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带给我们的理性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纪录片论文,繁荣论文,带给我们论文,文献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1年10月2日《光明日报》上公布了我国第八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献电视专题片入选作品，共22部，其中《新中国重大决策纪实》、《使命》、《春秋五十度》、《半个世纪的回响》、《红旗飘飘》、《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共和国摇篮》、《毛泽东与湖南》、《瞿秋白》、《中国特区》等是自1993年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以来的又一批影视文献纪录片的精典之作。这些高品位的文献纪录片作为20世纪的文献笔记和历史备忘录，向我们展示了恢宏的历史，真实、全面、生动、形象地再现了新中国的缔造者和建设者们走过的艰难历程和创造的辉煌业绩，弘扬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时代主旋律，受到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欢迎和厚爱。作为一名普通公民，面对电视屏幕上一部又一部感人、奋进的文献纪录片，不禁为我们的时代能够通过这种新颖的方式给我们传播高尚的“精神食粮”而欢呼；同时作为一名档案文献编纂公布研究的参与者，也有诸多的感悟和思考。
思考之一：文献纪录片具有档案文献编纂公布的品质。
不言而喻，文献纪录片由于大量运用档案文献，因此具有档案文献编纂公布的性质。但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档案界至今还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
自1993年12月，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央电视台、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联合摄制的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毛泽东》问世以来，在此后的六、七年时间里，我国影视文献纪录作品“好戏连台”，精品倍出，收视如潮。有资料显示，大型文献纪录片《毛泽东》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北京地区的收视率高达29.8%，全国的收视率也高达15.2%，此外香港卫星电视台、亚洲电视台和北美东方卫星电视台等对该片也予播出。这些影视作品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其凭借现代科技的记录优势和传播优势，对大量珍贵的历史原始资料进行直接、综合、有力地运用和组织。如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时任广播电影电视部副部长的杨伟光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评价道：“《邓小平》充分调动了电视艺术再现历史的优势，全片形象生动、富有说服力。这部片子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鲜为人知的历史镜头和文献资料，真实再现了邓小平同志革命生涯和伟人风范，从而使邓小平同志几乎与世纪同长的人生经历历历在目；摄制组蓄意发掘和收集整理邓小平同志的现场录像、录音，在全片有关中国革命的重要历史阶段的段落中，特别是在后六集涉及党的重大理论和重要实践问题时，恰到好处地运用了邓小平同志的现场录像、录音来点题和阐述。此外，这部片子的动画特点也从过去的‘单纯制作’进入了‘营造历史情境’的制作高度，使得许多年深月久的档案、图表和照片，获得了再现历史和印证历史的生命力。”（注：杨伟光：《荧屏展伟人风采 业绩扬五洲四海》，《人民日报》1997年1月15日。）文献纪录片对历史原料资料（包括档案界所称的纸质档案、照片档案、声像档案、口述档案等各种形式）的组织和运用，正如韩宝华教授所言，“是以社会已积累的文献为基本条件，对文献中的知识和信息进行再组织、再加工，从而形成新的文献的活动。”（注：韩宝华：《档案文献编纂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这也正是“文献纪录片”不同于一般“纪录片”的根本所在。鉴于此，我们不难得出判断：文献纪录片是利用现代传媒技术对人类活动的原始记录，即档案资料进行编纂公布，并辅以现场采访、实地拍摄、后期制作等多种手段而形成的高品位的“精神产品”，文献纪录片所具有的档案文献编纂公布的品质，在多种艺术手段中居于相当突出的首要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思考之二：客观看待我国当前的档案文献编纂（研）状况。
对于我国当前档案文献编纂（研）工作的状况，档案学界有不少同志甚为忧虑，认为现在编纂工作隐藏着“重重危机”，“档案编研的辉煌已成明日黄花，带着重重困惑和无奈，它正走向窘境，编研机构的撤并，编研规模的萎缩，使我们如同踏上穷途末路般倍感失落。”（注：李文以：《敢问路在何方——对档案编研的思考》，《档案管理》，2000年第2期。）这种危机论和忧虑论笔者认为是不必要的，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对编纂状况的考察，我们不能采用静止的观点，而是既要看到档案文献编纂规模的调整，又要看到档案文献编纂结构的调整；既要分析档案馆（室）编纂工作的状况，又要分析档案馆（室）以外社会力量对档案文献的编纂公布。
首先，档案文献编纂公布作为一项社会活动，它必然存在一个编纂规模问题。虽然从理论上说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把档案信息整理加工，编纂公布，为社会各项活动提供优质信息，但是一方面相对于我国巨大的档案资源宝库而言，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所有的档案在一年或数年内全部整理公布出来；另一方面编纂工作是一项服务性、条件性的工作，它依赖于其他各项工作的存在而存在，依赖于其他各项工作的发展而发展，它是一项长期的、可持续发展的事业。由此笔者认为“近年来档案馆（室）编纂工作的回落，是对前几年编纂规模扩张的适度调整，也是编纂规模与社会客观形势相适应的一种动态平衡。”（注：丁华东：《浅谈档案文献的编纂规模》，《北京档案》2001年第6期。）
其次，由于档案文献编纂公布存在着多种形式和途径，因此在各种途径和形式之间必然存在着一个编纂结构的问题。如一次、二次、三次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的比例，档案馆（室）与社会力量（包括各级党史部门、军事部门、历史研究部门、博物馆、纪念馆、其它学术机构等）编纂公布档案文献的比例，传统印刷型与现代声像型编纂公布档案文献的比例等等，近年来文献纪录片的繁荣反映了社会各方面对开发档案历史信息的重视，以及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反映了当前编纂公布档案文献在加工制作形式、传播公布途径等方面发生的突破性进展。1999年9月由国家档案局、中共中央档案馆制作的文献纪录片《共和国脚步》陆续在全国120多家有线电视台播出，《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从开国大典到香港回归，从挥师三江到抗美援朝，从卫星上天到大江截流，从联产承包到国企改革……400多起重大事件，半个世纪的风云，际会于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制作的大型电视文献专题片《共和国脚步》之中。……《共和国脚步》充分显示了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学、文化等的辉煌成就。”（注：《文献专题片展示恢宏历史》，《人民日报》1999年9月15日。）这是档案界利用文献纪录片形式编纂公布档案的成功的范例。
从总体上客观把握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状况，不仅能使我们认清形势，鼓舞信心，同时也为我们探索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规律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从而促进其健康、持续发展。
思考之三：努力探求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趋势，采取适应时代需要的编纂公布形式和途径。
当然，档案界在对当前编纂工作持乐观态度的同时，也应当认识到我们在编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有些同志指出：馆藏内容结构不合理，致使编研项目选题范围受到限制；编研成果的服务对象单一，范围狭小，降低了编研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等等。这些也都是客观事实。
档案文献编纂公布作为开发传播档案信息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它是由编纂者、档案信息、编纂过程、档案文献（编纂成果）、用户五大基本要素构成的。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编纂者是档案信息的传播者，用户是档案信息的受众，各种文字和声像作品是传播媒介。对于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教授沙莲香有精彩的描述：传播者与受众是首尾两大重心，传播者是一个复杂的组织，“他们从事整体性的工作，支配着大众媒介的使用，希望以最佳方式，发出最理想的讯息达到最佳效果。”“但受众却是传播的中心，他们能够决定一个传播内容、一个传播媒介、甚至传播者本身的发展前途。”（注：沙莲香主编《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象世界之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138页。）在档案文献编纂学研究领域，我们一向强调编者（传播者）的素质和能力，对用户（信息的受众）的研究是不足的，我们只注重了用户需要什么，而忽视了用户的行为习惯以及愿意或主要依靠什么方式、途径来获得信息。
20世纪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了世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从而进一步影响到人们与媒体的接触方式与接触程度。在没有广播、电视、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只能与书籍、报刊等媒体为伍。而现在，有调查表明，人们越来越多地用广播、影视、互联网等获得精神享受和知识信息。而这些媒体也具有超越书籍的传播优势，受到更多地青睐，而成为当今较有影响的大众传播媒介。
有鉴于此，档案文献编纂公布活动应当保持与大众传媒的“共进”，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在继承以往编纂经验和形式的基础上，积极从编纂形式、传播途径、用户心理等方面探寻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发展方向和规律，对档案信息进行全新的思想整合，依据大众传媒，输出思想内容，“将无限丰富的档案内容以绚丽多采（彩）的形式不断展现于人类面前，为世人所共享。”（注：曹喜琛主编《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