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化进程对中国阶层分化和阶层关系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层论文,中国论文,进程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但是 相对于工业化进程和第三产业的发展，21世纪的前20年的城市化进程仍然有巨大的空间 。中国的城市化“提速”在即。
城市化进程必然对社会成员构成产生直接和巨大的影响。这一进程对农村社会成员构 成的主要影响是农村人口的减少和某些比例关系的变化，对城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工人 阶级的扩大、构成的复杂化以及新阶层的产生。社会成员构成大范围和全方位的分化与 组合，各阶层间关系的调整与变动，都会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发生。虽然，中国的城市 化进程和阶层分化都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但在它们突然“加速”的情况下，还是 会产生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所以，对这两大社会进程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有着非常 重要的实践与学术意义，应当予以特别的重视。
一、城市化是培育合理社会阶层构成和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推动力量
城市化包括已有城市的扩大、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等不同途径。这种变化顺应了 工业化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规模的需求，因此成为工业化的基础性条件。同时，技术 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剩而需要转移到其他部门，转移到城市 。这是一个客观历史进程，是建设现代社会的方向。同时，城市直接享受着工业化的成 果，也必然会刺激一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年主动移向城市。总之，城市化、工业化和 社会成员构成的变化，相辅相成，互为因果。
在中国，不管是领导层，还是公众，对城市化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强调工业化而严格限制城市化(注：许学强等：《中国乡村：城市转型与协调发展 》，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也确有部分人希望通过农业的发展来解决多数人 的富裕问题，并把“无农不稳”的思想绝对化，似乎把大多数人都限制在土地上才能保 证社会安定。对一个客观的历史进程加以人为限制，其结果必然是扭曲这一进程，并由 此伴生大量的不规范现象。改革以后，工业化加速进行且效果显著，同时经济体制改革 和有关管理体制上的放松，使部分农村人口走上了自发的进城之路。城市化在这一时期 有所加快，但相对于它应有的速度，还是较为缓慢的，相应的制度规定也没有同步产生 。到2000年，中国从事第二、三产业的劳动者占总劳动人口的50%，而城市人口只占全 国总人口的36.22%，城市化滞后工业化十几个百分点(注：《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版，第101、107页。)。这就不仅抑制了阶层分化，而且阻碍 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要扩大消费和形成梯次消费结构，扩大民间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 设等，就必须全面调整认识，推动城市化与工业化、城市化与社会必要分化的同步进行 。
目前，政府对此显然已经有了新的认识，对城市化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了 更清晰的了解，最明显的转变就是2002年春节期间，政府第一次出台了一系列含有“善 待民工”特征的政策，如减免办证收费，帮助他们“讨工钱”等。这种政策转变，对城 市化整个进程而言只是前进了一小步，但其意义重大，表明了政府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 的态度有了原则性的改变。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必然带来政策上的调整。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城市化不仅推动了工业化进程，而且有利于培育合理的社会 阶层结构。合理的社会阶层结构主要体现为在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间层， 整个社会分配结构呈菱形分布。中等收入群体，主要包括白领和部分技术蓝领、公务员 、中小企业(含农场)所有者、企业经营者等。社会中间层的形成，有赖于高度的工业化 和城市化，即大部分社会成员在第二、三产业从事生产、管理和服务。
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由于生产方式、劳动方式、职业声望、收入水平、文化水平等 方面的差异而分化为不同的阶级阶层：首先城市化意味着农村人口比例的降低，从事效 益低、强度大的农业劳动人口的减少，农业劳动者不再是社会成员构成中的多数；少数 拥有大量生产资料者成为资产阶级，其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都较高；部分拥有专业技术 或管理能力者成为经理阶层，其经济收入大多也很可观；企业的一般管理人员、专业技 术人员、公务员、商业服务业人员以及部分技术蓝领生活也比较富裕，并对社会制度和 自己的社会地位产生认同感，从而成为社会成员构成中的多数和支柱力量；部分从事简 单劳动的蓝领、失业者、破产者和其他有特殊困难的人，则属于低收入者。事实表明， 这种社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合理性。相反，在一个城市化水平很 低的国家，社会成员构成和收入分配结构，往往是金字塔形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构成了 社会结构上巨大的底座，他们和从事简单劳动的蓝领阶层，也即低收入者群体一起形成 了社会的大多数。这显然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和结构。
在城市化和培育合理社会成员构成的关系问题上，经济发展程度无疑是决定性的因素 。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冲破政治和政策因素的限制，推动城市化的进程和社 会成员构成的积极调整。但是，城市化的进程和社会成员构成是否合理，对一个社会的 经济发展状况肯定有或者正面或者负面的反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方面已 经遇到的许多难题，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对这两方面的问题，我们都应当予以关注和 研究。
二、城市化将加快统一的中国工人阶级群体的整合过程
在20世纪最后20年，原有的2 + 1社会成员构成(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巨 大变化，工农两大基本阶级经过持续的分化与重组，已经阶层化了，个体劳动者、私营 企业主等新兴阶层不断涌现。城市化在这一进程中，是作为一种推动性力量存在的。这 种作用，在工人阶级的分化与整合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根据不同的需要，在表述工人群体时，有时使用“阶级”概念， 有时使用某某“阶层”。这是因为，至少在汉语中，阶级和阶层各有其特定的含义，正 确的解释是在工人阶级中，包括若干阶层，比如蓝领工人、白领工人、知识分子、官员 、退休职工等，不宜用某一个或几个阶层来取代有着特定含义的整体。这是其一。其二 ，工人阶级内部的分化使其成为多个阶层的集合体，使用阶层的概念补充而不是取代工 人阶级的概念，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工人的分化和整合问题，并由此清楚地表达其各自的 具体特征。
随着改革和社会分化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到世纪之交，工人阶级的整合进程也已经启 动。在今后10-20年间，工人阶级是边分化边整合，但已经逐步由分化为主转向了以整 合为主。在城市化进程中，将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形成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庞大的 工人阶级社会集团。可以预计，在2020年前，中国的工人，即各类企业的蓝领和白领( 不包括知识分子和官员)的总数将可以达到3亿人左右。当前，从阶层分化的角度看，工 人阶级中与企业相联系的部分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公有制企业(包括国有大中型企业、 集体企业、股份制企业等)职工、私营企业员工、外资企业员工和乡镇企业职工。当然 ，在这四个阶层内部，又都包括蓝领和白领两个部分。
注释：
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1年)第107页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成。有关统计口径与本文
所分析的问题不完全一致。媒体公布的有关数据，单项往往比本表的数据要大。这是由 于某些数据交叉统计所致。从工人的角度看，公有制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职工，包括操作 层和管理层两部分，都属于工人阶级的范围，但私企和外企从业人员中包括投资者，应 予减去。
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在这四个方面中：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人数呈逐年减少的趋势；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则处于明显地上升状态，特别是私营企业工人在5年里增加了 近两倍；乡镇企业工人的变化不是很明显，处于相对稳定状态。
工人阶级的分化最初也是从公有制企业职工开始的。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入和城市化进 程的加快，他们的分化还将继续，还会有人脱离这一阶层。2000年与1995年相比，公有 制企业职工减少了33.3%。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同时也表明公有制企业的机制和产品 结构有问题。需要注意的是，这一阶层人数的减少，还源于部分职工的下岗、失业，20 01年底这一数据为515万人(注：国家统计局《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
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私营企业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到2000年，其 雇工为2011万人；1995-2000年工人数的增长率分别为46.9%、21.7%、14.4%、26.2%、1 7.6%、18.4%(注：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第214～215页。此统计数据包括了城市和农村的私营企业，所以其工人数与 表1中不同。)。这一强势地位正改变着社会就业取向，不仅待业人员、农民工，许多技 术人员、大学生也已经开始选择私营企业作为其发展的开端。私营企业还吸纳了大量公 有制企业的下岗工人。现在，上海企业事业单位从业人员“接近三分之一”的私营企业 (注：2002年9月8日《新华网》。)。再经过10年到20年的发展，私企工人就很可能成为 工人阶级队伍中最庞大的部分之一。
外资企业的发展一直处于平稳状态。在外资企业中，劳动密集型产业需要的是中国相 对廉价的劳动力，而一些大的跨国企业对其员工素质的要求则比较高，雇佣的也都是学 历层次较高、有专业技术的工人，且需求量并不大。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加入WTO 带来的冲击，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肯定会加快，外资企业工人阶层也会壮大。
乡镇企业工人是中国城市化的特殊产物。中国创造性的以“离土不离乡”的形式在农 村发展非农产业，使大批剩余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他们的身份仍然是农民，实际上并 不从事或很少从事农业生产。在许多地方，如江浙等地区，乡镇企业工人占总劳动人口 的比例都在40%左右。从表1可知，近年来乡镇企业工人在数量上变化不大，这一趋势在 未来几年里也不可能有大的改变。虽然西部开发可能会促进那里乡镇企业的发展，从而 增加工人数量，但由于东部的乡镇企业趋于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其吸纳剩余劳动力的能 力会有所减弱。
改革初期，由于收入和管理模式的不同，导致不同企业类型的工人在收入水平、自我 意识、社会认同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工人阶级本来就是一个整体，不管其内部怎样分 化，产生多少群体，存在怎样的差异，只要其属性是工人，他们之间就有许多抹不掉的 同质性。正是这种共性，使工人阶级在经过多年分化之后，又逐步走向整合。作为市场 主体，各种类型企业除了所有制不同外，都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 业制度，承担相同的市场义务和社会责任。这就必然导致工人在技术能力、责任目标、 报酬、纪律以及权利等方面的趋同。作为个体，工人在拥有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 资源等方面都不占优势，要在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就要依靠自己所拥有的社会 力量，即在规模和数量上的优势，“团结”和整体的优势。所以工人阶级将在客观条件 和主观要求下逐步减少内部差异，最终整合为一个整体。
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工人阶级各主要阶层之间的“整合”，将逐步成为这场历史性 变革的“主旋律”，这也是城市化进程中工人阶级分化的主要特征。这种整合主要从以 下方面体现出来：
1.各阶层的边界呈模糊性和开放性，封闭状态已被打破。现代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 征就是其流动性。工人阶级中各阶层间的这种流动已经开始。国有企业职工在改革前是 一种身份象征，现在，他们随时可以从中分离出来，进入私营、外资或乡镇企业，同样 ，其他人也可以通过招聘等方式进入国有企业。私企和外企的工人流动性更大、方式更 灵活。不同阶层的工人之间的流动还基于在现代企业制度下，不同性质的企业对工人的 技能水平要求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消除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分隔，工人之间的差别逐步 消失。阶层界限的开放和流动性的增强是阶层整合的基础性条件，也是阶层整合的表现 之一。
2.各阶层的利益趋于一致。在阶层分化的初期，工人阶级中各阶层突出强调的是各自 的特殊利益，国有企业职工要保住计划时代的特殊权利，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工人只追 求高工资，乡镇企业工人则要“亦工亦农”。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形态趋于 成熟，虽然所在的企业性质不同，但作为工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都是合理的工资水平和 社会保障。这种要求的一致性会促使不同阶层的工人联合起来，形成一种合力，以最大 限度实现自己的要求。
3.各阶层的社会意识趋同。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的多数成员应该成为“社会中间层” 的组成部分。中国不同阶层的工人已经逐步意识到这一点：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工人文 化层次相对高些，所以意识更强一些；国有企业工人正逐步走出“政治光环”，转而谋
求更实际的社会地位；乡镇企业工人限于环境和自身素质方面的差距，意识还较弱，但 他们已经有了工人阶级意识。
4.不同阶层的社会权利趋于一致。以前国有企业职工享有特殊的权利，包括住房、医 疗、生活补贴等等，之后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以及乡镇企业工人则不可能享 有这些特权。现在，国有企业职工的特权逐步消失了，他们与非公有制企业工人一样， 都以契约为基础，享有法律规定的社会保障、政治参与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经济民主是 工人权利的重要体现，任何企业的工人都享有加入工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的权利。
工人阶级的整合在中国有其特殊的基础。工人阶级的整体性，是体现其领导地位的基 本条件。“分化”给20世纪末的中国工人阶级带来了活力；“整合”是改革开放深化的 产物，“整合”将增强21世纪初期中国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从社会经济发展的 角度看，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各种经济成分都将转向稳定发展阶段，工人阶层也同样 处于稳定发展中，各阶层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强，彼此融合、追求共同利益成为大家的 共识。工人阶级的整合最终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有利于促成合理的现代社会成员构成。
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有人对工人阶级，特别是其中的蓝领阶层这 一部分，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也不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第一，中国工人阶级知识化水平迅速提高。白领工人 增多及其文化水平提高自不必说，就是蓝领阶层，知识化水平不断提高也是很明显的。 最新统计数字表明，被认为是低素质的乡镇企业职工和农民工中初中以上文化的已经占 到63.4%。第二，中国庞大的人口数字决定了其白领阶层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可预见的 未来难以达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在第二、三产业工作的蓝领劳动者，在很长 时期内都将是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力量，其总数肯定会在今后20年内超过农业劳动者。在 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都会主要依靠国内不同地域之间产业依次升级的途径来进行劳动 力的比例调整。工人阶级的数量不会减少，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不会因为内部分化与重 组而削弱。在中国，任何轻视工人阶级地位和体力劳动者作用的看法都是幼稚的。中国 的政治发展，特别是民主和法制建设，都将由此具有了更加坚实的社会基础。
与工人阶级的扩大相适应，城市化进程也会给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和经理阶层带 来发展机遇。城市化对服务行业的需求也是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增加的因素之一。 城市工商业的发展给一批拥有技术、掌握现代管理经验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这些 新阶层是合理的现代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农民阶层的“多元分化”及与城市化进程的双向互动
城市化进程必然出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或乡村城镇化现象，而农村人口的主体是农 民，就是说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农民阶层的分化。同时，农民阶层的分化与重组也是 促进城市化的有效途径。
(一)城市化水平滞后抑制了农民阶层的分化
受多种因素的制约，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这大大限制了农民阶层 的分化。
首先，城市化的滞后缩小了农村人口流动的入口。工业化的发展提高了城市的吸纳能 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刺激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欲望。城市对农民工的“经济接纳 ”直接推动了农民阶层分化，但滞后的城市化水平限制了城市这一功能的发挥。一方面 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另一方面那些进到城市的农村人口，由于得不到认 同，而不得不返回农村或者成为城市边缘人。滞后的城市化成为农民阶层分化的瓶颈。
其次，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城市化战略估计难以达到预期效果。20世纪80年代以来推行 的“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大力发展小城镇”的战略，没有达到预 期的成效，农民进入小城镇的潮流并未出现。小城镇的规模较小，成长性不强，其平均 人口只有4520人(注：王远征：《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和障碍》，《战略与管理》200 1年第1期。)。同时小城镇的经济动力不足，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 、信息流，导致其吸引力不强和吸纳能力不足，即使是在放开户口限制的情况下也很难 成为人口流动的理想选择。
第三，城乡二元分治的惯性制约了农民的分化，并使农民已经出现的分化得不到制度 的认可。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城市化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很大 程度上与城乡二元结构分不开。以户籍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是农民分化、流动所付出 的最大制度成本。改革开放以来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在不断放宽，但是户口政策还没有从 根本上改变，农民难以在城市生根。
(二)加速城市化将进一步减少农村人口数量，促进农民阶层的“多元分化”
纵观世界现代化史，无论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欧，还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农民分 化的主要途径都是破产进城。中国的农民阶层分化没有走这条道路，而是基于中国的国 情和社会政策形成了多元分化的格局：既有升学、招工、参军、提干等途径，也有经商 、办企业等方式；既有离乡离土、到城市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农民工出现，也有离土不 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阶层的兴起等等。从结果上说，这种分化也是多元的：农民阶级由 铁板一块迅速分化为农业劳动者、乡镇企业工人、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劳动者、 农村知识分子与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这种多元分化在避免造成大的社会震荡的同时， 也导致了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不稳定性和长期性。
在城市化战略转变、城市化加速发展的条件下，农民的多元分化将继续，农业劳动者 的进一步减少是必然趋势：
1.分化的力度将加大。就广度而言，分化将影响到每一个农民，不仅青年农民，中老 年农民也会在分化中确立自己的阶层归属；就范围而言，分化是全国性的，不仅东南沿 海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也会受这种分化的影响；就深度而言，分化将更彻底。
2.农业劳动者将进一步减少。农业劳动者是农民阶层分化的母体，因此农民继续分化 过程中农业劳动者数量进一步减少是必然的，关键是减少的速度和比例。我们预计，在 今后的10-20年，中国农业劳动者占全体劳动者的比例由目前的50%每年减少1个百分点 是完全可能的。
3.农民的多元分化将更明显。在保持现有分化途径和分化结果的基础上，某些途径会 更集中，如农民工、乡镇企业工人和个体劳动者。同时，也会有新的分化途径的出现， 比如赴国外务工。
4.加入WTO是农民分化的新动力。加入WTO意味着中国农业将面临世界先进生产力的激 烈竞争。为增强中国农业的竞争力，必须形成规模效益，走产业化的道路。这也会要求 一部分人从单纯的农业劳动中分离出去。
(三)农民阶层分化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农民分化既是城市化的表现和结果，同时又是城市化的推动力量之一，是城市化的基 础条件。首先，农民分化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为资源配置 的主要手段，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资源必然流向效率高的产业和部门，同一部门中也 存在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中国农业相对第二、三产业效率要低，作为主要资源的劳动力 从农业中流出符合价值规律。劳动力向第二、三产业集中也会带来资金、技术流动方向 的转移。资源优化配置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从这个角度讲，农民分化与城市二、三 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有着直接联系，而这些实际就是城市化进程的外在表现。
其次，农民阶层分化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增添了活力。在城市发展中，农民工、私营企 业主和个体劳动者的贡献不容忽视，特别是农民工已经成为建筑、服装、纺织、餐饮等 行业的主要劳动者。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民阶层分化是城市发展不可缺少的力量之一。
第三，已经分化的农民是工人阶级和市民的后备军。农民工、大中型乡镇企业和私营 企业的从业人员、个体劳动者、部分年轻保姆等，实际上已经是工人和市民的后备军。 一旦户籍制度改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会完成从农民工到工人、从准市民到市民的转 化。
当然，在农民分化的过程中也会出现一些与城市化要求不一致的趋势，主要表现为： 农民收入的相对数下降(有的地方绝对数也在下降)，购买力下降，影响了城市经济从而 也影响了城市整体发展；许多农民工返回农村，影响了社会阶层结构的现代化；私营企 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增长缓慢，受税收、信贷政策的影响，农民从事经营和个体劳动的门 槛抬高了；乡镇企业发展势头减弱。这些现象，不管是二元分治的结果，还是政策调整 的结果，它们都与城市化进程不一致。加速城市化进程，就农村社会而言，必须寻求解 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四、城市化进程是调整城乡关系的重要机遇
城乡矛盾历来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处理城乡关系 总显得缺乏着力点。城市化进程正好为调整城乡关系提供了机遇：一方面，城市化是化 解人口结构性矛盾的基本途径；另一方面，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差别，从而为最终消 除城乡二元结构做准备。
农民工的身份是农民，但工作性质却是工人。这种矛盾其实源于户籍制度，即不管农 民工在城市工作了多长时间，做了多大贡献，由于他们的户口，决定了他们只能算农民 。据统计，目前全国约有农民工8800万人，估计未来5年每年新增的农民工将超过800万 (注：《农民工年新增800万》，新华社2002年3月27日电。)。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外 资企业和乡镇企业中都有农民工，其中建筑业和采矿业的操作性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工 承担，纺织服装业和服务业中农民工的比例也非常高。
多年来，我们在对待农民工的问题上，始终没有放开，从内心对农民进城存在一种恐 惧心理。城市管理者往往片面强调农民工给城市管理带来的种种不便，动辄驱赶农民工 。其实，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经济发展与社会结构的矛盾，并不 是农民工的存在带来的，农民工对城市的发展利大于弊。
城市要发展，农民进城就是必然的，但农民进城必然会冲击城市原有的社会关系，冲 击城市各阶层特别同是蓝领群体的现实利益，相应产生新的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是城市 化的必要代价，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这些矛盾的出现，并不全是坏事，它也 是一种机遇。
1.城市低收入阶层与农民工的矛盾。当前，产业结构的调整、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劳动 力供大于求等因素，导致城市部分年龄较大、文化和技术水平较低、从事简单劳动、社 会活动能力较弱者下岗、失业或收入下降。他们对农民进城“打工”有一定的抵触情绪 ，认为是农民工抢走了他们的工作机会，这是事实。为缓解这一矛盾，一些地方政府试 图采取行政手段阻止农民工进入若干行业，但是企业并不一定理会。面对这一现实，一 些农村人口，特别是青年农民，已经发出了“城市是全中国人的城市”的呼声。
2.城市高收入者阶层与农村低收入阶层之间的矛盾。现在，居民贫富差距逐渐拉大。 目前20%富裕家庭占有社会总金融资产的55.4%，而20%最低收入家庭仅拥有社会总金融 财富的1.5%，相差超过34倍(注：《中国贫富差距超过34倍》，《华东信息日报》2000 年8月10日。)。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高收入阶层难免有“暴发户”行为。农村低收 入阶层本来就存在压抑感和不平衡心理，加上高收入阶层的这种背景和行为，更容易激 起他们的敌视情绪。高收入阶层的企业主和高层管理人员大都生活在城市，而低收入阶 中的大部分是农业劳动者，所以这种对立情绪容易演变成一种新的城乡矛盾。
3.低收入阶层与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目前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现实，低收入阶层 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同时其中许多人也意识到这是社会转型时期必然出现的情况，但 是看到往日与自己差不多的人成了富翁，且部分人是通过非正常途径致富的，他们从感 情上又难以接受。一般情况下，低收入阶层总是将自己的贫困与现行政策联系起来。
城市化进程是最终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及其造成的社会矛盾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 。城市化意味着允许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城里人”，其前提是人口的自由流 动。于是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就成为了焦点，如果坚持拒绝给进城农民以城市户口，其 结果或是城市化不可能顺利展开，或是形成不平等的社会关系，最终影响社会健康发展 。因此，推进城市化，就意味着必须消除城乡壁垒，建立起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给农村 人口以平等待遇，使得人民之间只有职业的不同，不再有任何含义上的身份差别。
经过20多年的分化和重组，中国社会已经由简单的“2 + 1”阶级结构，转变成了多阶 层结构。但这种分化和组合并没有结束。中国人口多，地区发展不平衡，社会分化的进 度也就不同。与此相一致，城市化进程也将是长期的，所以，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 分化将是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当然，不是人为地将其划分为几个界限分明的阶段， 而是说在认识上做到每个时期的工作都有重点。当前的工作重点，首先要通过立法和政 府政策的调整，让已经发生的合理社会结构变化显性化，在此基础上使其良性发展，并 为形成新的社会分化创造条件。
1.户籍制度改革问题
在中国，讲社会结构调整也好，讲城市化也好，最后都会归结到户籍制度这一点上。 户籍制度确实到了非变不可的地步了。目前，一些省市对户籍管理制度已经做出了部分 调整(注：参见《户籍制度改革措施大盘点》，《今晚报》(天津)2001年10月1日。)， 这些调整可以看做是一种松动，但需要的是比较彻底的改变，特别是有利于农民工问题 解决的变化，最重要的就是取消城乡的户口对立，统一户籍管理，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 场。彻底改革户籍制度，对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意义重大。受户籍制度的限制，目前剩 余劳动力以农村地区间的转移为主，其规模要远远大于农民向城市的流动。据调查，农 村剩余劳动力长期转移(1年以上)中有89.0%是在农村内部转移的，转移到城市的只有7.5%(注：于金：《乡镇企业发展深层问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4页 。)。改革户籍制度，将会导致大大超过目前规模的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如果这一改革 成为现实，那么20年后，城市化水平将达到60%(注：《中国城市化水平20年后可达60% 》，《市场报》2001年6月7日。)。
2.土地制度改革问题
土地制度是农村各项制度规定的基础和关键。在社会保障体系没建立之前，土地承担 着农村人口社会保障的重任。这种作用对保障农村社会的稳定功不可没，也使我们避免 了南亚、拉美某些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窘况。但是，当前的土地承包制度，也有拖城市 化进程后腿的一面。农民只要有一块地就不用发愁，即使在城市混不下去了，也还可以 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土地的这种中最低生活保障作用，增添了农民的惰性 ，较难激发起他们改变现状的愿望。同时，农民不需要像城里人一样，什么都要从市场 上买，可以少花钱或不花钱(除日常生活必需品)，这对推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非常不 利。当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主要着眼于稳定土地使用权，让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自由流 转，包括抵押、买卖等，也可以探讨“两田制”。用户籍制度的改革相结合，逐步割断 农民与土地的“脐带”关系，农民就可以带着通过土地流转得到的资金进城，从事工商 业劳动。
3.扩大城市社会保障覆盖面问题
进城农民已经成为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基本力量，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至今尚未 被纳入到城市社会保障体系之中。建立面向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利于城市社会保 障体系的改革和完善。为解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一般而言，进城三年以上，务工、 经商等有较固定收入的工作(有务工单位的有关证明或城市有关管理部门的证明)，有较 固定的租居地(或其他形式的居住地)，原户口所在地承包地已转让，可以考虑将其作为 面向进城农民的社会保障的覆盖对象。可以对进城农民依据有无雇主等因素进行分类， 分别参加不同项目的社会保险。在住房上，也可以借鉴某些国家的成功经验，由政府出 资兴建租金相对便宜的一般住房，租给符合条件的进城农民，以提供基本的居住保障。
4.农民工等低收入阶层的人权保障问题
中国在城市化进程及阶层分化中，在对待农民工等群体的态度及行为上，存在着一些 问题。如部分非公有制企业对工人进行体罚，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工作和生活条件恶劣 ，工伤事故时常发生，经常遭到歧视性待遇等。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客观条件造成 的，政府也在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但事实上这与有关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要求是很不 一致的。当前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是制定统一的企业管理法律法规，规定工人的基本权利 ；同时完善工会制度，发挥工会在“维权”方面的积极作用；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 取消农民工子女入学方面的限制。
城市化及社会阶层结构调整是中国今后几十年改革的主要方向。此前改革的重点是经 济结构的调整，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现在，经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遇到的阻力越来越 明显，其中不少是来自社会结构方面。因此，社会领域的改革将成为下一个阶段改革的 主战场，围绕社会结构的优化必须采取主动型政策。城市化是优化社会结构的重要途径 之一，从这一意义上讲，加速城市化就成为必然的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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