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的思考
——以重庆自然博物馆为例
姜 涛 欧阳辉①
【摘要】 自然类博物馆在全国定级博物馆中占比仅为2.2%，其中拥有科研基地的博物馆就更少。对已有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调研表明，尚未做到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必须紧紧依靠博物馆业务部门。因此，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尚无成功案例可循，需要探索出适宜的建设发展道路。本文通过对重庆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提出相应的对策，尝试为此类科研基地建设提供相应策略。
【关键词】 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实验室
一、 博物馆科研基地
(一) 科研基地的涵义
国家文物局对科研基地的最新定义为“科研基地是依托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研型企业等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机构形成的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其主要任务为“面向文物保护与利用需求，在重要科技领域和方向上开展科技基础性工作和创新性研究”，其建设目标为“科研基地应建设成为文物保护与利用相关领域的科技研发中心、人才孵化中心、成果辐射中心和交流合作中心”，其建设方向为“国家文物局依托科研基地组织文物领域高水平应用基础研究、应用技术研究、管理科学研究，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1]
国家文化和旅游部对重点实验室的定义为“重点实验室是依托文化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文化企事业单位建设的科研实体，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机制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运行机制”，其主要任务是“开展应用基础研究，承担文化科技基础性工作，解决文化发展中重大、关键和共性科技问题”，其建设目的为“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文化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凝聚和培养优秀文化科技人才，组织文化科技创新，开展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2]
教育部对实验室的定义为“实验室是由高等学校建设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科研实体，实行人、财、物相应独立的管理机制”，其建设目标为“实验室是高等学校组织高水平科学研究、培养和集聚创新人才、开展学术合作交流的重要基地，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任务是“面向科学前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和行业、区域发展需求，开展创新性研究，提升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推动学科建设发展，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高等教育”。[3]
科技部对重点实验室的定义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具有较强研究开发能力和技术辐射能力的企业建设，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管理机制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其建设目标为“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是国家技术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依托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互为补充，各有侧重”，其主要任务是“面向社会和行业未来发展的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和竞争前共性技术研究，研究制定国际标准、国家和行业标准，聚集和培养优秀人才，引领和带动行业技术进步”。[4]
自然资源部对重点实验室的定义为“重点实验室作为国土资源科技创新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依托国土资源系统具有科技创新优势的法人单位(即依托单位)所建设的科研实体”，“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的计划单列管理机制和‘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其建设目标为“国土资源科技创新、聚集和培养优秀科技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创新平台，也是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培育基地”，其主要任务是“根据国土资源事业改革发展的需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前沿性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培养高水平的科技人才，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支撑引领国土资源事业发展”。[5]
土地及土地上的空间和物体所构成的综合体为景观，景观设计全称为风景与园林的规划设计，其设计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工景观要素，是生态、规划、地理等多种学科相互交叉融合产生的新的研究学科［3］。作为景观设计的主体，景观是复杂的自然过程、人类活动在大地上形成的烙印。可以被理解为风景——生物视觉内的审美对象，栖居地——生物生活的空间环境，生态系统——具有明确结构和功能、内外联系的有机系统，符号——记载人类理想、精神的一种载体。而景观设计则是有意识地将主体—景观进行梳理［4］。
(二) 我国自然类博物馆科研基地现状
据中国博物馆协会最新公布数据，截至目前，我国一、二、三级博物馆数量共达到892家，其中，一级博物馆130家，二级博物馆289家，三级博物馆473家。[6-9]经笔者对国家定级的自然类[10]博物馆进行统计，自然博物馆8家，地质博物馆8家，古生物博物馆4家，合计20家(见表1)。这个数量在国家定级博物馆总数中仅占2.2%。
虽然我国现有各类国家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190家，但是仅有12家分属于10家博物馆(见表2)，占比约6%。这些基地的科研任务集中在传统文物的保护技术研发、保护材料和保存环境研究、研究手段创新以及技术标准、技术规范编制研究、数字化展示传承研究等方面。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国家重点科研基地或重点实验室中，竟无一家自然类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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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国家定级”自然类博物馆统计
表2 我国博物馆国家级科研基地统计表
国内自然类博物馆很少设有科研部门，即便是大型综合类自然博物馆，大多也仅仅是规模较小的实验室或研究中心。通过重点对北京自然博物馆、天津自然博物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浙江自然博物院进行调研，发现这些大型自然博物馆都具备一定的科研实力，特别是北京自然博物馆更是把科研看作是自然类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11]自2010年以来，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就有12个，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个，还有其他省部级资助项目60余个，无疑是目前国内科研实力最强的自然博物馆。又如浙江自然博物院也是国内自然类基础研究能力较强的单位之一，学术研究涵盖植物学、地质古生物学、昆虫学、无脊椎动物学、鱼类学、两栖爬行动物学、鸟类学、兽类学及博物馆学等领域。然而，仅浙江自然博物院挂牌成立“浙江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属省级科研基地，其科研队伍主要依托馆内生命科学部专业人员，服从单位统一人事、财务和业务制度管理，科研经费纳入学科部门统一经费预算。因此，目前自然类博物馆中的科研基地建设根本谈不上具有相对独立的人财物的科研实体，这与开篇提到的国家级科研基地建设标准尚有很大差距。
事实表明，博物馆科研平台建设深受资金问题、场地问题、人员问题的困扰。[12-14]随着博物馆建筑的不断新建、扩建，场地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业务部门专业人员参与科研工作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人员问题；资金问题遂成为科研平台建设与发展的瓶颈。笔者认为，科研所需的场地、资金、人员困难问题，只是表象；最大瓶颈(也是关键原因)，是博物馆及上级主管部门对于科研不够重视。
二、 国内外自然类博物馆科研情况分析
对于自然标本的收藏、研究，在历史上曾经是欧美自然类博物馆的最重要职能。但是在中国，自然类博物馆诞生较晚，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乃至20世纪50～60年代，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与需求，大学、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的发展早于、快于自然类博物馆的发展，这些专门科研机构吸纳的标本、人才、经费远远多于博物馆，逐渐形成了今天在基于自然标本的科学研究上的明显优势。长期以来自然类博物馆的科研资源较差，承担的科研任务较少，致使基于自然标本的科学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渐降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然博物馆研究职能的衰退。
与此相比，欧美大多数自然博物馆具有非常雄厚的研究力量。比如美国自然博物馆、法国自然博物馆、德国的森根堡自然博物馆、加拿大自然博物馆等甚至将研究工作当作自己的最重要职能之一。比利时皇家自然博物馆主要的任务是科学研究，为政府提供科学的专业知识、藏品管理，还有公共教育。[15]从博物馆研究人员的数量来看，欧洲的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数量相对最多，比例也最高；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自然博物馆次之；亚洲自然博物馆研究人员最少。[15]究其原因，缘于世界上最早的一批自然类博物馆17、18世纪诞生于欧洲，而且与欧洲最早的“科学共同体”、专门科研机构是同步诞生和发展的。当时恰恰是欧洲诸强国开拓海外贸易、海外殖民地的高潮时期，既有来自海外的大量自然标本，又有研究海外自然资源与自然环境的迫切需求。所以，当时的自然类博物馆收藏了大量标本，聚集了众多科研人才，开展了许多科研工作。
自然类博物馆拥有丰富的科学研究资源，创建研究型博物馆是自然类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13]科学研究也是自然类博物馆的核心竞争力。[11]
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曾撰文论述过博物馆科研能力建设的必要性，他认为科学研究是博物馆可持续发展的后劲力量。今天，博物馆必须保持较高的科学水准和较好的科学形象，才能在文化领域中保持应有的文化地位。博物馆质量提升与博物馆的学科建设、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密不可分。[16]在2014年和2016年，故宫博物院分别创建“明清官式建筑保护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和“书画保护文化部重点实验室”两大国家级科研基地，逐步形成以杰出人才为主体的博物馆学科带头人队伍，博物馆中科技人员的数量大幅增长，学历结构、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得到改善，骨干人才队伍得到充实，科学研究实力和学术水平得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实力得到显著提高。除故宫博物院外，还有9家博物馆的10家科研基地(见表2)，成为推动文物保护科学技术进步的核心力量和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重要平台。显而易见，国家重点科研基地作为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国家队”，不断攻克技术难关，引领技术创新，站稳国际舞台，正在成为行业的科技研发中心、成果辐射中心、人才孵化中心和交流合作中心，为文物保护、研究、利用和管理提供重要支撑，促进我国文博事业全面发展。[17]
又如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然博物馆，拥有超过225名科学家，每年都会赞助超过120支考察队，到不同的地方就不同的领域进行科学探索。自1897年以来，该馆已经组织过成千上万的科学考察队，足迹遍布各大洲。组织科学考察队成为该馆的一个很重要的科学资料来源途径。不但如此，美国自然博物馆还成立有自己的研究生院，并已获准为学生颁发比较生物学的博士学位。除此之外，该馆还有众多的短期访问科学家、博士后、研究员以及研究生在馆内共同进行科学研究活动。
重庆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作为省级科研基地现阶段还无法做到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不具备实行人、财、物相对独立管理条件，只能依靠现有学术部门，集全馆优势科研力量维持科研基地正常运行。
据官方网站公布数据统计，我国现有各类国家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190家，其中，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23家，文化和旅游部重点实验室18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4家，科技部重点实验室95家，自然资源部重点实验室30家。重点科研基地和重点实验室的实质都是相对独立的科研实体，即依托于某一独立法人单位的独立机构，往往实行三级管理，即国家部门宏观管理、地方部门组织管理和依托单位运行管理；[1-5]唯与法人单位其他内设机构不同之处在于，其具备相应独立的人、财、物管理机制，通常实行主任制，并通过组建学术委员会进行重大事项如发展目标、组织结构等的管理决策。以设立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博物馆数字展示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为例，纵向上，采用由国家文物局宏观管理、湖南省文物局组织管理和湖南省博物馆依托管理的三级管理体系，并成立以湖南省政府相关职能厅局领导、专家组成的科研基地建设管理委员会。科研基地内部组织实行建设管理委员会领导下、学术委员会指导下的主任负责制，由直接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的基地主任负责全面管理和组织协调工作；学术委员会负责指导、审议和评议基地的各项科研工作；设立基地办公室作为基地日常事务管理机构。
三、 国内自然类博物馆建设科研基地的必要性和发展方向
班会课的铃声响了，我拿着一张白纸走进教室。学生投来关注的目光：老师要干什么？看到大家如此好奇，我卖了个关子：“今天我们来做一个小测试。”
如世界著名的美国史密森尼学会拥有19个博物馆、9个研究中心和1个动物园，是世界最大的博物馆系统和研究联合体，每年约一半的经费经国会批准后由美国政府提供。该学会由英国科学家詹姆斯·史密森尼遗赠捐款，根据美国国会法令于1846年创建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是唯一由美国政府资助、半官方性质的第三部门博物馆机构，其董事会由历届美国副总统、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3名参议院议员和9名美国公民组成，会长由董事会任命。史密森尼学会下设的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自然博物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教育中心，其有七大科研部门：人类学、植物学、昆虫学、无脊椎动物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和脊椎动物学，拥有超过185名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大的致力于自然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科学家团体。
在历史原因造成的现状下，我国自然类博物馆不可能复制欧洲自然类博物馆的辉煌，难以和现有的自然类科研机构拼资源、拼实力，因而中国自然博物馆的研究，既不能照搬国外自然博物馆，也不能与研究院所和大学的研究相同。建设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必须明确自然类博物馆的研究定位和基本任务。自然博物馆研究具有“探索自然奥秘”和“传播科学知识”两大基本任务。[11]在探索自然奥秘方面，应加强区域生物多样性调查、生物分类学、形态学、生态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传播科学知识方面，加强知识传播途径的博物馆学研究，[11]包括藏品收藏和选用、展览主题确定、陈列内容和形式设计、教育活动策划实施、研学教材编制、观众需求分析、经营策略制定等。
教育(含展示)、研究、收藏是自然博物馆的三大功能，其中研究既是学术支撑，更是教育展示的技术支撑。随着教育功能定位的提高，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功能要服务于自身首要的教育功能。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应着重从自然科学研究、藏品收藏研究、陈列展示研究、科普教育研究四个方向入手[8,12]。不同地区自然博物馆的馆情均有差异，如优势藏品、学术沿革、人才梯队、归口部门等，在建立科研平台时须立足馆情，认清形势，切合实际地弘扬自身优势业务，并服务于博物馆自身发展，以此促进科研和科普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博物馆教育职能的优化、最大化。
四、 重庆自然博物馆 [注] 1930年中国西部科学院成立， 1943年中国西部博物馆成立， 1952年改为西南人民科学馆， 1953年并入西南博物院，更名西南博物院自然博物馆， 1955年改组为重庆市博物馆， 1981年增挂“四川省重庆自然博物馆”， 1991年重庆自然博物馆独立建制至今。 科研基地建设
(一) 科研基地概况
重庆自然博物馆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中心成立于2016年，属重庆市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基地，旨在加强古生物化石的保护与应用，以提高馆藏古生物化石保护利用整体水平、推进古生物化石保护技术的创新性研究和技术推广，以及实施科研强馆的长远发展战略目标为目的。
缺点方面：一是管理制度存在缺陷，申报时设立的实验室制度条目繁多，且多参照科研院所拟定，实际管理中遵照执行较为困难。二是技术滞后，科研基地基础实验设施较为简陋，仪器设备单一，化石修复工具落后，修复装架技术亟待提高。三是资金无保障，目前科研基地运行主要依托申报课题和承揽项目开展，科研基地的硬件升级和队伍建设经费未纳入常规预算，缺乏稳定的科研经费来源。
并不是所有撒料区域都符合需要撒料的条件.例如，若某些区域面积过小，可能会导致装甑撒料执行机构最小撒料量大于实际所需撒料量，故可以根据分割完成的撒料区域所拥有的像素点数量对撒料区域做进一步的筛选，并将撒料区域像素点的数量作为撒料区域面积.图7是撒料区域面积大于的撒料区域，并保留图6中的编号.
在我国，除早期建立的几家自然类博物馆具备科研力量、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外，多数自然类博物馆，特别是新近建立的自然类博物馆缺乏研究人员，科研能力薄弱。自然博物馆一词自诞生之日，即被赋予了探究自然、通过调查获取自然知识的使命。自然博物馆的研究职能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博物馆自身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延伸和完善的。[11]在自然博物馆职能中，研究不仅是自然博物馆的一项基本职能，而且是有效提升现代自然博物馆核心竞争力的根本所在。[11]但科研需要持续性投入资金。国外自然博物馆通过政府投入资金维持博物馆运作和开展研究工作。国内自然博物馆的运行资金由政府提供保障，但是科研资金长期以来都是倾向于科研院所。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博物馆要开展研究工作，搭建科研平台，一方面要努力争取财政支持，另一方面须寻求其他途径。可探索从政策允许范围内取得的经营性收入中，如文创产品销售、展览门票收入、研学课程收入、讲解收入等，划出一定比例成立博物馆的研究基金，用于资助本馆有研究积累、馆藏特色和专业人员的课题项目。
(二) 科研基地优缺点评述
通过刚刚完成的科研基地评估工作，总结出重庆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的优缺点。
但不得不提一点中华门最大的遗憾。中华门位于秦淮河风景带，前有报恩寺后有夫子庙老门东，可见其地位优势明显，但我们在考察过程中没有发现中华门城堡对其周围旅游资源的充分利用。报恩寺临近的秦淮河完全可以作为连接中华门城堡和报恩寺的纽带，秦淮河上也有游船以供使用，但是两方还未达成合作，相近的文化渊源、相近的地理位置都没能协调开发，这样的资源白白浪费实为可惜。如果能让游客持一张门票出游两个或多个景点，那游客的旅游热情以及周边一系列的旅游资源潜力都将会被充分挖掘，这对中华门城堡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优点方面：一是场地充足，实验室面积超过200m2；修复中心与文创产业园结合，占地约6亩，使用面积不小于2000m2，由化石精修区、综合作业区、模型贮藏区和装架区4个独立的工作车间组成。二是人员充足，研究人员主要以地球科学部专业人员为主，吸纳生命科学部、技术开发部和信息资料部相关专业人员共计14人。三是有项目支撑，通过申报纵向和横向课题，面向社会承揽古生物标本修复与制作项目，缓解科研经费压力。
菲律宾作为海岛国家，旅游资源丰富，赴菲旅游随之逐渐成为旅游界一大热点，中菲旅游业的发展符合一带一路的利益。根据菲律宾旅游部的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赴菲游客总数为67.5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7.71%，2017年访问菲律宾的中国游客约达93.9万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0.52%。虽然我国近几年赴菲律宾游客数量在波动中呈增长的趋势，但菲律宾国内的安全形势并不理想，旅游过程中旅游安全事故频发，中国与菲律宾旅游发展的前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旅游安全的影响和制约。
研究中心组建之初参照中国科学院和高校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功能和管理模式，拟定相应管理制度；以古生物化石保护与应用为主要研究方向，并设定五个子方向：中生代爬行动物研究、新生代哺乳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无脊椎动物化石研究、化石入藏管理系统研究和保护技术研究。目前，研究人员主要由业务部门相关专业人员兼任；场地由古生物化石保护研究实验室和古生物化石修复中心组成；科研经费通过争取课题和技术输出来解决。
故意无视通常会给个体带来道德上的自责和心理上的愧疚。因此在现实中，他们通常会在故意无视行为发生后，通过行为或显性或隐性地给予某种补偿，我们称为默认补偿行为。“补偿”是个体为了弥补自身在某一方面的心理劣势感而做出的努力，补偿性消费表示个体有意或无意地通过消费来弥补身份威胁或者达到一种理想的心理状态，其发生源于构建自我和应对威胁的需求，强调的是消费行为作为满足需求的一种替代工具和手段，而非功能性价值[21]。郑蕙和李婉琼[22]认为，由定点购物来收受回扣是一种补偿行为，补偿的是一般旅游工作人员与收小费的旅游工作人员付出同样劳动所得报酬所存在的差异。
(三) 科研基地建设思考
1. 科研基地建设定位应准确[18]
重庆自然博物馆的传统优势业务是古生物化石保护。古生物化石保护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层次，初级层次即古生物化石的发掘和修复；高级层次则为古生物化石的科学研究与应用。重庆自然博物馆自诞生之初即赋予科学研究功能，曾参与四川盆地所有著名古生物化石、古人类和石器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甚至参与禄丰盆地恐龙动物群的发掘和研究。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我国古生物化石领域的修复水平在不断提高，基于科技手段和新研究方法基础上的研究成果也不断涌现。通过科研基地建设，能尽快帮助本馆实现与古生物学术前沿接轨。一方面，该馆拥有数量众多的古生物化石模式标本、国家重点保护古生物化石，甚至还有新近发掘而未经科学研究的古生物化石。另一方面，本馆一直以来都是古生物化石特别是恐龙化石复制品的输出大馆。科研基地建设应紧密结合馆藏优势，而现阶段藉以开展的业务工作集中在古生物化石研究和应用、古生物化石修复和古生物标本制作三个方面，十分契合馆藏优势。只有先从针对本馆需求、承担本馆任务的初级科研做起，不断改善科研基础设施和提高硬件水平，逐步积累科研成果，才有可能升级成为国家级科研平台，开展针对国家需求、承担国家课题的高级科研。
2. 统一标准严控质量
保证质量是科研基地运行的根本，只有过硬的质量才是科研基地进一步发展的源泉。[19]古生物化石修复是开展藏品保护的基础，在保护修复以及研究工作的完成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业务研究的重中之重。[20]科研基地建设应重视改善实验室基础设施，引入新技术、新设备，改进修复技艺，创新研究方法，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实验室建设的标准化、专业化，[9,15]把好保科研质量的第一道关。
3. 强化人才培养
根据访谈的内容总结出，提高对散打运动的认识对发展和推广散打运动有促进的作用，以广西师范大学为例，会对新入职的体育教师进行散打运动培训，虽然表面看来非专业的武术散打运动项目的教师与武术散打课程的开设和发展是无关的，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体育教师对一项有着深远意义的运动项目都没有支持和理解，那么会直接影响身边的学生和有关领导对这项体育项目勿视，进而阻碍散打运动课的开设、发展和推广。
首先要提高化石保护修复人员的专业化水平。可以通过人员培训、制定制度、加强设备管理等方面，塑造一支管理规范、工作高效、技能过硬的技师队伍。其次，要激励研究人员关注和投入化石保护修复一线工作。研究人员自己动手修理化石，不但能加深对化石解剖结构的深刻认识，还能较好地避免非研究人员初期因认知不到位而造成的修理过失，从而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化石，促进技师人才队伍建设。
飞行载荷实测是验证飞机结构完整性、完成新机定型必须进行的试验项目。飞机载荷测量主要方法有：应变法、压力法及其他成熟的方法，还可以使用加速度计、热测试设备及外挂外载荷测试。压力测量法不方便实施且耗费较高，通常采用应变电桥测量法来测量飞行载荷[1]。应变法主要思想是通过地面校准试验来建立应变电桥与加载载荷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载荷模型)，飞行中将实测应变代入载荷模型，即可得到飞行实测载荷。
4. 改变思路，增强藏品保护和应用意识
藏品保护也是科研基地的主要任务[21]，针对馆藏化石不同产地岩性特质，开展其风化速率和存放湿度条件研究，达到预防性保护目的。古生物化石应用就是让化石自身讲故事、活起来，以高品质化石标本为核心，融入古生物学知识，服务于博物馆展览；以精美化石为基础，运用数字化、虚拟化技术，将展览从展厅延伸到网络，拓展科普教育时间和空间，开创博物馆文物保护实验室建设的新尝试。
5. 注重社会效益的同时兼顾经济效益
首先，要把科研基地办好，注重社会效益，起到科研基地的示范、辐射作用，同时还要兼顾科研基地自身的经济效益，以达到能够维持自身发展的局面；其次，要加强宣传，增加科研基地的透明度与显示度。[22]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要取得长远发展，必须接受市场检验。简单来说，科研基地不能一味依赖财政支持，必须有造血机制，即技术产品。技术产品只有被市场认可，才能创造收益。只有创造收益，才能反哺科研基地建设本身，达到良性循环。否则，科研基地只会逐渐成为名存实亡的摆设，甚至成为束缚博物馆发展的包袱。
典型制造过程参与对象包括制造资源(加工装备、各类物料、人员等)、工序、加工任务等，制造活动通过工艺过程以及各种调度安排完成任务的实际加工工作。在各类制造过程中，加工活动是各种制造资源、工序和加工任务的执行载体，制造活动可以描述为：制造过程中各类资源在一定工序运行下所完成特定任务或对象要求的执行事件集合。在实际制造过程中，激活一个制造活动的必须条件是满足任务的各类资源及一定工序。某一个制造活动可以用形式化语言描述为
目前，重庆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着重加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加强科研基地团队建设，完善和落实制度化管理，试行科研人员与研究中心签约，明确绩效考核目标任务。二是加大对现有预防性保护设施设备的使用，建立环境监测分析报表，深化对化石保存条件的环境参数认识。三是对基础设施设备进行整体升级，通过与台湾石尚矿物化石博物馆合作，引进国际先进化石修理设备、技术，构建国内一流的古生物化石修复、标本制作中心。四是发挥自身具备的科研能力，加强馆藏古生物化石的保护研究、野外化石调查研究、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研究，努力提升科研水平，培养科研人才，打造科研基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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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姜 涛：重庆自然博物馆馆员；研究方向：古脊椎动物学；通讯地址：重庆市北碚区金华路398号重庆自然博物馆；邮编：400799；Email：jiangtao703@163.com；
欧阳辉：重庆自然博物馆馆长，博士；研究方向：古脊椎动物学，博物馆学；Email：oyh-8@163.com。
引用格式： 姜涛,欧阳辉. 自然博物馆科研基地建设的思考——以重庆自然博物馆为例[J].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9(3):35-42. [Jiang Tao,Ouyang Hui. Thought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enters in Natural History Museums——A case study of Chongqing Natural History Museum [J].Journal of Natural Science Museum Research,2019(3):35-42.].DOI:10.19628/j.cnki.jnsmr.2019.03.005
(责任编辑：刘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