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治理研究
人口量质转型与中国经济增长
——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内生型增长的人口变迁视角审视
郭 剑 雄
(陕西师范大学 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 陕西 西安 710119)
摘 要： 随着人口生产阶段的变迁，分别存在着马尔萨斯型增长、刘易斯型增长、索洛型增长和内生增长的经济增长类型的演化。在经济增长的不同类型中，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人口增长作为工业化扩张的有利条件，构成刘易斯型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化扩张阶段以外的其他经济增长类型中，人口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因此，不能在普遍意义上获得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原因的结论。越过人口红利期的中国经济，必须实现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和开掘人口质量红利的增长动力转换。
关键词： 人口变迁； 经济增长类型； 人口质量红利； 中国经济增长
一、 引 言
当前中国的人口学界和经济学界，存在着一种“经济增长的人口决定论”。其主要观点是，人口规模越大，人口增长率越高，越有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发展)。基于中国的经验，一方面，认为前期人口膨胀是后期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在中国1974—1994年人口增长与1994—2014年经济增长之间统计相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延期20年的关系“定理”[1-2]；并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前中期放任人口爆炸式增长，爆炸形成的人口积累在30年后就能够助推该国快速完成工业化。[1]另一方面，认为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是低生育率造成的人口红利消失的结果。[3-6](1) 虽然蔡昉认为中国的经济下行与人口红利消失有关，但其观点并不属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决定论”。 强调中国早已掉入“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不仅将导致中国的小国化趋势，也将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一个极大阻碍因素。[5][7]支持“经济增长人口决定论”的主要依据是：第一，人口多，劳动力充裕，劳动成本低，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竞争优势；第二，人口增长快，人口结构年轻化，人口负担小，储蓄率高，资本丰裕；第三，人口多，接受教育的人口也多，人才储备规模大，创新力强，技术进步快；[8]第四，人口结构越年轻则企业家精神越强烈，经验事实表明，25—35岁是高产的创业年龄。[8]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张，应重构人口国策，变限制性生育政策为鼓励性生育政策[5][7][9]，甚至建议适当放开外籍人才入境，特别是外籍女性人口的迁移入境，以提振中国的人口增长率。[4]
对于上述观点，有以下问题值得讨论：首先，肯定人口是经济增长的原因没有问题(2) 因为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人的参与，没有人的参与便没有经济活动，也没有经济增长。 ，问题在于人口增长是否是经济增长的主要的或决定性的因素。其次，人口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否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它在经济增长的一定阶段会显现出特殊重要性，离开这一阶段其作用则显著不同。也就是说，能否在普遍意义上获得“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原因”的结论。再有，对于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长，是否需要通过恢复人口的高速增长来驱动，低生育率下较高及较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否无法保障？试图厘清这些问题是本文的工作。
环磷酰胺联合糖皮质激素对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患者肾功能和血脂的影响………………………………………………………………………… 朱 莉，等(11):1336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很早就被关注的话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议至今尚未形成统一和确定性结论的问题。在经济学说史或人口经济学说史上，主张人口增长有利于经济增长(发展)的观点广泛存在，相反的认知也不难大量列举。
重商主义把人口众多视为一国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主要因素：财富增加的主要途径是对外贸易，人口众多形成的廉价劳动力有利于降低本国产品的价格，增强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使贸易收入有盈余；人口也是进行武装掠夺和殖民扩张的兵源。[10]30-49；[11]1-8 在亚当·斯密那里，增加国民财富主要依靠两种方法：长率一是增加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 二是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依赖于分工发展。两种方法都与人口规模有关，人口越多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越多；人口密度越高分工发展程度也越高。[12]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指出，在发达和成熟的经济中，人口增长的下降是有效需求不足和投资动力下降的一个原因，认为刺激有效需求的源泉是快速的人口增长。[13]37在索洛(Robert M. 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中，经济进入稳定增长状态之后，经济总量的增长与人口增长正相关。[14]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把人口和人均收入的高增长率列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之首。[11]159-162D.盖尔·约翰逊论述到，人口增长没有导致人均实际收入的降低，反而带来了人均收入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发展)的知识的大量增加部分地要归功于人口的增长。[15]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范围内人口和经济的高速增长成为此类观点有力的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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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两类文献的方法论基础属静态研究，即大都是在特定的环境或特定条件下考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其结论自然不同。本文认为，人口和经济都是长期变量，人口增长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应当在长期的历史的演化过程中考量。这样一种长期的分析框架可以将影响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环境和条件因素包括进来。本文研究尝试的方法有三：第一，研究人口生产的长期历史过程，区分人口变迁的阶段化演进；第二，研究经济增长的长期历史过程，区分经济增长的阶段化演进；第三，把人口增长过程和经济增长过程结合起来，分别考察不同阶段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分阶段观察人口增长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再获取二者之间关系的一般性结论。
重农学派认为，一国人口数量变化与经济发展要服从“自然秩序”，而不能盲目鼓励人口增长。[11]10-18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关注到，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会带来饥馑、战争等死亡率上升的灾难，应通过控制生育率的手段实现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之间的平衡。[16]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看来，新的人口固然有“手”可以创造财富，但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其在同样的条件下难以生产出同前人一样的成果；而新的人口的“口”却要消耗同前人一样多的食物和其他生活资料。[10]170理查德·R.纳尔逊指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速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17]162安斯理·科尔和埃德加·胡佛在1958年出版的《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印度前景的个案研究》中认为，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有负作用。[13]34同样在索洛模型中，在资本供给一定的条件下，人口的过快增长，会造成人均资本的浅化和经济增长稳态水平的降低。[14]德内拉·梅多斯等在《增长的极限》强调，人类经济活动呈指数化的增长所造成的资源过渡开发和浪费，会导致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从而造成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18]黄少安和孙涛提出了老龄化还是多生人口带来的压力大的问题。现在的老龄化会造成相对短期的一代人或两代人的压力，而现在就放开人口生育政策的代价却是恶化多代人的生存环境和资源条件，并且可能以一个更为严重的老龄化局面终结。[19]当今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现状可以为后一种观点提供佐证。
二、 考虑质量因素的人口变迁阶段划分
人口生产存在着自身规律。其规律性的突出表现，是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口生产类型也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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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经济学中，同时存在着不同于人口学视角的人口变迁的两阶段划分模型。人口既是数量意义的资源，也是质量意义的资源。随着工业化、现代化的推进，质量意义人口资源的价值更加凸显。人口生产不仅涉及人口数量的变化，同时也包含人口质量的更迭。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人口生产数量方面的变化规律是高生育率偏好向低生育率偏好的转变，而人口质量生产的演进规律则是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向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逆转。也就是说，在工业化前后，人口生产的数量偏好与质量偏好不同。根据人口生产数量偏好与质量偏好的组合关系，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S. Becker)、墨菲(K. M. Murphy)、田村(M. M. Tamura)以及小罗伯特·E. 卢卡斯区分了人口生产的高生育率偏好与低人力资本积累率偏好共存的传统模式和低生育率偏好与高人力资本积累率偏好统一的现代模式。[20] [21]113-179他们所谓的人口变迁即前一模式向后一模式的转变，并将这一转变视为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型的决定因素之一。加里·斯坦利·贝克尔[22]的新家庭经济学、贝克尔—墨菲—田村[20]以及卢卡斯[21]的人口内生的新增长理论，能够对量质转换的人口变迁的原因做出解释：在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中，家庭效用可以表示为父母的消费、子女数量和子女人力资本的函数。受家庭收入和父母时间禀赋的约束，家庭效用函数的最优解必然涉及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之间的权衡。权衡的结果是偏好于子女数量还是其质量，决定于单位投入在二者之间收益率的对比；而两者之间的收益率差异内生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技术体系的差别。工业化是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的过程。由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工业化日渐显现出对就业劳动力质量的选择性；工业化程度愈高，该选择性特征愈强。工业化进程中人口质量价值的提升，自然对寻求高回报率就业机会的劳动力特别是其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形成激励。与人力资本回报率提高相联系，工业化又是人均收入和人的时间价值不断上升的过程。子女被认为是一种时间密集型产品。工业化进程中收入的提高和时间价值的变化会对人口生产形成一种高成本约束，因而导致生育率下降。
图1 考虑质量因素的人口变迁阶段划分
人口学的划分没有考虑人口质量变化对人口变迁的影响，而人口量质互逆的变化是人口变迁的不同侧面，离开人口质量的提升难以很好地解释人口变迁过程中的生育率持续下降现象。现代经济学的两分法过于简单，缺乏两种状态的过渡性阶段描述，使人口生产的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的转化显得突兀。本文拟将前述两种方法结合起来，同时借鉴1990年联合国为便于国际比较而提出的人口转变阶段的划分法，将包含人口质量因素的整个人口变迁过程划分为如下4个阶段(见图1)：第一，传统社会或前工业社会阶段。高出生率，总和生育率在6.5以上；高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在45岁以下。人口自然增长率极低，根据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计，公元元年至1820年，世界人口的年增长率只有0.1%。[23]由于生产技术的原始性和简单性，该阶段人力资本价值完全没有体现，人力资本积累率趋近于零，人口生产属典型的数量偏好型。第二，工业化初期及中期阶段。出生率维持高水平，总和生育率在4.5—6.5；死亡率显著下降，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45—55岁。人口自然增长率很高，人口规模大幅度扩张。虽然相对于传统社会该阶段生产技术明显进步，但技术多属于非技能偏态类型，经济中人力资本的价值没有凸显，人力资本的积累仅由教育的进展促成，人口生产仍属数量偏好型。第三，工业化中后期及后期阶段。死亡率进一步降低，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55—65岁；出生率开始下降，总和生育率降至2.5—4.5，人口自然增长率减缓。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该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表现为技能偏态型技术的日渐广泛应用，人力资本的经济价值显现，人口生产出现数量偏好向质量偏好的转型。第四，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阶段。总和生育率降低到2.5及以下，甚至进入低生育率陷阱；死亡率很低，平均预期寿命在65岁以上，人口低速增长乃至负增长。由于现代社会的高技术水平和高技术进步率，人力资本的价值充分体现，人口生产呈现突出的高人力资本积累率的质量偏好特征。(5) 本自然段关于人口变迁四阶段划分中的总和生育率和平均预期寿命的数据，采自1990年联合国为便于国际比较而提出的人口转变新的划分方法。其中第四阶段总和生育率原文献的数据是2.5以上。转引自孙兢新《跨世纪的中国人口·综合卷》，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2页。
人口变迁进入到以当今发达经济体为代表的现代阶段以后，由于人力资本价值的凸显，经济增长也相应地演化为内生型增长类型。
三、 不同人口变迁阶段的经济增长类型
人口生产变迁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经济增长的演化史。在人口变迁的4个阶段，分别存在着马尔萨斯型增长、刘易斯型增长、索洛型增长和内生增长不同的经济增长类型。(7) 这里的类型亦可理解为阶段。本文关于经济增长类型或阶段的划分，是在蔡昉的《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基于一个贯通的增长理论框架》(《经济研究》2013年第11期)、《二元经济作为一个发展阶段的形成过程》(《经济研究》2015年第7期)和郭剑雄的《工业化、人口转型与长期农业增长的差异化路径》(《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基础上做出的。
1. 马尔萨斯型增长
可陈仲子呢，锦衣玉食而自离，隐居一方躲功名，“孤僻”立世却始终有妻子追随陪伴。他行人所未行，行在一切戏曲故事的“圆满结局”之后；他求人所未求，求的是所有戏曲人物的功名利禄之外。
人口变迁第一阶段的传统社会，又被称为马尔萨斯世界，(8) 马尔萨斯理论是解释传统经济运行规律的有效工具。 因此，存在于人口变迁第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可称作马尔萨斯型增长。
马尔萨斯型增长的最大特征是人均收入的贫困陷阱和经济与人口的低水平平衡增长。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一元化的农业经济，马尔萨斯型增长仅表现为单纯的农业增长。马尔萨斯型增长是受土地强约束的增长。传统农业生产是土地和劳动投入的函数，而土地的供给是既定的；人均农业产出水平决定于人均土地量的大小，随着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量趋于变小。故而，在传统农业条件下，农业产出的增长只能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技术和土地节约型技术的进步，而该类技术又存在着显著的边际报酬递减性质。马尔萨斯型增长是人口压力约束下的增长。由于人口生产强烈的数量偏好，在马尔萨斯世界，人口增长率是人均收入增长率的增函数，人均收入增长率则是人口增长率的减函数，即人均收入的增长会引致人口的更快增长，而人口的高增长又会拉低人均收入水平，甚至使人均收入水平降至维持生存水平以下。受土地有限和人口压力的约束，马尔萨斯型增长是人均收入在维持生存水平实现均衡的增长。基于人口生产几何级数增长和收入创造算术级数增长的不同规律，同时基于生育率和死亡率变动的双向调节，传统农业社会的人均收入总是收敛于勉强维持生存状态的极低水平。由此，马尔萨斯型增长亦称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型增长可以包容经济总量的缓慢增长。传统社会亦有基于经验积累突破的偶发性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通过扩展土地和劳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从而实现农业总产出的增长。因此，在马尔萨斯世界，经济总量的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9) 在人均收入不变的条件下，技术进步率同时等于人口增长率。 在人均收入不变的前提下，农业总产出的增长过程也是人口总量的增加过程。马尔萨斯型增长的最终结果，是农业部门劳动的内卷化，亦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形成。
通过对公路施工技术及道路路面施工的质量控制措施，不断提高公路施工技术水平，加强道路施工质量控制，是我国公路工程能够高效、稳定、快速发展下去的必要条件。
华裔文学发源于19世纪中期，其中大多作品沿袭了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纪实性的自传体裁应用比较广泛。然而，汤亭亭的《女勇士》却突破了传统自传体裁的纪实性的束缚，采取的独特的叙事策略，将魔幻与现实相融合，混合改写中西传统故事，融合自传与他传的形式，凭借颠覆性的写作手法，探索了美国华裔文学发展的新方向，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华裔文学界讨论和研究的重点。《女勇士》的叙事策略虽然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但是恰恰是这样的创新真实地反映了在美华裔女性的现实与挣扎，实现了对这一群体的身份重构，为她们未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蓝图。
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特别是后期阶段，经济增长又会表现为完全不同的类型，这一增长类型可以选择索洛增长模型为代表。
存在于人口变迁第二阶段即工业化初期及至中期的经济增长，可谓之刘易斯型增长。因为该阶段的经济结构呈现刘易斯(W. A. Lewis)所描述的传统农业与现代工业并存的二元化状态。[24]
刘易斯型增长完全不同于马尔萨斯型增长。它的突出表现是传统农业之外以现代工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和迅速扩张。该阶段的经济增长体分裂为两块：一是相对停滞的传统农业部门，二是不断成长的现代非农产业体系。国民经济由此形成传统农业和工业等现代非农产业并列的二元格局。刘易斯型增长是不断突破资本约束的增长。不同于传统农业生产函数，资本投入构成现代工业兴起和发展的决定性要素。当资本原始积累突破以机械化为标志的现代工业兴起所需的临界值时，工业化由此启动；工业的生产剩余又成为新的资本积累的源泉，来自工业化过程的资本的不断积累构成工业化不断扩张的动力。刘易斯型增长是劳动力再配置化增长。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是工业化运行的资源结构基础。工业化扩张所需劳动力只能来源于农业部门劳动力的转移性配置。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演化理论中，工业化过程亦即农业劳动力的再配置过程。劳动力的这种部门转移能够带来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从而实现经济总量的结构型和效率型增长。刘易斯型增长伴随着人口的高速增长。工业化带来的收入增长和医疗技术的进步，不同于马尔萨斯世界，死亡率显著地下降了。在仍维持高生育率的前提下，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提高。高速增长的人口保障了具有无限弹性属性的劳动力供给的持续，使工业化初期和中期阶段有条件实现低劳动成本扩张。刘易斯型增长是资本广化式增长。在工业化初期及中期，相比丰裕的劳动力资源，资本是稀缺性要素。资本与劳动的匹配主要表现为资本劳动比不变的资本广化。在资本广化的条件下，劳均资本的边际报酬不递减，总量资本的边际报酬也不递减。刘易斯型增长是高速或超高速的增长。这种高速或超高速增长的源泉来自工业等现代产业的兴起和扩张在农业之外形成新的且不断壮大的增长板块；农业劳动力在非农部门的再配置引致社会劳动效率的提高；在资本日益增加的基础上，由丰裕劳动决定的资本边际报酬不递减。在刘易斯型增长阶段，经济的高增长导致人均收入的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人均收入超越维持生存水平，马尔萨斯陷阱由此逃离。
3. 索洛型增长
2. 刘易斯型增长
一是以前只注重教，不注重学生的学。现在既注重教，又注重学生的学，因此在教学过程当中注重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使得教师教的轻松，学生学得愉快，使得课堂学习的效率有很大的提高。
安全体系的一道重要保障就是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的建立应该严格按照涉密数据网络安全保密的要求，测绘行业涉密计算机安全管理机制的构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索洛型增长的主要特征是：由于劳动力大规模和持续的非农转移，农业部门刘易斯拐点(10) 即刘易斯所谓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结束。 出现。在不断小部门化的基础上，农业开始资本化装备和企业化经营的现代化转变。农业的资本化过程，改变了农业的资源结构和技术体系，出现了农业生产函数与工业生产函数的趋同，二元经济结构开始一元化转变。工业化的不断扩张最终使农业剩余劳动力得以消化，农业部门劳动力的稀缺性开始出现，工业劳动力的无限弹性供给过程也相应结束。同时，由于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人口生产的质量偏好弱化了数量偏好，生育率显著下降，不同于刘易斯型增长，劳动力的丰裕供给不再存在。索洛型增长是资本深化型增长。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工业剩余的不断积累，资本成为逐渐丰裕的资源。在劳动力稀缺和资本丰裕共同变化的背景下，经济社会的资源结构呈现资本深化型转变。当技术不变时，资本的边际报酬递减，这时经济会在资本的边际报酬等于零时形成一种增长稳态。因此，资本不构成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资本深化导致劳动生产率和人均收入显著提高，劳动成本由此上升，刘易斯型增长阶段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在索洛型增长阶段丧失，工业化的低端扩张过程也在该阶段结束。索洛型增长阶段工业化的重点转向产业结构升级。由于资本的深化，生产的技术体系转换，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提高。技术进步同时引致了人力资本回报率的上升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增加，人口质量的改善又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有利条件。与生产规模迅速扩张的刘易斯型增长相比，产业结构升级的索洛型增长的增速会放缓。这是因为，技术进步远比工业化初期和中期的工业规模扩张来得困难，即技术进步的增长效应难以比拟无需求约束的生产规模扩张的增长效应。
4. 内生型增长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的人口变迁有着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出生率在经济发展的较低收入阶段便开始下降，人口转型不完全是伴随着经济发展的自然过程。人口转型时间短，大约仅经历20年左右的时间，人口生产便由高生育率的传统模式转向跌破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的现代模式。(6) 中国人口变迁阶段的特点同时参阅于宁《“后人口红利时代”中国的挑战与机遇》，《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考虑到人力资本积累率及其存量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人口变迁第三、第四阶段的划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人口学视野中的人口，仅是单纯数量意义或统计学意义的范畴。人口生产历史阶段的区分，仅表现为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不同关系形成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别。依据生育率和死亡率关系标准的宽严差异，人口生产的历史有三阶段、四阶段和五阶段的不同划分。一般来说，人口生产的历史演进过程，被分为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经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再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转变的3个阶段。(3) 人口转变三阶段理论最初是对欧洲人口再生产动态特征的总结性描述，由A.兰德里最先提出，后经W.W.汤姆逊、F.诺特斯坦等发展完善，形成了目前在宏观人口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人口转变理论”。 参见李仲生《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17—228页。 弗兰克·华莱士·诺特斯坦将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人口变迁划分为4个阶段。大体来看，其第一阶段和第四阶段分别对应着三阶段论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分别用以描述前工业化社会和完全工业化社会的人口生产类型。三阶段论的第二阶段被进一步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工业化初期阶段，该阶段出生率与第一阶段基本相同，死亡率则开始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迅速上升；其次是工业化进一步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死亡率继续下降，出生率也开始下降，但出生率滞后于死亡率的下降速度。[11]223(4) 人口变迁四阶段划分同时参考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和巴拉茨·赫里克的人口转变论。参见李仲生《欧美人口经济学说史》，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24—226页。 查理斯·布莱克在1947年出版的《人口增长的阶段》中把人口变迁过程细分为高位静止、初期扩张、后期扩张、低位静止和减退5个阶段。与四阶段论的差别是，四阶段论的第四阶段被分作2个阶段。[11]226-227其实，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和五阶段论大同小异，它们描述的都是人口生产类型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过渡的趋势，反映经济社会现代化进程与人口生产的内在联系。
内生型增长不同于前3种经济增长类型的主要特征包括： (1) 经济结构高级化。服务业占国民经济绝对大比重，工业的主体为高端制造业，农业完全现代化。三大产业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地区之间的要素收益率趋同，国民经济呈现一元化的同质性结构。(2) 人力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进入发达经济阶段，人口生产实现量质偏好的完全转型，人力资本在高积累率的基础上存量变大并且丰裕起来，人力资本成为一种新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在人力资本作为新要素加入的情况下，生产函数由劳动、物质资本和技术投入的新古典形式，转化为劳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投入的内生增长形式。(11) 参见Robert E.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 1988, 22,pp.3-42。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被认为是其存量的增函数，因此，内生型增长模型的生产函数的一个重要性质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组合的广义资本的边际报酬不递减。人力资本被视为技术不断创新的源泉。尼尔森(Richard R. Nelson)和菲尔普斯(Edmund S. Phelps)认为，人力资本具有技术创新作用。[25] 卢卡斯(Robert E. Lucas)则用人力资本的积累率表征技术进步率。[26] 罗墨(Paul M. Romer)的研究发现，一国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越多，其技术进步率对资本的边际产出也越高。[27] 范登布斯切(J. R. Me Vandenbussche)等指出，高技能劳动力更适宜于创新，其对增长的促进作用会随着一国技术水平向技术前沿的接近而增大。[28]内生增长理论的核心思想可以表示为一个“AK”模型，即人均收入水平决定于人均广义资本水平K和技术水平A。其中广义资本的边际报酬如前所述不递减，技术又在不断进步，经济由此走向持续稳定增长之路。
水功能区是指为满足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节约和保护的需求，根据水资源的自然条件和开发利用现状，按照流域综合规划、水生态系统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依其主导功能划定范围并执行相应保护和管理要求的水域[1]。水功能区是水资源保护管理的基本单元和重要依据[2]，其管理内容主要包括水功能区划分与调整、水域纳污能力核定及提出限制排污总量意见、水功能区限制纳污红线考核、省界缓冲区管理、水功能区监测与评价等[3]。水功能区管理是水资源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亦是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守好水功能区纳污红线的基础[4]。
四、 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吗？
在长期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中，人口的大规模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仅存在于特定的经济增长类型——刘易斯型增长中。 如果说刘易斯型增长的背景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和演进，那么也可以说该类型增长的直接原因是工业化，因为正是工业等现代非农产业的迅速兴起和快速扩张促成了二元结构阶段经济的高速增长。工业化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可转移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人口的高增长又成为工业化低成本扩张所需的丰裕劳动力供给的保障。因此，人口增长由于构成工业化的有利条件进而成为刘易斯型增长的原因。但是，人口增长并非工业化成因的全部，必须同时注意到资本积累对于工业化的意义，是资本积累基础上的资本对劳动力(人口)的不断雇用实现了工业化。比较工业化阶段特别是其早期阶段的人口和资本，人口是丰裕资源，而资本是约束发展的瓶颈性要素。基于稀缺性所决定的要素重要性考虑，应当说，资本积累是比人口增长更为重要的工业化影响因素。(12) 在发展经济学中，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资本形成问题远比人口增长问题重要。人口的过快增长被认为是资本形成的障碍。 这样，虽然可以说人口增长是刘易斯型增长的原因，但它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其他类型的经济增长中，或在工业化高速扩张阶段以外的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如果把经济增长区分为人均收入增长和经济总量增长两个方面，那么在马尔萨斯世界，人口增长既不是人均收入增长的原因，也不是推动经济总量增长的动力，而是恰恰相反，人均收入的提高带来了人口增长率的上升，经济总量的增加实现了人均收入不变条件下的人口总量的增长。因此，在前工业社会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法获得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原因的结论。在索洛型增长中，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生育率的下降并存。由此，人们很容易把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归结为生育率下降带来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其实，比人口红利消失更具说服力的导致该阶段经济增长减速的原因是：由于劳动成本的上升，工业的规模化扩张过程结束，来自工业规模扩张的增长效应近于消失；伴随工业大规模扩张过程的结束，劳动力再配置进程减缓，劳动力再配置形成的结构型和效率型增长弱化；还有，资本的深化过程同时也是资本的边际效率递减过程。在工业大规模扩张结束和资本深化的背景下，人口的高增长率带来的并非人口红利。若资本总量既定、人均资本装备率不变，人口的高增长率必然伴随经济的高失业率；若资本总量既定、人均资本装备率可变，人口高增长的结果则是资本的浅化和经济稳态增长水平的降低。在内生增长阶段，人口的低增长、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与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相并行。在该阶段，既未出现解释人口(数量)增长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典理论模型，也不存在二者相关联的充分的经验证据；而大量存在的却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显著影响的理论解释和实证检验。(13) 参阅菲利普·阿吉翁、彼得·霍依特《内生增长理论》，陶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因此，在发达经济阶段，是人口质量的提高而非人口数量的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因。
为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能否延长刘易斯型增长阶段，或在索洛型增长阶段和内生型增长阶段复制刘易斯型增长？ 肯定性答案不能成立。经济发展是一个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逐渐演进的过程，刘易斯型增长仅是这一演进过程的一个特定成长阶段。刘易斯型增长由资源结构、经济体系和市场结构等的变化而出现，也将由这些条件进一步改变而消逝。刘易斯型增长超越其正常的成长期而长期存在，既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也背离了经济发展的目标。刘易斯型增长的主要源泉是工业化的迅速扩张，长期维持需满足如下诸多条件：农业剩余劳动力长期存在，人口高自然增长率长期存在，劳动力低成本长期存在，初级或低端工业品不存在市场需求变化的约束等。显然，这些条件的长期不变不符合工业化成长的逻辑。农业剩余劳动力会由于工业化的推进而减少并至消失，人口自然增长率将因人口生产的量质转型而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因收入的提高而上升，工业品市场结构也将因收入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一句话，工业化大规模扩张的初中期阶段，最终必将因资源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而成长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工业化高级或成熟发展阶段。工业化初中期阶段的长期维持存在着可能，比如当工业化推进到非成熟阶段之前，由于某些原因(14) 如资本短缺，技术停滞，产业结构低端固化等,工业化会因其陷入“李嘉图陷阱”，抑或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工业化进程中止了。但刘易斯型高增长不会因工业化的停滞而被长期维持，当工业化中止时，源于工业化扩张的刘易斯型高增长也将中止。正常的经济发展路径是，由马尔萨斯陷阱发展到刘易斯型增长阶段以后，经历工业化的成长，再演化到索洛型增长阶段并最终进入到内生增长阶段。索洛型增长对刘易斯型增长的替代，以及内生增长对索洛型增长的超越，预示着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资源型增长向绿色增长、不可持续增长向可持续增长的转型。经济因这种转型将终结发展过程。
五、 人口量质转型下的中国经济增长
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中国的生育率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市场化改革开始，启动了内生性的持续下降过程。(15) 参阅郭剑雄《人口生产转型与内生农业发展》，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78页。 根据国家统计部门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结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1990年是2.37‰，2000年是1.22‰，2010年为1.18‰，2015年进一步降至1.05‰。2016年全面放开二孩的生育政策调整，也未出现预期的生育率反弹。与生育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口生产质量偏好的凸显，居民家庭对其家庭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空前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率及人力资本水平显著提高。6岁及其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由1990年的5.82‰，提高到2000年的7.72‰和2012年的9.47‰。(16) 人均受教育年限数据来源于各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采用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公式是：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识字或识字很少人口比重×1+小学人口比重×6+初中人口比重×9+高中人口比重×12+大学及以上人口比重×16。 20多年的时间里，人均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超过了一个初中层次。依据生育率和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综合考量，中国的人口生产无疑已进入本文所划分的人口变迁的第三阶段。(17) 单纯看生育率水平，当前中国人口生产已进入与发达国家相似的人口变迁第四阶段。 相应于人口变迁阶段的转换，中国的经济增长也由刘易斯型增长转向索洛型增长。这一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劳动力由无限弹性供给向相对不足转变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29]劳动成本上升，(18) 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由1995年5 348元，增加到2016年的67 569元。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丧失，工业化低端扩张过程结束，工业比重下降。(19) 工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95年的40.8%下降到2016年的33.3%。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产业结构升级，第三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最大的产业部门。(20) 2016年中国第三产业产值比重51.6%。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7》，中国统计出版社2017年版。 农业出现资本化和企业化的现代化转变。在农业劳动力投入不断减少的情况下，资本成为实现农业产出增长的主要源泉；随着农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家庭农场、合作农场和公司化农场等企业化农业经营组织不断成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速超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二元结构开始收敛。
低生育率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人口规模的扩张作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不复存在。由于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人口变迁阶段的演进具有不可逆性。此时，试图通过提振生育率进而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策努力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即使高生育率可以借助政策干预得以恢复并维持，其带来的经济社会后果也是不可选择的。[19]这表明，长期享有人口红利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对于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而言，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低生育率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劳动会成为约束经济增长的瓶颈。根据2010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中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7亿，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1/7。[30]思考经济增长，必须正确认识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人口并非决定经济增长的唯一要素，也非最重要的要素。在现代增长理论中，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而非人口(劳动)被确立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性要素。(21) 卢卡斯说：“在我思考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时间里，我都沿循现代增长理论的传统，将人口增长视为细枝末节的问题。”见小罗伯特·E. 卢卡斯《经济发展讲座》，罗汉、应洪基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迈克尔·波特把生产要素区分为自然而成的低级类别(如自然资源、人口)和被创造出来的专业性的高级类别(如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技术)。[31]73经济发展过程，即对低级要素依赖度减弱和对高级要素依赖度增强的要素结构升级过程。要素结构升级的结果，是产业结构的提升，经济增长向成熟和发达阶段的演进，以及一国生产比较优势的动态转换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新时期的中国经济应当借助要素结构的改变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第一，物质资本深化是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路径的必然选择。相对于劳动力供给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物质资本的丰裕度在增加。物质资本与劳动之比的改善可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推动经济增长。比较发达国家，中国的物质资本与劳动之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比如，中国基础设施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仅占发达国家的20%—30%。(22) 见《我国基础设施人均资本存量仅占发达国家的20%—30%》，览潮网， 2018-04-10，www.fjii.com/cj/ssjj/2018/0410/144252.shtml。 如果中国的人均物质资本存量能够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来自于物质资本的经济增长空间无疑是巨大的。在实体性要素中，物质资本是比人口(劳动)更具效率的增长源。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提供的劳动的价格不断上涨，人口作为增长源的代价变得日益高昂；物质资本则相反，随着物质资本的丰裕其价格趋于下降，其作为增长源的经济性优于人口。第二，提高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技术不变时，物质资本对增长贡献的边际生产力递减。技术进步可以突破物质资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使其边际生产力递减延期，在更大程度上释放物质资本红利。就长期而言，技术进步是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的决定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的增长过程，是技术进步贡献率的逐步提高过程。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53—1978年间仅为8.61%，1979—2011年间提高至44.35%，(23) 见刘熀松、高一兰《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多少？》，《工业技术经济》2014年第11期。 2018年达到58.50%。(24) 见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中心3月11日记者招待会科技部部长王志刚的发言。 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多在70%以上。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对发达国家的赶超过程。基于技术进步的空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应是乐观的。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应该是经济结构优化、新旧功能转换、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结果。[32]第三，开掘人口质量红利，实现经济内生型增长。经济增长理论新近进展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新源泉的发现，而且经济发展程度愈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愈加重要。人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的机制之一，是其对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技术进步效应。中国正处于人口量质转型形成的人力资本加速积累期。顺应这一趋势，加速人力资本投资，中国将实现人力资本存量领先于世界的资源结构的重要升级。借助于人口质量红利，走经济内生型增长之路，是低生育率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战略不可替代的选择。单纯数量意义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并不可期待，而人口质量红利就在我们面前。
六、 结 论
人口增长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争议并难以形成一致性结论的问题。争议性结论存在的根源在于对该问题研究视角的历史局限性，即相关研究大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某种经济发展阶段上开展的，而随着历史阶段的变化，其结论必然有失普遍性和一般性。人口与经济都是长期变量。只有在人口发展和经济进步的全部历史进程中，分阶段地全程考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才是取得人口增长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一问题一致性结论的可行的方法论选择。
依据出生率、死亡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之间的不同关系，本文将人口生产的全部历史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工业化初期及中期、工业化中后期及后期和后工业社会4个不同阶段。在对应的历史阶段，经济增长亦可区分为马尔萨斯型增长、刘易斯型增长、索洛型增长以及内生型增长几种差异化类型。在人口变迁的不同阶段及对应的经济增长类型中，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同。人口增长作为工业化扩张的有利条件，构成刘易斯型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工业化扩张阶段以外的其他经济增长类型中，人口增长则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否定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有利条件有悖于工业化初期及中期阶段的历史事实，显然也不能把人口增长在刘易斯型增长中的情形推及到其他增长类型之中。因此，不能在普遍意义上获得人口增长是经济增长主要原因的结论。
中国低生育率阶段的到来，意味着人口规模扩张作为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不复存在。此时，试图通过提振生育率进而维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策努力不能达到预期效果。新时期中国经济应当借助人口量质转型带来的要素结构升级实现增长动力的转换。通过物质资本深化特别是技术进步和开掘人口质量红利，未来中国经济仍然可以实现持续的较高速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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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From Quantity to Qua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In the View of Population Change From the Malthusian Trap to Endogenous Growth
GUO Jian- xiong
( Northwest Institution of Historical Environment and Economic Society Development ,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Xi ’ an 710119, Shaanxi )
Abstract : During the change of production phases with regards to population, there exist distinct types of evolution, such as Malthus growth, Lewis growth, Solow growth and endogenous growth. In the different typ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re are different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growth, as a favorable condition for the expansion of industrialization,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reasons for rapid Lewis growth. In other types of economic growth outside the phase of industrial expansion, population growth is not the decisive factor of economic growth. As a result, it cannot be generally concluded that population growth is the main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China’s economy, which has passed the period of demographic dividend, needs to accomplish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owth impetuses including capital deepening,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the dividend of exploiting demographic quality.
Key Words : population change; type of economic growth; dividend of demographic quality； the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中图分类号： C924.2; F1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283(2019)06-0022-12
收稿日期： 2019-03-06
DOI: 10.15983/j.cnki.sxss.2019.112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城镇化背景下现代农民的成长机制及政策环境研究”(14BJY031)；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201904)
作者简介： 郭剑雄，男，陕西府谷人，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 蒋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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