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空间：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传媒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众传媒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肩负着意识形态使命，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它既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政治需求往往对大众传媒的角色定位起着决定性作用。随着政治文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我们的宣传模式尤其是大众传媒的传统定位也必将发生重大变革：大众传媒除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之外，将更加注重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作为公共空间是新时期大众传媒的必然选择。
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是我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发展需要
人类是通过沟通而形成社会的，而沟通又凭借传播。人类社会早期的传播是自发的、不经意的，因而是无序的、无组织的。近代以来，由于社会活动节奏的加快，传播逐渐成为社会须臾不能离开的一种活动，于是，以传播、沟通为宗旨的大众传媒便应运而生，并在国家管理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政权政治不能替代的作用。大众传媒从其诞生起便负有两种职能：一是作为政权的“喉舌”（多依附于政府组织，以政治权威的意志为导向来整合社会，这仅仅是政府、政权政治的延伸），二是充当社会的公共空间（对上负责但不迎合，相对独立但不回避主流，贴近下层但不从俗）。但是，众所周知，西方媒体从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政府的“喉舌”，有的甚至是媒体左右政治，以它独立的意志构建社会，与政党争夺受众，争夺社会主流意见的主宰权，以至形成“媒体政治”的情况。而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强调大众传媒的“喉舌”功能，很少提及其公共空间作用。
公共空间是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的产生而出现的，是现代化的产物。公共空间又称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威之间的非官方场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与作为政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通过各方信息表达与利益协调，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这种沟通是信息的双向传递、接收、交流和分享），以促成相互间的了解、共识、好感与合作。这时，政府与公民之间不再是简单的灌输与接受、宣传与听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基于民主的互动，而媒体的作用则是在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并重的前提下，通过民主对话、民主协商实现组织与个人的“双赢”。所以，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事实上的单向传播（灌输）模式，使双向对称传播（互动）成为可能，从而真正成为联系公民与政府、政权政治与政权外政治的桥梁与纽带。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以自主选择，主动参与，从而激发个体作为主体的内在追求，提高公民的自我管理水平，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意识，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促进社会的稳定和政治的发展①。就我国的情况来说，长期以来，传媒常常仅被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几乎单一地在扮演“代言人”的角色，更多的是“惟上”，其公共精神品格往往被悬置，舆论失去它应有的作用。其社会沟通功能被弱化，难以给受众以“自己媒体”的感觉，传播效果大打折扣，其作为公共空间而被赋予的引导、凝聚民众的功能与潜力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与充分的挖掘。当然我国传媒这种职能单一性的形成是有历史原因的。一方面是我党执政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囿于“革命党”的思维模式，未能随着形势的需要适时地实现传播方式的转换。中国共产党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十分重视社会宣传，也正是借助对革命的性质、前途、形势、任务、策略以及统一战线、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等问题的广泛宣传，团结和动员了一切革命力量，孤立和打击了一切反动势力，才迎来新中国的诞生。可以说，报刊、广播这些大众传媒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立下了汗马功劳。于是，革命越成功，其“合理性”就越高，思维惯性就越大。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社会结构和体制是在吸收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并部分地照搬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社会结构来看，改革开放以前，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是惟一的主导力量和操作力量，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政治与文化之间的不同结构与功能被同一化，甚至一元化了：公与私、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几乎完全合为一体（或者说，公遮蔽了私，国家遮蔽了社会，政府遮蔽了民间）。在这种高度政治整合的社会中，大众传媒理所当然地成了党和政府的“喉舌”。另一方面是我们曾认为，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它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础上的。要克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要统一起来，按照社会需求制定计划，然后按计划去执行，需要多少生产多少，不会有过剩，也就不会产生危机。这样一套设想必然要求运行机制是高度集权的。而这套高度集权的模式与领导革命战争的那二套模式非常相像，也非常相适应。在某项政策制定下来之后，马上通过各种组织体系进行全社会动员，利用我们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组织优势，集中力量解决问题，这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思路②。相应地，大众传媒作为“喉舌”，只强调对群众中不合组织意图的意见和看法加以引导和控制，这种泛政治化的做法，显然是执政理念以及经验习惯上仍然沿用革命党那一套的投影。
实行市场经济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只有人民群众都行动起来了，整个社会才能真正得到发展。显然，传统的管理方法必须随之改变。与此同时，人们获得了利益，利益必然带来权利意识，权利意识必将导致政治诉求。于是，民主的要求也就高涨起来。要适应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真正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正如江泽民在纪念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的：“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一个在受到外部封锁的状态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与这一论断相伴随，中国共产党正以与时俱进的态度、卓越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加速进行自身的变革。这一变革不仅仅是意识上、观念上的，它将涉及党的执政方式、组织方式、党与国家的关系等非常广泛的层面。毫无疑问，这必将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深刻影响21世纪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与革命党不同，执政党的任务和目的不再是通过社会动员夺取政权，而是维护新建体制，让社会在这一体制下正常运转。与革命党相比，执政党所代表的社会基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如果继续用革命党的思维模式来思考和处理问题，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要使社会发展起来，作为执政党，必须想方设法整合各方面的力量，必须强调民主协商和各阶级、各阶层的合作，通过社会合作扩大党的阶级基础与合作基础。
应当承认，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喉舌”，大众传媒在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作为“喉舌”的传播一般是即时的、鼓动性的，它往往是单向灌输，让人被动地接受。而传播对象不是完全被动的，不是随意接受摆布的。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自主意识日益增强，大众传媒仅作为“喉舌”显然已不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作为“执政党”，我们的宣传模式、思想工作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勇于变革。而加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建设，使其发挥公民社会的某些作用则是一种很好的思路。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就会将国家发展与社会公众发展联系起来，在协调、平衡和统一各种不同关系、不同利益的过程中，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政府与公民在了解、沟通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实现政府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这将有利于我党在开放的社会中寻找更广泛的支持，从而促进公民对政府的自愿合作和对政治的自觉认同。
可以说，我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为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提供了基础与前提。同时，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也是我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的发展需要。
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有利于当前的政治体制改革
当前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民主、高效、廉洁的政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没有广泛的民主参与是不行的。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其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政府由全能型转为有限型，公民社会日益壮大，需要大众传媒以“中间机构”的身份协调二者的关系，寻求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大幅度放权，国家与社会由高度一体化到逐渐分化，国家权力不再是社会惟一的支配力量，社会不再被包括在国家的概念之内，它逐渐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并日益成为控制社会资源的有力的、潜在的力量。众多利益群体和社会组织与政府机关并存，社会权力与国家权力互补，形成了社会控制的多元化特征。其间，政府对公民的管理逐渐放松，公民自由活动的空间前所未有地增大，公共空间开始活跃。随着政府行政职能的转化（它不再像过去那样充当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组织者和指挥者，而主要以社会公共权力持有者的身份，通过法规和政策来调整和干预社会生活），政府作为直接的组织者退出私人生活领域乃至某些公共生活领域后，接替政府承担起对社会和个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以维持社会秩序责任的，则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兴起，奠定了基层民主特别是社会自治的组织基础，有利于公民摆脱对政府的依附，使个体自由而独立地发展，从而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增加社会的稳定程度。当然，相对独立的公民社会的出现如缺乏正确引导，对国家的政治发展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但其推动国家民主政治进程的作用则是毋庸置疑的。
这样一来，随着新的社会力量在社会中地位和作用的加强及维护自身利益的要求日益迫切，随着社会生活新领域的开拓及其相应的社会管理与协调的需要，在现行的政府行政组织之外就需要一个“中间机构”传播相关信息，协调各方关系。同时，由于中国公民社会尚处于发育的初始阶段，内部的自治和理性化程度还很差，也需要外部的力量帮助它走上一条逐步理性化的道路。此外，随着公民社会内部理性化过程的完成，它必然会向政府提出独立发展的要求，社会与政府的矛盾和冲突有可能加剧。在这种情况下，为寻求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平衡和建设性互动，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既可为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自由的空气和秩序的土壤，又可监督公民社会的发展方向，并不断提供和创设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促进既能保护公民个人正当权益、防止国家权力无限度扩张，又能使社会高效协调运转的国家-社会结构体系的建立。
2.政府从权威行政转向服务行政，需要大众传媒发挥其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传通功能，通过双向对称传播，使民意得以充分而有效的表达，提高政府服务的针对性。政府要很好地发挥服务功能，就必须注意倾听群众意见，让群众能够有比较充分的机会和以有效的方式公开地表达意见。随着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和新兴群体的政治诉求逐渐增长，公众的民主意识不断提高，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性日益增强，因而政府也必须加强与公众的双向沟通，扩大自身工作的传播，提高政治透明度，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从而促进公众对政府的了解与信任，争取公众的支持与合作。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则可以充当政府与公众双向沟通的桥梁，变政府与公众之间那种事实上的垂直、单向传播关系为水平、双向对称传播关系，让群众意见得以表达，同时促进公共事务的公众化、公开化、规范化，使国家更加负责任地行动并对公民的需要更快地做出反应，从而真正促进了解，达成共识，此外也可为政府工作的不断改进提供相应的服务。
3.现代公共型政府以权利制约权力，更注重监督的作用，使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固有的舆论监督功能更有用武之地。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必须受到一定的制约，否则就会产生腐败。政府要使廉政建设取得成效，除依靠法律手段和行政监察手段之外，还应发挥公众舆论监督的作用。社会公众往往通过大众传媒行使其监督权，而大众传媒一个重要品格就是在组织目标与公众的根本利益一致的情况下与组织协同工作，在组织目标与公众的根本利益不一致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的手段来影响和校正组织目标。大众传媒的有效监督一方面可使权力机关的神经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从而促使其更加敬业勤勉，依法行政；另一方面也可促使权力机关及时反思和调整社会政治秩序，使部分政府官员改进工作作风，在改革和上进中求得新的稳定。大众传媒与公民社会一起，通过多种形式和渠道有效地监督、约束公共权力的运作，可促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公共利益、公众利益和公共生活秩序。实践证明，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和正在孕育、生长着的公民社会，是现代公共型政府是否有效运转的“检察官”，是制约国家超常控制的重要屏障。
4.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的决策过程离不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后，将一改“拍脑袋决策”为注重通过听政、议政、民意调查、专家咨询、民众参与等行政参与新方式广泛吸纳民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多个决策方案，供决策者抉择，以减少决策失误，提高决策质量和决策水平。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的参与作用非常重要：一是在决策形成之前，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以将不同文化背景、人生抱负、思想性格和能力素质的人聚集在一起，通过公开、公正的讨论，使人们的个性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从而为政治生活提供丰富多彩、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就像许多专业社团那样承担起政府智囊的角色，为政府决策提供资讯和参考，推动政府形成新的决策。二是在决策制定过程中，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可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在这里，个人、社会组织和团体就政府的决策问题进行分析论证，交换意见，并提出各自的政见，供决策者决策时参考。大众传媒通过展开讨论，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的意见，集思广益，可以启发和促使决策者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使决策更加合乎人民的意愿和利益。此外，大众传媒还可对决策产生的过程予以监督。三是在决策的执行过程中，大众传媒可通过对决策的解读，深化公众的理解，提高其参与政策讨论的意愿和能力，同时通过公众群体的反映使错误的决策得以取消，使不完善的决策得以完善。总之，大众传媒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因素和推动政府改革的强大动力源。
三、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有利于先进文化的形成、发展和传播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所以，代表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应是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其基本特征在于，人的主体性力量得以张扬，人的能动性和首创精神得以展现，人的内在创造潜能得到越来越大的释放。先进的文化应该是使越来越多的人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文化。同时，代表文化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应该是立足于改革开放、不断创新的文化。先进文化应该在多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和竞争中，确定自己的坐标，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善于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基础上，汲取世界各种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综合创新，不断在内容和形式上推进文化的发展，增强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感召力③。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不仅有利于建设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文化，而且有利于其在世界传媒业的竞争中发展，巩固我们的文化阵地。
1.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有利于人的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先进文化的根本价值取向，体现在我们当前的工作中，就是要既着眼于人们现实的物质生活需要，又着眼于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力求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努力倡导和形成一种自治、宽容的社会氛围。不仅使人们的政治参与需求得以满足，而且要使每一个平凡个体的挫折性遭遇都能得到及时有效的个别性关怀和帮助，从而使每一个人都能过上相对幸福的生活。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正是适应人的发展需要而进行的一场变革，它十分注重自由、平等、民主的人类普遍精神的张扬，它既可以使人们在价值观、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上找到同一的感觉，培养人们的共同意识、共同责任，扩大民主生活的基础和范围，又能使人们按照自己的习惯方式，保持自己的活动空间，保持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保持每个个体的个性，从最基本的层次上倡导一种具有人文精神的、优化合理的社会生活，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④。
其一，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有利于满足人们的交往需求、尊重需求与认同需求。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为大众提供一个氛围宽松的水平式的社会网络平台，通过这个平台不仅可满足人们相互交流、理解与尊重的需要，而且经由大众传媒的传通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社会的整合和群体的认同——作为公共空间的大众传媒既是构建认同的桥梁和纽带，又是认同得以表达的渠道和载体——从而激发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同时，它还可以通过关注人的社会角色的自我担当和个人心态平衡的诉求，将意识形态内涵融入日常生活，并以一种强大的影响力渗透到个体信仰方面，使人们在这一公共生活、集体生活中寻找皈依，从而在组织与个人之间提供一个支撑点，以满足社会成员心理上需要的稳定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其二，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着眼于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更有利于满足公众政治参与的需求。大众传媒是社会公众介入、参与、干预政治的重要途径。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各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使社会公众得以及时了解自己周围及社会上的各种变化，从而能够思考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尤其在当前公民社会发展尚未成熟、政治参与机制尚未健全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便于增强公众对自身事实上能够参与政策讨论的感知程度，以提升其参政议政的意愿和能力。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通过不断的实际演练不仅可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社会讨论的能力，同时也为社会讨论决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社会网络平台。
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够实质性地满足社会公众政治参与需求的关键在于它可赋予国家权力机构与社会公众以同等的地位和权利，使在交往主体之间所展开的交流是出于本能、发自内心的活动，通过平等、公开、自由的讨论和对话形成公众舆论，让公众舆论发出自己真实的声音，从而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进行切实的批评、监督与调节。
其三，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更为关注人的生存与处境，更有利于公众缓释精神压力，增强社会联系。它通过正常的运作（作为公共空间意义上），可源源不断地释放出普遍性的关怀人、救助人的行为，使每一个平凡个体的生活挫折和生活困境都能因此而得到消解和克服，以弥补政府之力所不及。比如，借助其辐射力强的特点，通过对处于不利或弱势状态的个体和社会群体的关注与关爱，可缓释这部分人的紧张情绪与不良心理，并为其指明前进的方向；通过客观、冷静、辩证地分析体制转换时期、现代化进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帮助人们正确对待社会问题，消除牢骚和抵触情绪；通过工作生活技能传播、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服务等，可增强人们的自主、自立和参与社会竞争的能力，提高其对生活环境的适应性，指导人们主动化解内心的矛盾和冲突，有效排解受挫失望情绪等。此外，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可借助自身所搭建的社会网络平台，以人们的彼此需要为关系纽带，以沟通各方为主要手段，在沟通中发现和创造出群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旨趣，并通过不断满足人们各自的心理需求，有效突破原有的社会疏离感和彼此的陌生感，缩短人们的心理距离，增进相互了解，催生彼此情感，缓解和消除公众之间因摩擦、矛盾和隔阂引起的离散与不稳定，形成一个非正规的社会支持系统，减少社会心理问题的产生，从而使媒体成为合作、关心、精神生活和智慧创造的“蓄水池”，成为体恤民众、赢得民心的“文化场”。
2.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有利于其在世界传媒业的竞争中发展，巩固我们的文化阵地。在一个开放的国家里，人们对信息、娱乐、精神生活的开放需求日益强烈。传媒对受众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超出受众自己的估量，国家对外来传媒将带来的影响则不能不保持审慎。但是，简单的封闭不仅会导致受众的需求饥渴，同时也会导致受众判断力的不发育——更易受影响，也更无定见。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文化领域的开放程度也会越来越高。
由于大众传媒作为公共空间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求，因而比其作为“喉舌”更易于抓住受众、赢得受众。所以，我们的传媒能否扮演好公共空间角色，将直接关系到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与外来媒体的竞争中，我国的传媒要立于不败之地，必须紧紧抓住公共空间这一关键，使社会公众从其释放出的源源不断的人文关怀中受益，从而成为自己忠实的朋友。
此外，从意识形态角度讲，国外传媒的进入必将对我国的公共空间建设产生冲击。在外来传媒的冲击下，我们的传媒能否立得稳脚跟，将直接影响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鉴于大众传媒既是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又是活跃公共空间的主要手段，既影响公共空间的结构又统领整个公共空间，而公共空间又绝对不会处于“真空”状态，先进的文化不去占领，落后的文化就会乘虚而入，所以，重视并利用大众传媒这一特殊的公共空间，确保用先进的文化引领我们的公共空间，是立足于现实又有利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泛传播的一种积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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