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1]2002年在《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文中提出士人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其内在的精神风貌和外化的行为方式最能放映一个时代的特征，也关乎一个王朝的兴衰荣辱。特别是其社会交往方式、交往对象的选择、社会交往态度等这些外在的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社会行为，更能反映出这一阶层的变化以及与社会的互动关系。 关于明代江南士人的专题研究，近年来已成果不菲。但这些论着多集中于思想和政治层面，而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对这一时期士人自身实际社会生活的研究涉及不多。即便是偶有提及，也多将其社会交往归结于为名或求利的“功利性”动机。关于深层次的历史文化因素对士人社会交往影响的论述颇少。诚然，士人的社会交往生活是纷繁复杂的，其社会交往动机因个体差异而存在较大的悬殊，其中功利性目的和娱情性的消遣是其社会交往活动的主要又具体的动因。虽然如此，但是士人文化心理、社会风尚、群体感情的爱憎，也是影响士人社会交往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本文主要通过文化视角对士人群体的社会交往活动进行探讨，以求更为全面地了解这一阶层 明代中晚期是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时代，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勃兴、社会对传统儒学的偏离，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前代的新现象，这些在江南表现尤为突出。所有这些对士人群体的心态、价值观念、社会交往行为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这一时期士人数量的激增与科举承载力的有限性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造成江南士人壅塞的局面，而政治的黑暗也消弥了士人科举入仕的热情，传统儒学对士人或“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要求受到挑战。士人在政治功能得不到彰显的无奈中，开始寻求文化的创造，使其文化功能进一步得到发扬，促成了中晚明江南社会文化繁荣的局面。 中晚明江南士人非常重视社会交往活动，士人“奔竞成风”，游走天下，到处结交显宦名流，社会交往活动空前频繁。并且，士人还结成了各种社团，通过结社、讲学等群体交往形式，游学、宴饮、品茶等个体交往方式，广泛地活跃于社会之中。在这种士人繁盛的社会交往活动中，值得注意的一个特殊现象是，一些极度贫寒而又不屑治生和游走干谒的士人，由于生活的窘迫其社会交往活动却相对萎缩，成为当时的士林“重交游”的风气中一个不和谐的音符。中晚明江南土人热衷于广辟游道的另一个表现是士人社会交往对象已经超越了士人与士大夫阶层，与商人、妓女、手工艺人等市井之人的社会交往也逐 民渐加强，使得士人社会交往呈现出下移的趋势。这表明了士人传统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观念的转变，也揭示了士人世俗化的趋向。在士人与士大夫群体内部社会交往频仍以及士人加强与其他劳动阶层的主动接触的同时，士人与僧道结交的传统也大为发扬，反映了这一时期士人思想驳杂，儒释道兼容的色彩。 中晚明江南士人社会交往频度的加强和士人社会交往空间的拓宽，究其原因，当然不能排除功利性的具体因素。然而，文化的作用应该更为深刻和重要。由于政治职能的弱化，士人在寻求文化功能的张扬，以此获得其社会价值的承认和自我价值的体认，这就需要社会和他人的认同，而在社会交往中其所展示出的才情及其文化创作则是其获得认同的关键所在。而且，虽然这一时期江南士人多背离了儒家的“修齐治平”之志，也出现了弃儒从他业者，但是士人的身份和士人的行为模式却是士人所不舍丢弃的，其文化功能的加强正是士人身份获得确证需求的表现。这也正说明了士人的传统政治文化属性以及历史的局限性，即士人不是儒家文化的背叛者。
龚瑞怡[2]2011年在《《聊斋志异》与士人社会交往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倾注毕生心血创作并汇集而成的短篇小说集,它形成了幻真融合,“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的独特创作方法,其内容虽“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但其中充满了一个士人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对精神思想的追求,反映出士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交往情况以及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情趣和状态,对了解与蒲松龄处于同一阶层的士人群体的社会交往状况有很大帮助。因此本文拟以《聊斋志异》及同时期其他着作为主要文本依据,对明清之际士人阶层的社会交往状况作一定程度的探究。本文根据《聊斋》士人具体交往对象的不同,将与《聊斋》士人产生交往和互动的社会阶层分为方外人士、官绅、商贾和倡优四大类。通过阐述士人与方外人士、官绅、商贾和倡优产生交往和互动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条件,对士人与不同对象的交往内容、交往途径、交往媒介等进行分析,结合蒲松龄生活经历的研究,并利用其他有关小说资料、方志和评论等进行论述,采取文史结合、数量统计、列表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从而对《聊斋志异》中的士人阶层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往状况以及在交往过程中所呈现的心理状态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通过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从《聊斋志异》中的士人社会交往这一侧面透视出那一时代整个士人阶层的社会交往方式和心理状态。本文除引言外共分叁章。第一章为士人与方外人士的交往。包括对士人与方外人士交往的思想文化背景的分析,对《聊斋志异》中士人与方外人士的交往内容、交往媒介和由此带来的佛道世俗化及其在《聊斋志异》中的表现的分析,以及对士人与方外人士交往心理的解读。第二章为士人与官绅的交往。将官绅进一步细分为官员和士人,包括对《聊斋志异》中士人与官员交往途径和交往内容的分析,《聊斋志异》中士人内部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的分析,以及对士人与官绅交往过程中心态的解读。第叁章为士人与商贾倡优的交往。第一部分为士人与商贾的交往,包括对士人与商贾交往的社会背景和经济环境的分析,《聊斋志异》中士人与商贾人士交往方式和交往内容的分析以及对士商交往过程中士人心态的解读;第二部分为士人与倡优的交往,包括士人与倡优交往现象和原因探讨,《聊斋志异》中士人与倡优交往途径和交往内容的分析以及对士人与倡优乐于互相往来的心理诠释。
王叶菁[3]2014年在《紫砂壶在明代江南的兴起与传播》文中认为明代建立以来，随着江南经济的复苏和由明初的传统农业经济逐渐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以及“匠户”制度的废除，这一系列的变化带动了宜兴当地商品交换的频繁也为宜兴制陶业提供了很多富有经验的匠人，加之宜兴制陶业产品向日用化的转变，这一切都为紫砂壶在明代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明代较之前代在饮茶方式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太祖朱元璋初建朝时因惜民力遂下令禁末茶而倡散茶，散茶的出现和大量盛行，改变了人们原来的饮茶方式和习惯，饮茶器具也随之改变，明代散茶盛行的同时，“紫砂宜茶”的优良特性也逐渐被人们所认知，并逐渐形成了制作紫砂器的专门行业。明代中期以后，明太祖所想建立的四民各行其业的理想社会随着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动的加剧被逐渐瓦解，与此相应的是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风气的转变，此时的士人在仕途中难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四民之首的心理满足感也随着社会风气的变化而逐渐消失，此时阳明心学的传播使得处于迷茫状态的士人受到心学的影响而开始选择多元化的生活道路。晚明士人这种追求个性、自我，同时又向往回归自然的心理诉求与不媚不俗的紫砂壶极为契合，这种契合不仅仅表现在士人平日里用其饮茶和把玩，更因为明代中期后士人地位的变化使得很多士人开始与制壶的工匠们有所接触，并且间接或直接的参与到紫砂壶的制作过程当中，士人的喜爱与参与在影响着紫砂壶的审美方向的同时也为其注入了浓厚的人文气息。江南经济的繁荣，极大地改变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竞奢和僭越之风盛行，加之士人群体与市井百姓接触的增多，紫砂壶作为士人所喜爱和追捧的饮茶器具，遂逐渐播衍到整个江南社会。
李竞艳[4]2011年在《晚明士人群体研究》文中认为晚明在中国古代历史的长河中是一个激荡变革的时代,士人作为知识的承载者和传承者,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追求在此时期发生了明显分化,并由此导致士人阶层的群体划分。士人群体的分化根源于晚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政治方面,吏治混乱,政事废弛,人浮于事,卖官鬻爵,党派林立,对拥有“学而优则仕”理想的士人影响很大。经济方面,社会生产力提高,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商品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为士人选择新的生活道路提供了经济条件。文化方面,阳明心学之哲学思想、多元化之价值观念和僭越礼制之社会风尚的盛行,为士人群体的个性解放提供了文化理论上的支撑。士人群体在晚明特殊的大环境下分化成叁个不同的子群体。坚守科举之路的士人群体。这部分士人虽然仍走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但在晚明科举考试道路日渐艰难和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下,他们在坚守仕进之路的同时,也肩负起生活的重担。其文化生活除了读书备考以外,更多地参与讲会和结社活动,互相切磋时文技艺,为早日科举成功长期奔波。其思想倾向复杂,既有过于追求科举成功的功利思想,也有为了克服科举考试内容和形式上的呆板而追求心学之主张。他们的人生道路,与前代士人相比,也有了明显的不同。放弃科举而坚守儒业的士人群体。这部分士人虽然放弃了科举和仕途之路,但仍以读书为其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在整个士人群体中占据着大多数。在生活来源方面,他们或只能做不被人重视而且收入较低的蒙师,或靠为人写墓志铭或通俗读物等卖文活动而谋求生计,或因出色的文学才能而获取惜才之友的资助。在行为方式上,这批士人有更多的时间交游与结社、游山玩水等。他们同友人切磋文艺,而非科举士人们讨论的古板枯燥的时文技艺。在思想倾向方面,他们视读书、着述为乐,追求适意、丰富的生活内容,纯净世道人心,维护社会秩序,从而使生活内容更充实、更有意义,其个性解放意识表现突出。弃儒就贾之士人群体。这部分士人放弃儒业,走上经商之路,运用曾经拥有的知识在商场上驰骋。他们弃儒经商的原因很复杂,但根本原因则是晚明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对人才的客观需求。他们从商后仍坚持读书学习、与士人交往、参与宗族等地方事务。其思想上体现出儒家知识与经营谋利相结合的倾向。随着晚明士人群体的分化,士人的社会生活也日渐丰富,日常社会交往也变得更加宽泛。在与官员、商人、妓女等交往时,由于交往双方都拥有各自的优势,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所以交往呈现出双向、相互的态势。而与社会普通百姓的交往,由于士人具有较大的社会话语权力,二者的交往呈现出单向性,即士人始终是主动性的一方。晚明士人无论是与官员、商人、妓女叁者交往的双向性、互补性还是与普通百姓交往的单向性,都表现出了晚明特殊政治、经济环境下独有的特征,这些特征又反过来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晚明社会的特殊性。晚明西学传入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面对西学,士人群体针对其在华的传播途径和内容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热衷和排拒。持热衷态度的士人对西学中的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和重视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同时肯定天主教教义深诋空疏学风的社会功能,认为天主教是补儒易佛、斥佛的良药。而持排拒态度的士人则认为,西学中的科学技术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不足予以重视,而最需要驳斥的则是天主教对当时政治和儒学的破坏作用。持这两种态度的士人在政治、伦理、哲学等方面针锋相对,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针对晚明变革的社会环境,从维护社会稳定的大局着眼,体现了士人面对异质文化时的文化自觉意识。晚明出现新的社会风尚与士人群体不无关系。士人物欲、情欲观念的解放客观上推动了社会奢侈之风和纵欲之风的盛行。同时,士人对新的道德观念的认可,也冲击了传统的尊卑、长幼、男女等积习,士人的个性解放引领了新的社会风尚。晚明虽然是一个激荡变革的历史时期,但对这一时期社会变化的性质和程度则不宜过高估计,从基本的社会属性上说,封建社会之底色并没有改变,封建农业经济、君主专制、儒家思想等仍占据主导地位,传统仍是社会的主流和底色。与此相适应,士人群体中,不受物欲浸染,不被新学所动,思想和观念仍然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者,占据多数。研究晚明士人群体,不可因看到那些激烈变化的因素,而忽视其不变的基本面。晚明社会之所以既激情澎湃又传统保守,与士人群体分化而成的不同子群体持有的不同思想观念不无关系,正是这种新旧交织的两种社会力量的并存激荡,使晚明社会呈现出五光十色的缤纷之状;而也正是在新旧力量的对比中,旧的部分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使得这个社会既呈现出新生的希望,而又崩而不溃、衰而不死。研究晚明士人群体,可以为认识晚明社会的复杂性提供一个历史分析的标本。
王涛锴[5]2012年在《西湖梦寻：17世纪杭州士人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生活》文中研究表明17世纪，是中国近世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晚明以降，江浙等地区市镇经济的繁荣，使得中国学界产生了数十年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争，至今余波未已；明末东林党以至黄宗羲等人对君权的批判也引发了民主因素等近代性的讨论。不过，对明末清初文化的变动，大多数研究者偏重于晚明或者盛清文化的探讨，只是把明末清初文化作为两者的过渡或附属。其实，明清更替时期的文化，尤其是士人生活，呈现出一番独特面貌。在研究方法上，士人研究大多强调社会结构（主要是阶级与等级）和宏观历史结合的视角，本文则利用地域史和社会网络相结合的方式来考察明清交替时期的士人群体。社会网络的方法，主要是从横向的角度观察不同的社会关系与个体以及社会各系统间的互动，从其入手来探究明清易代之际社会与文化，可以避免孤立地看待不同群体（如官员、文人、僧侣等）在文化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深入把握地方社会的内在变化，更重要的是有助于摆脱以往结构化的认识。杭州自晚唐以渐开始崛起，五代时钱氏立国和后来宋室的南兴，更确立其东南第一大都会的地位；在元明时代虽有所衰落，仍是可与南京、苏州并立的区域中心都市。相应地，文化教育的普及和科举人才的繁盛，也使其成为人文之渊薮。笔者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指出17世纪杭州存在着时文会社、放生会等组织，且其经历了从小筑社、读书社以至登楼社50余年的变迁，最终加入了跨地域的复社以及十郡大社。同时，通过对《尺牍初征》、《今世说》等书分析，我们还发现明清之际的士人网络是一个以声名为中心，伴随着物质赞助、讯息交流以及文化互动的社会关系集合体。杭州士人及其社会网络具有地域性，这一网络实现了杭州地区士人内部各阶层之间、文化和商业之间、世俗与宗教之间以及性别之间的良好互动，也使得社会中的声望、财富和信息等社会资本一定意义上被不同人群所获取。作为个体的士人，可与杭州地方官、名士的交往，从而能够融入杭州并获得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该网络也具有跨地域性，杭州的地方官员、流寓士人等群体的存在，使杭州能够和其他地区进行信息、声望等方面的交换，从而有利于士人的游历活动。杭州士人社会网络，又建立于该阶层（或群体）日常生活中，一定的社会交往之上。通过分析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士人社会交往，我们就能够认清社会网络构建的社会背景。就士人生活而言，社会交往与他们所属的社会分层（流品）、生活空间（工作、家庭生活、余暇等）和交游活动（定交、拜谒、通信等）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言之，社会分层关涉到不同地位士人间的相互关系，生活空间则包括了士人的治生、家庭生活经营、闲暇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节奏等内容，至于交游活动则是士人积极实现自我与社会互动必经之路。另一方面，社会网络依赖于一定的空间而运行，同时又对之有所塑造。杭州自唐宋以来因山水而名闻天下，西湖及其周边作为一个特殊的自然人文空间，必然和该地的士人网络有着复杂而又多样的互动，其中我们专门探讨了晚明杭州的湖山重建工程和士人风雅行为的关联。在士人日常生活中，于“家国一体”的社会秩序之外，随着城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杭州也出现了“士农工商”四民之外的边缘群体，其中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隐士和名姝（包括闺秀和妓女等）。此两者，前者秉持出世的态度试图与现实社会有所切割，后者则是中国传统社会男女性别关系下的特殊产物。在明末清初，他们是当地社会网络重要部分，西溪景观的开发以及杭州才女文化的发达即为其活动的产物。最后，由于地理和社会人文因素的作用，明清时代的文化疆界（分野）相较前代更为显着，地域意识得以凸现（如会馆的兴建、郡邑文集丛书的刊刻等），那么，从全国来看，各地相互间的竞争与整合在所难免，杭州士人网络亦需应对这一局面。在此过程中，引人注意的是跨地域人员流动的作用：一方面，徽州士人通过商籍逐渐融入杭州的社会网络；另一方面，杭州士人在游历京师（北京）生活中，和当地的文坛元老多有来往，并通过其所主导的社会网络获得了相当的声誉。此外，我们还考察了杭州士人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从侧面认识到国家文化传统的构建过程。
杨丽东[6]2010年在《中晚明江南士人饮食养生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中晚明江南社会,正开始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与震荡。国君怠政,宦官专权。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商业交往日益频繁。同时,在思想领域里,宋明理学式微,王门心学兴盛。对于其时士人而言,在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和生活态度等方面也开始发生了迥异于前的变化。一方面政治环境的险恶和科举竞争的激烈,使得士人的功名意识发生退化,进而倾心清淡雅致的隐士生活。另一方面,士人自我意识觉醒,生活开始冲破纲常礼教,呈现出明显的世俗化倾向。本文以生活史研究为切入点,旨在展现其时江南士人异彩纷呈的饮食养生生活。作为特殊的社会阶层,士人饮食在传统积淀中形成了独特的士人饮食文化层,而在当时社会条件下,又增添了鲜明的个性特征与炫目的文化色彩。与此同时,江南地区的中医养生学进入繁荣时期,在传统观念和现实环境的双重影响下,江南士人习医甚为普遍,对养生多有探讨。因而,本文将士人饮食与士人养生进行重新组合,通过对士人生活中饮食养生现象的梳理分析,展示士人的真实生活,并从心态史的角度探析其独特的内心世界。“绪论”在回顾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选题依据与写作思路,澄清相关概念,阐明材料来源与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中晚明江南士人饮食养生的社会背景,重点凸显世风与士风的变迁,特别是在饮食生活方面的背离与僭越。第二章从士人饮食养生着述、饮食养生生活和饮食养生特性叁个方面立体地展现士人饮食养生的全貌,重点从食用与药用两个角度展开描述；其中,在特性的分析上,兼顾传统继承与现实表达两种情况。第叁章以思想史的为视角,从自我意识觉醒、仕隐互补、儒医相通、叁教合一四个方面阐释士人饮食养生的文化内涵。“结语”是对中晚明江南士人饮食养生进行综合探讨后的再思考,特别注意其对当时国家社会以及士人群体的影响作用。尤其是不久之后,王朝鼎革,士人群体在亡国之际的种种心态,在当时的饮食养生中已经显露端倪。当然,这种一以贯之的饮食养生传统,对清代士人的饮食养生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由此走向最后的辉煌。
谢羽[7]2006年在《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以晚明士人陈子龙的交游为中心，力图通过这一个案，来研究把握晚明江南士人群体。全文分为七个部分。绪论部分简要阐明选题缘起，研究对象，并回顾、总结学术前史和本文的研究视点。第二部分则主要分析了士人群体生活的晚明时代。明中期商品经济发展，这一进程在江南表现的尤为明显，与此同时的思想界出现巨大变动，尤其是王守仁“心学”对程朱理学的冲击。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也开始冲破传统重义轻利的价值规范，走上了关注日常人生的世俗化生活道路。明中后期以后出现了大量的娱乐性出版物，社会交往也打破了士与士之间的交往圈，出现了士商的结交。在这些因素影响下的士人群体，表现了与明代初期不同的特点，家族势力重新活跃，文人社团以及书院讲学兴起。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晚明任情纵欲思想潜流对士人的影响，士人的经世入世精神与沉溺于个人享乐并存，并最终无法挽救明朝的衰亡。第叁部分集中阐述了晚明士人陈子龙的人生轨迹，通过其童年求学、科举生涯、仕宦和学术的经历，力图展现当时士人生活的普遍历程。第四部分主要分析了陈子龙的交游状况，尤其关注朋友这个层面的交游，基于地域、由科举考试结成的同年以及广泛社会网络中交结的朋友，展现了传统中国人情社会的特点。第五部分论述了陈子龙交游的影响，对于其个人提高声望，强化社会地位的获取能力，使得个人资源和网络资源在整个过程中增殖，同时通过这种交游还提供了人际间的保护作用。第六部分从陈子龙的交游中分析了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结成广泛的社交网络，在遇到具体问题时士人可以对其所掌握的社会资本进行有效的运用，这种运用同样也体现在其经世的实践活动中。那些进不了仕途或仕途坎坷的士人，在“兼济之志”无法实现时走“独善”之路，保持一种相对的自由和独立，又与主流社会关系密切，归隐而不绝尘，则是较为理想的选择，也被社会普遍认同。第七部分为结语部分，对全文简要作结，并指出本文存在的不足和尚待发掘的问题。
安艺舟[8]2012年在《明代中晚期文人雅集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雅集,是文人雅士酬唱聚会的一种形式,主要以诗、词、曲、赋、琴、棋、书、画等为媒介展开,包括了文学创作、艺术鉴赏、宴饮赏玩等丰富内容,在中国文人群体中具有悠久的传统。至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细化和社会变革,文人的生活理念和日常生活方式出现了许多新变化。雅集活动风行全国便是其中之一。雅集内容更加丰富,参与人群更加扩大,活动间隔日期也更为缩短,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本文以明代文人文集、笔记、地方志资料等记载的雅集活动为主要史料来源,从文人共同参与的雅集入手,分析这一时期文人雅集的参与群体、组织方式、组织内容、地域特色、时代特色与文化内涵。并通过雅集这个文人广泛参与的平台,还原当时文人生活状态的真实面貌,探讨在中晚明商品经济发展和社会迅速变革的背景之下,文人的自我标榜方式、社会交往方式和心理变化过程。理清文人雅集的文化渊源,雅集所表现的当时的文人生活状态以及雅集在整个中晚明社会的价值、意义和影响。正文分为叁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明代中晚期文人雅集概况,追溯“雅集”这一行为的发展历程、明代中晚期的时代背景以及这一时期雅集的地域特色和群体特征。第二部分分析雅集的组织方式,包括雅集的招聚者、组织者、组织时间与地点、经费来源；雅集的主要内容；雅集的文化内涵。第叁部分探讨文人雅集对于明代中晚期社会的真实再现以及社会影响。文人雅集活动的频繁举行,是明代经济迅速发展的结果,与当时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和社会风气也有直接关联。雅集之所以能够把文人凝结在一起,是因为雅集具有一种文化力量,文人在其中所追寻的,正是一种文化上的认同感。明代中晚期的文人超越了以往历代的雅集模式,在组织形式、内容及文化特色上都有自己的典型特点。作为当时文人在现实中和心灵上的双重栖息之地,充分发挥出了雅集活动应有的作用,掀开了文人雅集史上新的篇章。雅集背后所展现的,是这一时期整体的社会潮流和时代风貌。它一方面用自身的文化力量将文人凝结在一起,激发了文人的创造力,扩大了文人的交往范围,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品位的变化,促进了当时社会思想的解放和文学艺术的繁荣。另一方面宣传现世享乐的浮躁风气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常建华[9]2014年在《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文中研究说明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赵艳[10]2008年在《陈继儒与晚明山人群体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明时期,以隐逸不仕自恃的山人大行于世,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与传统隐士不同的特殊士人社会群体。晚明山人非隐非仕,虽然不出仕做官,却以诗文干谒权贵,以获得“幕修”或赠与作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同时,他们也不再幻想隐居田园,杜绝人事,而是隐于市,既得世俗之乐,又享隐逸之福。陈继儒就是晚明“山人”中的一个典型代表。陈继儒与大多数山人一样寄情山水,交游名宦,享受着闲适悠游的隐逸之乐,与之不同的是他绝意仕途却未尝抛却经世思想;着述颇多,编纂出版的小品文风靡于世、诗文书画广传天下,成为时代文化潮流的引领者;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艺获得经济上的独立与宽裕,保持相对独立和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又与主流社会密切联系,保持着对社会的关切。他调和了狂放恣意与隐居自适、冷眼觑人与热肠报国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弃世不厌世,既做“山水主”,又管“人间事”,用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参考文献：
[1]. 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D]. 徐林.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聊斋志异》与士人社会交往研究[D]. 龚瑞怡. 上海师范大学. 2011
[3]. 紫砂壶在明代江南的兴起与传播[D]. 王叶菁.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4]. 晚明士人群体研究[D]. 李竞艳. 河南大学. 2011
[5]. 西湖梦寻：17世纪杭州士人的社会网络与文化生活[D]. 王涛锴. 南开大学. 2012
[6]. 中晚明江南士人饮食养生研究[D]. 杨丽东. 暨南大学. 2010
[7]. 晚明江南士人群体研究[D]. 谢羽.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8]. 明代中晚期文人雅集研究[D]. 安艺舟.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9]. 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常建华. 史学集刊. 2014
[10]. 陈继儒与晚明山人群体之比较研究[D]. 赵艳. 辽宁师范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