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王国维戏曲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戏曲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王国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国学大师王国维诞辰120周年，逝世70周年， 为充分认识他在戏曲研究领域的开拓性贡献，学习他敢于创新而又严于考证的治学精神，把戏曲研究事业推向前进，1997年10月16日至1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省文化厅、浙江省海宁市人民政府，在王国维的家乡海宁市联手举办’97王国维戏曲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各地及本省的戏曲研究专家、学者60多人携带论文汇聚一堂，就王国维戏曲史论的方方面面展开热烈的研讨。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曲润海、浙江省文化厅副厅长沈敏、顾颂恩、省文联主席顾锡东、省剧协主席钱法成、省文化厅艺委会主任史行等领导同志到会致词并讲话。会议热情地赞扬了王国维充分肯定中国古典戏曲的艺术成就，开创了戏曲史学并使之跻身于学术研究之林；高度评价王国维在戏曲史论方面的独到见解和重大建树，决心沿着王国维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为发展和完善中国自己的戏曲理论而不懈努力。会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戏曲理论界近年在研究和继承王国维戏曲理论遗产方面的水平。
王国维的戏曲学术思想和成就是多方面的，于会学者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讨：
一、走近王国维，认识王国维。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叶长海以《走近王国维》为题说：“我们站在世纪末回顾世纪初的文化名人王国维，有时感到非常遥远。他在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曾居于制高点，常使人感到仰之弥高。我们今天聚会研讨，就是试图走近他，在戏曲研究领域进一步认识他。”他认为要走近王国维，首先，应充分认识王国维在戏曲史学建设方面的开拓性贡献。他的《宋元戏曲考》等著作是用近代史学方法研究戏曲史的开山之作，无论是从史料的发掘深度、从建立新兴学科的学识基础，还是从治学态度诸方面，都为我们作出表率，其中有关中国戏剧的起源、形成、艺术特征以及它的文学成就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曾启迪了一代代戏曲学者的学术研究，至今都还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此，我们以往的认识都还不足，有待于继续深入研究。其次，为了较准确地认识王国维，要注意了解他的一些认识的形成过程及其理论话语的变化过程。如“意境”，系王氏在《人间词语》中首先标举的概念，后来他在著作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第三，要特别注意本世纪中外戏剧观念的变化，重新认识王国维的一些观念。如“戏曲”，王氏研究戏曲，数年居于日本，其所用“戏曲”与日语“戏曲”意义相近，指的是“剧本”或“戏中之曲”，并认为“真戏剧必与戏曲相表里”。“戏曲”一词，沿变至今，已作为中国传统戏剧体系的泛称了。我们要注意“戏曲”一词的使用的历史沿变，以免以今例古或以古例今，引起误解。又如什么是“活”戏剧，王国维认为元曲为“活文学”，而明清之曲为“死文学”。这是他“爱读曲，不爱观剧”的偏好所致。他的研究戏曲，重历史资料而未及田野作业，重案头文学而未及戏剧演出艺术。现在，我们的研究视野已大为开阔，研究方法亦更多样。我们已有条件对活的演出艺术、各地方戏曲剧种及各少数民族戏剧展开实地调查研究，把历史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把资料建设和理论建设结合起来。此外还有如“悲剧”、“成熟的戏剧”、“真戏剧”等等。总之，要以新的观念，新的视角，研读王国维的著作，准确地了解王国维，深入认识王国维的许多理论观念，并以我们的努力把王国维开创的事业推向新境界。叶长海的发言，引起大会的普遍赞同。
二、围绕《宋元戏曲考》，研讨王国维的戏曲史观。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傅晓航以《新史学的开山》为题，称《宋元戏曲考》是戏曲史科学的奠基之作。他回顾历史说：“明清的曲论，对戏曲的历史，大都囿于由诗变词，由词变曲的老调重复，尽管有些曲论家如徐渭、王骥德、焦循等人，曾对戏曲历史的某些问题提出过相当精湛的见解，但是还没有一部专门探讨戏曲历史发展问题的著述。王国维用了近五年的时间，专心致力于元代戏曲历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元代戏剧的来源——戏曲艺术的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最后写成《宋元戏曲考》一书，填补了中国文化史这一空白，开辟了一门崭新的学术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桢以《王国维与现代中国戏曲史》为题，认为王国维的戏剧史学思想、史学观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一是学科性。称王国维赋予戏剧以独立的学科品格，这是由其戏剧观所决定的。他说：“有独立的学科品格，即有其独立的发展演化历史，曰宋元戏曲‘史’，这还是头一个。”二是系统性。称戏剧形式初期的宋元时期，概念称谓甚多甚复杂，王国维不仅考其准确内涵，且清理其发展脉络，站在文学的立场，对宋元戏剧的渊源、时地、存亡、结构、文章和作家小传等加以关注。三是现代性。他认为王国维把历朝不入史志经集的戏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待，本身就是现代思想意识的体现，它实现了戏曲的位移，改变人们鄙视或半遮半掩的观念，这也是二十世纪文艺领域重要的观念变化之一。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文峰以《以歌舞演故事——简论王国维对戏曲基本特征的认识及意义》为题，指出王国维是第一个准确地阐述“以歌舞演故事”这个戏曲基本特征的戏曲史论家。其意义，不仅能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中国戏曲的发展历史，而且对于今天研究戏曲声腔剧种的异同，推动剧种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中国戏曲的理论体系等，均有重要指导意义。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吴双连以《戏曲的定义与王国维的戏剧观》为题，重新提出“戏曲”的定义问题。他认为王国维所谓“戏曲”是指北齐至唐宋的“歌舞戏”，指不成熟、非今天意义上的戏曲，而他所谓“真戏曲”才是发展成熟、具有今天意义的戏曲，即指南戏和北杂剧。他还认为，在王国维的戏剧观念中，以“真戏曲”的含义为最窄而最成熟，“戏剧”的含义最广泛却最不成熟。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徐宏图以《南戏的渊源、时代和发源地再议》为题，指出这个近二十年来戏曲理论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早在八十五年前，王国维就已在《宋元戏曲考》中作了精密的论证，并明确解答说，南戏“源自古剧”、“始于南宋”、“出自温州”。争论的双方绕了一个又一个圈子，从浙江的温州争论到福建的泉州，最后不得不统一在王国维的结论上，可见王国维戏曲史论的科学性及其深远的指导意义。温州医学院副教授徐顺平对此颇有同感，并作了很好的补充发言。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傅谨以《王国维与20世纪艺术平民化浪潮》为题，认为戏曲自宋元时期诞生以来就备受批评而一直处于文化意义上的非主流地位；直至王国维的出现才有了根本的变化，正是王国维对戏曲的研究，导致对中国文学传统整体的重构，使得戏曲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获得了在文学史上的经典位置，终于为史家所承认。
学术研究是无止境的，前人未竟的事业要由后人继续完成，前人因时代的局限而有所偏差，亦应由后人纠正和进一步完善。杭州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在高度评价王国维的学术成就之后，针对《宋元戏曲考》提出三条全新的见解，引起于会学者的特别关注。这三条见解是：一、河南开封是元杂剧的最大中心。他说，古今的学者均认为元杂剧是根据周德清的《中原音韵》写的，而王国维则认为早期的中心在大都（今北京），后移至杭州，这样就存在一个很大矛盾，即北京话能不能说是中州或中原的？可见王国维在说到元杂剧的中心时，忽略了一个最大的中心——开封，金朝称“南京”。这当是王国维元剧理论的一个缺陷。二、元杂剧应改称“金元杂剧”。他说， 明臧懋循《元曲选》收元杂剧100种，近人隋树森《元曲选外编》收62种，合计162种，差不多是当时的剧本数目了。而这162种当中，以河南开封、 洛阳及河南其它城市为中心的大概有68种，占现存金元杂剧的42%，以大都为中心的仅占全部剧种的23%，可见杂剧以河南为最兴盛。河南曾是金朝的领地，杂剧在金朝就有了，加上《中原音韵》的问题，所以元杂剧应改称“金元杂剧”。三、《西厢记》杂剧是金代剧本。他说，关汉卿的散曲〔中吕·普天乐〕《崔张十六事》（见隋树森《金元散曲》（上册）中，有许多文字和《西厢记》杂剧一样，可见关汉卿年代已有《西厢记》了。明朝有很多人研究《西厢记》，他们称“王作关续”，即王实甫作前四本，关汉卿续作第五本，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但他们都认为王实甫的年代比关汉卿早。另从王实甫的杂剧《丽春堂》十分真实地描写了发生在金代的事件也可推知他为金人，可见王实甫为金人无疑，其《西厢记》亦写于金代。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洛地则提出“元曲戏剧兴于南方说”，他从六个方面进行考证：一、从刻印地点考察；二、“西湖旧本”的启迪；三、元曲之“时”；四、元曲之“地”；五、元杂剧的演出体制；六、其它。这是他近年所一直努力探索的问题，散见于他的《戏曲与浙江》、《词乐曲唱》等著述中，这次则作为专题提出。上海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朱建明重读《宋元戏曲史》之后认为，戏文与南戏是两个不同的剧种，戏文产生于南宋，又称宋戏文；南戏形成于元明间，又称元南戏和元明南戏。二者之间有渊源关系，“但不是同一戏种，前者是父，后者是子”。彼此在“剧本体制”、“角色行当”、“音乐曲调”方面均有区别。会上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戏文与南戏是一个剧种，不应该分开，只不过后者比前者更成熟而已。
三、围绕《人间词话》，研讨王国维的戏曲美学。上海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锡山以《王国维与西方美学》为题，对王国维的戏曲美学作了全面的探讨，称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在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取得最高最大成就者，为中国和世界美学史作出罕与伦比的贡献。他把王国维的美学理论概括为天才说和壮美优美说、古雅说、苦痛说、游戏说、自然说和赤子说、意境（境界）说、美育说、功和观、悲喜剧论等诸方面，并称其是一个宏伟的意境说美学体系，除古雅说为纯粹国货外，其它皆为完美融汇中西之学之产物。其中与戏曲有直接关系的是“意境说”和“悲喜剧论”。他认为王国维的意境说，显然受亚里士多德悲剧论中的“摹仿说”之影响而有所发展。而他的悲喜剧论则显然自西方引进，并在我国首作阐发，并将悲喜剧理论引向广义，不局限于剧学研究中运用，而在美学、文化学中作广泛开阔的理论思考。浙江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周大风、沈祖安则重点谈王国维的意境说。周大风认为评判文艺作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就看它是否有意境，意境即“自然而已”，它对戏曲、音乐、舞蹈创作都很重要，无论第一创作、第二创作、第三创作，都离不开它。沈祖安指出王国维戏曲美学的主要成就，一是意境说，他认为戏曲中倡意境之说，是戏曲研究的主旨亦是戏曲创作之骨髓；二是“有”、“无”说，即《人间词话》提到的“有有我之说，有无我之境”的意思；三是“隔”与“不隔”之说，他认为王氏所说的“不隔”是指纯粹写自然景物而不把个人心景掺进去，而状物寓意、以景抒情则谓之“隔”了。他还认为不能把王氏的“境界说”和“悲剧观”并列，因为前者比后者重要，后者还不是王的创见。北京艺术研究所研究员钱世明指出王氏的《人间词话》是融创作心得与艺术审美理论为一体的著作，忽略王国维是清末民初的一位有成就的词人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他的词话。对学术界有人没有创作实践而又偏偏忽略这一实情，硬把王国维纯属谈填词手法和词艺品评的见解扯到“唯心主义”上去的做法，提出尖锐的批评。
四、探讨王国维戏曲研究历程、研究方法和成功原因。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员王安葵以《众里寻他千百度》为题，生动地描述了王国维学术研究的三个历程：一是“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称“中西二学，贯串精博”为王国维“独上高楼”，架设了坚实的云梯；二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称王国维成就卓著，令人惊叹，凭籍的不仅是天才和灵感，更主要的是勤奋，虽饱经挫折，尝遍艰辛，以至“筚路蓝褛”，“衣带渐宽”，终不放弃对理想的钟情和执著追求；三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称其历尽艰辛、苦苦追寻之后，终于找到了他所钟情的“佳人”，那就是“中国戏曲的特点”、“民族艺术的长处”，“中国戏曲独特的美学价值”，王国维终于成为中国戏曲史学的不祧之祖。他还认为继王国维之后，有许多学者仍以“衣带渐宽终不悔”精神苦苦追求，又发现许多新境界，如张庚先生的“剧诗”说即是王国维戏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湖北大学副教授朱伟明认为王国维戏曲研究方法与乾嘉学派一脉相承，充分占有资料和详尽考证过程构成他的学术专著的坚实基础，然王氏的成功绝不仅是在资料的发掘、辑录和整理方面，更重要的还在于他运用独特的学术话语和宏观和微观交叉互补的方法对零散、琐碎资料的选择、排列、处理和论述中，表现他对戏剧艺术特征与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目的则是为了建构中国戏曲史学的完整框架，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项空白。杭州师范学院教师郭梅，则从“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探讨王国维戏曲研究成功的原因。首先是天时，认为王国维于风云巨变的世纪之交，能最大限度地抓住时代所提供的治学契机，自觉地欢迎和接受“新学”信息，笃志“新学”，采用新视角，使用新方法，搜罗新材料，得出新结论。其次是“地利”，故乡海宁的文人荟萃和良好的教育，为王国维从小打下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基。后一迁上海，二迁北京，三迁日本京都，“三迁而居，享地利而成大业”；三是“人和”，先是结交师友罗振玉，受到莫大的关心和指引，继而结识史学家柯劭、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过往甚密。此外，沈曾植、蒋汝藻、容庚诸朋辈对他也有一定影响。
大会发言的尚有史行、顾锡东、秦华生、纵丽娟、高琦华、王令之、王学海、沈学强、朱建良等，《戏文》杂志作为协办单位，也一起出席会议并作发言，因篇幅所限，恕不一一述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