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形象的神话——从《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到《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堤坝论文,太平洋论文,中国北方论文,神话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北方”的人种学意味
“情人”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1950，以下简称《堤坝》）里，那是一个叫“若”的白人。34年后，“若”变形为《情人》中家住沙沥的中国富商之子，老家在抚顺。到了1991年发表的《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以下简称《北方》）里，“情人”的祖籍再一次被明确为中国北方，换言之，他在种族上的非当地人（交趾支那人）性质受到了作者的特别强调。
这三个情人形象是否一个比一个更接近真实？至少杜拉斯是这样告诉读者的。《情人》开篇不久，作者表示她此前只是“多少写到了”她青年时代的“一小部分故事”。她又说，此前她写过的是那些“一目了然的阶段”，而在《情人》中，她要告诉读者的是“青年时代的隐秘的阶段”，是她“本可以隐藏的某些事实、某些感情、某些事件”。（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Minuit,1984,p.14,pp.42-43,p.58,p.51,p.51.）《情人》出版后几个星期，在贝尔纳·比沃主持的“省音符”电视节目中，杜拉斯再次申明了该书的非虚构性质：“这是我第一次没有写虚构的东西。我以前的书都是虚构”。（注：Apostrophes,prod.Antenne 2,émission de Bernard Pivot,réalisation Jean Cazenave ,diffusion 28 septembre 1984.）《北方》发表时杜拉斯进一步表示，这篇叙事里“编造的成分比《情人》里要少。都是真的。”
然而，法国现代出版档案馆保存的一篇杜拉斯写于二战时期的日记表明，上述三篇叙事中“情人”的种族特性都不真实。他既非白人，亦非中国北方人，而是一个交趾支那的“当地人”，一个“安南人”。（注：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6页。）这里所说的“当地人”、“安南人”当然既包括越南人，也包括居住在当地的华人，但这对于杜拉斯并不重要。她要着意区分的，不是越南人与华人，而是种族特性上与越南人更为接近的当地华人与“来自中国北方的”华人。
为什么杜拉斯要再三修饰“情人”的种族特性？我们不妨来看一下杜拉斯笔下白人与当地人、北方华人与当地华人的区别。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日记中，杜拉斯多次回忆“情人”（作者用“雷奥”的假名称呼他）相貌“丑陋”：“雷奥怎么会注意到我的呢？他觉得我对他的胃口，我不愿对自己解释说是因为他也丑。他曾经出过天花，不太严重，但留下了痕迹。他肯定比一般的安南人还丑”。（注：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94页。）这最后一句回忆是杜拉斯对与她相处了18年的安南人的一个总体印象：他们都长得丑陋。在杜拉斯生活的殖民地时代，这样的种族观念司空见惯。40年代末杜拉斯写作《堤坝》时，法国社会的殖民意识和种族观念仍然相当普遍，杜拉斯也不例外。她承认，她是在一个使她“特别顾忌羞耻的阶层中开始写作的”。（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Minuit,1984,p.14,pp.42-43,p.58,p.51,p.51.）面对社会观念的障碍和自我的心理障碍，她在自传性很强的《堤坝》中将“情人”变成了一个白种人。但同时，这部作品讲述往事的性质又使她将“雷奥”的丑陋赋予了“若”：“的确，他长得不好看。肩膀窄，手臂短，个头大概在中等以下”，“一站起身来，他真是长很难看”。（注：Marguerite Duras,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Gallimard,1950,p.42,p.221.）苏珊娜最后一次见到“若”时，叙述者以她厌恶的眼光再次描写：“也许他比平时穿得更讲究，但还是那么丑。”（注：Marguerite Duras,Un barrage contre le Pacifique,Gallimard,1950,p.42,p.221.）
34年后，杜拉斯靠《堤坝》、《如歌的中板》、《广岛之恋》、《印度之歌》等著名作品建立起的作家声望，加上足够的时间距离和社会观念的日益改变，使她更为坦率地在《情人》中讲述自己和家人的隐秘故事。书中的白人少友，她的母亲，她的大哥和小哥，那个家庭在印度支那的生活状况，与读者粗略知道的杜拉斯本人及其家庭的早年历史从整体上看显然是吻合的。“情人”也揭去了白种人的面具，被作者写明为一个华人。这一切已经基本接近历史真实。然而，如果说杜拉斯已经不在意社会观念上的障碍的话，那么相反，她本人在种族上的心理障碍却仍然存在，而且由于社会观念因素的减弱而变得更为明显。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尽管“情人”已经由白种人变成了亚洲人，但他仍然不是杜拉斯真实回忆中的那个“当地人”，那个“安南人”。他没有安南人的那种“丑陋”，更不像日记中提到的那样令小姑娘厌恶。相反，他具有一种“本质上的优雅”，身上散发的香烟、香水、蜂蜜和柞丝绸的气息“撩人欲念”。这些变形的原因虽然主要不在于他的富有，因为《堤坝》中的若也同样富有，同样“衣冠楚楚”。主要的原因在于杜拉斯赋予了“情人”在她看来安南本地人所没有的种族背景：她专门提到，“情人”的家庭来自中国北方的抚顺。“北方华人”的概念在这里几乎成了一个种族性的特征，以区别于与安南人更为类似的当地华人。在杜拉斯的人种序列中，白人优于华人（白人若的丑陋恰好在于他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白人，而是一个戴着白人面具的安南人），“来自北方的华人”又优于当地华人。因此，“情人”可以是白种人，可以是“北方华人”，但就不能是杜拉斯真实回忆中的安南本地人。正如彼埃尔·迈尔腾斯所指出的：一个面具代替了另外一个面具，似乎越来越接近真实，但始终是面具。（注：Pierre Mertens,Marcelle Marini,Marguerite Duras,numéro spécial L' Arc,n'98,1985,p.9.p.89.）在“情人”的这种变形或面具的替换中，我们看到了杜拉斯在种族问题上的心理情结。
这一心理情结在《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里变得更加明显。这篇叙事的标题本身就是对“情人”北方特征的强调。具体而言，他由《堤坝》里那个“肩膀窄，手臂短，中等以下个头”的若演变为一个“高个子中国人”。比起《情人》中肤色“金黄”的主人公，现在的情人“有着中国北方人的白皙皮肤”，不仅“略微强壮”，而且“更英俊、更健康”，甚至“更上镜头”。（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如果《情人》男主人公的“撩人欲念”还只在于他的“优雅”气息，即非体质性的因素，那么《北方》中小姑娘眼里的情人已经因为其北方特征而具有了人种上的吸引力，正如她和海伦·拉戈奈尔所谈论的：
“我在轮渡上碰见了一个男的，他独自一个人，让我搭了他的车。”
“是个白人？”
“不，是个中国人。”
“有些中国人也挺帅。”
“尤其是北方人。比如这一个。”（注：Marguerite Duras,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
“情人”在体质上的人类学变形带来了他性格和心理上的变化。由于个子更高，皮肤更白，更为强壮、英俊、健康，更为“上镜头”，《北方》中的“他”显得更加自信。初次见到白人小姑娘，《情人》中的“他”流露出“显而易见的胆怯”，递烟给少女的那只手在“颤抖”：“这是由于种族差异的缘故。他不是白人，他必须克服这个差异，所以他颤抖”。（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Minuit,1984,p.14,pp.42-43,p.58,p.51,p.51.）在《北方》里，“他”向小姑娘递烟的手因为胆怯也有一点颤抖，但已经“几乎看不出来”。在单身公寓初次与小姑娘做爱时，《情人》中的“他”因为一直克服不了种族上的心理障碍而“微微颤抖”，迟迟下不了手，直到小姑娘主动要求他行事。在《北方》里，“情人”也有些胆怯，但主要不是种族上的原因，而是因为意识到女孩的年纪还太小，以及她的“得自于母亲的激烈的个性”。但无论如何，他是主动行事的。
“情人”性格和心理上更为明显的变化在于他对待小姑娘家人的态度。当女孩说要把他引见给她的家人时，《情人》中的“他”吓得要“逃走”。在堤岸的大饭店，女孩的两个哥哥对陪着小心请他们吃饭的“情人”视而不见，认为这个华人因为爱白人女孩而拜倒在他们妹妹的脚下，而她只图他的钱，不可能爱上他，“因为他是一个华人，不是白种人”。面对他们的轻蔑，尤其是大哥的尖刻，“情人”因为惧怕而忍气吞声，只能在事后向女孩抱怨，“眼泪几乎要流下来”：“我有什么对不起他们的？”
这样的怯懦在《北方》情人的身上一扫而光。他和女孩在卡斯卡德舞厅跳舞时，她的大哥在一旁恶毒地嘲笑和诅咒。“情人”明白了之后，穿过舞池向女孩的大哥走过去，慢慢地打量他。这一次是女孩的大哥害怕了：
中国人十分平静、十分温和地微笑道：
“对不起，我不太了解您，可您让我感到奇怪……为什么您要强迫自己干笑……您希望得到什么……”
大哥害怕了：
“我什么都不要，可……要想打架……我随时奉陪……”
中国人爽朗地笑了：
“……我练过工夫。我先把话说清楚了。”
[……]
大哥越来越害怕。
“怎么，我连笑的权利都没有？”
中国人笑道：
“没有。”
随后“情人”坐到女孩母亲的身旁。心有余悸的母亲哆嗦着问他：
“您真的会武功，先生？”
中国人笑道：
“不会……根本不会……夫人，我从来就不会武功。”（注：Marguerite Duras,L'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
这段精彩对话中的“情人”不但丝毫没有种族上的心理障碍，而且显示出精神和智力上很强的自信心和优越感，称得上是有勇有谋，而女孩的大哥反倒像个色厉内荏的无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相对于《情人》而言，《北方》的主人公在性格和心理上变化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他的富有——《情人》的主人公也同样富有——而在于杜拉斯赋予他的外貌、体格上的变形：比起《情人》的主人公来，他显得更为自信、更具有男性特征，因为也就成为白人小姑娘眼中一个更有吸引力的“情人”。
我们发现，由《情人》到《北方》最关键的变化，就在于“情人”的北方特征被强调了。这种北方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身材更高，二是肤色更浅。《北方》叙述者对其“情人”作出的“英俊”判断，主要就是根据这两点。不难看出，杜拉斯赋予“情人”的这两个新特征都是人种学意义上的，它们隐含的功能在于缩小“情人”与白种人的差异，使他在本质上更为接近白人小姑娘所习惯、欣赏的同类。从《堤坝》到《情人》再到《北方》，“情人”离历史真实中的那个安南人越来越远，越来越具有了杜拉斯的主观印迹：她更倾向于写一个她希望“是这样”的情人。在这个变形操作中，“北方”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即现实意义上的北方，而是具有了一种精神分析学的意味：它向我们折射出了作家杜拉斯心灵的真实。
二、金钱与爱情
《堤坝》中的苏珊娜对尽管富有但丑陋、猥琐、乏味的若毫无好感，并且深受从小与她一起长大的哥哥约瑟夫的影响——后者经常轻蔑地骂若是个“猴子”、“混蛋”、“蠢货”。只是为了顺从母亲的意愿，苏珊娜才违心与若交往：她成了堤坝冲溃后濒临绝望的母亲手上最后的筹码和希望。她抑制着对若的反感自觉扮演了钓饵的角色，甚至认为自己有责任也有能力将家庭从绝境中解救出来。然而小说明确告诉我们，在她对若的态度中，没有一丝一毫爱的成分。换言之，促使她保持与若交往的惟一动机是金钱。在杜拉斯写于二战期间的那篇日记中，这个真实动机表现得一清二楚：“我总是想方设法让他谈谈自己的财产。[……]对雷奥财产总额的估价都让我混乱了，我朝思暮想”；（注：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89页。）“自从我们知道他的财产总额以后，就一致决定让他来还高利贷欠款，并让他投资好几个企业（让他给我小哥哥开个锯木厂，给大哥哥开个装饰车间），我母亲仔细研究过各项计划，除此之外，还要他给家里的每个成员配备一辆汽车。我负责把这一切计划转达给雷奥。”（注：劳拉·阿德莱尔，《杜拉斯传》，袁筱一译，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96页。）
这种纯粹为金钱不为爱情的态度到《情人》里开始发生变化。就母亲而言，她仍然指望女儿能为家里赚钱，为此她“允许女儿打扮成小粉头的模样出去”，但是，她不再像《堤坝》中那样一心想让若娶自己的女儿，并迫不及待地要女儿将得到的钻石戒指“上交”给她。在《情人》里，钻石戒指留在女儿的手指上，母亲对女儿前途的关心超过了她对钻石戒指的兴趣。就小姑娘而言，促使她与“情人”交往的动机变得复杂起来，其中第一个因素是家庭状况造成的，她告诉“情人”：“由于贫穷，家庭的围墙坍塌了，大家各奔西东，自谋生路。全都放荡了。因此我才同你来这里。”（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Minuit,1984,p.14,pp.42-43,p.58,p.51,p.51.）这个动机显然在于“情人”的富有，而与爱情无关。然而，与《堤坝》相比，《情人》的叙述者承认小姑娘潜意识中也有性的欲望，她是自己愿意到“情人”那间单身公寓的：“她没有什么明确的感觉，既无怨恨，也无憎恶，这样看来，准是已经有了欲望。对此她还一无所知。前一天晚上，他一提出请求，她就同意来了。她到了应该到的地方。”这个动机里已经有了爱欲的成分，而与金钱无关了。
更重要的是，与《堤坝》相比，《情人》中的男主角在小姑娘的眼里已经具有了某种性的魅力。尽管他的皮肤柔软细嫩，身子很瘦，没有肌肉和力气，“除了性器官外没有男性特征”，但是小姑娘觉得自己“运气很好”，因为床第间“他那双手实在内行，精到，令人赞叹”，他身上散发出的英国香烟、贵重香水、蜂蜜、丝绸的气息也撩起了她的欲念。这些当然还只是弱化的、退而求其次的男性魅力，因此当小姑娘在领略“情人”皮肤和器官“难以言传的柔和”时，心中想着的却是自己那个强健勇敢的小哥，那个“年轻的猎人”。
综合以上三种动机，《情人》中小姑娘与“他”的交往既不纯粹是为了钱，也不纯粹是为了爱，用她自己告诉“情人”的话说，她既看上他的人（作为性欲的对象）又看上他的钱。（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Minuit,1984,p.14,pp.42-43,p.58,p.51,p.51.）在他们的关系中，更多的是“情人”的单恋，其中既有对她身体的迷恋，也有感情的成分。相比之下，小姑娘与他交往更多是出于自己的需要（逃离家庭、金钱、性欲），没有多少感情的成分。
这种情况到《北方》里得到重大修改。在这篇叙事里，小姑娘和“情人”的关系从一开始就被写成是真正的爱情，而小姑娘的变化尤其明显：她对“情人”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在她眼里，他不仅像在《情人》里一样服饰高雅、风度翩翩，而且更高、更英俊。在车上，她对“情人”那只优雅的手“入了迷”，她凝望它，闻它，触摸它，直至吻它。她顺从地闭上眼睛，任由它抚摸自己：“那只手很温柔，从不粗暴，总那么谨慎，兼有肌肤和心灵的一百年的柔情。”到小姑娘快要下车的时候，他们已经难舍难分：爱情降临了。
《情人》里的小姑娘曾经坦言：她遇到情人时既看上他的人也看上他的钱，她无法知道假如他境况不同，她会是什么态度。到了《北方》里，小姑娘对情人的一见钟情却完全排除了金钱因素，即她个人对金钱的考虑：“在轮渡上的时候并没有想到钱。完全没有。完全彻底得仿佛这东西根本就不存在。”（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尽管她一开始就看见了“情人”手指上那个钻石金戒指，但她是将它与“情人”分开看的，她只对他那只优雅的手和他本人入了迷。后来她哭着承认，她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即使她没有意识到。然而在作者笔下，小姑娘并不是为自己而想得到他的钱，而是为了帮助她陷入贫困和绝望的母亲。“情人”深深理解小女孩，既为她感到痛苦又对她充满了爱：“确实你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他们惟一还能出卖的东西便是你。”（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这种相互的坦诚、理解和关爱具有了真正感情的性质。
与《情人》相比，《北方》用了更多的篇幅讲述小姑娘和“情人”的爱情。他们在一起时不再像《情人》里那样基本上只是为了性，没有什么情感与心灵的交流，而是更多地为了温柔的对话、爱的倾诉。她说她会永远爱他，“爱他一辈子”，他则说“我这辈子，除了对你的爱，什么也不会再发生了。”她依偎在他身上已别无所求，只希望和他成为恩爱夫妻，生育他们共同的孩子，而他想到必须听从父母与她分离就痛苦得“要疯了”：“我对他（父亲）说，像这样把你我分开对我太残忍了。[……]他应该知道像这样的爱情，情深似海，今生今世决不可能再有第二次，绝不可能。”（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小姑娘同样也痛苦不堪：“有时我想死了算了，[……]我想独自待着，没有你在，为了爱你，为你肝肠寸断。”（注：Marguerite Duras,L' Amant de la Chine du Nord,Gallimard,1991,pp.35-36,p.52,pp.159-160,p.140,p.146,p.122,p.181.）在这些爱的倾诉、渴望和痛苦中，我们已经完全看不见金钱的影子了，我们见到的是一对真正的有情人和他们纯粹的爱情。
三、叙事的另一种真实
对照读者已知的杜拉斯本人及其家庭的早年历史，《堤坝》、《情人》和《北方》对杜拉斯一家人在印度支那时交织着屈辱与绝望的生活状况作了越来越接近历史真实、越来越明确的叙述。然而，正如我们以上分析所揭示的，对于“情人”的形象以及小姑娘与“情人”关系的实质，这三篇叙事的倾向却正好相反：越来越远离历史真实。这样的矛盾应该如何解释？
在《玛格丽特·杜拉斯与自传》一书中阿丽埃特·阿迈尔曾经注意到，从1984年的《情人》开始，杜拉斯的文字世界越来越倾向于与她本人的生活和内心世界混为一体，（注：Aliette Armel,Marguerite Duras et l' autobiographie,Le Castor Astral,1990,p.97,p.121.）既非纯粹的文学，亦非纯粹的自传。在《痛苦》、《蓝眼睛黑头发》、《北方》、《扬·安德烈亚·斯坦纳》里，真实之中有虚构，虚构之中又有真实，这已成了杜拉斯一种独特的真实观与写作观：对于她而言，将实际不存在而自己内心认为或者希望“是那样”的人与事写出来，这本身就成为一个事实存在，写作与生治已经分辨不清。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提到了存在于杜拉斯早期写作中“羞耻”心理的逐渐消失。这种“羞耻”不仅包括涉及家丑的往事，而且尤其包括她本人的内心世界、她的情感与欲望。她本人曾经体验过的一种非死不足以实现的激情，就曾经被深深隐藏在安娜·德巴莱德与肖万（《如歌的中板》）的酗洒和充满张力的潜对话之中。直到六年以后（1964年），她在面对彼埃尔·杜马耶的采访时才有保留地承认，《如歌的中板》里的那个孩子的原型就是她自己的儿子，（注：Pierre Dumayet,Vu et entendu,Stock,1964,p.106.）从而间接承认了她与安娜·德巴莱德这个小说人物之间的联系。还要再等四年之后（1968年），她才进一步向于贝尔·尼森坦陈了自己所经历过的那次内心体验：
在《如歌的中板》里——那是我第一次提到这些！——我试图讲述自己体验过的一次内心经历。这在当时要面对一个羞耻的问题。围绕那次经历我筑起了一道墙壁，将它包裹在冰块之中。[……]我在《如歌的中板》中比我在其他书里要隐藏得多。（注：Hubert Nyssen,Les Voies de l' écriture,Mercure de France,1969,p.129.）
随着时间的推移、亲人的相继去世，尤其是她声名鹊起，杜拉斯终于获得了以自传形式讲述自己的故事的自由和权利：对于一个成名的作家而言，她讲述一切都不再像入道之初那样在乎舆论说三道四，而是完善了业已建立起来的杜拉斯文学神话。她的作家声望使她超越了前期的“羞耻”顾忌，《情人》和《北方》就是这种超越的结果。
就“家丑”而言，杜拉斯越来越坦然地向我们回忆了“提坝”带给全家的灾难、屈辱、母亲的绝望、大哥的残暴，以及她与二哥近乎乱伦的情感。就自己的心灵欲望而言，杜拉斯作出的是同样一种努力：回到真实的自我。在生命垂暮的日子里回首往事，她的内心无法忍受自己的“初恋”情人永远以《堤坝》中那个丑陋、猥琐的形象留存于世，尽管这个形象最接近历史真实（只不过带上了白人的面具）：她也无法忍受自己少女的初恋其实只是为了金钱，与卖淫并无二致。一种普遍的、基本的人性弱点驱使她修正那次“失手”的真实，将自己的“初恋”逐步罗曼蒂克化。于是，“情人”的形象在《情人》和《北方》里被两度修改变形，由《堤坝》中矮小、丑陋、猥琐的“若”最终演变为《北方》里高大、英俊、自信、优雅、具有男性魅力的崭新形象。同样，那次“初恋”的金钱色彩和卖淫性质也被逐步消除，到《北方》里变成了纯真的爱情：小姑娘和“情人”一见钟情，他们像世上所有真正的恋人一样，互诉衷肠、山盟海誓，爱得死去活来，完全没有了金钱的影子。
当我们意识到“情人”和那次“初恋”的这种根本性变形时，我们分明感觉到年过七十的杜拉斯重新找回了少女情怀，回到了一种普遍、普通的人性：一个普通女人内心深处的欲望。“情人”离历史真实中的那个安南人越来越远，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却越来越接近了杜拉斯的心灵真实。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她更倾向于为读者留下一个她希望“是这样”的情人，一个女性的普遍人性中所向往的情人，简言之，一个更为浪漫的情人。玛塞尔·马利尼曾就杜拉斯笔下的“情人”一词专门作过语义学分析：“‘情人’(L' Amant)，而不是‘一个情人’(un amant)或‘我的情人’(mon amant)，诱发了一种混合的想像：当杜拉斯在使用一个今天日常词汇中已经基本上废弃不用的词汇时，她唤起了某种怀旧和浪漫主义的复生。她赋予了旧时充满梦幻的情感状况以喜悦和新鲜的色彩。”（注：Pierre Mertens,Marcelle Marini,Marguerite Duras,numéro spécial L' Arc,n'98,1985,p.9.p.89.）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杜拉斯会向玛丽亚娜·阿尔方透露，她在《情人》出版前差一点同意子夜出版社在书名下方印上“小说”字样。（注：Entretien avec Marianne Alphant,Libération,le 13 juin 1991.）作为作家本人更愿意相信的一个神话，“情人”形象的变形其实就是杜拉斯心灵欲望的符号化表达。借用于莉亚·克里斯特娃的说法，我们在《情人》和《北方》中读到的乃是“语言中的欲望”：叙事在这里向我们透露出了另一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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