则取决于成本上升速度扣除劳动生产率上升速度后的差额大小，净差额较大者的相对成本高。假设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是3％，中国是5％，人均美元收入增长前者是5％，后者是10％，那么中国的成本上升速度高于美国，由此反映中国的相对竞争力是下降的，这也就是说，国家之间的相对成本变化，可以通过人均实际增长率与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之间的相对关系来确定，人均美元收入增长率扣除人均实际增长率后，绝对值较大国家的相对生产成本较高，或者说处在高成本状态。由于本文研究的是国家层面的企业整体关系，因此对成本与收入关系的分析也限于企业整体。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国企业整体的成本收益关系是与上面分析的长波运行和三种不同标准增长率之间差异的非均衡变化相一致的。
从宏观角度看，企业整体的成本由要素报酬(劳动工资、资本利息与地租)、资本折旧、国家税收，再加上生产过程中消耗的由国外进口的技术、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费用构成；企业整体收入则由居民消费购买本国企业产品的支出、政府支出、投资(不包括存货投资中因没有销路而被迫发生的部分)与出口产品的收入构成。⑨
在宏观层面，假设进出口相等，同时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也保持均衡(这意味着消费倾向、投资率和资本利润率等都不变)，那么成本或者收入的绝对高低对企业整体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由企业整体支付的工资、利息、地租等成本，会通过消费和投资等产生的等量有效需求(收入)返还到他们手中，即企业与要素提供者之间形成收支相抵的关系，在利润率不变的条件下，企业所得与要素所得的比例也同样不变，所以无论名义成本是高是低，各种宏观比例关系都是不变的，发生变化的仅仅是各种名义价格水平，如要素价格水平和商品价格水平等。然而实际中，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一国企业的总成本与总收益的关系总是非均衡的，由此导致它们的经营状况不断地发生变化。⑩
从追赶时的起步到接近比自身领先的竞争者，同时比自身后进的追赶者又没有接近时的这个阶段，相对而言，一国的企业整体会经历低成本与高收益的黄金时期；而在发展到一定水平，也就是在自身既有社会文化基础许可的范围内完成长波爬升，人均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后，则会进入高成本与低收益的痛苦时期。
在经济发展的追赶期，对企业整体来说，会出现高收入与低成本并存的有利现象。因为在这个阶段，存在着大量未被利用的资源，要素价格低廉，相比于发达国家或竞争者来说，绝对成本和相对成本都属于低廉。在收入方面，由于国内居民的收入水平低，不仅消费倾向较高，而且其中支出的绝大部分必然用于购买国内质量较差但价格低廉的产品(11)；在政府支出和投资支出方面，因要进行大量的基础设施和工业化建设，这方面的支出规模必然会较大，政府因此往往会出现比较大的财政赤字；在进出口方面，由于较低的成本，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有较强的出口竞争力，因此会给企业带来一个较大的收益。这个时期虽然会出现比较明显的外贸入超，但由于进口的主要是资本品并形成企业的资产存量，因此只成为企业成本的一部分而并不构成要素收入的向外转移。这个时期入超所导致的汇率贬值，会进一步加强商品的出口能力，增加企业收入。所以在这个时期，企业整体会因低廉的要素价格和较高的收入而获得较高的利润率。较高利润率所推动的投资，则会进一步提高资本利润率(12)，由此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企业整体会获得较高的利润率，由此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然而，这种情况不会无限持续。随着经济的逐渐成熟，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那么企业原来面对的低成本与高收益就会逐渐转化为高成本与低收益。随着经济的逐渐成熟和城市化过程的完成，要素供给会逐渐由相对过剩变为相对短缺，价格会不断上升；资本存量扩大所产生的资本折旧规模也会不断扩大，收入增加对应的税率也会提高(社会保障程度的提高也会提高企业的税赋)，所以随着经济的成熟，企业成本会不断提高。如果像上面指出的那样，总供求是均衡的，也就是收入的增长能够与成本提高相一致，那么成本的绝对高低对企业整体来说就是无关紧要的，但在开放体系中，尤其是对追赶型的国家来说，(以美元衡量的)成本的提高却是致命的。因为在成本提高的过程中，企业的收入是不断减少的。这种减少，一方面来自成本不断提高所丧失的国内外竞争力，市场会不断地被竞争对手蚕食，致使产品销售收入不断减少；另一方面来自收入水平提高后人们对生活品质改善的追求而将购买力大量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与劳务上，这种转移的力量是与收入水平的提高成正比的；再一方面是来自经济成熟而产生的投资(机会)减少，前两者收入减少引起的利润率下降也会减少整个社会对投资的需求，这个因素也可以看作是前两项的结果之一。这样一来，企业成本支出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将无法通过商品的销售而返还到手中，由此企业的利润会不断减少。利润下降产生的投资减少，则会进一步降低企业收入和利润率。
从消费层次理论知道，当生活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就会由对商品数量的追求转向对质量和品牌的追求，由此对奢侈品等高档商品的需求会不断扩大，低层次商品的市场需求则会不断萎缩。由于技术和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些商品往往是追赶型国家难以生产的，即使能够生产，也因为品牌或历史文化等原因而缺乏竞争力。(13)这种现象是产生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商品拥有不同的收入与价格弹性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反映，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不仅高质量的商品会替代低质量的商品，而且满足身份认同、显示社会地位和享受发展等方面需要的比例会不断扩大。在此过程中，那些没有完成现代化，与最领先国家仍然保持较大发展差距的追赶型国家，企业整体的收支状况将不断恶化。这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国家的增长速度越快则对其越不利，其收入中一个不断扩大的比例会被转移到发达国家。在此过程中，如果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不理想，则不仅消费支出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会被转移到国外，而且储蓄或投资中的一部分也会出现同样的结果。
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尤其是最领先的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即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较顺利时，其居民会大量购买本国价格较高但质量较好的商品，在衰退时则会大量增加对后进国家低档商品的有效需求，降低对本国商品有效需求的比例，因而对于相对后进国家的厂商来说，经济高涨对它们相对有利，经济衰退则特别不利。这种情况反映，在本国经济或世界经济较不景气阶段，后进国家及其厂商会处在相对有利的地位，较易从衰退中走出；而在国内和世界经济繁荣时，会处在相对不利地位。世界和本国经济繁荣程度不同对发展程度不同国家的不同影响，可以说明为什么领先国家在长波运行中有衰退但却没有发展陷阱的原因。这是因为，尽管在长波下降期，其传统产业无法与新兴国家竞争而陷入困境，但因历史文化和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随着追赶者收入水平的提高，会为它们的高端产品提供越来越大的市场空间，因而在长波下降期仍然能够获得一定的增长，而不会像追随者那样陷入前有领先国家(的高新产品)的围堵，后有追赶者逼迫的窘境而容易落入发展陷阱而难以自拔。
如果人们的收入是随着经济的自然增长而相应增加对发达国家高质量商品的需求，那么这个结果还并不是特别可怕。因为在此过程中，收入的提高是渐进的，因而对国外高档商品的需求增加也是渐进的，国内企业在改进产品质量和结构调整方面也会有所进步，因此有较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调整，所以这个结果还不是特别致命的。如果这种收入的增长是通过较严重的泡沫经济和汇率的快速升值实现的，那么这种结果对企业整体来说就是致命的。不幸的是，几乎所有追赶型并最终落入发展陷阱的国家，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几乎都会经历一个明显的泡沫经济和汇率升值时期。泡沫经济和汇率升值所带来的以美元计量的收入快速增长，一方面使成本大幅度提高而削弱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极大地改变国内外商品的比价，使企业整体的市场不断萎缩，再一方面就是会促使人们为改善生活品质而将收入中一个不断扩大的比例用于购买发达国家的高品质商品，企业的收支缺口因此会不断扩大。这一切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企业和国家根本来不及应对，大量企业因此倒闭或萎缩也就不可避免。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面对不同发展水平国家时，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而产生的人均美元收入快速增长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对当事国来说是十分不同的。在面对比其更发达的国家时，不利影响并不主要来自成本上升带来的竞争力下降，而是商品品质差异所产生的收入与价格弹性不同所导致的有效需求转移。因为即使这些国家因泡沫经济和汇率升值而出现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但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在绝对水平上仍然处在很低的水平。如中国当前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约十分之一，在同质商品的生产中，这些国家是无法与中国竞争的，目前两者间的竞争，主要体现在不同性质商品和差异化商品的生产上。如手表生产，中国以中低档为主(中国出口手表的平均价格是5美元)，而国外发达国家则以高档为主(瑞士出口手表的平均价格是329美元)，两者间在生产领域并不存在直接竞争，竞争的是市场需求或不同层次的消费者。由于前者的收入与价格弹性小，后者的弹性大，因而在收入快速增长中，后进国家一个越来越大的有效需求会由前者转换到后者，所以在与发达国家的竞争中，后进国家主要体现在有效需求的向外转移和因此产生的市场萎缩。
在与发展水平相当或较弱的国家竞争中，人均美元收入快速增长所导致的竞争力下降，则主要表现在相对成本的快速上升中，由此使其在与这些国家的竞争中处在日益不利的地位。在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相当时，由于都是追赶型国家，技术是引进的，因此差异很小，这时成本的高低就成为决定竞争力大小的核心因素，由此我们看到成熟技术产业总是向更低成本的地区转移。如中国虽然有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链、规模聚集程度高等相对优势，但近几年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正在不断地蚕食这种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中国传统占有绝对优势的轻纺产业等，正受到以越南、印度、孟加拉国等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和以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的中南美洲国家等强有力的竞争，不仅传统的海外市场被不断蚕食，而且国内市场也正在被逐渐蚕食，同时还促使许多产业向以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等国家迁徙，结果不仅使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因竞争力丧失而普遍生存艰难，而且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也因国外商品的有力竞争和原出口企业的“内向化”而压力倍增，许多企业因此歇业甚至倒闭。以浙江温州和广东东莞为代表的出口型地区出现的产业空心化及大量企业主弃厂外逃等，就充分反映了这种情况。
显然，伴随这个过程的必然是国际收支状况，尤其是商品贸易状况的不断恶化，即商品出口会越来越困难，进口规模则会不断扩大。如果没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大量的外汇储备，那么发生以外债危机为契机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自然，这个过程是逐渐形成的。从泡沫经济形成到破灭前，如上面讲到的那样，泡沫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是与汇率升值相互促进的，因此在这个时期，尽管商品贸易方面会出现不断扩大的逆差，但因追逐高收益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资本项目会出现较大的顺差，其规模往往要大于商品贸易逆差，所以在这个阶段，一国的外汇储备会不减反增。自然，与此对应的是该国外债规模的不断增加。随着实体经济的不断萎缩，其利润无法支撑不断扩大的资产价格泡沫，投机资本开始撤出，那么以外债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就会爆发(14)，进而引发整个社会经济危机。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经济萎缩等，会将一些国家推向发展陷阱。
以上情况说明，追赶型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成熟到一定阶段后，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使得以要素报酬支付中的一个不断扩大的比例不能通过商品销售形式返回到企业，致使企业收支状况不断恶化，而日益严重的泡沫经济和汇率升值更是会不断地加强这种作用，导致企业大量破产和萎缩的结果。为应对企业生存而产生的高利贷(包括外债)等，不过是这种机制的外在表现罢了。
四、“发展陷阱”入口的中国经济
通过对上面发展陷阱机制的揭示，我们将能够比较清楚地知道中国是否能够避免落入发展陷阱。
(一)长波运行中的中国经济
从长波运行的角度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城市体制改革为主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技术基础上的长波爬行转换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技术基础上的长波爬升。同是这个时期，美国也逐渐开始了新的长波转换(15)，西欧处在长波衰退期的下降后期，日本正处在长波的顶点而即将进入下降过程，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则正处在长波的爬升中期，人均收入已经达到数千甚至近万美元，是中国人均收入的数倍到数十倍。这种相对有利的长波位置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美国开始的长波转换和西欧传统产业竞争力的丧失等而进行的结构调整，促使它们将传统产业向具有发展优势的国家转移。上面讲到，在同一长波中，发展程度越低国家的相对竞争力越强。相对于已经处在长波爬升中期的东南亚各国，中国极低的人均收入、较好的基础教育、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人口分布的高度密集等，使中国在吸引国外产业的转移中处在极其有利的地位；改革开放中制度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对教育的重视、规模经济效应等，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这种不断提高的竞争力与较低收入水平的结合，使得东南亚等国家的国内外市场不断被中国产品蚕食，这是导致这些国家在1997年发生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导致东南亚和墨西哥等国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相继发生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人均收入水平达到较高程度，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而产生对发达国家高品质产品的大量需求，由此不仅使国际收支不断恶化，而且导致企业效益不断下降，最终在内外交困中发生危机。
相比于1997年发生危机时的东南亚各国，中国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是很低的，该期间人民币的不断贬值更是加大了中国与它们之间的差距，如危机爆发前的1996年，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印度尼西亚、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分别为1264元、12832元、13376元，其他东盟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等国的人均收入在印度尼西亚与韩国的人均收入之间，而中国则只有699元，这种巨大的收入差距使中国获得了极大的竞争优势，巨大经济体量带来的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等更是加强了这种优势；与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目前对中国形成巨大竞争压力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比它们领先了十多年，同时中国起步时的基础也优于它们。这也就是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中低档次加工业方面，中国对更领先的东南亚各国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而在中国身后却没有产生追赶得很紧的竞争者，由此在这个时期，中国在较低档次的加工业方面没有明显的竞争对手，中国为此获得了十多年的发展优势。这种优势是导致绝对成本远高于中国但却并不具有绝对优势竞争力的东南亚各国在90年代中期发展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危机的发生，通过汇率贬值和衰退，虽然使这些国家的生产成本发生明显下降，但危机引发的社会动荡和经济秩序的混乱，在一定时期内反而降低了它们的竞争力。这是中国并没有受到东南亚经济危机明显拖累，经济能够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通过对它们的市场和发达国家传统产业的蚕食，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不断提高，位次不断提升。
不过，随着份额和位次的提高，中国受到的前后夹击力量也越来越大，尤其是进入新千年和汇率制度改革(以下简称“汇改”)以来。对发达国家来说，中国快速提高的竞争力对它们传统产业冲击所造成的失业增加和对其高新技术产业越来越大的威胁，促使它们越来越重视来自中国的竞争，由此不断加大对中国经济的围堵打压，反倾销、反补贴、反(技术和商标)侵权案件层出不穷，在加大对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技术输出封锁的同时，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对中国的倾销；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人均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尤其是汇改以来因较明显的通货膨胀与汇率升值、“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渐完善等，使得中国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不仅降低了中国对更发达国家的竞争力，而且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与追赶者之间的成本差异。以印度、越南、孟加拉国等为代表的次新兴国家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培育，基础设施和产业体系逐渐形成，竞争力快速提高，中国与它们之间不断扩大的人均收入差距，更是无形提高了它们的竞争力，由此开始在国内外不断地蚕食中国的市场份额。出于各种原因，发达国家对它们的着意扶持和对中国的打压，也加强了这种力量。在这种内外夹击下，虽然因为完整的产业链、规模经济等相对优势，同时通过减少企业利润、增加出口补贴等方式而适当保持了一定的出口增长速度，但整个社会的竞争力因此不断下降却是不争的事实，大量企业因此倒闭、内迁或外迁，以外向尤其是以传统产业为主的地区，如东莞、温州等地的经济衰落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显然，目前这个过程还只是刚刚开始不久，更为严峻的形势将呈现在我们面前。为应对这种局面，中国正开始加强转结构，也就是产业升级换代的进程。随着这种进程的加强，必然导致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在高新技术产业方面更直接的竞争，由此遭到它们围堵打压的力量将会更强大，而中国在高新技术的创新能力方面是比较弱的，难以与发达国家竞争。畸形社会结构所蕴含的社会风险所产生的人才和资本大量外流，更是会弱化中国的竞争能力。(16)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顺利地完成结构调整而进入现代化。(17)与此同时，可以预见的是，中国的要素供给形势会日益严峻，为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断加强的社会保障程度建设等，要素价格会以更快的快速上升，今后两年在外部日益加强的压力下，人民币汇率也会以较快速度升值，由此以美元计量的生产成本会继续以较快速度增长(2011年约20％)，与追赶者的绝对收入差距会进一步扩大。随着产业的逐渐成熟，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将趋缓，而追赶者则会随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完善等而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在这种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非均衡性变化中，追赶者的竞争优势会不断加强，1997年东南亚危机前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之间此消彼长的情况，目前正在以越南等为代表的追赶者与中国之间重演，只不过被追赶者变成了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被中国追赶而最终落入发展陷阱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如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因汇率大幅度贬值、经济萎缩导致的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和多年的调整，尤其是中国近些年来收入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等，使它们在传统产业方面重新获得了对中国的竞争优势，它们当年向中国转移的一些产业目前正在发生倒流，当年被它们投资的中国而转换为向它们投资的主要来源地。
(二)三种不同增长率非均衡运动中的中国经济
同长波转换中中国由有利地位逐渐转变为不利地位一样，中国三种不同标准的增长率，其中尤其是实际增长率与美元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
图5 中国
从图5中可以看到，从改革开放到2005年汇改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是很快的，平均约9％，是美国同期的两倍多，但中国以美元衡量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却只有7％(如以截止到2000年计算则更低)，与美国同期6.6％的名义平均增长速度相当，原因是同期人民币对美元的贬值率超过两倍，如由1978年的1美元约兑换1.577元人民币，贬值到汇改前数年平均的8.277元人民币，贬值约5.6倍，以致中国经济以世界(大国)少有的速度高速增长，但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相对收入差距却没有明显缩小(绝对差距更大了)。正是这种实际增长率远高于美元增长率的情况，使中国获得了空前的竞争能力，这种竞争力提高的不断累积，最终将那些被我们追赶而尚未完成现代化的竞争者一个个带入绝境，其中一些因此落入发展陷阱，而那些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如日本等，也受到中国经济崛起的强有力冲击。
然而，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竞争力不断提高所推动的经济快速扩张及其对世界经济的有力冲击，一方面促使中国传统增长方式下的要素供给趋于紧张，价格水平不断上升，另一方面也促使外部世界对中国进行反击，如迫使人民币不断升值，由此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环境趋于恶化。较高的投资收益和汇率升值预期导致大量国际游资向中国流动，加上外贸出超而不断累积的外汇储备，使得货币供给大量增加而带来日益严重的泡沫经济。由于泡沫经济的膨胀与资本的流入、汇率的升值在一定范围内是相互加强的，其结果就是汇改以来，一反原来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快于美元增长速度，以美元衡量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快于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并且两者间的差距不断扩大，2011年的差距甚至超过一倍。以美元计量的收入快速增长，虽然提升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但却损害了中国的国际竞争能力。因为如上面讲到的那样，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实际上就是国际比较中的生产成本，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的快速增长也就是中国企业成本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既扩大了中国与追赶者的成本差距，也缩小了中国与发达国家在传统产业方面的成本差距，所以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在传统产业方面的竞争力，国内外市场由此开始不断丧失。
在实际中，泡沫经济不仅通过与汇率的相互加强而对经济造成损害，而且通过对实体经济资金的不断挤占不断削弱整个经济的基础。在中国，泡沫经济的主要体现是房地产价格的不断高涨。由此形成的投机热潮不仅侵占了居民的大部分储蓄，而且通过对居民消费支出的挤占而降低了社会有效需求，由此形成的金融风险更是时刻威胁着整个经济的安全。自然，由地产价格不断高涨推动的不断增加的货币供给，也是助推价格水平上涨和国际资本流入而加速货币升值的重要原因。
可以预见的是，美元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之间的差距近两年还会继续扩大，如在2011年即将结束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比价又创汇改以来的新高，由此不仅扩大中国与追赶者的成本差距而重创中国的传统产业，而且由此产生的收入快速提高所导致的购买力向外转移，在减少企业收入的同时还使得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缺乏必要的培育时间和空间，这将使其无力应对国外优势力量的竞争。在这两方面不断加强的压力下面，中国经济落入发展陷阱将不可避免。
(三)企业总收支非均衡中的中国经济
上面的两种变化趋势，必然要反映到企业的成本收入中来，其结果也就是中国的企业先后经历了一个从低成本和高收益并存到高成本和低收益并存的转换。
从改革开放到2005年汇改前，中国企业经历了一个明显的低成本与高收入的有利阶段。这个时期，充裕的要素供给、不断贬值的货币、绝对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受控制而入为压低的利息率等，使得中国的企业经历了一个低成本时代；与此对应的收入，则因为(绝对收入水平低)较高的消费倾向、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日益增强的商品出口能力等而不断改善，因此企业经营状况普遍较好。较好的效益则不断促使企业扩张，由此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发展的黄金时期。
显然，随着经济的不断扩张，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受到资源供给的约束，这种约束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部方面，就是经济持续扩张导致土地和劳动供给日益短缺，价格不断提高，原来吸引国外投资的低地价目前已经转变为促使资本外迁的主要原因。如据波士顿报告调查指出，中国大陆不少商业用地的价格已经高过美国，大陆目前工业用地的平均价格是每平方英尺10.22美元，宁波、南京、上海、深圳四个城市每平方英尺工业用地的价格，已经分别达到11.15美元、14.49美元、17.29美元、21美元，而美国亚拉巴马州工业用地每平方英尺的价格却只有1.86美元；原来价格低廉的中低级劳动力，随着“刘易斯拐点”出现的供求关系变化也逐渐变得相对高昂，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更是提高了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整体税赋水平的提高也是导致企业成本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外部方面的资源约束，则是以中国和印度等次新兴国家的崛起等所推动的以旧长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技术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的快速发展，导致世界主要原材料供给日益严重的不足，价格水平不断提高，如石油、铁矿石、铜、橡胶等产品的价格不断上升等，同时中国依赖进口的高端设备和原材料的价格也在不断上升，所以，受经济扩张影响，中国企业的(绝对)成本在不断提高。很多人正是因此认为中国从此进入高成本时代。
实际上，从宏观总供求或整体企业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些因素还并不是导致中国企业成本提高的最主要原因，尤其是人们认为的“刘易斯拐点”所产生(以国内价格衡量)的劳动成本上升更是如此。因为从2005年以来，中国名义工资增长率平均只有14％左右，同期的实际经济增长率约为10％，扣除人口增长率后，名义工资增长率比劳动生产率还快不到4％，略高于同期的物价上涨率，因而在总收入中的上升比率并不明显，所以国内角度的劳动成本上升并不很快。与发达国家相比，即使考虑汇率变化，上升速度也是相对有限的，如2005年中国内地劳动力成本只有美国的22％，到2010年上升到31％，6年间相对成本上升9％，两者间的绝对差距仍然高达数倍，所以绝对工资水平上升并不是中国进入“高成本”时代的重要标志。相对于劳动价格来说，土地价格上升和税赋提高所起的作用更大。在泡沫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土地价格和地租的上升是有目共睹的；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收入和各种名目繁多的行政收费等预算外收入始终以超过经济总量数倍的速度增长，它们占经济总量比例的提高速度要远远高于近几年工资和地租的上升。不过，与近几年的通货膨胀和日益加强的汇率升值相比，这些因素又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由于国际比较是以名义收入换算为名义美元进行的，因此较高的通货膨胀率使得中国的名义增长率要远快于实际经济增长；汇率的持续升值，则使得中国以美元计量的人均收入水平近几年以高于实际经济增长一倍的速度增长，结果导致中国国际比较的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更可怕的是这种趋势在短期内是无法扭转的。
前面讲到，如果总供求是均衡的，那么成本的绝对高低就是无所谓的，因为它不改变企业收支的关系，但在开放体系中，绝对成本的高低变化会对企业收入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所以成本绝对水平的高低对企业来说是生死攸关的。
企业成本对收入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这么几方面起作用的：一是降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减少产品销售收入。如随着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不断下降，许多市场已经被越南等国家所蚕食。为应对国际竞争，成本的上升又无法有效地转移到产品价格上，在这种市场份额减少与产品价格明显抑制的情况下，企业收入必然会不断下降。二是随着收入水平的快速上升，国内产业无法进行相应转换，致使大量追求生活品质改善的有效需求被转移到发达国家的产品上，使企业购买国内要素的成本支出无法通过产品销售的方式回流。当收入的提高不是因为技术进步和实际经济增长，而是因为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方式实现时，其向外转移情况就更加明显，它使得一些人像暴发户那样对待突然多起来的收入，如十几年前国人不敢想象的出国旅游与购物目前已形成潮流，国人在国外的消费行为更是被人们喻为“钱多人傻”，其结果就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并不高，甚至不及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但近年来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国、国外旅游人均消费支出最多、出国留学规模最大的国家，中国游客和学生成为各国争宠的对象。实际上，即使不考虑通货膨胀和货币升值，追赶型国家的经济在达到一定水平后，也会因为商品质量和层次差异而存在的收入弹性与价格弹性的不一致，出现对其不利的成本与收入变化。即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必然会出现因商品收入与价格弹性不一致的高成本与低收入结果，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只不过加强了这种结果而已，它压缩了追赶型国家的调整空间。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过程，是追赶型国家必然要经历的一次阵痛，是一些国家因此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结果与所谓的社会经济结构无关。
不断加强的两极分化趋势，也是导致中国企业收入不断减少的重要原因。因为个人的消费率是与收入成反比的，两极分化的加强无疑会不断地降低中国的消费率，中国近十几年来消费率的不断下降就证明了这点，它使得中国相当规模的人有消费意愿但却缺乏所需的支付能力，高收入阶层有消费能力但消费倾向却很低，同时他们消费支出中的一个很大比例是国外生产或进口的商品，由此造成中国企业支出中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不能通过居民消费方式回流，只能通过不断提高的投资率来弥补，而以扩大生产能力为主的投资为基础的经济增长则是不能持续的——缺乏消费需求的动力支持。更主要的是，两极分化趋势加强所产生的社会隐患，会使高收入阶层将越来越大的收入比例转移到国外，如据报道，中国拥有千万资产的人中，一半以上拥有海外资产或有向外转移资产甚至移民的意向，由腐败引起的资产外移规模也是十分惊人的，这些本应向企业(购买商品)返还的收入最终都因此而不能实现。
许多人认为大量中小企业的困难是近些年货币紧缩政策的后果，实际上，信贷紧缩固然加剧了企业的困难，但造成企业生存艰难的最主要原因，是成本提高和收入减少，而这两者在今后若干年内都是无法改变的。松动银根、降息、减少对中小企业的各种收费等措施，都改变不了这种趋势(只能延缓它们的死亡时间)，相当部分企业必然会在此过程中被淘汰，只有那些经历艰难蜕变完成结构转型的企业会生存下来。在此过程中，中国经济将经历一个非常痛苦的转型期。这个过程，也就是人们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目前面临的企业高成本与低收入这种状态，是那些曾走在中国前面的几乎所有追赶型国家曾面对的普遍现象。如1997年危机爆发前的东南亚各国，就与中国当前的状况极其相似。它们也是在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因通货膨胀和汇率升值而出现人均美元收入的快速增长，这种增长所导致的高成本或高收入，使其在面对中国等这些更低收入的国家时，产业逐渐失去竞争力，内外市场不断被蚕食；在面对发达国家时，追求与发达国家一致的生活方式而使大量有效需求被转移，致使企业收入不断减少而生存艰难，国家则出现严重的国际收支逆差而债务缠身，最终导致危机发生。所以，这个过程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即使如日本这样在20世纪80年代完成现代化的国家也不例外。
(四)进入发展陷阱的途径
在以上机制的作用下，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落入发展陷阱，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过程，即使在各方面条件远比中国优越的日本也避免不了这种结果。
不过，作为追赶型的后发国家，虽然在追赶过程中都避免不了落入发展陷阱的结局，但途径和结果却因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而有差异，如日本并没有发生社会动荡和剧烈的经济衰退，只是进入一个持续萎靡不振过程；东南亚一些国家，则出现因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剧烈经济衰退，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因此发生剧烈的社会动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几乎在一夜之间倒退十几年。
从日本与东南亚各国进入发展陷阱的途径及其结果来看，中国不太可能发生像东南亚各国那样剧烈的衰退和社会动荡，而可能像日本那样进入一个持续低迷的过程。这是因为，中国的储蓄率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有巨额的外汇储备，国际资本流动也受到严格的管制，同时中国的银行体系是以国家信用为后盾的，近些年不断加强的监管已化解了相当部分风险，并且政府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所以不太可能发生像东南亚危机那样由外债和银行信用瓦解引发的暴风骤雨般的危机和所有秩序被破坏而使整个经济陷入持续低迷的过程。不过，中国也将因此丧失汇率大幅度贬值和人均收入快速下降所带来的竞争力快速恢复的机会，因此会像日本那样进入一个持续的低迷过程。
虽然在储蓄率、外汇储备、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等方面，中国与当年落入发展陷阱前的日本情况相似，在某些方面如储蓄率和政府干预经济能力等甚至还强于日本，但与日本相比，中国的不足却更突出。首先，日本当年经济快速发展的国际环境要优于中国，如其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整体经济实力就达到非常高的水平，而且战后作为紧压美国和西欧的追赶者，身后却没有逼迫得很紧的追赶者，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以“四小龙”和墨西哥等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崛起，才感受到后来者的追赶，因此在一个相当长时间内处在一种非常优越的相对地位。这种优越的地位，不仅帮助它在此过程中完成了现代化，而且积累了相当的实力。与之相比，中国处在相对发展优势的位置只有十几年，并且还只是旧长波的位置，而同期，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不久就进入新长波了，因此在此过程中，尽管中国超越了许多新兴国家，但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整体技术水平缩小的差距却很有限，同时身后有众多的逼得很紧的追赶者；更主要的是，由于起步的基础弱，处在相对有利地位的时间又不长，因此在接近发展陷阱入口时仍然没有完成现代化任务。其次，日本在进入发展陷阱前形成了在国际上具有绝对和相对竞争力优势的产业，如机械和汽车制造、医药、海洋工程、游戏动漫等，这使得其有较大的能力应对发展陷阱，与之相比，改革开放以来，尽管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但却都是传统产业，而且还是其中的中低档次产业和房地产业在数量上的拓展，真正具有核心竞争力，能够保证中国在未来世界经济舞台占有一席之地的产业却并没有形成，这必将使中国无法像日本那样能够较从容地应对发展陷阱。再次，与中国将西方当代主流经济学奉为神明不同，日本的经济政策和社会理念是以德国历史学派，尤其是以李斯特的理论为基础的，该理论强调“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重要不知多少倍”，因此在日本社会，对本国生产力的培育和保护观念深入到每个国民的心中，不仅企业注重生产力的培育，将产品做到尽善尽美，而且国民以买国货和用国货为荣，因此为企业培育了一个良好的国内市场；与之相比，以西方主流经济学为指导，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忽略社会共同认知价值培育的中国，却是一个以追求财富而不是财富生产力为主的国家，如中国的汽车产量已居世界第一，但却都是在国外企业主导下生产的，至今没有形成自己有竞争力的核心技术和民族品牌，而中国国民在产品的使用上更是典型的崇洋媚外，以致收入水平稍有宽裕，一个越来越大的比例就被用在国外产品上，使得中国企业由此失去了最基本的保障。最后，日本不仅是一个完成现代化，而且是一个收入分配，尤其是消费分配相对公平的和谐社会，加之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因此使他们在面对困难时能够同心协力；与之相比，中国则是一个距现代化尚远，二元化特征和两极分化趋势明显，社会关系尚不和谐的社会，同时缺乏共同的价值认同，当危局来临时，我们是否能够同心协力应对，是值得认真考虑的。所以，尽管中国在落入发展陷阱后很可能出现像当年日本那种虽不会发生剧烈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陷入持续萎靡不振状态，但中国的这个过程有可能不会那样平缓。
注释：
①对“发展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及其研究现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研究”课题组在《“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提出与当前讨论的主要观点》(载“国研网”，2011-11-10)一文中做了较详细的介绍，本文不再赘述。此外，国内方面，除了该文涉及的作者和文献外，马晓河(2010)、郭克莎(2005)、沈建光(2010)、马岩(2009)、胡鞍钢(2010)、钱颖一(2009)、樊纲、张晓晶(2008)、陈昌兵(2008)、王义中(2009)、周天勇(2006)等分别从需求与产业结构演变、收入分配、结构转换、货币供给与汇率变动等角度分析了发展陷阱的原因。
②为避免歧义，这里将“发展陷阱”定义为：一个国家在一个较长时期取得快速增长，人均收入达到中等(3000—5000美元)甚至更高(1万美元以上)后，在一个较长时期陷入停滞(低增长且不稳定，或者是经济持续衰退和人均收入下降)而难以向上有效突破的这种状态。传统上，一般都认为发展陷阱仅仅发生在不发达或中等收入国家，而邵宇在《高收入陷阱中的日本：另一个“失去的十年”［载《资本市场》，2010(11)］一文中，认为日本同样落入发展陷阱。
③关于长波的作用机制，请参见杨文进：《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体系与理论的重建》(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④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创造的角度看，可以将整个经济系统划分为生产与投资两个部分。虽然与生产一样，投资在整个建设过程中也创造GDP，这部分产值通过对要素的支付形成人们的收入并转换为社会有效需求，但投资活动在同期却不提供上市产品，其创造的价值要在投资完成并转交给生产部门后通过逐年(的产品出售)以折旧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与此相反，生产部门则每期向市场上提供的商品价格要远远大于它同期创造的价值，该差额就是投资形成的资本存量的折旧及其利息。这种特点，决定了投资占国民经济比例提高时，价格水平上升；投资比例降低时，价格水平下降。
⑤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萎靡不振状态而被认为是“失去的十年”，人们之间已没有多大争议。但进入新千年后，日本经济虽然没有恢复原来的高增长，但却经历了一个连续8年的持续增长，因此是否像邵兵认为的那样是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并仍处在发展陷阱中，则是颇有争议的。有人认为日本经济应被视为榜样而非教训。
⑥由于年度数据波动较大，因此韩国、印度尼西亚、中国台湾地区各曲线是以3年(平均)平滑数据计算得到的，日本则采用5年平滑数据。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世界经济统计年鉴、各国政府网站。本文的统计资料和图表由本人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沈亦君收集整理。
⑦日元升值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前就已开始，如1971年由原来的360日元升值到306日元兑1美元，从1978年则开始了持续的升值过程，1979年的平均汇率达到209日元兑1美元。
⑧2007年中国股市泡沫的原因，郎成平认为是当时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大量中小企业歇业而将资金投入股市的结果。这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当年股市泡沫的主要原因。今天企业的经营环境比当年更差，歇业的企业更多，但股市却“没有最熊，只有更熊”。实际上，当年股市泡沫主要是投资者与政府和公司控股股东对当时政府极力推动的(已上市公司)“企业整体上市”政策博弈的结果。由于拟注入上市公司的新增资产是以净资产折算为届时的市场股价进行的，因此对投资者来说，股票价格越高就越有利，而对资产注入者来说则越不利。由于中国股市中博弈的规则是由政府和企业控股股东制定的，因此当股价高到一定程度时，政府和控股股东不是食言就是敷衍应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东方集团为兑现资产注入承诺，临时到市场购入一矿山注入，股市的暴跌也就是因此而开始。如果当时承诺的资产注入给定法定的内容和期限，当时的指数涨到1万点也是不难的。
⑨要特别注意的是，虽然这里的企业整体总收入的内容与宏观经济学中总需求的内容是相似的，但企业整体的总成本内容与总供给的内容却是完全不同的。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总供给内容不仅在分析中被偷换了概念，如将“所有厂商在某一价格水平上有能力并意愿向市场提供的商品总量”，即QP转换成了(C＋S＋T＋M)，而这两者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QP是个商品概念，有结构并且是要在市场上出售的；(C＋S＋T＋M)却是个单纯的价值概念，是人们出售商品取得收入后如何分配收入用途的问题，或者说是如何花钱的问题，总供给由此变成了总需求，更重要的是，这个概念没有社会学意义，没有反映市场经济的本质。
⑩在朱格拉周期中，成本与收益的非均衡变化是极其明显的，如在萧条与复苏阶段会出现高收入(消费倾向提高、政府支出与出口增加等)与低成本(低要素价格、低税收与低进口等)，由此出现的高利润推动经济不断扩张；而在繁荣阶段则是高成本(高要素价格、高税收与高进口)与低收入(消费倾向下降、低政府支出与低出口)，由此产生的低效益导致经济衰退。正是不同阶段成本与收入之间的非均衡运动，才产生了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这方面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拙著《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理论与体系的重建》。
(11)从宏观收支角度看，由于消费倾向总是小于1，因此企业整体是不可能从劳动者身上获得利润或剩余的，或者说企业在与工人的交往中总是处在收不抵支的亏损状态。由此产生了市场经济中的一个悖论，资本只有与劳动结合才能产生利润，但资本又永远不可能从劳动者那里获得利润。
(12)从企业角度的宏观货币流量(市场经济是货币为核算基础的)看，由于要素收入的消费倾向总是小于1，因此利润只能来自由储蓄和新增货币供给产生的投资。假设总供给为R＋D＋π(R代表企业支付的要素收入，D代表折旧，π代表利润)，总收入为C＋I(C代表消费，I代表投资)，由此得到π＝(C－R)＋(I－D)。由于消费倾向小于1，因此R≥C，所以利润来自净投资与消费与要素收入的差额。作一极端假设，消费倾向等于1，那么利润就等于净投资。这种情况类似于卡莱斯基所说的“工人花费他们所得到的，资本家得到他们所花费的”。
(13)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手表生产的技术和工艺方面就赶上了瑞士，但因为缺乏文化和品牌影响力，所以仍然无法与瑞士手表抗争，至今这种状况仍然没有改变。
(14)由于市场经济是货币经济，因此决定了其危机一定是以金融危机为契机引发的。
(15)这意味着，改革开放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一个长波的差距。由于后进国家的长波运行时间更短，因此从绝对时间上看，两者间的发展差距约为35年。经过近30年的追赶，目前的差距约为15—20年，由于差距越小，缩短的难度就越大，因此这个差距的缩短将变得越来越困难。
(16)据报道，中国的富翁有60％以上已经移民或持有国外绿卡，同时，相当部分的中产阶级不仅送子女到发达国家留学，更希望他们移民国外。中国因此转移的资产，远远大于同期吸引的国外投资。
(17)针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问题，调结构已经成为共识，但重点却放在如何调(途径、措施等)方面，而对实现的社会条件却相对忽视了，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可以明确地指出，在一个两极分化严重、二元化趋势明显的社会，是不可能完成结构调整任务而实现现代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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