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区域布局的“污染天堂”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布局论文,效应论文,规制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世界各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日益增强，许多国家逐渐加大了本国的环境规制力度，特别是对于工业污染排放采取了比以前更为严厉的规制，以减少污染排放，改善环境。然而，各国、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是否会对工业的布局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工业是否会从环境规制强的国家或地区向环境规制弱的国家或地区转移？这一问题已成为近年来区域经济学、环境经济学以及国际贸易的研究热点。
Gene Grossman和Alan Krueger（1993）在NAFTA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国的环境质量呈倒U型关系。该假说还认为，在收入同时增加的情况下，污染在发达国家减少，但在发展中国家增加。这一研究的重要性在于，很多贸易政策领域的研究者认为，贸易和经济增长有利于环境改善，即如果把环境质量看作是一种普通商品，则随着贸易和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的增加，人们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会逐渐增多，同时政府也有能力负担昂贵的环境保护成本。但他们忽视了一个关键问题，即贸易可能会通过其他渠道改变环境结果，如鼓励污染型产业从环境规制强的国家或地区转移到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而这些污染型产业在环境规制较为宽松的国家或地区可能会排放更多的污染物，如二氧化硫等，这样，全球大气污染增加的外部性同样会使环境规制强的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受到影响。该假说被称为“污染天堂”假说，这一问题也成为1999年西雅图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讨论的一个重点。国外的实证研究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Lucas、Wheeler和Hettige（1992）利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考察了近15 000个企业，发现在1976～1987年间，污染密集型产业由美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Mani和Wheeler（1997）研究了欧洲、北美、日本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1965～1995年间污染型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发现从整个制造业来看，污染密集型行业在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成员国中的产出比例不断下降，而发展中国家污染密集型行业的产出比例一直稳定上升。Cole（2004）也利用南北贸易数据对以上假说进行了验证。
对于“污染天堂”假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Tobey（1990）在研究各国环境标准对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时发现，贸易格局取决于由传统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所以“污染天堂”假说应该受到质疑。Bartik（1988）在考察美国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财富500强企业布局的影响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大多数制造业布局的影响并不显著。另外，在一些实证研究中（Jaffe et al.,1995; Copeland and Taylor,2005; Raspiller and Riedinger,2008），其结论（环境规制与产业布局选择之间的关联度并不强）也不能很好地支持“污染天堂”假说。Ederington（2004）对1974～1994年间美国污染密集型产业产品的进出口进行研究后发现，大多数污染型产业的产品生产并未被国外进口产品所替代，因此，这一结果并不支持因环境规制强度增大美国的污染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推论。
针对这些争论，Copeland和Taylor（2004）认为，许多学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混淆了“污染天堂”效应与“污染天堂”假说的概念，而这两者是有所区别的：“污染天堂”效应是指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会导致成本收益的变化，从而对产业布局转移产生影响；“污染天堂”假说是指在产品贸易壁垒减少的前提下，污染型行业必然会从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小的国家，该假说成立的前提是，环境规制强度是影响产业转移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因素。实际上，产业转移不仅要考虑环境规制的影响，还要考虑其他多种因素，如劳动力成本、市场等，如果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大，则只能说存在“污染天堂”效应，而不能说污染型行业一定会从环境规制强度大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小的国家。Creenstone（1993）、Lis和McHone（2002）、Becker和Henderson（2004）在其研究中也证实了“污染天堂”效应的存在。Verbeke和Clercq（2006）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了NEG分析框架，用来评估环境政策对产业布局的影响，发现环境政策对产业布局的影响较小，因为产业布局决策除了比较环境政策所引起的成本大小外，还会考虑集聚经济及收入效应。Mulatu、Gerlagh、Rigby和Ada Wossink（2010）认为，Cole等（2005）通过分析美国比较优势来验证“污染天堂”假说的结论之所以不支持该假说，是因为该研究未考虑美国先天的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优势对污染密集型产业布局选择的影响。
在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中国是否成为外商投资的“污染天堂”，这一问题已受到国内学者的关注。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实证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外贸易和FDI对国内环境的影响，而对区域间产业转移的生态效应分析却很少。虽然国内环境规制强度遵循统一的国家标准，但中西部地区为了吸引更多的产业，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具体操作过程中，实际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有可能放松。张可云、傅帅雄和张文彬（2009）发现，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治理的努力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西部地区的整体治理力度不够，在污染治理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东北地区的规制强度一般；中部地区则存在明显的分化，规制强度为高、中、低的省份都存在。中国区域之间是否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即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污染密集型产业的布局是否会从环境规制强的地区向环境规制弱的地区转移，或者说中西部地区是否会成为东部产业转移的“污染天堂”，这是影响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本文主要包括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计量模型的设定和说明，主要是借鉴Abay Mulatu和Reyer Gertagh（2009）的研究，使用地区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的经典贸易模型（Midelfart－Knarvik et al.,2000），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测度；第三部分是变量选择和数据来源；第四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第五部分是总结性评述。
二、计量模型的设定和说明
产业布局理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即比较优势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比较优势理论源于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H－O）模型，它强调生产要素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新经济地理（NEG）强调规模报酬递增、市场准入以及产业前向、后向关联对产业布局的影响。综合分析H－O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布局的共同影响，是产业布局研究的热点问题。Midelfart－Knarvik等（2000，2003）建立了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Interaction）模型，纳入了H－O比较优势理论与新经济地理学对产业布局的共同影响，并应用这一模型研究了美国和欧洲的产业分布决定因素。本文借鉴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2009）的研究，在区域特征与产业特征交互作用（Interaction）模型中引入环境规制的省份特征和污染程度的行业特征，对中国区域间的“污染天堂”效应进行测度。
在上述解释变量中，环境规制力度是本文最为关注的变量。该指标的内生性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但Fondazione Eni Enrico Mattei（2009）忽略了这一问题。我们将考虑两个方面的内生性来源：一是环境规制力度与工业布局之间的联立性，即污染行业占全国比重高的省份可能更倾向于放松规制；二是省略变量的影响，即一些难以测度的省份特征可能与环境规制力度相关。针对上述两种可能性，我们选择上一期的环境规制力度作为解释变量，引入工具变量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来解决环境规制力度与工业布局之间的联立性问题。另外，我们遵循Sanguinetti和Volpe Martincus（2004）的方法，引入省份虚拟变量
、产业虚拟变量
，使用虚拟变量的最小二乘法（Least Square Dummy Variable,LSDV），即通过产业和省份固定效应更可靠地控制产业特征和地区特征，以消除无法度量的不随区域而变的产业特征变量和不随产业而变的区域特征变量的影响，从而解决省略变量引发的内生性问题。
三、数据说明与变量选择
（一）环境规制力度指标量度
我们改进了Arik Levinson（1999）的产业结构环境投入指数，建立了关于产业结构条件下污染排放指数的分析模型。
首先，根据各省不同的产业结构，我们可以测算出按照全国平均水平各省单位生产总值应排放的污染量：
本文的环境污染排放量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5个指标，选取的是2004～2007年全国31个省、区、直辖市的环境污染排放数据。① 本文考虑了所有的工业，划分出34个污染排放指标较高的行业，② 并将剩余的污染排放很少的指标归为其他。为了综合说明各省份环境污染治理的努力程度，本文还对各省份固体废弃物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和工业粉尘排放量的
进行了主成分分析，计算出2004～2007年各省不同产业结构条件下的综合环境污染规制强度系数，具体结果见表1。
（二）刻画省区特征变量
本文用2008年各省份农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表示农业丰裕度，用2008年各省份采掘业产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表示自然资源丰裕度，用2008年各省份学龄以上人口中高中文化程度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表示人力资本禀赋，用2008年各省份工业产品销售收入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表示市场潜力，用2008年各省工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表示各省的工业基础。本文选取2007年各省份环境规制力度的大小表示环境规制放松程度，即用上一期的规制力度来解决模型的内生性问题。省区特征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见表2。
（三）刻画产业特征的变量
产业的农业投入要素密度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农业中间消耗来表示，自然资源中间消耗密度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的采掘业中间消耗来表示，人力资本投入密度用行业的相对工资水平来表示（即以所有工业的平均工资为基准进行比较，得到各行业的相对工资水平），产业的最终需求偏向用2007年国内最终需求除以产业总销售来表示，工业中间投入密度用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各行业中间投入占工业总中间投入的比重来表示，污染排放密集程度用2008年各行业污染排放占总污染排放的平均比重来表示。产业特征变量的数据来源及变量描述见表3。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实证结果
根据（1）式进行的最小二乘回归及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见表4。由于产业布局并不是由省份特征和产业特征单独决定的，同时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本文仅报告了我们重点关注的交互项系数的回归结果。从选择上一期环境规制力度的OLS回归结果来看，环境规制放松程度乘以行业污染排放密集程度的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回归结果十分显著，说明高污染排放密度的行业倾向于在环境规制放松程度高的省份布局；农业丰裕度乘以农业投入要素密度的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农业产品投入要素密度高的行业倾向于在农业产出高的省份布局，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自然资源丰裕度乘以自然资源中间消耗密度的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为正，且回归结果显著，说明自然资源投入要素密度高的行业倾向于在自然资源丰富的省份布局；人力资本禀赋乘以人力资本投入密度的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为负，且结果显著，这与人力资本投入密度高的行业倾向于在人力资本多的省份布局的预测不一致（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比较频繁，人力资本倾向于向工资高的地区流动，大量的流动人力供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高工资地区人力成本的上升，当高工资地区的人力成本尚控制在可盈利的条件下时，就不会对产业的重新布局产生明显影响）；市场潜力乘以国内最终需求偏向的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国内最终需求度高的行业倾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但这一结果并不显著；工业基础乘以工业中间投入密度的回归估计系数符号为正，说明工业中间投入密度高的行业倾向于在工业基础好的地区集中，这一结果通过了检验。
另外，使用环境规制放松程度工具变量得出的回归结果与上述结果基本一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联立性所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除了对模型（1）进行估计外，本文还考虑了固定效应的影响，见模型（2）。产业固定效应控制了随省份变化的产业异质因素的影响，地区固定效应则控制了不随产业变化的省份异质因素的影响。应用地区和产业固定效应模型解决了部分因省略变量（Omitted Variables）而引起的内生性问题，估计结果见表5。
从环境规制放松程度乘以污染排放密集程度的地区固定效应、产业固定效应和产业地区固定效应来看，估计系数都为正，且回归结果高度显著，这很好地证实了环境规制力度对高污染排放密度行业布局的影响作用，即高污染排放密度行业倾向于向环境规制放松程度高的省份转移。从其他交互项的固定效应来看，其基本上与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一致，考虑到这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我们未展开分析。
（二）进一步的分析
为了进一步对以上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检验，我们选取面板数据模型来考察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密集型行业布局的影响。上文是基于分产业的分析，现在则考虑将所有污染产业加总进行考察。我们根据2005～2008年行业污染排放数据的平均值，计算出不同行业各污染物排放占全部行业污染排放的比重，并根据各行业污染排放的比重排名，从高到低选取行业污染排放加总达到全部行业污染排放90％的行业作为污染排放密集型行业，包括热力电力、化学原料及制品、煤炭开采、造纸及制品制造、黑色金属冶炼、有色金属采矿、黑色金属采矿、食品加工、石油炼焦、食品制造、饮料制造、有色金属冶炼、医药制造和纺织工业。
鉴于面板数据时间跨度短且截面主体较多，我们认为主体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横截面之间，即体现在截距项上，而斜率系数应为常数，其具体形式如下：
从回归结果来看，各省污染排放密集型行业在全国的比重变化与各省平均环境规制放松程度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环境规制放松程度高的省份污染排放密集型行业比重上升，环境规制放松程度低的省份污染排放密集型行业比重下降，污染排放密集型行业明显是从环境规制强度大的省份向环境规制强度小的省份转移。
我们还发现，污染型行业的布局变化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各省份的农业丰裕程度、人力资本禀赋等。因此，只能说在污染型行业的布局变化中存在“污染天堂”效应，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型行业的布局选择有一定的影响，污染型行业倾向于从环境规制强度大的省份转移到环境规制强度小的省份。由于各省的自然条件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因此，各省环境规制力度的大小将成为污染型行业布局调整中的重要考虑因素，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这些行业的布局决策，一些环境规制力度小的省份可能会成为污染型行业规避高环境治理成本的“污染天堂”。
五、结论性评述
目前，沿海发达省份在环境污染规制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与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对环境改善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而中西部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经济发展的初期和中期，其发展经济的愿望异常强烈，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比，中西部地区对前者的需求更为迫切，从而导致其环境规制力度及环境规制的主动性相对较弱。在这种情况下，东部的污染型行业为了规避环境治理成本，倾向于向环境规制力度小的中西部地区转移，使得中西部地区成为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规避高环境规制的“污染天堂”，导致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环境规制较弱的中西部地区更应重视发展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的有机结合，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有选择地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结合自身的特色优势大力发展生态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同时要加强对污染排放的监管力度，控制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过快增长。另外，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建立健全环境规制的监测考评机制，加强对各省份环境规制执行力度的监管，避免各省份环境规制强度的过度分化，促使污染型行业通过自身的设备升级和技术进步实现污染排放的减少，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产业转移来规避高环境规制成本。同时，中央政府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入和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缩小区域差距，实现生态文明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目标。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于2004～2007年的《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②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采选业、非金属采选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加工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业、皮革毛皮羽绒及其他制品业、木材加工及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机械工业、专用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电力热力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