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形态论文,市镇论文,江南论文,南宋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南宋时期的江南地区，主要包括江南东、西路和两浙东、西路，其范围约当今苏、皖南部、浙江省、江西省和上海市。这一地区是当时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也是商业市镇十分兴盛的地带，无论是市镇的总体数量还是个体发展水平，抑或由此引发的农村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都走在南方各地前列，从中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典型性和代表性。有关此期江南市镇发展的一般情况，学术界已多有论及，本文试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就其社会形态进行较具体的考察和分析。
一、市镇的类型及其特点
在具体探讨南宋时期江南市镇的社会形态之前，有必要先分析一下其基本类型与特点。从总体上讲，宋代的市镇包括镇和草市两部分，前者是由军事据点转变而来的新兴经济中心地；后者是在乡村墟市基础上兴起的农村基层商业点。在江南地区，据有的学者的不完全统计，两宋时期先后兴起886个市镇，其中镇240个，草市646个。（注：参见傅宗文：《宋代草市镇研究》下卷《宋代草市镇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这些市镇到南宋时普遍呈现出兴盛的景象，其发展形态也趋于多样化，具体可分为七种类型：
一是环城市镇 这类市镇主要分布于繁华都市的周边地带。如都城临安四郊15里范围内有10多个规模不等的市镇；建康城近郊有近10个市镇；绍兴府城周围10多里地带有近20个草市；台州城附近有6个草市。（注：《咸淳临安志》卷19《疆域·市》；《景定建康志》卷16《镇市》；《嘉泰会稽志》卷2《市》；《嘉定赤城志》卷2《地理门·坊市》。绍兴府城郊区草市，还可参见陆游《剑南诗稿》的有关诗篇。）常州、苏州、饶州、镇江等城的郊区也有相当数量的市镇。一些规模较大的县级城市周围也兴起不少草市。如平江府常熟县城周围“村市里分，连络四郊”，仅城南郊这就有5个草市。（注：《弘治常熟县志》卷1《形胜》引旧志；《琴川志》卷2《叙县·乡都》。）环城市镇的兴起，实际上是城市突破城墙的限制，向周边乡村扩张的一种形式。由于这类市镇与所在城市连成一体，成为城市市场体系的一部分，故其突出特点是工商业的异常兴盛。如临安城郊的市镇，或“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或“商贾骈集，物货辐萃，公私出纳与城中相若，车驰彀击，无间昼夜”。到南宋后期，仅浙江、龙山、北郭、江涨桥4个城郊市镇，年商税收入就高达26万多贯，是城内的1.7倍多。江阴城澄江门外的江下市，“商船倭舶，岁常辐凑，驵侩翕集，故为市，亚于城闾”。（注：《咸淳临安志》卷21《桥道》引冯楫《中兴永安桥记》、卷59《商税》；《重修毗陵志》卷2《坊市》。）
二是农业市镇 这类市镇多分布于农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带。其中，有的因地处产粮区而发展成为一定规模的粮食市场，如嘉兴府华亭县的魏塘镇、平江府常熟县的直塘市、吴县的横金市、建康府溧水县的孔镇、宁国府宣城县的水阳镇等都是较为典型的粮食市镇。魏塘镇的年商税额高达3万贯以上，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县级城市的水平；直塘市商贾云集，有的米商“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注：洪迈：《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雹》。）有的因地处经济作物生产区而发展成为相应的专业市场。如温州的白沙镇是典型的林业市镇；绍兴府山阴县的梅市和项里市分别是以茨实和杨梅交易为特色的果品市场，“明珠百舸载茨实，火齐千担装杨梅”；临江军新滏县的肖家峡市则是山区蔬菜市场，“趁墟人集春蔬好，桑菌竹萌烟蕨芽”；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是大型渔业市镇，其居民“居廛者则懋迁有无，株守店肆；习海者则冲冒波涛，绳营网罟”。（注：《弘治温州府志》卷6《邑里》；陆游《剑南诗稿》卷44《戏咏乡里食物示邻曲》；黄庭坚《山谷外集》卷9《上肖家峡》；吴潜《许国公奏议》卷3《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弥盗贼》。）这些农业市镇以所处地区的农副产业为基础，承担着产品外销和流通的职能，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乡村经济中心。
三是手工业市镇 这类市镇是随着各地手工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往往具有专业化的特点。如台州临海县的杜渎镇、黄岩县的于浦镇，庆元府昌国县的岱山镇、鄞县的大嵩市，绍兴府山阴县的钱清镇、萧山县的西兴镇、上虞县的曹娥镇，临安府仁和县的汤村镇，嘉兴府崇德县的青墩镇、华亭县的下砂市、海盐县的广陈镇和鲍郎市等都是典型的盐业市镇，年产盐量均在数万石以上，最高的达近14万石。（注：《宋会要》食货23。）处州龙泉县的琉田市、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饶州浮梁县的景德镇和湖田市、湘湖市等都是著名的陶瓷业市镇。如景德镇有瓷窑300余所，所产瓷器名闻天下，“窑火既歇，商争取售”。（注：《江西通志》卷93《经政略·陶政》载元蒋祈《陶记》。）建康府句容县的白土市、饶州乐平县的杭桥市和螺坑市、嘉兴府崇德县的濮院市、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等都是纺织业市镇。濮院市到南宋后期，“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云集”，“濮院之名，遂达天下”。（注：夏辛铭：《濮院志》卷14《农工商》引《濮川志》；《光绪桐乡县志》卷1《疆域志》。）其他如筠州上高县的清溪市是矿业市镇；平江府常熟县的梅李镇以产藤制品闻名；绍兴府诸暨县的枫桥镇和会稽县的三界镇造纸业发达等。
四是商品转运市镇 这类市镇多分布于水陆交通线上，承担着各地商品和货物转运的职能。江南地区河网密布，水上交通发达，江河沿岸市镇繁多，如太平州当涂县的黄池镇和芜湖县的采石镇、池州东流县的雁汊镇、吉州庐陵县的富田市、临江军清江县的樟树镇、平江府吴县的木渎镇和吴江县的平望镇、常州无锡县的洛社市和武进县的奔牛镇、镇江丹阳县的吕城镇、绍兴府萧山县的西兴镇和渔浦镇、山阴县的钱清镇和柯桥市、会稽县的东关市和曹娥镇、严州淳安县的云程市等都是较具规模的水路转运市镇。在陆路交通沿线，如绍兴府境内的于店、夏店、何店等；婺州境内的张家店、湖头店、赵店等；衢州境内的顺溪、十八里、后溪、礼贤等；建康至信州间的新市、青山、横冈、新丰、杜迁等。转运市镇以发达的流通性商业为特点，一旦商品流通渠道不畅或流通方向有变，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兼跨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南宋前期极为兴盛，年商税额高达4万贯以上。后因“商旅不行”，趋于衰落，年商税额减至2万余贯。（注：《宋会要》食货19。）
五是沿海港口市镇 这类市镇是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而兴起的。如嘉兴府的青龙镇、澉浦镇、广陈镇和上海镇，平江府的江湾、黄姚和顾迳市，绍兴府的三江口，台州的章安镇等，其中尤以青龙和澉浦最为著名。前者早在北宋时海外贸易就已相当活跃，“通快、蕃商舶船辐辏往泊”。宋室南渡后，正式成为外贸口岸，贸易往来更显繁忙，“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后者位于杭州湾内侧，南宋前期是临安的外港。后虽一度衰落，但很快又重新兴起，“招接海南诸货，贩运浙西诸邦”。到南宋后期，年商税额仍在3万贯以上。（注：《宋会要》职官44；《嘉庆松江府志》卷2《市镇》引宋应熙《青龙赋》；《绍定澉水志》卷1《地理门·风俗》；《永乐大典》卷14622《吏部条法·差注门》引绍定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尚书省札子。）
六是消费性市镇 这类市镇主要是由于外来人口的增加和消费性商业的发展而兴起的。如平江府常熟县的许浦镇，位于长江出海口，驻有水军1.2万人，由是“军民市易为盛”。（注：《洪武苏州府志》卷14《兵卫志》；《嘉靖常熟县志》卷2《市镇志》。）与之类似的还有建康府的靖安镇、太平州的采石镇、池州的池口镇等。常熟县的福山镇则是著名的宗教市镇，镇上的东岳庙是泰山神的行祠，每年都有大量信徒从各地前来祭祀，“江、淮、闽、粤水浮陆行者……率以类至，号曰‘会社’，箫鼓之音相属于道，不知几千万人”；“环皆市区，江、浙、川、广种货之所聚，生人所需无不有”。（注：范成大：《吴郡志》卷13《祠庙》；《骖鸾录》。）
七是乡村墟市 相当部分农村草市和少数小规模的镇市都属于这一类。这类市镇数量很多，广泛分布于各地农村。如著名诗人陆游在其诗词中就提到绍兴府镜湖流域众多形形色色的村头集市；温州学者陈云平《过田家》也描述说：“村南啼布谷，村北响缫车。隔浦卖鱼市，傍桥沽酒家。”（注：参见陆游：《剑南诗稿》；陈云平：《西麓诗稿》。）但乡村墟市规模小，一般只有几户或数十户居民；市场水平低，大多是邻近几个村落居民间的贸易活动；发展不稳定，其地点常随实际需要而变动。正如时人所说的：“村落细民，间日而市，有无相易，苟营朝晡之费。”（注：吕陶：《净德集》卷23《著作佐郎李君墓志铭》。）
当然，上述对南宋江南市镇类型的划分是相对而言的。事实上，许多市镇是几种形态兼而有之。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既是著名的贸易港口，也是重要的盐业和渔业市镇，只是其作为港口市镇的形态更为突出。同时，除了乡村墟市外，各种江南市镇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工商业十分兴盛。这既反映了当时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表明江南市镇已逐渐向新型经济都市方向发展。
二、市镇的人口规模及其结构
居民数量与结构是反映市镇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方面。南宋时期的江南市镇，就其总体人口规模而言，大致可分为四个等级：一是部分“巨镇”、“雄镇”，居民有上千乃至数千户，达到了县级城市的水平，有的甚至与部分州级城市相当。如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约五千余户”；庆元府奉化县的鲒埼镇，“环镇者数千家”；临安府仁和县的临平镇，“约千家”；饶州鄱阳县的石门镇，“哄市千家聚”；吉州庐陵县的永和镇是著名的陶瓷业市镇，北宋时就已“附而居者数千家”，进入南宋后更为发达，其居民数量当有增无减；饶州浮梁县景德镇的陶瓷业规模较永和镇大得多，总人口亦当有数千户。嘉兴府华亭县的青龙镇，其市区分为36处坊巷，居民繁多；兼跨湖州与嘉兴府的乌青镇，“民物蕃阜，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湖州德清县的新市镇，“虽曰镇务，然其井邑之盛，赋人之多，县道所不及”。这些市镇的人口估计也都在千户以上。（注：《绍定澉水志》卷1《地理门·户口》；吴潜：《许国公奏议》卷3《奏禁私置团场以培植本根消弥盗贼》；方回：《桐城续集》卷13《过临平镇》、卷3《石门市》；《东昌古迹志》引钟彦祥：《东昌图境记》；《江西通志》卷93《经政略·陶政》载蒋祈：《陶记》；《弘治上海志》卷2《镇市》；《至元嘉禾志》卷3《镇市》；薛季宜：《浪语集》卷18《湖州与镇江守黄侍郎书》。）而与此同时，江南各地的县级城市人口大多不过几千户。如乾道八年（1172年）徽州歙县城仅1931户；开禧三年（1207年）严州淳安县城仅1335户；宋宁宗时绍兴府嵊县城仅1194户。有些州级城市的人口也相当有限。如嘉泰（1201-1204年）初年扬州城有3637户；宝庆三年（1227年）徽州城有3887户。（注：参见郭正忠：《两宋城乡商品货币经济考略》，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79页。）二是一般性镇和部分规模较大的草市，居民多在数百户左右，相当于小型县级城市。如池州的雁汊镇（又名雁翅夹）和绍兴府山阴县的项里市，均有200多户；饶州余干县的古步市，“有墟市数百家”；临江军吉水县的樟树镇，“绾西江东广之会，户口蕃”；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商贾辐凑”；镇江府丹徒县的吕城镇和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数逾百家”；平江府吴县的许市，“居人极多”；吴江县的合路市，“居人繁夥”（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5《入蜀记》；《剑南诗稿》卷43《项里观杨梅》；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9《古步王屠》；吴澄：《吴文正集》卷82《故吉水县尉杨君墓志铭》；《同治南浔镇志》卷25《碑刻》；黄震：《黄氏日抄》卷72《回申再据总所欲监钱状》。）。一般情况下，若镇的工商业衰落，居民减到百户以下，就会被罢撤。如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到南宋中期“居民不满数十，商旅稀少”，地方官便奏请朝廷予以废罢。（注：吴潜：《许国公奏议》卷2《奏乞废罢隆兴府进贤县土坊镇以免抑纳害民之扰》。）而一些草市随着工商业的繁荣和人口的增加，就会正式升为镇。如南宋后期颇为有名的南浔镇和上海镇都是由草市发展而来的；平江府昆山县的练祁市还进而成为嘉定县治所在。三是一般性草市，居民多在数十户左右。如建康府的竹筱港和佘婆冈，居民分别为“二十余家”和“数十家”；镇江府丹阳县的丁桥市，“虽非井邑，而水可舟，陆可车，亦农工商贾一都会”。（注：陆游：《渭南文集》卷45《入蜀记》；《至顺镇江志》卷10《道观》载刘宰：《凝禧观记》。）四是小型草市，居民多只有几户至十几户。如陆游在《剑南诗稿》中所提到的绍兴府镜湖流域的众多草市大多如此。
就市镇居民的结构而言，按职业和身份的不同，大致有七类：一是官僚贵族。许多江南市镇以其发达的工商业和优裕的环境，吸引了不少达官贵人前来定居。如湖州的乌青镇，“宋南渡后，士大夫卜居其地”；庆元府的小溪镇，“绍兴中，北客多乐居之。魏文节公结圃墅，与大梁张武子为诗友，其他如安仪同、孙、王尚书相继卜筑”；宁国府的水阳镇，“宗室寓居者四十余人”；（注：《乌青镇志》卷2《形势志》；袁桷：《清容居士集》卷19《鄞县小溪巡检司记》；洪迈：《夷坚志》支乙卷8《水阳二赵》。）宰臣周必大和大理少卿王珏曾分别寓居于吉州永和镇和平江府横金市。二是一般士人。许多江南市镇都设有镇学、书院、蒙学、家塾等不同形式的学校，由此吸引了不少士人前来讲学和求学。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青龙镇、上海镇等均有镇学；饶州的景德镇有长芗书院；信州贵店有桂氏私立的书院；饶州余干县金步市市民万廿四延师“聚小童读书”；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镇大多设有小学、冬学、村学等（注：洪迈：《夷坚志》支庚卷7《盛珪都院》；陆游：《剑南诗稿》卷57《野步至近村》。）。三是工商从业人员。市镇作为新兴的经济中心，自然会聚了大量工商业人口。这些工商业人口，有的是资本雄厚的大商，如嘉兴府魏塘镇上的一个巨商一次就收购漆3000斤、蜡5000斤，运往楚州销售；平江府直塘市的米商张五三，“仓廪帑库所贮钱米万计”。（注：方回：《桐城续集》卷13《听航船歌十首》；洪迈：《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雹》。）有的是一般的商人，如平江人江仲谋在梅里镇开设药铺，生活温裕。有的是富裕的手工业作坊主，如建康府白土市和池州池阳市分别有颇具规模的织布机户和造纸作坊；嘉兴府濮院市的濮氏开设的丝织作坊，“轻纨纤素，日工万元”。（注：夏辛铭：《濮院志》卷14《农工商》引《濮川志略》。）有的是充当商品交易中介的牙商和驵侩，如饶州景德镇所产的瓷器，“交易之际，牙侩主之”；同州乐平县的九墩市，有“大侩程氏”；南康军一带市镇的粮食交易，“必经由牙人方敢粜”。（注：《江西通志》卷93《经政略·陶政》载元蒋祈：《陶记》；洪迈：《夷坚志》乙志卷14《全师秽迹》；朱熹：《朱子大全》别集卷9《措置赈恤粜籴事件》。）有的是从事抵押业和高利贷的豪户，如平江府直塘市的张三八，从事“典质金帛”；衢州峡口市的祝大郎开设有“质库”。（注：洪迈：《夷坚志补》卷7《祝家潭》。）当然，更多的是小商小贩和普通手工业者。如饶州石头镇的汪三常和陈二以杀牛售肉为主，龚三以卖蒸芋为生；袁州泸萧市的郭氏以制银器为生；临安府浙江市有许多以卖冻鱼、卖鱼饭菜为业的小摊贩。（注：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10《汪三宰牛》，支癸卷5《石头镇民》，志补卷16《卖鱼吴翁》，丁志卷9《舒懋育鳅鳝》；佚名：《异闻总录》。）四是豪强地主。两宋时期，许多拥有大量田地的地主在城镇居住，时人谓之“遥佃户”。江南市镇也有不少此类居民。如寓居平江横金市的王德全，“有田数百亩”；居住于湖州南浔镇的华文胜，田地众多，家财富足，曾先后向镇上的报国寺布施4000多贯。（注：洪迈：《夷坚志》支丁卷3《宝华钟》；汪日祯：《南浔镇志》卷26《碑刻》载《报国寺布施记碑》。）这些地主往往也参与工商业活动。如前文提到的平江府直塘市的张五三和衢州峡口市祝大郎都是由地主进而成为富商的。五是伎艺之人。一些规模较大的江南市镇往往有许多文化娱乐场所，集中了不少从事演艺的人员。如临安城郊各市镇共有20座颇具规模的“瓦子”；兼跨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也有北瓦子、南瓦子、太平楼等多处娱乐场所和街区。（注：《西湖老人繁胜录》；董世宁：《乾隆乌青镇志》卷4《古迹》引沈平：《乌青记》。）六是佣工和无业市民。这类人口在市镇居民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当时，江南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史称：“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指南宋定都临安），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土狭人稠，田无不耕”。（注：叶适：《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许应龙：《东涧集》卷13《初到潮州劝农文》。）加上豪族势家大肆兼并土地，使许多农民失去土地，或沦为佃农，或“转客于市，佣力以食”。（注：《龙川别志》卷上。）其中有不少人涌入市镇，有的做苦力，如前文提到的镇江府的吕城镇和常州的奔牛镇，船夫、脚夫之类有上百家；有的充当豪商大贾和富工的临时雇工，如鄱阳县农民黄一“受庸于盐商，为操舟往淮南”；（注：洪迈：《夷坚志补》卷6。）有的盘桓于街头巷尾，成为无业游民。七是农民。南宋江南地区的许多市镇除了镇中心的市区外，往往还包括镇郊的农村地带。如嘉兴府的澉浦镇镇郊就有惠商、石帆、秦山等村落。这些乡村的农民也是构成市镇居民的一部分。他们有的从事粮食生产，有的从事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其他副业。如镇江府丹徒县大港镇的孙泳、孙沂兄弟，“竭力灌园，园之果蔬畅茂，他植者莫及，负贩者争趋之”；温州瑞安县三港镇的周淳中，“买废山，躬执锄镰，烧地种木”；饶州鄱阳县阳步市的吴六，受雇于菜园家作“园丁”。（注：刘宰：《漫塘文集》卷31《孙沂墓志铭》；叶适：《水心文集》卷13《周淳中墓志铭》；洪迈：《夷坚志》支癸卷9《吴六竞渡》。）在上述各类市镇居民中，官僚贵族、大商富工、豪强地主构成了上层社会；一般士人、普通商贩和部分富农构成了中层社会；而小商小贩、手工业者、佣工、伎艺之人及贫穷农民和无业市民则处于下层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工商业兴盛和人口流动的频繁，在许多江南市镇的居民中，外来人口往往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如临江军的清江镇，“五方俊民闻陶朱公之风而兴者前后辐凑至，往往能有所立。故镇人每由客寓而老子长孙其间，土著盖无几”。嘉兴府澉浦镇，“主户少而客户多，往来不定，口尤难记”，实际上也反映了该镇人口流动的频繁和外来人口的增加。（注：吴澄：《吴文正集》卷82《故吉水县尉杨君墓志铭》；《绍定澉水志》卷1《地理门·户口》。）
三、市镇的社区布局及其管理
社区布局及其管理是反映市镇社会形态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在南宋江南市镇中，镇级中心地一般都有着较为明确的地域范围和相对完整的社区布局。特别是那些工商业繁荣的巨镇和大型草市，已初步形成像州县城市那样的市区与郊区。在市区内，人口密集，街市纵横，坊巷棋布；在郊区，则有附属市场和村落。以嘉兴府海盐县的澉浦镇、华亭县的青龙镇和上海镇为例：
澉浦镇是南宋著名的港口市镇。据常棠《绍定澉水志》记载，该镇东西12里,南北5里，面积约60平方里。镇中心横亘一条大街，分布着镇市、东市和西市三个市场和阜民坊、广福坊、张家弄、张搭弄、塘门弄、海盐弄、马官人弄、义井巷等居民区，由此构成镇的市区。在市区周围，分布着石帆、秦山、惠商等村落和金家桥、孙老桥、龙眼潭、白塔潭等通商港湾，以及东浦、鲍郎等盐场。镇西南有永安湖，景色宜人，号“小西湖”，是市民休闲、游览之处。镇东沿海有水军寨，统兵卒百人，负责海防。镇上有学校，有监镇官廨、盐场官廨、巡检廨等官署和税场、酒库、市泊场、竹木抽解场、铁布军需场等场务，其中一些官廨规制宏恢。如绍定三年（1230年）重修的监镇官廨，有厅、有廊、有阁、有舍、有亭、有园，“堂宇峻耸，，房室得宜”。全镇还有禅悦教院、悟空寺、广惠禅院、东岳行祠、张帝庙等10多处寺庙观祠。正如时人所说：“澉浦为镇，人物繁阜，不啻汉一大县。”
青龙镇在北宋中后期已是著名的市镇，进入南宋后更显繁华，镇区规模不断扩大，街坊布局日趋完整。顾清的《正德松江府志》卷9《镇市志》谓该镇“有治、有学、有库、有仓、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镇市有坊三十六，桥三十，桥之有亭宇者三，有二浮图，南北相望。”市区分为36坊，这已远远超过了同期一般县级城市的规模。南宋后期，迪功郎应熙在《青龙赋》一文中曾对该镇市区的布局和繁华景象作过一番生动的描述，其中略云：“粤（即“越”）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东南之物。……阛阓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桥架霓。台殿光如蓬府，园林宛若桃溪。俪梵宫于南北，丽琳宇于东西。绮罗簇三岛神仙，香车争逐；冠盖盛五陵才子，玉勒频嘶。……龙舟为海内之盛，佛阁为天下之雄。腾蛟踞虎，岳祠显七十二司之灵神；阙里观书，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龙江楼，四宜楼，随目寓以得胜；胜果寺，园通寺，遣俗虑以忘忧。……风帆乍泊，酒旗频招，醉豪商于紫陌，
美女于红桥。“（注：该文见《嘉庆松江府志》卷2《镇市》“青龙镇”条。）从中不难想见当时青龙镇的繁荣景象。
上海镇是南宋后期迅速崛起的。史称该镇“襟海带江，舟车辏集”，市区“有市舶，有酒库，有军隘、官署、儒塾、佛仙宫馆、甿廛贾肆，鳞次而栉比”。时人董楷在《受福亭记》一文中谈到该镇市区建设的情况时说：“自舶司右趋北建拱辰坊，尽拱辰坊剙益庆桥，桥南凿井筑亭，名曰受福。亭前旷土，悉绣以砖为，一市阛阓之所；其东旧有桥，已圯，巨涛侵啮且迫，建桥对峙，曰回澜桥；又北为上海酒库，建福会坊；迤西为文昌宫，建文昌坊。文昌本涂泥，概施新甃；尽文昌坊又北，建致民坊；尽致民坊，市民议徙神祠为改建桥，曰福谦。”（注：《弘治上海县志》卷5《建设志》。）显然，受福亭一带是上海镇的商业中心，附近坊巷棋布，错落有致，且街市道路都已铺砌砖石，十分整齐。
江南其他地区一些大型市镇的社会布局也基本相似。如湖州和嘉兴府的乌青镇，“市逵纵横”；吉州的永和镇，“辟坊巷六街三市”；平江府的平望镇，“邸肆间列”；湖州的南浔镇，“市井繁阜”，分为七巷；新市镇，“井邑之盛， 赋入之多，县道所不及”；饶州的石门市，“市井甚盛”；镇江府的新丰市，“居民市肆颇盛”；临江军的肖家峡市，“栋宇相鲜，若台若亭”等。（注：《乌青文献》卷1《疆域》；《东昌古迹志》引钟彦祥《东昌图境记》；《乾隆吴江县志》卷4《镇市》；《同治南浔镇志》卷25《碑刻》；《吴兴金石记》卷12《嘉应庙牒碑》；薛季宣：《浪语集》卷18《湖州与镇江守黄侍郎书》；周必大：《文忠集》卷171《乾道壬辰南归录》；陆游：《渭南文集》卷45《入蜀记》；杨万里：《诚斋集》卷71《景延楼记》。）
在宋代，只有州府级城市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即将城区划分为若干个街区和坊巷设立厢，派遣官员进行管理。县级城市和市镇一般只允许设置坊巷和市。但到南宋时，随市镇规模的扩大和社区布局的日趋复杂，江南地区的一些市镇开始仿效州府城市，私自设立厢级机构。如南宋中期，太平州的黄池镇，“商贾辐辏，市井繁盛。俗谚有云：‘太平州不如芜湖；芜湖不如黄池’”。为了处理日趋繁忙的事务，当地监镇官“乃擅行剏四厢”。（注：周必大：《文忠集》卷171《南归录》；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
本来，宋廷一般在市镇设立监镇官，有些由县尉或巡检兼管。监镇官主要负责商税、酒税的征收，兼领烟火公事，“其余婚田词诉并不得受理，辄增置牢狱者重置典宪”，（注：《宋会要》方域12《市镇杂录》。）其权力十分有限。但由于市镇社会的复杂化和城市化，一些江南市镇监镇官的权力不断扩张。如绍兴十四年（1144年），湖州官员以该州管下乌墩、梅溪镇官“系在文武京官以上，及许断杖罪以下公事”，要求“人烟繁盛”的四安镇也依两镇例，“差京朝官，许断杖一百以下罪”，得到朝廷的同意。（注：《宋会要》方域12《市镇杂录》。）可见，这些监镇官已拥有一定的治安权和司法权，而这些权力原来都是由县级政府掌握的。江南的许多市镇先后设立官办学校，这些学校多由各镇自行管理。至于监镇官的级别，也呈不断提升之势。一些规模较大或较为重要的市镇的监镇官多由京朝官或相当级别的武臣充任。如青龙、乌青、澉浦、梅溪、临平等镇的监镇官都是已有一定资历的京官。在任职年限上，也像县官一样实行三年一任制。如《绍定澉水志》记载了该镇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以后共41任监镇官的任职情况，其中除了少数因丁忧、罢黜、病故等特殊情况外，其他都是三年一任。
从户籍及相关的役法管理等方面来看，许多江南市镇已经采用州县城市的坊郭制。如州县城市的坊郭商人例有行役，所谓“行”是同业工商户组织，承担着向官府提供所需物资的责任。而一些江南市镇也有类似的行役。如临江军黄池镇“商贾所聚”，“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注：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又如嘉定二年（1209年）莫光朝所撰的《青镇徙役之碑》谈到湖州的四安、新市等镇在差役方面早已实行坊郭法，邻近的青墩镇居民也要求获得相同待遇，终获批准。（注：《乌青镇志》卷12《著述志》。）这些都表明，到南宋中后期，相当部分江南市镇的居民已从乡村户籍中分离出来，正式列入城市坊郭户的范围。
四、市镇的社会生活与风气
居民的社会生活是市镇社会形态的具体表现。与经济、人口和社区布局状况一样，南宋时期许多江南市镇在居民日常生活方面也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点。
从教育方面来看，前文已经提到，不少江南市镇都设有官办的镇学和民办的书院、小学、蒙学等不同形式的学校，如青龙镇、澉浦镇、上海镇、景德镇、震泽镇、古步市、桂店等。有的还颇具规模。如应熙《青龙赋》称该镇“镇学列三千余名之学士”，虽属夸张之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青龙镇学的规模是相当大的。又如澉浦镇的镇学是嘉定十年（1218年）由监镇官徐之纪创立的，每年冬至，附近士人都要前来参加“序拜乡饮”。（注：《绍定澉水志》卷5《学校门》。）甚至一些小规模的乡村草市也兴起了学校。如陆游有诗云：“耳目康宁手足轻，村墟草市遍经行。《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所说的就是南宋中期绍兴府乡村草市的小学教育情况。在另一首诗中，他还提到有一些草市兴办冬学的情况，并解释说：“农家十月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注：陆游：《剑南诗稿》卷57、卷25。）市镇学校的兴起，显示了其进一步向农村文化教育中心发展的趋势，也是其趋于城市化的表现。
从文化娱乐方面来看，那些繁华都市的环城市镇，固然有众多文化设施和丰富的娱乐活动，如临安城南的龙山市、城西的赤山市、城北的北郭镇等都有相当规模的“瓦子”，即综合性文娱场所，（注：《咸淳临安志》卷19《市》。）就是地处农村腹地的市镇也是如此。如兼跨湖州、嘉兴府的乌青镇，市内北瓦子巷，系“妓馆、戏剧上紧之处”；波斯港南瓦子，“有八仙店，技艺优于他处”，“楼八间，周遭栏楯，夜点红纱栀子灯，鼓乐歌笑至三更乃罢”；善利桥西南太平楼，“为楼二十余所，可循环走，中构台，百技斗于上”。（注：《乾隆乌青镇志》卷4《古迹》引宋沈平：《乌青记》。）嘉兴府澉浦镇西南的永安湖是当地著名的游览胜地，“春时游人竞渡引乐，号为小西湖”。（注：《绍定澉水志》卷3《水门》。）一些地区的乡村小草市也有活跃的文化娱乐活动。如绍兴府镜湖流域的草市，夜间戏剧演出十分活跃，陆游在诗中有不少生动的描述。如《夜投山家》：“夜行山步鼓冬冬，小市优场炬火红”；《初夏闲居》：“小市丰年有戏场”；《行饭至湖上》：“此身只合都无事，进向湖桥看戏场”（注：以上陆游诗均见《剑南诗稿》。）。
江南市镇的宗教活动也十分活跃。大部分市镇都有数量不等的寺庙观院，像澉浦、青龙、上海、黄池等之类的大型市镇寺观之多自不必说，就是一般的市镇也往往为数不少。以平江府常熟县为例：县北40里的福山镇是远近闻名的宗教活动中心，镇上有大慈寺、潜真馆等多所寺观，其中以作为泰山神行祠的东岳庙影响最大，每年都有江、淮、闽、粤等地的大批信徒前来祭祀和祈祷，“岁率以暮春，大会来者于庙之庭，祈者、禳者、诉者、谢者、献技能者、输工力者，若贵若贱，若小若大，咸各有施。投簪珥，荐琛贝，辇货泉，篚布帛，庭实充塞”。其他如许浦镇有法解寺、寿圣晏院、真武道院、崇真道院、楼真道院等；练塘市有春申君庙、净慧祥院等；杨尖市有观音教院等；甘草市有万寿寺等；支塘市有明因祥院等；直塘市有广安寺等；涂菘市有宝灵寺、延真道院等；河阳市有永庆寺等；莫城有莫耶庙、妙清院等；庆安镇有净居院等；梅李镇有颐真馆等；陆河市有泗洲殿等。（注：《琴川志》卷13《叙文》，卷10《叙祠》。）一些市镇的宗教活动常常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如正月十五日绍兴府开元寺的“灯市”，“傍十数郡及海外商估皆集，玉帛、珠犀、名香、珍药、织绣、髹藤之器，山积云委，眩耀人目；法书、名画、钟鼎、彝器、玩好、奇物亦间出焉。士大夫以为可配成都药市”；二月初八日庆元府奉化县岳林寺的弥勒佛生日“道场”，“百工之巧，百物之产，会于寺以售于远，观者万计”；四月初八日徽州婺源县五通神庙“佛会”，“天下商贾辐集”；同月十五日平江府昆山县的马鞍山山神诞辰“社会”，“它州负贩而来者，肩袂陆续”。（注：《嘉泰会稽志》卷7；陈耆：《本堂集》卷81；方回：《桐城集补遗·汪元圭墓志铭》；《淳祐玉峰志》卷上。）这种庙会的兴起，反映了江南市镇社会生活越来越具有浓厚的商业气息。
与工商业的兴盛相对应，江南市镇的社会观念也发生很大的变化，重商、经商风气十分盛行。不仅官僚大族纷纷参与工商活动，而且一般的贫困农民也往往到附近市镇“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注：王柏：《鲁斋集》卷7《社仓利害书》。）时人范浚在谈到江浙一带经商之风盛行的情况时说：“今世积居润室者，所不足非财也，而方命其子若孙倚市门，坐贾区，頫取仰给，争锥刀之末，以滋贮储。有读一纸书，则夺取藏去，或擘裂以覆瓿，怒而曰：吾将使金柱斗，牛马以谷计，何物痴儿，败我家户事，顾欲作忍饥而翻故纸耶！”无怪乎当时有人感叹江浙地区“人多好市井牟利之事”。（注：范浚：《香溪集》卷22《张府君墓志铭》；周密：《癸辛杂识》别集卷上《天市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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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南宋时期江南地区的市镇，除了规模较小的部分草市外，其社会形态已日益呈现出城市化的特征。特别是那些规模较大的市镇，已初步发展成为与传统州县城市不同的新兴经济都市。这种经济都市的出现，既是当时江南城市形态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城市向外扩张并开始深入乡村地带的一种表现，由此引发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江南农村城市化进程的起步，尽管无论就城市化的广度还是深度而言，都是十分有限的。这在古代江南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的发展史上，无疑有着重要和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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