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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分类号：F127.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8 —1097（2000）02—0005—14
1999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开提出要不失时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会议强调指出：“实施这个战略是党中央总揽全局、面向新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这对我们西北地区来说，是一个百年不遇、千载难逢的机遇，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机遇，加快西北经济的发展，实现西北经济的腾飞。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北，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并非是一个简单的从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经济状态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趋同的过程；它蕴含着西北地区在原有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经济发展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的选择，也意味西北经济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经济基本结构的重新塑造和全方位的转换。
本文在分析西北经济的优势、现状和问题的基础上，着重论述西北大开发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及其发展战略与对策。
一、西北经济现在的优势、问题与机遇
（一）西北经济的优势
西北地广人稀，民族众多，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很大。
西北五省区拥有土地面积3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32 %以上。其中耕地面积1.8亿亩，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18%； 而人口只有7500多万，仅占全国总人口的7%。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为114人，人均耕地为1.3亩，而西北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仅为24.38人，人均耕地为2.4亩。
西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除汉民族外，有回、藏、维吾尔、蒙古、哈萨克、东乡、撒拉、乌孜别克等民族聚居于此。所有这些民族，都为西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也是西北地区今后进一步发展的基本力量和最重要的人力资源。
除此以外，西北地区得天独厚，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全地区拥有天然草场17亿亩，其中可利用草场约15亿亩，占全国可利用草场的近一半。全国有五大牧区，新疆、青海、甘肃就占了其中的三个。此外，全区还有宜农荒地1.7亿亩。区内大部分地区太阳能辐射量为140～190 大卡／平方米，全年日照时数达2600—5000小时，为全国各大区之冠。本区拥有的水力资源总量仅次于西南地区，为全国第二位；还有高山冰雪储水量约3233亿立方米，地下水数百亿立方米。
西北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多、储量大，为全国之冠。在全国已发现的150多种矿产中，其中80%以上的矿种均已在本地区发现。其中镍、 铍、铂、锇、钯、铼、铑、硒、锂、钾盐、镁盐、云母、石棉、石膏、重晶石、硅石等矿藏储量居全国首位。煤的远景储量近2万亿吨， 占全国远景总储量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中仅陕西神府地区煤的保有储量即达1618亿吨。油气资源的远景储量更是可观，仅新疆塔里木地区的油气远景储量，就足以与中东海湾地区大油气田相媲美。（注：以上数字参见《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概论》第13 —14 页， 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
总之，西北地区可以称得上具备“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潜在优势，这是今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雄厚基础。
同时，西北地区已具备经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
首先是已建立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众所周知，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础和核心。经过本世纪以来西北地区人民的辛勤努力和艰难创业，特别是改革开放近20年来的迅速发展，西北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2660亿元（其中陕西921亿，甘肃680亿，青海142亿，宁夏178亿，新疆741亿）， 其中重工业产值1823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8.5%。在重工业中，主要是采掘工业、原料工业、机械加工工业。（注：以上数字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这就为西北地区经济的现代化奠定了比较扎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其次是西北地区各省区均有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如陕西省形成了能源、原材料、机械、电子、纺织、飞机、航天等主导工业部门。其中机械电子工业发展最快，已成为陕西省门类比较齐全、技术比较先进的第一大产业；纺织工业也建成了以棉纺织工业为主的毛、麻、丝绸、化纤、针织、印染、纺织机械、纺织器材和纺织科研等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陕西第二大产业。甘肃省在进一步发展有色金属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水电能源工业等主导产业的基础上，重点抓了机械工业和轻纺工业的发展。青海省在发展以机械工业、军工、冶金为重点的“三线”建设基础上，近20年来又抓了水电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和非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宁夏则选择了煤、气、油等能源工业、高耗能工业以及以本地最有优势的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为支柱产业，近20年来又大力发展了机械工业、化学工业和冶金工业等。新疆工业近十几年来发展很快，即将成为我国新的天然气与石油化工基地和最大的氮肥基地，形成一定规模的纺织、轻工、食品工业基地，成为国家黄金开采和有色金属后备基地等。
西北地区的第三产业有较大发展，这是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首先表现在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事业的飞速发展上。在铁路运输方面，陇海、兰新铁路横贯东西，宝成、西延、宝中、包兰、兰青、青藏、南疆等线纵穿南北，初步形成了西北地区的铁路运输网络，沟通了本地区各省区之间以及与西南、华北、华中等地区之间的联系。特别是新亚欧大陆桥的开通，对加强西北与中东、西欧之间的经贸联系将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公路运输方面，西北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其中陕西全省公路总里程已近4万公里，实现了县、乡、镇全通公路， 而且新建了两条高速公路；甘肃全省公路已达3.5万公里，除个别地区外， 全省乡镇都已通公路，80%以上的行政村通了汽车；宁夏已有干线公路12条，总计648公里，初步形成了完整的公路网；青海全省公路1.6万多公里，形成了以33条国道和省道为主干道、连接近200条支线的公路网； 新疆已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公路网络，其中有途经新疆的国道7条共8707公里，省道62条共5667公里，县道453条8529公里，专用道63条1892公里，以上总计有公路24795公里。在航空运输方面，1989 年成立的西北航空公司，经营着90多条国内航线、4 条国际及地区航线和10条国际包机航线，形成了连接全国50多个大中城市以及部分国家和地区在内的巨大航空运输网络。特别是在邮电通讯方面，西北五省区在近几年来均有飞速发展。邮路纵横交错，服务机构星罗棋布，所有乡镇均已通邮电。1994年西安卫星通讯地面站建成和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光缆通讯干线的开通，特别是各省区均已安装长途程控交换机，形成了由明线、电缆、光缆、微波、短波以及卫星通信地面站等现代化手段组成的电讯网络。
其次表现在商品流通和新兴旅游业的大发展上。在商品流通方面，形成了以五省区的省会为贸易中心城市，以铁路为大动脉，以运输为基本条件，向各腹地线形辐射，片状聚合的商贸网络。1996年全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过800亿元，贸进出口总额超过40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额达7亿美元。（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40、404 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以上数额，同全国先进地区相比虽相形见绌，但同改革前相比则是翻了几番，增幅在全国是相当快的。特别是旅游业，由于该地区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丰富的文物资源，近20年来异军突起，成为西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仅陕西省每年接待旅游人数即近50万人，旅游收入总额近12亿元。（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40、40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许多相关行业的发展，吸引了不少外商投资，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扩大了就业面，促进了开放度。旅游业的这种“乘数效应”，是西北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再次是发展中的现代金融业，这是今后西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行业。虽然在这方面西北地区仍处于落后地位，但其前景是无可限量的，而且现在已有了初步基础，并逐步向全方位、多样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目前，陕西已成立了西安金融市场（后改为西安融资中心），并向中央申请成立西安证券交易所，为把西安建成西部地区金融中心奠定基础。在甘肃，先后建立了三个层次的资金市场，即兰州资金拆借市场，全省12个地市的资金市场，西北五省区省会和沈阳、石家庄、福州组成的资金拆借联络网。在其他三省区也均建立了资金拆借市场。此外，保险业也在西北地区得到不断发展，许多城市还成立了合作银行，一些企业、公司发行股票和上市交易，预示着西北地区的金融业将有一个大发展。
最后是关于科教文卫产业，在我国虽然还未正式形成产业，但近十几年来，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兴国、教育奠基”思想的指引下，西北地区的科技教育事业也有巨大的发展。仅以陕西为例，“八五”期间全省共取得省部级以上重大科技成果2761项，其中国际首创和国际先进水平项目651项；学龄儿童入学率达99%， 小学升学率为89.4%，高中升学率为34%，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13.7万人；全省图书总印数达到17005万册，报纸总印数46508万份，杂志总印数4280万册，电视人口覆盖率将近80%；全省医院共3313所，拥有病床9.1万张， 在业卫生技术人员12.8万人。这在全国来说也是处于先进水平，从而为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运用，提供了宝贵的人力资源和科技成果。
西北五省地区的综合经济实力均有很大提高，为今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条件。这从以下综合经济指标可以看出来：
一是国内生产总值及其人均数：陕西超过1000亿元，人均2500元；甘肃近600亿元，人均2000多元；青海170多亿元，人均3000多元；宁夏140亿元，人均近3000元；新疆近1000亿，人均4000多元。 （注：以上数字均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2、522 页， 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二是工业总产值：陕西近1000亿元，甘肃700多亿元，青海150多亿元，宁夏近200亿元，新疆600多亿元。（注：以上数字均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2、52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三是人民生活水平（包括城乡人均收入）：陕西农民超千元，城镇居民3200多元；甘肃农民近千元，城镇居民3000多元；青海农牧民1200多元，城镇居民3300多元；宁夏农牧民1000多元，城镇居民3200多元；新疆农牧民1500多元，城镇居民4000多元。（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27、529、5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四是农林牧鱼业总产值：陕西近400亿元，甘肃300多亿元，青海60多亿元，宁夏60多亿元，新疆300多亿元。（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27、529、5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五是对外贸易总额：陕西近18亿美元，甘肃6亿多美元， 青海近2亿美元，宁夏2亿多美元，新疆近12亿美元。 （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27、529、54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除以上经济上的因素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优势。特别是通过近20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有经验也有教训，对经验的继承和发扬，对教训的吸取和改正，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可以成为今后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这里就不再论述了。
（二）西北经济存在的问题
从全国来说，当前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100年时间。 而西北地区更是处于初级阶段的早期状态，因此这个历史进程将更长、更复杂、更艰巨，更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才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以上实际出发，全国要实现两个根本的转变，至少还要20年时间，西北地区需要的时间将更长；而不实现两个根本转变，西北经济是不可能实现腾飞的。经济不腾飞，不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要赶上中部和东部地区也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了。
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过大，而且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增长速度上。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东部地区一直领先，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西部地区一直滞后，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次表现在生产力分布上，中西部国民生产总值在全国所占比重，除1978—1980年略有上升外，基本上是不断下降的趋势；再次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相对差距拉大。据粗略估算，从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西部同东部的相对差距，由40%多扩大到50%多，扩幅将近10个百分点。（注：本数据根据《经济改革》1996年第1期第3页所列数字推算。）最后集中表现在人均收入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的拉大。据统计：80年代初，东部地区农村人均纯收入275元，比西部地区高72元； “七五”期间，东部地区农民人均收入净增387元，中部地区为154元，而西部地区仅136元；到1993年，东中西部农民人均纯收入差距之比扩大为1∶0.66∶0.54；到“八五”期末，东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2127元，比中部地区高出724元，比西部地区高出1066元，三大地区农民收入差距比为1 ∶0.66∶0.50。就城镇居民收入看也有类似趋势，1995 年东中西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5218元、3546元、3669元，差距比为1∶0.68∶0.70。（注：参见《陕西经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1期第19页。）
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仅处于相对贫困状态，而且还存在绝对贫困现象。80年代初，我国政府确定人均年收入不到200 元为贫困线，据此确定国家级贫困县328个，加上各省区自己确定的贫困县371个，共计699个。90年代初，贫困线提高到320元，据此确定列入国家级贫困县增至592个，贫困人口为8065.5万人。以上这些贫困县和贫困人口， 绝大部分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地区。（注：参见《中国陕西》1996年11月号第4页。）
西北五省区之间及其各自内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特别是城乡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太大，二元甚至多元经济的特征非常突出。这首先表现在一些综合经济指标相差几倍，如国内生产总值，陕西上千亿，而青海仅165亿；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陕西为300亿，青海只有50亿；工业总产值，陕西920多亿，青海仅142亿。（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22、523、532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其次表现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差距过大，全区60%的工业总产值集中在21个经济中心和工矿城市。陕西关中地区占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0%，农业总产值的64%；甘肃的兰州—白银地区，工业总产值为全省的57%以上；青海的西宁市和海东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约占全省的70%；新疆70%的工农业总产值集中在以乌市为中心的北疆地区；宁夏也大体是这样。（注：以上均参见《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概论》第15、1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
西北地区工矿企业的设备多已陈旧，工艺技术落后，管理水平差，经济效益低。西北地区的大中型工矿企业主要是“一五”“三线”建设时期建成的，属于前苏联40年代的设备，几十年来很少更新，早已陈旧不堪。据估计，全国工业技术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约占12.9%，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约占21.8%，达到一般水平的约占47%，处于落后水平的约占18.3%；而甘肃企业设备的技术水平则分别为0.91%、11.47%、58.25%、29.37%。其他四省区也大同小异。（注：以上均参见《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概论》第15、16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在经济效益方面，据1995年统计，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平均资金利税率为8.29%，产值利税率为9.19%；而陕西为5.48%和6.49%，甘肃为6.20%和8.92%，青海为1.81%和3.9%，宁夏为6.18 %和9.92%，新疆为4.12%和7.22%。 （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35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西北地区的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虽有很大发展，但是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仍然很大，远远满足不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大地制约着本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甚至成为西北经济发展的“瓶颈”。据粗略估计，全国平均每平方公里的铁路里程为0.54公里，东部地区在1公里以上，而西部地区仅为0.22公里；在1952—1980年期间， 西北地区货运量的超前系数为0.46，而到80年代下降为－0.09，其中铁路仅为－1.4；每亿元工农业总产值发生的货运量，1952 —1980 年由24.98万吨上升到61.6万吨，但到1989年下降到59.03万吨，下降4.17%。对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在国民经济总投资中所占的份额，1952—1980年期间，全国为14.76%，西北为13.81%；“七五”期间，全国为13.31 %，而西北仅为7.96%；在全国交通运输部门投资中，1952—1980年期间，西北地区所占份额为9.36%，而到“七五”期间下降到4.82%，后来还进一步下降，这是导致西北地区交通运输业相对萎缩的重要原因。（注：以上参见《中国西北地区经济发展战略概论》第144—145页，经济管理出版社1992年版。）
西北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是资金的奇缺。这首先表现在80年代以来，国家对西北地区的投资不断下降，如1985年全国基建总投资446.49亿元，平均每个省区市15.38亿元，而西北五省区平均仅8.26亿元；1985年全国工业更新改造资金351.05亿元，平均每个省区市为12.105亿元，而西北五省区平均仅4.424亿元。 其次表现在西北五省区的财政收入数量很少，赤字很大。如1995年西北五省区财政收入仅156 亿元，而支出为317亿元，赤字达161亿元。其中陕西收入51亿， 支出102亿，赤字51亿；甘肃收入40亿，支出54亿，赤字14亿；青海收入8.6 亿，支出28.7亿，赤字20亿；宁夏收入19.6亿，支出36.5亿，赤字17亿；新疆收入36.5亿，支出96亿，赤字59.5亿。（注：参见《陕西统计年鉴》（1996）第524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6年版。 ）最后表现在西北五省区的金融业落后，筹资机构少，筹资途径单一，股票上市公司极少。全区没有一个证券交易所，没有形成一个金融中心。
西北地处祖国边陲，四周大山阻隔，再加上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因而影响人们思想意识的开放和素质的提高。这是影响西北经济发展的上层建筑因素。改革开放以来在这方面虽有很大的提高，但总的落后于东部地区，这也是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西北经济面临的机遇
当前国际形势的发展总体上继续趋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大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重大而又深刻的调整；各种区域性、洲际性的合作组织空前活跃；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实力在加强。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各国人民要求平等相待、友好相处的呼声日益高涨，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特别是近年以来，我国和最大的邻国俄罗斯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最近又进一步改善了与美国和西欧的关系。这一切对西北地区经济的发展都是难得的机遇。
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为西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正如列宁在分析第二次科技革命时所指出的，美、德、日等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新的科技成果已经赶上和超过老牌资本主义的英、法两国。这次新的科技革命也给我国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近几年来我国电子工业的发展带动了计算机、彩电、汽车、电讯、飞机等工业的快速发展，就是有力的证明。我们西北地区如果能充分利用这个机遇，缩小与东部地区经济的差距乃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也是有可能的。
近20年来，我国经济的发展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东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是以较高的速度发展，这被有的国际问题专家称之为“东亚现象”，并预言这种现象将延续到21世纪20年代。我们认为，这种预言是很有可能实现的。这对我们西北地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
香港回归祖国，标志着“一国两制”构想的巨大成功，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这对推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将起一定的作用。再加上澳门已于1999年12月回到祖国的怀抱。这一切都给西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机遇。
党的十五大报告重申：要促进地区经济实行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进一步发展东部地区同中西部地区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重视和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从多方面努力，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很显然，党和国家提出的这一战略任务，对我们西北地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
二、西北大开发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西北大开发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正如江泽民主席指出的：“实施西部大开发，对于推进全国的改革和建设，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一个全局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实现这一宏图大略将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惊天动地的伟业，也将是世界发展史上的空前壮举。”“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直接关系到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关系到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边防巩固，关系到东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根据以上论述的精神，西北大开发对我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的意义在于：
（一）贯彻邓小平“两个大局”构想，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的必然要求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对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富国强国目标，提出了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即到80年代末，人均GDP比1980年翻一番，从80年代初的人均250美元增加到400美元解决温饱问题。到20世纪末，人均GDP比1990年再翻一番，达到800—1000美元，全国人民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到21 世纪中期，人均GDP再翻两番达到4000美元， 赶上世界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基本上实现现代化。为了更好地实现三步走战略，小平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大局”的重要构想。即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富裕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具体地说，“一个大局，就是进入80年代，东部沿海地区加快对外开放，使之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比如本世纪末全国达到小康水平时，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大局。”
事实正如小平同志预想的那样，在改革开放的20年，西部服从东部优先发展的大局，以自己的资源、人才、资金支援了东部发展。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充分利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全国各地包括西部地区的帮助支持下，现代化建设走在了全国的前列，经济、社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具备了带动和帮助中西部发展的条件。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五省市，人口与西部大体相当，但GDP已是西部的2.5倍以上。而土地占全国总面积56%，人口占全国22.8%的西部地区，由于受历史、自然和区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目前，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尚未实现温饱的3000 多万贫困人口也大部分分布于西部地区。没有西部的小康，就没有全国的小康，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无法实现全国的现代化。经过2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上了一个大台阶。东部地区已经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人才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西部地区也积累了相当的物质技术基础。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步伐的条件已基本具备，时机已成熟。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渐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步骤。反之，如果不抓住有利进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转移，而听任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那么，不仅会丧失西部经济起飞的历史机遇，而且会从市场、资金、能源等要素约束上根本动摇东部经济再上一个新台阶的发展后劲。因此，党中央所作的开发西部的战略部署是非常及时的，是深得包括东部人民在内的全民族的人心的。
（二）提高我国综合国力，应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多极竞争的客观需要
当前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代的主题，然而，天下并非太平无事。尤其是科索沃事件，充分表明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新的深刻变化，不确定因素在增加，霸权主义重新抬头，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与此同时，现代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这些深刻变化使我们认识到，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主要因素。只有不断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中国才能在世界上立于不败之地。而在这一场面向21世纪政治格局与经济格局各国多极竞争的大决战中，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对于中国在这一场竞赛中能否取得优胜地位，又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因为：其一，早在“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西部部署的以国防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和加工工业，已具规模和体系，并具有较高科技含量，在当时为尖端高新技术，至今仍有航空、航天、核电子等领域不失先进地位。这一批工业基地为我们今后继续强化发展国防工业，实现国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其二，西部10省区市共有国土面积540 万平方公里，加之毗邻的内蒙古与广西，面积超过700万平方公里， 占国土面积的70%以上。这一片广袤的土地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强大后方，对我国在21世纪沉着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起着藏龙卧虎，回旋进退的腹地作用。因此，西北的大开发，不只是西部自身的崛起与发展问题，而且是东部进一步繁荣的坚强后盾和维系着祖国的安危与发展的千秋大业。
（三）保持全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强本固边”的迫切要求
西部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全国56个民族有50个以上居住在西部各省区。西部又与周边十多个国家接壤，边境线长，许多地方少数民族跨界居住。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对我国实行“分化”和“西化”，一直企图利用西部民族和宗教问题搞颠覆和分裂活动，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和不能掉以轻心的问题。我们只有加快西部发展，实行“强本固边”（强民族团结之本，巩固边疆建设）的方针政策，才能为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确保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提供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并为全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一个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同时，加快西部发展又是增强我们中化民族大家庭凝聚力的重要途径。目前，与我国西部地区接壤的独联体国家和南亚、东南亚国家，经济水平大体上相当于或略低于我国，但这些国家正在努力恢复正常发展或创造条件尽快发展。只有加快西部开发步伐，使我们西部人民的生活好于周边国家，才能进一步提高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凝聚力，巩固和发展我们社会稳定，国泰民安，民族亲和，边疆永固的大好局面。
（四）改善全国生态环境，消除东部水旱灾害，实现可持续发展基本国策的迫切要求
西部地区是我们中华民族两条母亲河——黄河和长江的发源地。两条母亲河养育了亿万中华儿女。它们的中下游正是我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在全国迈向现代化的大业中，起着排头兵的作用，占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黄河、长江上游地区生态日趋恶化，森林迅速消失，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开发使用不当，导致黄河河道淤积，河床高悬，连年断流， 甚至出现连续断流150多天的记录。而长江中下游由于河床抬高，排水不畅，又出现了1998、1999年的特大洪水险情，两河上游生态的恶化不仅导致西部地区自身经济衰退，生存条件更加艰难，东西部差距加大，而且对整个流域的生态和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乃至影响全国四个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加强西部即两河上游地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实施西部“山川秀美”工程，对于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重大。在西部大开发中，首先遏止生态环境的恶化趋势，不仅对西部，而且对全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将成为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和首要任务。
五、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调整经济结构从而进行全方位开放，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客观要求
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进入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时期，但自1996年国际金融风波以来，由于东南亚和日、韩诸国经济严重受挫，波及我国，影响到我国对外贸易出口连年下滑（现已有好转迹象）。由于作为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出口导向因素受到严重制约，因而启动国内需求便成为维持和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然而近年来，由于实现“软着陆”而采取的一系列宏观措施的滞后效应和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深层次原因，国内需求亦呈不足态势，而且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东部地区正在进一步发展中，由于受到国际市竞争日趋激烈和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制约，相当一部分资金，技术和劳动需要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而西部地区幅员辽阔，资源和能源丰富，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居民消费水平还很低，经济增长和市场开拓的潜力均很大。开发西部，首先投资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既可以为西部自身创造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又可以为扩大国内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创造巨大的市场，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为东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换代提供资金、技术与人力资本转移的新天地。并且为以后西部发展具有区域特色的经济，把西部建设成为我国经济及资源的接续基地和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打下前期基础。同时，西部还可以利用紧邻中亚、南亚、东南亚的区位优势以开放促开发，在开发中开放，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从而形成中国的全方位开放，和全方位进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整体国力。
（六）实现中国经济整体腾飞和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
从国际上看，通过开发相对落后地区促进全国经济发展，有许多成功的经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先后出现了东西差异和南北对恃的不平衡发展格局，而且就某个国家内部而言，各地区之间也会因各种自然或历史的原因呈不平衡发展态势，不只中国如此。例如美国，在它的发展史上，东部和西部曾存在着很大差距，为改变这种状况，从19世纪末起，美国开始实施“西进运动”，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开发，唤醒了西部沉睡的资源和土地，反过来又带动了美国全国经济的重大发展，这是极为成功的经验。正如江总书记所指出的，如果没有美国当年的西部大开发，便没有美国的今天，或者说没有今天的美国。还有日本在20世纪中期开发北部地区，巴西开发亚马逊地区，前苏联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等，都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拉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成效。
回顾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西部地区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西部是中华先民活动最早的地区，亦是几个封建盛世发祥发迹的地区，强汉、盛唐，西夏王朝、于阗、楼兰、吐番、回纥、南昭、大理等各民族政权，均先后在西部这块广袤舞台演出过威武壮观的历史话剧。西部的落后只是近几百年的事，而且原因复杂，不能简单地归之于西部人民努力不够或观念落后。展望未来，西部地区的复兴大有希望，有以江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包括东部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帮助，经过西部自身的努力，一个繁荣昌盛的西部地区定能屹立于中国的西方，而东西部的互联互动，合作共进，又会使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三、西北大开发的基本思路与战略策略
（一）西北大开发的基本思路
实施西北大开发战略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确立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因此不能沿用过去旧体制和传统增长方式下的老办法，必须要有新思路，新方法，新机制。这一思路的总精神是：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和新的对外开放环境，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新变化，运用市场机制，按经济规律办事，变资源导向型战略为市场导向型战略。其基本要点可以表述如下：
1.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培育新的区域开发机制。
改革2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扩大，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增强，利润最大化成为企业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的动力源泉。而政府运用行政手段动员和组织经济活动，配置资源的领域逐步缩小，能力相对减弱。因此，这次西北开发的体制环境已与“一·五”、“二·五”和“三线建设”时期大不相同，从而西北开发要适应新体制的要求，运用市场机制和经济规律，调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的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和西北开发主体的积极性，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筹措社会闲置资本，努力培育以物质利益律和价值规律为基本调节手段的区域开发机制。
2.西北开发要适应新的对外开放环境，面向内外两个市场，利用内外两种资源，走全方位开放开发之路。
世纪之交，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总体格局已基本形成，加入WTO近在眉睫， 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对外经济体制势在必行，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必将越来越深地与国际经济接轨互补。在这种形势下，西北地区的开发，既面临重大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要把国际竞争的压力变成动力，眼睛不能只盯着国内市场，要密切关注国际市场。拿出自己的特色产品，充分利用周边或沿桥优势，东出西进，抢占国际市场的滩头阵地，同时全方位地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利用内外两种资源，借助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东风，缩短差距，赶超东部地区，急追世界潮流。
3.西北开发要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的新变化，变资源导向型开发战略为市场导向型开发战略。
过去，我国长期处于短缺型经济状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直是供不应求，因此，增加供给、平衡短线就长期成为我们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然而，自“九·五”以来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随着我国生产能力的迅速增加和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料的市场供求关系，均已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经济发展以供给约束为主转变为以需求约束为主，而国际市场需求不旺，初级产品和一般加工品供过于求。这样的国内外市场形势，对于西部这样以资源为主要优势，以农牧业初级产品和一般加工品为传统主导产业的欠发达地区是很不利的。因此，西北大开发要调整的思路之一，便是变资源导向型为市场导向型。不能是我们有什么就开发什么，出售什么，而是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开发什么，生产什么。况且，西北的自然资源和能源虽然富集，但绝大多数是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资源，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珍贵的无可替代的财富。当市场需求不旺，且我们加工能力尚差，无法使其增殖的时候，我们宁肯把它们留给子孙后代，也不能轻易地廉价地糟蹋掉。要适应国内外市场的新变化，适时适度合理地开发利用好资源，把发挥资源优势和培育新的特色经济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占领市场的经济增长点。
4.西北开发要实行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在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的同时，也要改善和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分清两者调控的不同范围，有效地发挥两者各自不同的作用。
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手段，必须成为西北开发调节运行机制的主体。竞争性投资项目，要从政府投资为主转向企业投资为主。一些原先视作公共工程、公益事业的部门如教育、文化、环境等，也需要转变观念，引入市场机制，走部分产业化的道路。但西北大开发毕竟不同于东部大开发。当时的东部大开发，开发的是先进地区，是顺应市场发展趋势的开发。政府意志与市场利益驱动走向一致，故市场机制一放就灵。而今天的西北大开发，是逆市场利益导向的调节，若放任市场利益驱动，在东部投资回报率大大高于西部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市场失灵现象，无法启动西北大开发。因此，国家的宏观调整，尤显得重要，但政府作用的范围、方式、力度都和原来大不相同。主要靠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手段，解决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问题；通过制定规划和政策，积极推进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培育市场体系，改善西北投资环境，提高西北对内对外开放的竞争能力。
5.西北大开发，必须以“富民强区”为根本目标，全面提高西北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和文化素质。
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西北地区的落后，表现在各族人民的生活质量上，就是人均收入大大低于东部，还有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东西部人民生活质量的差距如果不引起我们足够重视，就会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影响全国安定团结大局。因此，开发西北，必须解决西北贫困问题，强区富民，尤以“富民为本”。首先打好扶贫攻坚战，搞好以工代赈，对少数生存条件极差的地区要有计划地实行移民开发。重点解决贫困人口的温饱和通路、通电问题，同时做好智力扶贫。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组织科技下乡，帮助贫困地区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开发力所能及的新产业。在脱贫的基础上，广开生产门路，扩大就业岗位，增加各族人民收入，逐步提高生活质量，努力缩小地区差距。
（二）西北大开发的战略选择
依据西北大开发的基本思路，面对21世纪知识经济到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的严峻挑战，并充分考虑西北各省区的要素秉赋和现有的经济基础条件，宜确定西北地区以富民为根本，以开发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为手段，以市场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具体内容由以下7 个子战略构筑而成。
1.知识发展与科技创新战略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以日新月异的速度发展，成为提高综合国力、更新产业结构的根本路径。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江泽民同志亦强调指出：“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中国与世纪的差距，中国西部与东部的差距，实质上是知识差距、信息差距，教育差距和体制差距。因此，科教兴国战略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之一。研究资料表明，在影响人均GDP 增长的诸多因素中，有形资本的投入对西北经济增长的相关度最小（仅占19%），而知识、教育、计划生育、通讯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各省区人均资本增长率与东部大体相当，但人均GDP增长速度却大大拉开差距。 这充分说明有形资本的投入多少不是造成地区差异的最主要原因，而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无形资本则是更重要的因素。西北教育与科技整体水平虽然相对落后，但也有像陕西这样在全国占领先地位的教育与科技大省。因此，西北各省区要充分利用当地或毗邻省区的教育资源和科技资源，强化本地获取外部知识与科技信息的能力和创造本地区知识的能力，特别是要培育提高本地区科技创新的能力，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政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促进知识与科学尽快转化为可供企业利用的具有市场效益的应用技术，真正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充分利用知识、信息、教育、技术要素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缩短与东部地区的差距。
2.开发人力资本与推进教育产业化战略
这是与上述知识发展，科技创新战略相辅相成的战略。知识经济与科技创新，均以人为本，离开了高素质、多技能的知识型、复合型人才，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皆为空谈。世界发达国家发展实践一再证明，投资于人力资本等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等物质资本、有形资本的收益。研究资料证明，学龄儿童入学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可提高0.35—0.58个百分点；人口增长率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人均GDP可增长0.36—0.59个百分点。因此，实施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即是要严格实行计划生育、少生优育政策，大力发展教育事业。通过普通中等和高等教育培养青少年一代成长、成才的基本素质；通过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成年人就业以后的职业素质；并在有条件的城镇发展老年教育，使日趋增多的老龄人口老有所学，老有所用，除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矛盾。西北由于经济落后，绝大多数省区教育的硬件设施，各类学校的数量，人均在校生和师资队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而导致人口的文化素质、学历程度低于先进地区。但亦有陕西这样的教育大省，且西北各省区均有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大学，这是很宝贵的教育资源。西北各省区应在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发展教育产业化，鼓励引导各种社会办量创办各级各类学校。普及中小学基础教育，调整普通高等院校的专业结构，提高其教育质量，稳步扩大高校的招生规模。发展与本地产业发展相适应的各类职业技术教育，并采用广播电视教育，网络教育等远程教育的技术手段，全方位的开发人力资本。培育人力资本，近期目标是促进扩大就业，减少失业的贫困人口；远期目标是为21世纪的西北大开发，大发展奠定人才与劳动力大军的良好基础。
3.可持续发展战略
江泽民主席指出：“改善生态环境，是西部地区开发建设必须首先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问题，如果不从现在起努力使生态环境有一个明显的改善，在西部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就会落空。”江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西部生态环境问题的严峻性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西北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有过几度辉煌，曾是全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但千百年来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森林、植被的滥砍滥垦，加之人文制度方面的诸多原因，西北大地已变得千疮百孔，有些地方已到了山穷水恶，沙漠肆虐，水旱灾害频仍的地步。不仅导致西北自身人类生存条件的恶化，而且地貌、植被的破坏造成的两河上游水土流失已严重危及两河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因此在西北大开发中生态与环境的综合治理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再也不能走越穷因越垦伐，越垦伐越穷困，边开发边破坏的老路。一定要把保护江河源头，综合治理两河上游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改善生态环境遏止环境恶化放到优于对其开发利用的突出位置。贯彻落实江泽民主席关于“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的指示精神和朱镕基总理提出的十六字方针“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精神。依靠农业科技创新，改造农业内部原有的以粮为纲的产业结构和西北农民千百年来粮食种植业或放养畜牧业谋生的从业习惯。发展高效、优质，以生命工程、生物工程为技术手段的生态化、现代化的绿色大农业。工业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及工业的加工工艺亦应首先考虑其环境与生态效益。对工业污染的治理和资源开发后环境的修复方案均应在工业项目立项之初首先给以考虑并作为立项审批的基本前提条件。总之，西北大开发必须走一条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三统一，青山永续，绿水常清，生态平衡，资源生生不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并且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广阔空间。
4.“二龙一网”的区域布局战略
西部大开发既是21世纪的世纪工程，又是一个影响全国大局，特别是西部各省区之间和东西部协调互动发展的系统工程，因此应该站在全国大局角度，在充分考虑各省区产业现状、资源优势、生态环境、交通条件、人文、历史、人力资本等各种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统一进行区域布局。基于此种指导思想，根据区域经济运行机理，我们认为西部大开发的区域布局战略，可以用“二龙一网”模型来简明概括。
所谓“龙型”走势，即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地理与交通、通讯条件和中心城市之间的经济辐射功能来看，形成了两条曲屈盘旋、跃跃欲飞的龙。一条是西北龙，它以地处中国中西结合部，作为西部东大门的西安为龙首，沿陇海、兰新这一陆桥地带向西北蜿蜒。其龙腹是西北军事与工业重镇兰州，盘旋的龙身带动两个民族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西宁与银川，强劲的龙尾在中国的西大门——内陆型国际商贸城市乌鲁木齐。另一条是西南走向的龙，它的龙首亦在西安，从西安沿着宝成、成渝、成昆铁路干线向西南蜿蜒的经济带，通过其腹地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和成都、重庆两大中心城市，必将带动云贵高原上的酒都贵阳、春城昆明和雪域明珠拉萨这三点一线形成的龙身与龙尾的摆动腾飞。
再看网络结构。从现有的资源要素与产业关联度看，中国西部地区已形成一个三横两纵的经济网络雏型。东西走向的第一横，是以母亲河——黄河为纽带的黄河中上游区能源富集带，西起新疆、青海，中经甘肃、宁夏、陕西北部，东达山西北部。它占去中国能源总储量的70%以上，将在21世纪成为中国西部大发展的增长极和促进中国东部经济更上新台阶的动力源。第二横是沿新亚欧大陆桥方向，自东向西延伸的科技、商贸产业带，这是大陆桥在中国境内的中段和西段，中段的陕西关中平原，以其现有的科技力量基础，可望建成中国的西部“硅川”，而西安、兰州、乌鲁木齐三大城市，则分别可建成中国中西部商贸中心、西北商贸中心和西部外贸之窗。第三横是沿长江上游形成的水电、能源、钢铁、汽车、加工业等重工业产业带。这一产业带向东延伸，将和长江中、下游的产业带连为一体，它将以自身的资源、能源和重化工业有力支持以上海为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进一步腾飞。网络结构的南北走向的两纵，是沿西部已经形成或即将形成的贯通中国南北的铁路大动脉部署的经济开发带。第一条是北起包头，南至湛江的包湛线。俟陕西境内的神延、西康两段一接通，这条线便成为贯通地处中西结合部的包头、榆林、延安、西安、安康、重庆、贵阳、柳州、南宁、北海到湛江的南北大干线。第二条是沿包兰、宝兰、宝成、成昆线南下的大干线，又串起了包头、银川、兰州、宝鸡、成都、攀枝花、昆明，直抵中越边境河口，亦可沿南昆线达南宁和北海，与东边大干线首尾衔接，形成环状带。这两条南北走向的经济带把大西北、大西南的轻重工业城市和旅游商贸城市连成一个有机的产业链，不仅有整合东西部经济差距的功能，而且有协调南北部产业结构差异的作用。
综观“二龙一网”模型，我们就会发现，二龙共舞，龙首交汇于西安；三横两纵，在陕西境内成“井”字形交叉，陕西成为西部经济网络的中心。陕西能源丰富，榆林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西安科教实力雄厚，位居全国第三，又是世界历史名城。陕西及其省会西安这种集区位、资源、科教和人文历史四大优势于一身的条件，将其推到了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这场世纪大战役中承东启西，东传西进的桥头堡和二传手的地位，这是西部其他省区所无法替代的。因此，我们建议中央进行战略决策时，尤其是做第一阶段的项目规划时，应特别考虑陕西及西安的区位意义，给予必要的投资支持和政策扶持。
5.多重结构，动态升级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西北产业结构的调整战略，应以下述三个原则为指导思想：第一，贯彻江主席建设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区的指示精神，以保护生态平衡，改造穷山恶水，坚持可持续发展为西北大开发的基本出发点；第二，以迎接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目标，产业发展规划要有一定的前瞻性和时代性；第三，充分考虑西北现有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及作为发展中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从这三条原则出发，我们提出关于西北产业结构调整战略的多重动态模型。
第一层次为创建国内一流水平，并向国际水平靠近的高新技术产业。这是基于西北现有的科教、科研力量和在“一·五”、“二·五”及“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航空、航天、核能、电子等产业基础。在当今国际风云变幻不定，世界多极格局竞争激烈的形势下，应重新审视西北在国防与科技领域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对国防工业进行更高层次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重大战略意义。同时应用高新科技和适用技术，进行第二产业的创新。这可分为两个板块，其一是对黄河中上游能源重化工业基地和长江上游水电、能源工业基地的建设，其二是应用高新技术、激活与改造西北业已形成规模和体系的传统工业如机械、纺织、家电等行业。西北国有大中型企业大多集中于这些行业，通过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使之发挥自身固有优势，避开与东部产业及产品结构的趋同，推出自己的品牌与名牌来。对西北国防工业和传统工业的改造创新，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可以为在21世纪的国际政治风云变幻中的中国，构筑藏龙卧虎的广袤腹地。
产业结构的第二层次是前景看好的西北大旅游业。西北有三大旅游资源，一是民族文化资源，二是历史文化资源，三是自然地理资源，这均是国内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旅游产业优势。可按大西南与大西北两大旅游市场，组建跨省区的旅游产业集团，发展大旅游业使其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又一增长极。
西北产业结构的第三层次，是以保护、恢复西北生态环境为出发点，以农业高新科技为手段，以产业化的经营机制为制度安排的现代化大农业。这是实现江泽民主席“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宏伟目标的产业依托，同时也是拯救我们的母亲河——黄河和长江的根本举措。朱镕基总理于1999年8月在陕考察时， 对于如何贯彻江主席“山川秀美工程”战略意图和根治黄河指示精神提出了“退田还林（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十六字方针，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给出了具体的政策。西部在贯彻落实江主席战略意图和朱总理指示精神时，应注意把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在封山绿化，养山育水之时引导农民多种经济林木，从事科技含量高的新行业、新产业。同时要因地制宜，在关中、汉中平原和银川河套地区等高效产粮区，建立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生产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杨凌在农业科技创新方面的示范作用，在西北半干旱地区继续完成维持其基本生存条件的节水农业工程。并在条件具备时，启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从根本解决西北因干旱引起的生态持续恶化的问题，并缓解长江下游的水患压力。我们之所以把生态化的现代化大农业放在第三层次，即是因为它作为西北大开发的基础性产业的重要性和高难度，它需要高新技术产业带动，需要旅游产业为其提供资本积累。只有西北农牧业的生态化、现代化实现了，西北大开发的总体战略目标方可告竣。
6.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战略
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北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所谓西北投资环境不好，即指西北许多地区被大山阻隔或荒漠挡道，交通闭塞，信息失灵，生活用水和工业用水困难。因此要加快西北大开发，国家必须下更大的决心，实施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战略。以更多的投入，加快公路、铁路、机场、天然气管道以及电网、通讯、电脑网络、广播电视等基础设施建设，打通西北通往东部和通往国际间交通与通讯通道。这样，一个内活外通，全方位开放的西北便会出现在国内外投资者的面前，敞开其胸怀迎接西北投资热、开发热的到来，这是西北大开发的前期工程。在基础设施建设中要把水资源的开发和有效利用放在突出位置，条件成熟时启动南水北调（西线）工程，彻底解决西北和华北缺水，而西南和东南却水患频仍的问题，这是关系西北大开发的全局性问题。
实施基础设施投资拉动工程，不仅能推动西北大开发这部时代列车的滚滚前进，而且对于推动全国需求，扩大就业岗位，刺激装备工业复苏，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走出经济周期的波谷状态，走向再度高速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意义。实施基础设施投资拉动战略的巨额资本，前期主要依靠国家实行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债券的运作筹集。2000年国家将继续发行1000亿国债，绝大部分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使西部原来想做而不能做的事立即变成现实，原来想也不敢想的事也即将变成现实。如令西安人欢欣鼓舞的九条国道交汇而成的米字型高等级公路网络和省内三纵五横的铁路网络，正是在国家的投资拉动下全面铺开的。这些工程的完成，将使西安真正成为带动西北经济起飞的龙首。当国家财政投资初见成效，西北已具备一定的造血功能之后，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西北大开发的主体工程的巨额资本来源，还是要靠西北地方政府和人民巧用市场机制外引内联进行资本积累和资本运营，自己撑起西北大开发的伟业大厦。
7.加快城市化进程战略
纵观世界近现代史，伴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以及用高新生化技术手段对农业的更新改造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人口从农村逐渐向城市集中转移，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和农业总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均呈下降趋势。 这是世界各发达国家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共同规律和路径选择。因此，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而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正是西部与东部的差距之一。
西北城市发育缓慢的问题，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能够作为周邻广大地区经济活动中心的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为数不多，且经济功能不健全。已有的省会级大城市也因地理区位和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的原因，大多存在交通阻隔、信息闭塞，水、电、路设施严重短缺失衡，城市自身的现代化程度较低的问题，因而对外传播、辐射、带动的功能较差。其二是数十万人口规模的中等城市在西北各省区均数量过少且分布不均匀，难以形成拱卫大型中心城市迎纳承传其经济流、信息流、科技流的辐射的网络。三是传统农业还未得到改造，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粗放型耕作为主的经营方式和日趋恶化的农业生态环境，严重制约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业人口比重居高不下，作为吸纳农业人口中的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或农产品加工业转移过渡载体的数万人规模的小城市和中小城镇未能形成星罗棋布之势。这三个层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西北经济发展的势头，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调整，培育西北新的经济增长极的障碍性因素。因此，加快西北地区城市化发展速度，既是西北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又是促进大开发、大发展的基础手段之一。
西北城市化的发展道路，应结合西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基础，从解决上述三个问题入手，走出一条具有西北特色的路子。首先，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科技创新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强化西安、兰州、乌鲁木齐等省会级城市的综合功能，把它们变成各省区及周邻省区的经济中心市，并把其中有条件的几个城市建设成具有国际影响的商贸、文化、旅游、金融中心，使它们能够成为西北传播经济信息和高新科技，吸引外资和融通国内资金的枢纽和经济能量聚合裂变的加速器。并通过乘数效应和涟漪效应，幅射带动周邻广大地区的中小城市群体的经济发展。第二，通过创办高新技术开发区或民族经济技术特区等途径，合理布局五十万至百万人口规模的中等城市，使每个大城市周围50公里至一百公里远近能分布三至五个中等城市作为它的卫星城市。卫星城市与中心城市的关系是辅佐与带动的关系，在产业上，卫星城市可以发展中心城市的产前产后配套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在科技方面，卫星城市可以承接中心城市的高新科技的辐射和产业结构升级后的技术转让转移，在社区与人民生活上，卫星城市及其郊区，为中心城市提供各种消费服务；在市场上，卫星城市是中心城市主要产业及其名牌产品的扩散带和二级市场。第三，贯彻江主席“发展小城镇是一个大战略”的指示精神，结合西北农牧业结构的改造，“山川秀美”工程的实施和农业产业化、商品化的发展，扶植发展小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建设。城乡差距和工农差距是长期制约我国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加快小城镇建设，不仅有利于转移农业过剩劳动力，解决农村经济发展的深层次矛盾，而且有利于启动民间投资，带动最终消费，为21世纪国民经济发展提供广阔市场和持续发展的后劲。西北各级地方政府，要把小城镇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着眼于20—30年的建设时间，合理布局，精心策划。在小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布局与建设中，要注意把农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态平衡，“山川秀美”工程实施等生产力发展问题同巩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化制，扶持农工贸公司和农业股份合作制等生产关系演变中的新生事物结合起来加以通盘考虑。并注意发挥县城和农村已有一定规模和基础的乡镇、集市的作用和功能，引导安排“山川秀美”工程的移民和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向这些城镇集中连片发展。通过创办各类工商企业来集中适度人口，带动中小城镇的经济发展和市容、市政及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向小城市过渡，并把这些小城市、中小城镇发展成为大中城市经济辐射的接续地带和为大中城市服务的腹地。这是一条在政府引导下，运用市场体制，发挥民间投资作用，就地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升级换代，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城市化、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的新路子。在中小城市和中小城镇布局建设的同时，还要以户籍制度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相关体制的相应改革。排除农村人口向城市聚集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加快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步伐。通过上述三个层次的城市化建设内容的有机结合与协调发展，中国西北部的城市化道路将会避免发达国家特大城市过大过多、畸形发展而产生的一系列城市化弊病，而具有中国特色和西北特色的崭新路径。并通过这条路径，最终完成西北乃至全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三）西北大开发的政策支持
前已述过，西北大开发的运行机制主要靠市场机制，但离不开国家的宏观调控。这不但是我国当年实施东部沿海发展战略的成功经验，而且也为美、日及东南亚诸国扶持本国内部欠发达地区的实践经验所证明。江泽民主席强调要拿出过去开办经济特区那样的气魄来搞西部大开发。并且指出在国家财力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通过转移支付，逐步加大对西部的支持力度，在充分调动西部地区自身积极性的基础上，通过政策引导，发挥利益机制的作用，调动和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西部。江主席的讲话已经明确了国家要制订一定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和优惠的资金、技术、人才政策来加大对西部大开发的支持力度，帮助西部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增强西部自身的造血功能。认真学习江主席这段指示精神，结合西部身身特点并借鉴东部当年创办特区经验，我们认为国家制订支持西北大开发的系列政策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加快建立并实施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体现社会公平原则。
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国家进行国民收入再分配，实现公平和效益两兼顾原则，组织重大经济活动的重要经济杠杆。制订有关法规和相应配套政策措施确保在国家财政收入逐年稳定增长的基础上，尽快实施按因素法计算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进一步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通过国家预算，加大对西北地区的专项补助范围的数额，如对老、少、边、穷地区的补贴，对西部公益性项目的配套补助；对治理和改造西北生态环境的专项补助，对落后地区的非公有制企业和少数民族企业的贷款贴息等。在促进西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障西部地区人民群众在享有基础教育、医疗卫生、人畜饮水、交通、通讯、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逐步接近和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不断提高西北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体现社会公平的原则。
2.采取灵活的财税政策，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投资于西部。
为了提高市场主体开发西部的积极性，对于到西北省会城市，国家布局的重点资源开发地区，边境开放城市及生态建设重点地区从事投资与开发的国内外投资者，可以考虑给予在一定时期内的减免税优惠，提高其在西部投资的回报率，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对西北地区的农工商贸企业可以实行低于东部的差别增值税率或营业税率，并适当放宽西北地区征收固定资产方向调节税的条件，留利于企业，增加企业扩大再生产的后劲。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的资源型企业要减免或返还资源税，减免或返还部分作为国家投资、继续用于资源开发和保护。并且对西北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增资减债、债权转股权、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科技创新方面，更要给予必要的倾斜。
3.制定灵活多样的融资政策，解决西北大开发的资金筹措问题。
金融资本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资本形态。金融资本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经济发展的状况。西部经济比东部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是金融资本落后所致。因此要振兴西部经济，还应制定向西部倾斜的特殊金融政策。具体地说：第一，研究建立西部开发的专项资金，由国家按西部开发规划，统一确定资金投向。对于国家在西部确定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可通过在全国范围发行中长期债券或彩票筹资。在西部地区进行产业投资基金试点，所筹资金重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商业银行要支持私营个体、乡镇等非国有工商业企业的贷款要求。
第二，条件成熟时，在西部建立两个证券交易所（西安、成都），为西部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成熟创造环境和体制条件；成立西部开发银行，西部各省区也成立相应的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建立相应的投资基金，甚或可以考虑在西部适当地方建立封闭式管理的博彩城。
4.实行优惠的利用外资政策，进一步放宽外资进入西部地区的限制。
在西部省市区的大城市建立保税区、航空港以吸引外资外商。扩大在西部城市设立中外合资银行的试点，优先批准在西部地区组建中外合资或外商独资的旅行社和旅游开发公司及相关零售商业、企业。优先安排西部地区项目使用外国政府赠款及优惠贷款和国际金融机构低息长期贷款。对西部地区经国家批准建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开发区，允许其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享受国家曾给予东部开发区的优惠政策。
5.土地开发政策
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土地是最丰富的资源，也是西部大开发中最突出的生产要素优势。相对低廉的土地使用价格，将会成为国内外投资者投资于西部的诱因，建议中央放宽西部地区在土地使用管理方面的有关限制，下放审批权限给省区级政府。也可通过实行控制总量，调整结构，提高土地使用效率的方法，从而适当放宽非农业用地的审批程序与条件。
6.为西部开发提供组织保障和法律保障。
建立类似国务院特区办、港澳办那样高规格、权威性的西部开发的组织协调机构，将专门负责西部开发建设的规划、组织、实施、指导、协调和督促检查。并制定促进西部大开发的系列法律法规。
7.制定相应的资金与人才政策，加大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持力度，促进东部与西部的经济交流与互补。
通过国家投资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应的财税金融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为东部向西部的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优厚的回报率。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鼓励东部优势企业带资金、技术、管理人员到西部投资办厂。为了让西部自有的人才留得住，东部的优秀人才进得来，应大幅度提高在西部工作的科技、经济与管理高级人才的待遇，使他们不低于东部同类人才的收入。在西部率先放开城镇户口管制，鼓励跨地区就业和长期定居。使有志投身于西部大开发的人才学有所用、用有所长，贡献有所回报，价值得以实现，青春无悔，扎根西部。西部亦应积极主动，对内对外开放，治理好自己的软环境，以迎接国际国内对西部开发投资和人才进入热潮的到来。
东西部的合作共进，全民族的团结与奋斗，必能在21世纪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把一个繁荣昌盛、发达文明的社会主义中国托起在世界的东方！
收稿日期：2000—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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