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期的战争与区域整合三题*
★ 王坤鹏
摘要： 上古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整合发生在传说中的大禹时期，即三代文明的开端，其结果是“禹迹”天下观的形成。商周时期对异族邦伯的征服与诰诫形成了区域整合的第二阶段。商周以来不少土著邦伯逐渐被归置到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之中，与中心族邦相结合组成一种天下国家。处于边缘区的“淮夷”等族群，在西周后期日益受到中心王朝的关注，最后被整合进统一的王朝国家之内。区域与族群的整合，虽然最终要依靠长时期的人群交流以及文化的浸润，但其中的关键节点及基本格局则往往由若干战争底定，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关键词： 早期中国 战争 国家形态
Three Discussions about War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ncient Times before Xia Dynasty
上古时期的中国各区域历经数万年的发展，到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农业兴起进而形成定居的农业村落社会。人群与土地紧密结合，由居无定所渐至安土重迁，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与族群。经仰韶至龙山时代末期约3000年的发展终至出现三代国家，其间区域族群的整合与重组是历史发展的常态。在此过程中，战争与冲突时有发生。傅斯年曾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东夷西夏“因对峙而生争斗，因争斗而起混合”①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傅斯年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81页。 ，徐旭生则分上古部族为华夏、东夷与苗蛮三集团，他们“始而相争，继而相亲，以后相争相亲，参互错综，而归结于完全同化”②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39页。 。在上古时期区域整合的进程中，战争无疑是物资、技术、制度及文化交流的重要契机。本文拟就上古时期战争与区域整合诸问题作一探讨，祈请专家指正。
一、“禹迹”的形成
当下考古学研究一般将二里头文化的出现视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志，在此之前的龙山时代存在多个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每个政治实体占据相对较小的领地，二里头文化则是一个大范围内单一中心的政治系统。③ 参见刘莉、陈星灿：《中国考古学：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早期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75页。 考古学上的发现与研究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古史传说中所提到的“禹迹”。“禹迹”为传说中夏禹平定水土所踏察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成为后来“天下”或“九州”等政治地理概念得以形成的基础。“禹迹”之说广见于《诗经》《尚书》等早期文献以及西周中期以来的铜器铭文中。《诗经·大雅·文王有声》云：“丰水东注，维禹之绩”④ 《毛诗正义》卷16-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134页。 ，又《诗经·商颂·殷武》云：“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⑤ 《毛诗正义》卷20-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4页。 ，清儒马瑞辰认为上引两篇中的“绩”都应读为“迹”⑥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67页。 。另外，西周中期的豳公盨铭文记载：“天命禹敷土墮山浚川，迺畴方设征，降民监德，迺自作配，卿民成父母，生我王”① 裘锡圭：《豳公盨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 ，将禹治水土作为天降民众设王治理的前提。春秋时期青铜器铭文亦提到“禹迹”，诸如秦公簋铭文云：“丕显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迹。”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315号。以下简称《集成》某号。 这些文献中的所谓“禹迹”，或出自史官系统的雅颂之作，或出自西周史官箴谏的记载，或出自西周诸侯邦君之口，或出自继周而兴的秦国公室，俱是讲到时王接受治理天下的天命，其所应治理的范围乃是“禹迹”。因此，“禹迹”实际上成了上古国家治理所能达到之广大地域的一个代称。
有关“禹迹”的记载显示，上古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整合出现在传说中的大禹时期，这种整合奠定了三代国家地理空间的基础。李零因此之故讲到：“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夏人自居，认为自己住在‘禹迹'的范围之内。这是中国最早的地域认同。”③ 李零：《禹迹考——〈禹贡讲授提纲〉》，《中国文化》2014年第1期。 上古时期这一广大地域的认同是如何形成的呢？不少文献记载是出于治理水土，也即是出于应对自然灾害所形成的地域认同。实际上除此之外，战争也是一个因素，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文献记载不多，也不为古人所关注罢了。《墨子·非攻下》记载了一则“禹征有苗”的古史传说：
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④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146～148页。
引文记述禹征三苗，其中多混有神话怪异之言，这是早期文献记述历史的特征，恰能反映文献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早期战争中多有天命、神巫、卜筮之事，这在殷墟甲骨卜辞之中已有充分的体现，更遑论时代更早的新石器时代。引文讲到禹征三苗是出于天命，又谓“天之瑞令”，与前述天命禹布土浚川是一样的情况，其内涵只是显示大禹所在的部族为“天命”所归。这种天命观的出现实际上正是区域整合的要义，由原来各行其是的地方族群升级为以“天命”为共同认识的天下一体。
“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句亦颇值得探讨。孙诒让认为此人面鸟身之神即东方之神句芒，“若”为“奉”之讹字，“瑾”为“珪”之讹字，珪位在东方，故东方之神句芒奉珪。⑤ 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47页。 其说颇有见地。徐旭生认为四方之神像蓐收、句芒、祝融、玄冥等，其第一个字大约全是地名，诸如蓐收之“蓐”大允是“沈、姒、蓐、黄”之“蓐”，句芒之“句”即“须句”⑥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第62页。 。须句属于东夷地，也在今山东半岛。禹征有苗时，东方之神“奉圭以侍”，实际上显示了东方诸夷族此时已服属于夏禹之族，也就是说东方区域已经整合进所谓“禹迹”之内。
古代出师征伐前要进行占卜，《尚书·大诰》记载周武王去世后，东方发生了叛乱，周公在东征前亦进行占卜，“用宁王遗我大宝龟……朕卜并吉”③ 《尚书正义》卷1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20页。 ，只有占卜得吉的情况下才会出兵征伐。以上前两辞均记载了商王征沚伯之前进行占卜之事。其中
是沚方的首领，又称沚
（《合集》3957）、伯
（《合集》5945）等。商王征沚方，召集了三千人的军队，反映了沚方这样的邦伯势力还是很大的。卜辞中见到的商王征伐方国，一次征召三千或更多人的，包括土方、方等方国，都是与商人为敌的异族大邦。后两条卜辞中，艺与甫是商王朝的将领，“戎沚”指攻打沚方，“执沚”是在攻打沚方的战争中俘获沚人。卜辞占卜两位将领在与沚方的战争中能否占据上风，有所俘获。除了沚方之外，卜辞所记商与邦伯之间的征伐还有不少④ 参见王坤鹏《商代异族邦伯考》，《中国史研究》2018年第3期。 ，由此可以估计战争在邦伯臣服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龙山时代末期“禹迹”天下的形成绝非幸致。在此之前的黄河及长江流域，由于农业发展，一些自然条件较好的地区人口增殖，复杂社会形成，区域文化勃兴，区域间的竞争与冲突加剧。正是在龙山至二里头时期，除了豫西晋南文化区之外，其他区域中心自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开始次第衰落，最终形成了中原中心新格局的出现。① 参见张驰：《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② 《春秋左传正义》卷5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697页。 ，传说中禹会天下诸侯，实即是区域整合的结果。
尽管如此，臣服邦伯构成了商代“外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尚书·酒诰》记载了周人所概括的商代政制：“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君）”① 《尚书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9页。 ，“邦伯”与侯、甸、男、卫并列，共同构成商代的外服。由此可见商代的“邦伯”，经过长年的征服与同化，虽然其职位或地位不及侯、甸、男、卫等职，但已足以成为一类政治团体，其数量亦不在少数，构成了商王朝政治地理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作为地方土著族群的众多邦伯融入以中心王朝为核心的政治体系，这反映了在“禹迹”天下观这种理想的政治地理观念形成的基础上，中国上古时期的区域整合程度又进了一步。
这种区域整合绝非和平的过程。前举石家河文化，由于其人群活跃的地域及时间与文献所记“三苗”族群略同，学者多认为应即三苗族群的遗存。③ 参见苏秉琦主编：《中国远古时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98页。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石家河文化衰落，此前沿用数百年的大型城址全部废弃，聚落数量急剧减少，并且遗址中出现中原龙山文化的因素，很可能即由“禹征三苗”之类的征伐战争所致。
二、“邦伯”的整合
“禹迹”天下观从本质上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地理空间，它阐述了一种辐辏结构的王权理想而非是对社会现实的历史性描述。④ 参见李旻：《重返夏墟：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考古学报》2017年第3期。 从政治地理结构来看，商周时期的天下是一种中心邦与万邦共存的基本格局，除了商、周本族的邦国外，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邦伯族群。⑤ 参见王震中：《论商代复合制国家结构》，《中国史研究》2012年第3期；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3～18页。 中心族邦对众多土著邦伯的整合构成了上古时期区域整合的第二阶段，邦伯的归服不是和平的过程，其间亦有战争的因素。这方面的情况可以殷墟时期商王朝与地方邦伯的关系为例加以说明。
三组数据通过oneway-ANOVA分析得P=0.506＞0.05，属于同一子集。可知三种检测方法所得结果无显著差异。
癸卯卜，贞，艺其戎沚。（《合集》6992）
据商代后期的相关卜辞记载，不少异族邦伯受到商王朝的征伐及敕诰等，最终纳入了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内。甲骨文有
，王襄隶定作“沚”，沚为商代的方国，有的辞例中或称之为“沚伯”⑪ 松丸道雄编：《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B.0945片。 ，可见其正属于上文所讲到的商代的异族邦伯群体。朱凤瀚认为沚方处于今天的太行山西麓浊漳水与清漳水流域一带，处于晚商王都西北方向的边域要地。① 参见朱凤瀚：《武丁时期商王国北部与西北部之边患与政治地理——再读有关边患的武丁大版牛胛骨卜辞》，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甲骨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80页。 商王武丁时期的卜辞多记有商王朝征伐沚方的记载，例如：
辛酉［卜］……其正（征）沚。六月。（《合集》6993② 参见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北京：中华书局，1978—1983年。简称《合集》某号。 ）
丙子卜，永贞，王登人三千呼……
。（《合集》6990正甲）
记录两组深静脉血栓的发生情况,评估患者的知识掌握程度,并进行比较分析。分析两组深静脉血栓的形成原因,并进行对比分析。深静脉血栓的判断以彩色多普勒检查阳性为盘点深静脉血栓的判断标准。
乙酉卜，甫允执沚。（《合集》5857）
谈到生活审美与养生时，黄婉秋说：“一个人除生理年龄外，还有心理年龄和艺术年龄。传统观念认为，老年人必须老成稳重，否则会被视为老不正经。然而，现在许多老年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老来俏’就是很多老年人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些老人并不在意生理上的日渐衰老，也不计较别人怎么评判他们，因为‘老来俏’不仅使自己获得了好心情，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一种积极、有效应对生理衰老的好办法。
“磨为山川”，王念孙认为磨当为“磿”，与“历”通。⑦ 参见王念孙：《读书杂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76页。 “卿制大极”，孙诒让认为“大”为“四”之讹误，四极指四方极远之国。⑧ 参见孙诒让：《墨子间诂》，第148页。 正是在征服三苗之后，禹才做到分别山川土地，制定上下规则，“禹迹”所至一直到达四方极远之地。由此可见，“禹迹”天下作为古人政治活动的地理载体，在其形成过程中，战争是一种重要的手段。当然，文献所述禹之事迹当为一种集体记忆，很可能是历经多时多人所接叙而成，而且上古关于统治地域的概念并不像今天这么清晰，所谓“禹迹”只能视为早期区域整合的范围，而非为某圣王或族群实际统治所及。
在邦伯进入商王朝政治体制的过程中，通行的是武力征服加毖告、诫敕的方式。例如上举的沚方，商王朝在武力征伐之外，常派人诫敕镇抚。《合集》174云：“令或柲（毖）沚，其遘”，又《合集》3976云：“丙戌卜，贞，呼
告（诰）。”“毖”与“诰”意思相近，均是诫敕诰教之意。《尚书·酒诰》云：“厥诰毖庶邦庶士”⑤ 《尚书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437页。 ，“诰”“毖”连用，其意相近。卜辞说到商王派出大臣“或”前去诫敕沚伯，另外又征召沚伯
前来听取商王的诰教。《尚书·多方》记载周公或成王在东征之后，对所征服的四方邦伯加以诰教，其云：“告尔四国多方”“诰告尔多方”，与殷商卜辞所说的是一回事情。另外，西周中期的
伯簋铭记载周王朝与远方的
伯之间的交往，其中说到“王命益公征眉敖”（《集成》4331），在眉敖前来觐见时，周王同样是进行了一番诰教劝勉，可见“征伐——诫敕”模式是商周时期归拢邦伯的一种主要方式。
对比正弦波供电,当逆变器供电时,开关频率附近噪声增加较大,噪声的最大幅值点均出现在0阶和8阶固有频率附近,逆变器供电电流在0阶和8阶固有频率处的振动和噪声都大于正弦电流。
上古时期异族邦伯的臣服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属于殷墟末期的黄类卜辞中有商王率领“多伯”征伐“方伯”的记载，反映了邦伯复杂情况：“丁卯王卜，贞，
巫九
⑥ 学者或读为“今占筮九卦”，参见晁福林：《殷代易卦筮法初探》，《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4期。 ，余其比多田于多伯征盂方伯炎”（《合集》36511），商王占卜率领“多田”与“多伯”征伐盂方伯之事能否得吉。卜辞中的“多伯”是多个邦伯的集体称谓，他们屡经商王朝征伐，已经臣服，故接受商王的驱使。而“盂方伯炎”这类“方伯”占有一定的地理幅员，从根本上讲亦是异族邦伯的一种。不同于普通邦伯的是，方伯多是商王朝日常统治所不及的异族群体，尚未纳入商王朝的政制之内。相较普通邦伯来说，方伯更加叛服不定，与商王朝的离心力更大。⑦ 参见王坤鹏：《说商代甲骨刻辞中的“方伯”》，《殷都学刊》2018年第2期。 卜辞所见方伯与商王朝的关系比较复杂，而且直到殷商末年，商王朝并未彻底压服方伯势力，东方的夷方伯以及西方的周方伯等势力已对商王朝构成了致命的威胁。
里面有点儿暗，叶晓晓在一排水晶帘子后找到陈小北，他坐在角落里喝着咖啡，正用笔记本上网听音乐，看到叶晓晓来了，他摘下耳机，示意叶晓晓坐在对面，并招手叫来了侍应生。
商代后期的卜辞中已出现了多位伯称。由于受所见材料的限制以及释读的不同，学者对卜辞所出现的“伯”的统计有所差异，例如董作宾曾列出12个，胡厚宣列了19个，陈梦家列出了26个，岛邦男列出了40个⑥ 以上统计详见岛邦男所列表，岛邦男著：《殷墟卜辞研究》，濮茅左、顾伟良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42～843页。 ，王宇信、杨升南则列出了45个⑦ 参见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464页。 ，总体上是越后者所见材料越多，其所列“伯”的总数亦是越多。关于商代“伯”的性质，在卜辞研究的早期，曾有学者将之与传世礼书中所见的“五等爵制”相联系，但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其昌即指出其并非后世诸子书或礼书中所载的爵称，“其义专指一群之长而已”⑧ 吴其昌：《殷虚书契解诂》，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3页。 ，后来林沄亦曾强调卜辞中的“伯”均是通用的尊号而非等级性的封爵。⑨ 参见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5页。 越来越多的材料显示，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卜辞中的“伯”很难置于五等爵制的框架之内。商代后期卜辞中所出现的伯最初指的多是敌对方国的首领。⑩ 参见刘源：《“五等爵”制与殷周贵族政治体系》，《历史研究》2014年第1期。
三、“淮夷”的附属
上古时期在夏、商、西周广域国家持续发展的同时，在中原地区的边缘区，王权的威灵鞭长莫及，逐渐形成了主要以“夷”“戎”等为称的边缘族群以及相应的邦国。从本质上说，这些边缘地区的族群邦国与上文所提到的邦伯是一样的，均是占有一定土地与人口的政治共同体。但它们由于所处地域比较偏僻，而且多数政治及文明发育程度较低，是最晚整合融入到以中原文化与族群为核心的王朝体系之内的。例如西周时期僻处东南淮水流域及汉淮间平原的淮夷族群，不少文献记载了西周王朝与淮夷之间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往来，其间亦常有冲突与战争发生。经过两周数百年的整合与交流，上述淮夷所处之地在战国、秦以来已然成为华夏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原来的淮夷族群亦散处江淮，或逶迤而南，成了华夏族群的一部分。
西周早期，淮夷主要位于苏北湖荡一带，西周分封鲁国的目的之一就是出于防御淮夷的侵扰。学者认为，西周早期淮河流域较发达的地区主要在下游，山东、江苏交界的苏北徐州一带是政治中心，而这里正是淮夷的势力范围。② 参见于薇：《淮汉政治区域的形成与淮河作为南北政治分界线的起源》，《古代文明》2010年第1期。 此一时期，淮夷与周人进行了激烈的对抗。《尚书·费誓》记载鲁国与淮夷的战争：“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善敹乃甲胄，敿乃干，无敢不弔。备乃弓矢，锻乃戈矛，砺乃锋刃，无敢不善。”③ 《尚书正义》卷2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1～542页。 “费誓”为鲁侯伯禽在费地发起的战前动员令，动员鲁人准备好甲胄干盾、弓矢戈矛等武器，目的正是为了抵御淮夷。书序认为：“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④ 《尚书正义》卷2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541页。 可见当时淮夷对鲁地的侵扰程度。
西周中期，继昭王时期对南方荆楚持续用兵之后，穆王时期又对东南的淮夷族群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班簋铭文（《集成》4341）记载了这场战事：
建筑工程施工管理部门虽然有制定相关施工管理条例，然而，从当前施工现状来看，条例规定停留在纸面上，实际作用为零。对于建筑施工企业而言，部分条例是为了应对各级检查才制定，缺乏实际作用[2]。虽然我国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管理仍然非常混乱，严重阻碍了进一步的发展。大部分的施工企业都运用了管理模式，但没能结合自身情况，因此企业管理模式无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并且该管理模式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企业没有加大管理方面的投入，同时安全管理问题严重，不容忽视。大部分企业为了能够降低成本，往往一个员工有多项职责，使得执行力度和管理制度成为了一种形式，导致管理质量差。
李学勤认为此东国乱戎当在江淮之间，穆王时期金文不少反映了经营徐淮地区的史实。⑤ 参见李学勤：《班簋续考》，《古文字研究》第1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83～186页。 杨宽亦认为周所攻伐的戎族当为淮夷或徐戎的一支。⑥ 参见杨宽：《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93页。 毛公率领周王朝与地方邦伯以及家族武装的联军，与淮夷进行了三年的战争。由此亦可反映淮夷族群实力较强，西周王朝的征伐战争并不轻松。不过，在西周中期淮夷最终被平定。西周晚期的兮甲盘铭载：“淮夷旧我帛贿臣”（《集成》10174），又有师簋铭：“粤淮夷旧我帛贿臣”（《集成》4314），均说到淮夷在西周晚期以前曾臣服于周，并向周王朝进贡帛及其他财物。
Fig.2 shows a schematic of the fiow duct test rig in the Fluid and Acoustic Engineering Laboratory(FAEL)at BUAA.Theflow is provided by a continuous wind tunnel consisting of a centrifugal fan,plenum with metal screens,and silencing ducts.
唯八月初吉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城公服，屏王位，作四方极，秉繁、蜀、巢命，赐铃勒，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徒驭、
人伐东国
戎，咸。王令吴伯曰：以乃师左比毛父。王令吕伯曰：以乃师右比毛父。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诞城卫父身。三年静东国，亡不成尤。天畏（威）否畀纯陟。公告厥事于上：唯民亡
哉，彝昧天命，故亡。允哉，显惟敬德，亡攸违。
(1)|G|=pnqm,p/=q均为素数,且适当选择符号便有G的Sylow p-子群PG,而Sylow q-子群循环,故QG,并有Φ(Q)≤Z(G);
西周晚期，淮夷进入了淮南湖荡区，其势力向淮河中上游发展，一直到达大别山东麓。传世文献及铜器铭文均记载在这一时期淮夷与西周王朝之间战争频仍，冲突不断。周厉王时期对淮夷有过一次大规模的征伐，多篇铜器铭文都记载了这次征伐活动：
王肇遹省文武勤疆土，南国服① “服”字考释从朱凤瀚先生的意见，参见朱凤瀚：《由
伯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古文字研究》第27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3页。 子敢陷处我土，王敦伐其至，扑伐厥都。服子廼遣间来逆昭王，南夷、东夷具见，廿又六邦。（
钟，《集成》260）
王征南淮夷，伐角、津，伐桐、遹，翏生从，执讯折首，俘戎器，俘金。（翏生盨，《集成》4459）
王南征，伐角、僪。唯还自征，在
，噩侯驭方纳壶于王。（噩侯驭方鼎，《集成》2810）
首先来确定张嘴的阈值(TH_O_MAR)。虽然嘴部的大小，形状具有不确定行，但是经过MAR计算得到比例之后就具有确定性，可以很好的反应张嘴和闭嘴的情况。对嘴部进行实时监测，计算嘴部的MAR计算结果，绘制检测图，如图：
惟王九月初吉庚午，王出自成周，南征，伐服子、桐、遹。伯父从王伐，亲执讯十夫，馘廿，得俘金五十钧。（伯
父簋② 参见朱凤瀚：《由伯父簋铭再论周厉王征淮夷》，《古文字研究》第27辑，第192页。 ）
以上诸器铭所记皆周厉王亲征淮夷之事，而且所征之地名或族名多有相似之处，故朱凤瀚认为其记述的是同一场战役。③ 参见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综合铭文内容来看，周厉王从成周出发，率领翏生、
伯父等贵族随从，前往角、桐等地征伐淮夷。这次征伐显然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胜利，南淮夷以及东方的夷族群体多达26邦纷纷前来觐见周厉王，表示臣服。而翏生、
伯父等随从作战的贵族也都有所俘获。
西周晚期之所以向东南进攻淮夷，一方面是为了转移内部的矛盾。西周晚期以来，西周世家贵族势力坐大，王权受到削弱，同时西周贵族之间的纠纷与冲突愈加尖锐。发动对异族群体的征伐可以起到缓解内部统治压力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出于开拓与整合新区域的目的。西周王朝历经成、康、昭、穆诸王世相对比较稳定的统治，贵族政治的相关制度与伦理牢固地确立起来，贵族家族生口日繁，分支日多，在分封制之下，均需从其上级贵族那里获得土地及其他生产生活的资料等，王朝有限的土地、财产等日益捉襟见肘。因此，开发整合新区域就势在必行。朱凤瀚认为淮夷所在的“南国”是周王朝的附属区，是王朝赖以生存的重要经济与人力资源之所在。④ 参见朱凤瀚：《论西周时期的“南国”》，《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
以上就三个时段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上古时期的区域整合问题以及整合过程中的战争因素。上古第一次大规模的区域整合发生在传说中的大禹时期，即三代文明的开端，其结果是“禹迹”天下观的形成。“禹迹”天下观只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地理架构，但这种政治地理观念有着自仰韶至龙山数千年的区域族群发展为基础，因此一旦形成就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商周时期对异族邦伯的征服与诰诫形成了区域整合的第二阶段。邦伯作为族邦共同体一般都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商周以来逐渐被归置到以王权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之中，与中心族邦相结合组成一种天下国家。王权作为最高权力在邦伯间传递，时有所谓天命转移、由伯而王情况的出现。⑤ 参见王坤鹏：《由伯而王：论周代政治秩序的建立》，《石家庄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 处于边缘区的“淮夷”等族群，在西周后期日益受到中心王朝的关注，最后被整合进统一的王朝国家之内。由以上三个阶段来看，区域与族群的整合，虽然最终要依靠长时期的人群交流以及文化的浸润，但其中的关键节点及基本格局则往往由若干战争底定，其重要性不可忽视。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2-002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伯与商周政制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6CZS026BS016。
［作者简介］ 王坤鹏，吉林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闫茁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