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仆”到“臣”——玄肃代时期官官群体角色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群体论文,时期论文,角色论文,玄肃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唐玄宗开元初年始，朝廷权力结构和长安空间布局的变化所引发的历史嬗变，同此后王朝历史和社会变迁密切相关，如果我们将目光集中于玄肃代三朝（712—779）的长安城尤其是长安城东，就会对此历史现象略窥一二①。随着权力结构的形成及其中政治群体的势力消长，在皇帝、宰相、武将互相博弈的侧旁，还有一不容忽视的群体，那就是宦官，他们同样也成为一支进退于当时政治结构的强劲势力。自开元年间起，长安城中的宦官逐渐形成一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群体，随着权力结构的演进，他们的实际权力得到不断伸张。从空间结构来看，自开元初年起，宦官的活动范围由宫城之内狭小的内侍省转入夹城，进而扩展到长安城东北部，最终得以蔓延至东市以南的坊里间，这样的空间发展特点是与其权力的扩张相一致的，而加强与佛教的联系，则成为宦官群体此期间借机壮大自身的重要手段，然总体而言，宦官权势的崛起及群体角色的变迁都与当时权力结构、空间布局的整体变化密切相关。
一、移居兴庆宫：宦官崛起的历史契机
就宦官整体而言，制度对其职掌有明确规定，《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所记：“内侍之职，掌在内侍奉、出入宫掖宣传之事，总掖廷、宫闱、奚官、内仆、内府五局之官属。内常侍为之贰。凡皇后祭先蚕，则相仪。后出，则为之夹引。”② 这个群体的活动范围及职能所及基本被限定在内廷之中，与外廷政事本无联系。但宦官权力并不完全局限于内廷是完全可以想见的事实，因为权力从来不像政治制度理想模式布局那样边界分明。本文所分析的这段特定历史时期中，宦官与当时权力结构的嬗变存在着密切联系，虽然文本材料中关于这个群体的记录并不能给我们完全翔实的信息，但是透过仅有的文献，我们依然能够明显发现，在权力结构嬗变过程中，宦官充当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在玄宗朝形成一股集体力量崛起的态势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安史之乱后凸现的宦官权势膨胀的现象实际上与此前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玄宗登基前唐朝皇帝于长安城正北中央的太极宫听政，宦官任职机构所在的内侍省位于太极宫西边的掖庭宫之南③，他们主要负责皇帝宫廷之内的各项事务，并不与外朝政治相关④。从武则天起直至唐中宗朝，宦官的人数快速增长，这与当时后宫势力做大有关系，其发展特点与玄宗以来宦官权力的增强却有本质区别。从客观方面来讲，玄宗限制皇室权力的原则和迁居兴庆宫的行为是宦官势力极大扩张的直接原因，前者使得宦官不再只是皇宫的奴仆，得有机会借助皇帝权威凌驾于皇室成员之上；而兴庆宫的建制使得玄宗朝外朝与内廷合一，由此宦官能够有机会侵入外朝政治。
从空间布局的角度，目前已有学者注意探究安史之乱后大明宫的宫廷建制同宦官权势之间的联系⑤，但对兴庆官与宦官权势关系的研究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移驾兴庆宫所带来的长安城空间结构和权力结构的变化对宦官群体有着重大影响。学者论述了宦官手中所掌控的军事、财政等实权，尤其是安史之乱之后的状况⑥，但未能结合空间布局变迁仔细分析宦官逐渐获得种种外廷权力的过程。而就这两方面进行探讨将成为本文的出发点和着力之处。
开元初年，玄宗移居兴庆宫，由此引发的宫廷防卫格局之最大变化便是修筑了夹城，《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玄宗开元二年（713）七月甲寅兴庆宫条注：
兴庆宫，后谓之南内，在皇城东南，距京城之东，直东内之南。自东内达南内，有夹城复道，经通化门达南内，人主往来两宫，外人莫知之。⑦此记载与吕大防《长安图》（见封二）所示大致吻合。根据此图，我们注意到，在兴庆宫东门之外夹城的外沿，修建了飞龙厩，这是伴随着夹城的修建而出现的⑧。飞龙厩的长官即由宦官执掌，这一机构同兴庆宫的安全系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阶段禁军系统主力是由“唐元功臣”组成的龙武军，其将领在宫廷之内取得了巨大的影响力。就目前史料来看，龙武军将领活动的主要区域是禁中，《高德墓志》云：“（前略）擢受右武卫翊府郎将，超授定远将军、右龙武军翊府中郎、赐紫金鱼袋、长上、上柱国……府君虽官授外府，而身奉禁营。每銮舆行幸，凤扆巡游，校猎从禽，盘游纵赏，府君常在仗内，亲近供奉。”⑨ 《齐子墓志》也记有相似的内容：“（前略）迁明威将军、右龙武翊府中郎将，特授云麾将军、右龙武军将军、上柱国、卢龙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出入清禁，宿卫紫宫。听漏刻而颠到衣裳，待钟鼓而冠冕假寝。”⑩ 他们与宦官在职能权势和活动范围上高度重叠，两者因权力争夺发生冲突在所难免。《旧唐书》卷一○六《王毛仲传》载：
毛仲虽有赐庄宅，奴婢、驼马、钱帛不可胜纪，常于闲厩侧内宅住。每入侍宴赏，与诸王、姜皎等御幄前连榻而坐。玄宗或时不见，则悄然如有所失。见之则欢洽连宵，有至日晏。其妻已邑号国夫人。赐妻李氏又为国夫人。每入内朝谒，二夫人同承赐赉，生男，孩稚已授五品，与皇太子同游，故中官杨思勖、高力士等常避畏之。(11)
这暗示了龙武军将领与宦官首领之间的权力斗争。王毛仲后因索“兵部尚书”一职被赐死，与其关系密切的众多禁军将领也纷纷被贬，这固然可以说是宦官与禁军权力斗争的结果(12)，但根本原因则在于唐玄宗严格限制内廷势力的态度，他绝对不允许禁军将领问鼎外廷权力(13)。皇帝在权力结构中的主动制衡，宦官势力在与龙武军的争斗中不战而胜，由此以宦官为首领的飞龙厩获得极大发展，日益取代龙武军的地位成为皇帝贴身护卫的主要军力。玄宗之后，凡是权势重大的宦官皆掌有飞龙厩的管辖权，而飞龙厩在天宝十载平定王焊、邢绰等龙武军人叛乱的出色作为，也反映了宦官所辖飞龙厩的军事力量在当时长安城中的重要地位(14)。
通过对唐玄宗朝龙武军的研究，蒙曼指出，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开元初年，追随玄宗进行宫廷政变的功臣都呈现集中居住的现象，在长安则主要聚集于承天门街以北的各坊中，以翊善里最为密集(15)。这一结论也同妹尾达彦、杜文玉所揭示的长安城中宦官住宅的分布特点相吻合(16)。根据蒙曼著作中的图示，同样的空间区域内还分布着诸王宅、十六王宅、诸公主宅以及太清宫、大安国寺、礼会院、左右教坊等与皇家关系密切的各种场所。可以说，自开元初年起，长安城的东北角逐渐演变为皇帝宫廷的势力范围，由此宦官的活动区域也由原太极宫的内侍省转移至长安城的东北角。在这里，他们的势力首先压倒了龙武军，加之他们是皇帝限制皇室成员的主要手段，因而他们以东北角为据点，逐步在长安城扩张势力。开元年间最具影响的两位宦官——杨思勖和高力士的宅第便位于其中。
二、玄宗朝宦官群体的势隆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八年载：
上颇宠任宦官，往往为三品将军，门施槊戟，奉使过诸州，官吏奉之唯恐不及，所得赂遗，少者不减千缗，由是京城郊畿田园，参半皆在官矣。杨思勖、高力士尤贵幸。(17)
就个人身份来看，玄宗初年的宦官首领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唐玄宗在藩时，高力士是其王府中的重要成员，在诛杀太平公主的宫廷政变中，也是主要参与者之一(18)，因而在玄宗朝具有深厚的政治基础。另一位获得极大声望与政治地位的宦官杨思勖，则是开元初年唐朝南方地区军政事务中的关键人物(19)。从一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范围就不仅仅限于宫廷之内，所辖权力更是超出职分之外，身为玄宗亲信爪牙，他们具有在玄宗朝发展权势的资本。他们为宦官群体树立了榜样，极大地影响了此后宦官群体性格的形成(20)，其实际权力逐步由内廷外溢而侵入当时权力结构之中是切实存在的事实。因而，他们身为宦官，实为宦臣。利用身份的特殊性，这一群体一直出入于当时的权力结构之间。
武则天朝，杨思勖便在平李多祚的兵乱中取得军功。玄宗在藩时，他是临淄王府的重要成员，在玄宗上台前的多次宫廷权力斗争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属于玄宗登台后军功受益集团的成员，取得了很高的官爵赏赐。开元年间他虽身为宦官身份，但主要承担的工作是在南方地区率军作战，其墓志言“虽侍奉紫禁，而屡总兵权，制胜运筹，所向无敌”(21)，实际上几乎同外朝官员没有差别。这一点在张说撰写的杨思勖之母陈氏神道碑的相关内容也有所反映(22)。此时杨思勖在长安的朝廷中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宦官本来活动的范围，其宅位于大明宫南之翊善坊(23)。
作为李隆基在藩时王府之内的要人，高力士乃玄宗朝地位最显赫的宦官，他是皇室同外朝将相沟通的重要中间人，不仅政治身份高，也拥有大量财富。史籍中提到，其妻吕氏去世时，“葬礼甚盛。中外争致祭赠，充溢衢路，自第至墓，车马不绝”(24)。如此隆重的场面反映了高力士在当时长安城中的社会势力之大。根据史籍记载，高力士在大明宫南边的翊善坊(25)、来庭里(26) 及兴宁坊(27) 皆有宅邸。其中，前两坊中的宅邸很可能连为一体，天宝九年（750）高力士舍为保寿寺，其装饰穷其华丽，是谓“珍楼宝屋，国赀不逮”(28)。随着开元末年皇帝实际行政力逐渐减弱，高力士进而在宫廷之内获得更大的支配力，史载：“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29)
此外，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杨思勖和高力士两人的墓均已挖掘，其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为我们分析上述问题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杨思勖墓位于唐长安城东春明门外，地势高敞，不仅有高大的封土堆，而且地下还建筑了规模庞大的砖券墓室（砖室高近十米）。葬具除木棺外，还有雕刻精致的殿堂式石椁，其石椁之大也是前所未有的。出土的两间大理石雕刻的武士俑，不但刻工精致，而且细部贴金彩绘，是出土俑类中的精品。随葬陶俑之大，数量之多，以及陶俑贴金等都是少见的(30)。根据宿白对西安地区唐墓类型的分析(31)，以及齐东方就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等级制度的研究(32)，我们得知至少在安史之乱前，唐长安地区的高层官僚墓葬基本遵循着严格的制度，而两位都提到了杨思勖墓的特殊性，指出它属于特定类型与等级中的殊例。这固然是杨思勖得到玄宗厚宠的表现，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他在当时长安城实际生活中的政治地位。高力士墓是唐玄宗泰陵的唯一陪葬墓，他葬于代宗宝应年间，因为葬于安史之乱后，故墓葬规模不及杨思勖墓，但与当时同时期的唐代官员墓相比，从布局及随葬品来讲依然与一般的大型唐墓相同(33)，这当然和代宗朝宦官势力强大有关，同时也可以从另一侧面看出高力士本人在这段历史时代中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
通过对杨思勖和高力士的分析，可以看出，玄宗朝崛起的宦官势力，并非仅仅是数量上的增长(34)，也并不只是在内廷中权力的膨胀。他们游走在宫廷与坊里之间，当时的政治结构决定了宦官的角色，相应地，宦官的行为也为这一结构的嬗变产生了影响。《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载：
故杨思勖、黎敬仁、林招隐、尹凤祥、贵宠与力士等……其余孙六、韩庄、杨八、牛仙童、刘奉廷、王承恩、张道斌、李大宜、朱光辉、郭全、边令诚等，殿头供奉、监军、入蕃、教坊、功德主当，皆为委任之务，监军则权过节度，出使则列郡辟易。其郡县丰赡，中官一至军，则所冀千万计，修功德，市鸟兽，诣一处，则不啻千贯，皆在力士可否。故帝城中甲第，畿甸上田、果园池沼，中官参半于其间矣。(35)
也就是说，宫廷之内形成了以高力士为核心的宦官群体，他们拥有出入宫廷的机会，值此之时，随着宰相势力的衰弱，武将在外廷的势力得以崛起，并逐渐发起对权力的冲击，而宦官作为一个群体则从内廷方面形成对权力结构的巨大威胁，他们也相应地掌控了大量财富。从玄宗朝时，宦官便日益成为佛教背后的重要支持者(36)，而借力于佛教也是宦官壮大自身的重要手段。针对唐代宦官与佛教的关系，孙昌武曾指出：“在朝廷活动的上层僧侣得到内廷宦官的支持，宦官集团成为他们的有力外护，二者间结下相互依恃的关系。唐时内廷有诏命给僧人，宦官负传达之责；朝廷有所施舍、赐予，当然又是宦官代为传送；著名僧人患病，宦官代表朝廷慰问；他们圆寂，往往有宦官监护丧事。”(37) 也就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功德使一职(38)，如此宦官与佛教间便形成一种结构性的体制，功德使制度确立了宦官对僧、道的管辖权，从而也更加密切了宦官集团与上层僧侣相互依恃的关系(39)。如果我们将宦官与佛教及僧人之间种种联系变化与宦官权势上升、宦官群体出现相结合，再将此置与当时整体政治结构背景中考虑，对个中细节的认识无疑会更进一步。
以高力士为代表，其传记载：“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能拟，于来庭坊造宝寿佛寺、兴宁坊造华封道士观，宝殿珍台，侔于国力。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初，宝寿寺钟成，力士斋庆之，举朝毕至。凡击钟者，一击百千。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40) 宝寿寺为高力士舍宅而置，是肃代两朝京城的重要寺院之一。
无独有偶，杨思勖同样是京城佛教的主要支持者，龙门石窟现留存有杨思勖为其母造像的题记(41)。而距此条题记不远一小龛内，存有一碑，其内容告诉我们，那铺西方无量寿佛像的捐造者是高力士和杨思勖等领衔的一百余位宦官(42)。这条材料透露出，宦官群体已成为京城佛教势力的主要捐赠者(43)。目前学界通常将上面提及的碑称为《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而通过其中的记载我们也可以了解宦官与佛教之间的一些情况，虽然这块碑面残缺严重，但主要人名皆有所保留，为我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信息。现将部分碑文抄录如下：
……弟子右监门卫将军知□□省事上柱国渤海郡开国公内供奉高力士，□□□门□□将军上柱国□□□□□□□□□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上柱国弘农郡开国公内供奉杨思勖，中散大夫守□□□□□上柱国内供奉引□□□□□□□内侍省内常侍内供奉赵思□，朝请大夫守内侍省内常侍内供奉赵思□□仁□□庆□□胤李善□，□□□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内供奉□□岌、冯凤翼、苏仁义、杜怀敬、□□□、赵元志，□□大夫行内侍□□□□□□□□监内供奉马玄收、夏敬忠、曹元德、莫顺之、胡普寂、范□□□□□、晏思忠、□□赏，内侍省内侍□□□□局今内供奉王小归、冯□广、刘义崇、毛怀景、徐仁爽、陈□□、□□温、孙仁□、□□□、□申岌、王顺景、□干裕、王承思、王惟应、□□□、吴明简、湛满肚、□□璧、□□□、朱□宗、□□□□□□□□□、董崇顺、李元亮、郎武仁、高承□、□思敬、梁思庄，内侍省内谒者官□□□□□□□□□□□官□□□□招隐、朱崇亮、骆思严、黎光宪、王惠□、□□义、王义超、刘头儿、□□藏□□□□□□□□□□□□高守信、辅仙通、李齐珪、俱文喜、□□□、宋嘉泰，内侍省内府奚官内□□□□□□□□□□□□□□张□及、张遗福、陈崇息、田凤仙、□□□，内侍省宫闱局给使内供奉任元会、□惠□□□□□□□□崇诩□□□、王庭隐、刘令法、张元满、李□忠、赵处信、郑元光、刘令仙、高元光、高□□、□□□、□承□、梁□□、□兴庆、吕玄表、杨思雅、李惠训、李仁信、牟圆静等一百六十人……敬造西方无量寿佛一铺一十九事……开元□□□□□□□□七月壬戌建。(44)
其捐建时间为开元十八年，四十八身佛像分组穿插于龙门奉先寺北壁外侧大卢舍那像龛岩壁间，全部造像为立像，皆为等身佛像(45)，其场面必壮观异常。
虽然碑文提到这些佛像是为玄宗所造，但这条材料依然说明以高力士、杨思勖为核心的宦官群体已成为一个庞大的供养群体，能够给予佛教声势浩大的支持，与他们当时强大的政治权势和经济实力密不可分，而捐赠佛教这一行为也成为宦官内部形成一股势力的重要方式。此后，宦官群体一直都是长安佛教界的主要支持者。由此看来，从政治和经济两方面，宦官都具备了角逐权力的资本。事实上，张说分别为杨思勖之母和高力士之父写墓志铭之举，这固然有可能是受家人所托而为之，也侧面说明首屈一指的外朝宰相对丽位“宦臣”地位的认可。
三、由内廷到外廷——宦官势力的继续上升
李林甫死后，玄宗朝形成的权力结构陷入崩溃，武将伺机对长安的权力发起冲击，同样也为宦官进一步发展权势提供了机会，一方面他们是皇帝平衡外朝权力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因为玄宗朝限制东宫的政策，使得肃宗并没有形成像其父一样的在藩班底，因而只能依靠宦官施政。
李辅国是肃宗为太子时东宫中最关键的成员，在灵武称帝后，成为中央朝廷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之一，史载“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李辅国）”(46)。收复长安后，李辅国的权力更是极大扩张，他不仅完全控制了长安禁军，而且还兼理陇右群牧使等多项使职，自是“权倾朝野，道路侧目”(47)。此时，内廷宦官同外廷武将之间日益形成直接对抗的局面。虽没有宰相的头衔，但李辅国的实际权力并不在宰相之下，其传记载：
宰臣百司，不时奏事，皆因辅国上决。常在银台门受事，置察事厅子数十人，官吏有小过，无不伺知，即加推讯。府县按鞫，三司制狱，必诣辅国取决，随意区分，皆称制敕，无敢异议者。每出则甲士数百人卫从。(48)
从权势和排场来看，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天宝年间李林甫的架势，李辅国此时俨然成为混乱时期长安城中的权力核心。至德二年（757），李辅国被拜为兵部尚书，同时举行了十分隆重的授官仪式，正式拥有外朝官员的头衔，这并不是宦官干政的开始，不过是皇帝对既有事实给予的正式认可。开元年间王毛仲请求兵部尚书一职而不成，此时李辅国则被隆重地任命为兵部尚书，相比较来看，权力结构所发生的变化清晰可见。肃宗死后，辅国立即为司空兼中书令，取得相位。代宗“尊为尚父，事无大小率关白，群臣出入皆先诣辅国”(49)。
这位肃代两朝政治权势甚大、位至宰相的宦官同样是佛教背后重要的供养人，史称他“不茹荤血，常为僧行，视事之隙，手持念珠，人皆信以为善”(50)，结合李辅国在当时的政治地位，他一定是当时佛教的有力支持者(51)。
鱼朝恩是代宗朝的权势宦官，玄宗天宝末年他便进入内侍省。安史之乱过程中，鱼朝恩率领禁军在京师西北地区承担了重要的防卫任务。由此，吐蕃攻入长安城时，陕地便成为皇帝首选的避难之地。鱼朝恩专典神策禁军，在代宗朝权势极大。同时鱼朝恩还判国子监事，当他前往国子监视察时，“大臣群官二百余人，皆以本官备章服充附学生，列于监之廊下”(52)，足见鱼朝恩在当时中央朝廷中所具有的显赫地位。《北梦琐言》载：
唐自安、史以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而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供奉官紫衣入侍。(53)
由此足见，以鱼朝恩为首的宦官群体已经成为外廷政治、军事权力的主要控制者。从长安的空间布局来看，李辅国与鱼朝恩住宅的位置也是目前所知唐朝宦官住宅的殊例。李辅国宅位于长安城东偏南的永宁里(54)，而鱼朝恩宅则位于城西最南面的光行坊(55)，都不在长安的东北角。这一现象是与他们的实际政治身份相吻合的。李辅国、鱼朝恩不再像玄宗朝的宦官一样，以城东北角作为据点向外廷扩张势力，他们已经得到了正式的外廷官职。李辅国的宅位于永宁里，他曾向代宗上言：“大家弟坐宫中，外事听老奴处决。”(56) 虽然缺乏更加详细的记录，然而可以想见在李辅国掌权期间，永宁坊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李辅国所在的永宁里此前曾经是幽州节度使张守珪宅和安禄山邸所在，我们知道，在安禄山发动叛乱后，长安城中东北将领的势力受到极大的压制(57)。原本安禄山所居的亲仁坊由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人居；而永宁坊则由兵部尚书李辅国入居，二者皆获得“尚父”的尊号，这些都说明，原本潜伏在权力结构背后的势力，在内廷皇帝和外廷官僚逐渐势弱的情况下，渐成为权力的实际掌握者。
自然，鱼朝恩同佛教势力之间的关系也非同寻常。肃宗时计划重译《仁王经》，在代宗朝轰轰烈烈地开展，鱼朝恩便是这项事务的负责人(58)。中田美绘认为，此前参与译《仁王经》主要是高级文臣官僚，而此时鱼朝恩取而代之，这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59)。此外，鱼朝恩还施宅置寺，《资治通鉴》载：“丁卯，鱼朝恩奏以先所赐庄为章敬寺，以资章敬太后冥福，于是穷壮极丽，尽都市之材不足用，奏毁曲江及华清宫馆以给之，费逾万亿。”(60) 关于其规模，《长安志》记：“总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四十八院。”并引《代宗实录》曰：“是庄连城对郭，林诏台榭，形胜第一。”(61) 《唐会要》则记载，因修建章敬寺木料不足，则“拆哥舒翰宅及曲江百司看屋及观风楼造焉”(62)。经过动乱的洗劫，宦官竞有权力耗此财力营建寺院，甚至可以拆除皇帝行宫、百司屋宇及武将豪宅来建造，可见此时宦官权势之大，同时也得见其对佛教的倾心尽力。不仅如此，在寺院新宇落成时，代宗还敕百官前往行香，足见其地位之重要(63)。另据《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代宗朝，大觉入京城被安置在章敬寺，“自王公逮于士庶，其诣者日有千人”(64)。
肃代两朝具备实权的宦官远不止于李辅国、鱼朝恩，比如与不空往来密切的李元琮。不空是肃代两朝与中央政治关系最为要紧的僧人之一(65)，这与他大力宣扬佛教有加持国家之功有关，同时也得益于其身后内廷势力的强大支持。开元末年，不空受哥舒翰之邀前往武威说法，在当地，除众节度使皆受灌顶外，还“别为功德使开府李元琮受法”，“开府”为极高荣誉，所得之人寥寥，李元琮有此荣衔，得见其地位之不一般(66)，他也是监护不空丧事的功德使，在李元琮死后，京城僧侣还特意上表请求续置功德使。僧惠朗为不空付法弟子，代宗大历年间居止于长安大兴善寺，李元琮死后，僧朗上《请续置功德使表一首》，提出：
（前略）自国家特置功德使以来，众福日滋，群凶时灭，皇室起崇高之佑，缁门绝挫辱之虞，惟天所知，人罕悟矣。一昨元琮薨没。帝京僧侣，相视黯然，举目增悲，中言下泪……伏乞圣慈，择一贤臣，职司功德，永国家惟心之福，解僧人怀旧之悲。谨附中使监护李宪诚奉表陈请以闻。(67)
正是缘于宦官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意义，僧侣才会进行如此积极的行动。代宗大历年间的西明寺僧惠晓是不空的弟子，大历十二年（777）充五台山修功德使，与其一同前往的是庞大的宦官群体，史载：“与中使李童枝等七十余人，将香火巡礼，所将之火，不得至台……又与监使魏明秀等同至北台，为国祈祷，发愿之次。”(68) 如此场景与上文所引天宝年间的《大唐内侍省功德之碑》相互呼应，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段京城佛教背后庞大的宦官捐赠群体，开元年间起，他们逐渐在权力结构中崛起，这当然和某些宦官个体伺机而壮大自己实力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权力结构的嬗变为他们提供了机会，使他们得以实现群体势力的扩张，而与供奉佛教、与僧侣相往来，则是这一群体扩张自身权力的重要途径。
小结
无论是关于中晚唐宦官专权，还是宦官与佛教之间的关系，学界论述都不在少数，有众多可供参考之作。本文将研究时间限定于玄肃代三朝，也正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希望找到关于此问题中一些容易忽视的细节，比如，宦官得以获得权力，并扭结为一群体势力，契机为何？唐代尤其是中唐以后宦官何以与佛教关系如此密切？佛教在宦官权力崛起过程中充当了如何角色？经过安史之乱，宦官与佛教都得到极大发展，关系日益密切，而这些在乱前究竟有怎样的历史铺垫？涵盖安史之乱的玄肃代三朝无疑是一个变化丛生且延续性的时段，都城长安便是这些变化发生的场所，而不同群体间的角力与妥协则是这些变化的内在动力，如果将宦官群体织入这张关系网络之中来进行分析，不仅有利于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特殊人群，而且有助于把握历史时代和社会情境之整体。
注释：
① 李丹婕《从宫廷到坊里——玄肃代三朝政治权力嬗变分析》，荣新江《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227—265。
② 《旧唐书》卷四四《职官志》三，中华书局，1975年，页1870。
③ 《长安志》卷七：“宫城之西有掖庭宫，掖庭西南，安福门内大横街北有内侍省。”
④ 王寿南指出，宦官份内所掌之事有四：1.侍奉皇帝、皇后、皇子、嫔妃；2.皇宫之接待工作；3.守护皇宫门户与管理宫人；4.传达制命。见《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正中书局，1971年，页15。
⑤ 参赵雨乐《唐宋变革期之军政制度——官僚机构与等级之编成》“唐代之宫廷与宦官”一章，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年，页11—48；王静《唐大明宫内侍省及内使诸司的位置与宦官专权》，《燕京学报》第16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页89—116。
⑥ 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唐代宦官权势获得之原因分析”一章，着重就安史之乱后神策军及财政制度的特点进行了梳理；而吴丽娱、李锦绣也就进奉与宦官的关系分析了宦官财政权力的获取与增长。可参见吴丽娱《试析刘晏理财的宫廷背景——兼论唐后期财政使职与宦官关系》，《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页68—81；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下卷，页1019—1056。
⑦ 《资治通鉴》卷二一一，中华书局，1956年，页6703。
⑧ 当然这并非飞龙厩这一机构的最初出现，这里指的是其位置所在。关于“飞龙厩”，可参看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飞龙厩と飞龙使——特に大明宫の防卫を中心として》，《史林》第74卷第4号，1991年，页116—163。
⑨ 《唐故右龙武军翊府中郎高德墓志铭并序》，吴钢《全唐文补遗》第2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页528。
⑩ 《唐故云麾将军齐子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2辑，页552。
(11) 《旧唐书》卷一○六《王毛仲传》，页3253。
(12) 参黄永年《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兼论李杨与宦官高力士之争》，《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页79—92。
(13) 参李丹婕《从宫廷到坊里——玄肃代三朝政治权力嬗变分析》，《唐研究》第15卷，页250—251。
(14) 关于叛乱事件，见《旧唐书》卷一○五《王鉷传》，页3230—3231。
(15) 蒙曼《唐代前期北衙禁军制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115—120。
(16) 参妹尾达彦《唐长安城の官人居住地》，《东洋史研究》第55卷第2号，1996年，页51—56；杜文玉《唐代长安的宦官住宅与坟茔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辑，页79—96。
(17)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页6792。
(18) 《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页169：“上密知之，因以中旨告岐王范、薛王业、兵部尚书郭元振、将军王毛仲，取闲
马及家人三百余人，率太仆少卿李令问、王守一、内侍高力士、果毅李守德等亲信十数人，出武德殿，入虔化门。”
(19) 《旧唐书》卷一八四《杨思勖传》，页4756。
(20) 陈弱水正在对中晚唐宦官社会性格问题进行研究，他通过对宦官所居坊里的居民构成的分析，探讨宦官的社会关系及宦官社群的内部关系。可参见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特论其与军人的关系》，《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171—198。
(21) 《唐故骠骑大将军兼左骁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上柱国虢国公杨思勖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1辑，页146—147。
(22) 张说《颍川郡太夫人陈氏碑》，董诰《全唐文》卷二二七，中华书局，1983年，页2293—2294。
(23) 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翊善坊“骠骑大将军、虢国公杨思勖宅”条，中华书局，1985年，页50。
(24)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页4758。
(25) 《长安志》卷八，翊善坊“保寿寺”条注。
(26) 张说《唐故高内侍碑》载：高力士之父高延福“终于长安之来庭里。”《全唐文》卷二二七，页2298—2299。
(27) 《长安志》卷九，兴宁坊“华封观”条注。
(28) ［唐］白居易原本，［宋］孔傅续撰《白孔六帖》卷八九“寺”条“珍楼宝屋，国赀不逮。”注云：“高力士于来庭坊建佛祠，珍楼宝屋、国赀所不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459。
(29) 《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玄宗开元十九年条，页6793。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页65—86。
(31) 宿白指出：唐墓从墓葬结构（砖室和土洞）、平面和墓室尺寸以及石椁、棺床等设备的差异看，主要分为四个类型，其中前两种为：Ⅰ型：双室弧方形砖室墓，主要集中于第二期，数量不多，目前知道的不足二十座，多以皇室成员为主，在唐代，一般官品，即使是正一品，只要没有皇帝的殊宠，也是不能兴建使用双室砖墓的。Ⅱ型：单室弧方形或方形的砖室墓。文中所列，其中有两位宦官——杨思勖和高克从。而杨思勖墓则是这型墓中的殊例，他的墓不仅置庑殿顶石椁，墓室的尺寸也特别加大，甚至超过了第1型墓室的尺寸，墓室内空间的高度也极特殊。参《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文物》1995年第12期，页41—50。
(32) 齐东方《试论西安地区唐代墓葬的等级制度》一文主要是综合西安地区已发表的二百余座唐墓数据，将墓葬规模、墓室尺寸、墓内设施、葬具、随葬品等分别排比，考察各方面的区别和变化，并结合一些同出的墓志和文献，对西安地区唐墓的等级划分及其演变提出概括性的意见。杨思勖墓属于唐高宗到唐玄宗朝的第三等级，这一等级中石椁少见，多用石、砖棺床，但杨思勖墓有石椁，墓室尺寸最大，有两件石刻武士和一百多件高达0.5—1米的大俑。参北京大学考古系编《纪念北京大学考古专业三十周年论文集1952—1982》，文物出版社，1990年，页286—310。
(33) 邢福来、李明《唐史研究又一重要发现——陕西高力士墓发掘成果丰富》，《中国文物报》2000年4月16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高力士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6期，页21—33。
(34) 《资治通鉴》卷二一○玄宗开元元年条：“上在藩邸，力士倾心奉之，及为太子，奏为内给事，至是诛萧、岑功赏之，是后宦官稍增至三千余人，除三品将军者浸多，衣绯、紫至千余人，宦官之盛自此始。”（页6686）
(35)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页4757。
(36) 中古时期，佛教与政治都有密切之联系，唐代亦不例外，作为政治环节之一的宦官，与佛教之间的关系也甚为密切，值得关注。可参刘淑芬《中古宦官与佛教》（此文首次发表于1999年，后2006年略有修改），收入《中古佛教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46—71，特别是第4节“唐代的宦官与佛教”。
(37) 孙昌武《唐代的宦官与佛教》，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13—232。
(38) 严耀中《唐代内侍省宦官奉佛因果补说》，《唐研究》第10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页65—72。注35提到的刘淑芬文认为功德使始设于代宗朝，而严耀中文则根据墓志材料将时间提前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并指出高力士为首任功德使，且“知内侍省事”，这些同步一线，绝非偶然，与宦官政治发展的需要相关。详见此文页66—67。
(39) 孙昌武《唐代的宦官与佛教》，《国学研究》第9卷，页213—232。
(40) 《旧唐书》卷一八四《高力士传》，页4758。
(41) 刘景龙、李玉昆主编《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页377—378。
(42) 阎文儒《龙门奉先寺三造像碑铭考释》，龙门石窟研究所编《龙门石窟研究论文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页21。该文原载《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号。
(43) 龙门石窟造像的许多捐造者是长安的贵族和官僚，造像风格也直接受到长安的影响。可参看常青《洛阳龙门石窟与长安佛教的关系》，《佛学研究》第7期，1998年，页197—204。因而笔者认为龙门的相关史料可以来说明京城的问题。
(44) 《龙门石窟碑刻题记汇录》，页376—377。
(45) 温玉成《龙门唐窟编年》，《中国石窟·龙门石窟》二，平凡社、文物出版社，1992年，页202。
(46)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页4759。
(47) 刘肃《大唐新语》卷三载：“李辅国扈从肃宗，栖止帷幄，宣传诏命，自灵武列行军司马，中外枢要，一以为之。及克城之后，于银台门决事，凡追捕，先行后闻，权倾朝野，道路侧目。”（许德楠、李鼎霞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页48）
(48)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页4760。
(49)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二○八《李辅国传》，中华书局，1975年，页5882。
(50) 《旧唐书》卷一八四《李辅国传》，页4759。
(51) 参中田美绘《唐朝政治史上の〈仁王经〉翻译と法会——内廷势力专权の过程と佛教》，《史学杂志》第115编第3号，2006年3月，页38—65，尤其是第一章“内廷势力と不空の结合过程”。
(52) 《旧唐书》卷一八四《鱼朝恩传》，页4764。
(53)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页49—50。
(54) 《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永宁坊“开府仪同三司、博陵郡王李辅国宅”条及注，页63。
(55) 《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光行坊“观军容使鱼朝恩宅”条，页96。
(56) 《新唐书》卷二○八《李辅国传》，页5882。
(57) 李丹婕《从宫廷到坊里》，《唐研究》第15卷，页254—263。
(58) 良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序》（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四九，中华书局，2005年，页595）：“（前略）永泰元年岁在乙巳，诏译斯经，仍敕观军容使开府鱼朝恩兼统其事，于南桃园翻译。”
(59) 参中田美绘《唐朝政治史上の〈仁王经〉翻译と法会——内廷势力专权の过程と佛教》，《史学杂志》第115编第3号，2006年3月，页38—65，特别是第二章《仁王经》翻译と法会の意义再考。
(60) 《资治通鉴》卷二二四，“代宗大历二年六月丁卯”条，页7195。
(61) 《长安志》卷十，“章敬寺”条注。
(62) ［宋］王溥《唐会要》卷四八《议释教》下，中华书局，1955年，页847。
(63) 王钦若《册府元龟》卷五二，中华书局，1960年，页557上栏。可参王静《城门与都市——以唐代通化门为主》，《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页37—41。
(64) 李吉甫《杭州径山寺大觉禅师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五一二，页5206。
(65) Stanley Weinstein著，释依法译《唐代佛教——王法与佛法》，佛光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99年，页129—148。
(66) 周一良《唐代密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页66—67。
(67) 惠朗《请续置功德使表一首》，《全唐文补编》卷四九，页597。
(68) 惠晓（不空弟子，代宗大历长安西明寺僧，十二年充五台山修功德使）《恩命令与惠朗同修功德谢表一首》，《全唐文补编》卷四九，页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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