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都市上海文化#183;报刊出版#183;新小说流变——清末民初上海小说论（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民初论文,小说论文,清末论文,报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402（2008）09－0082－09
一
上海古名华亭，唐天宝十年（751）始设县。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华亭县东北分割出一个人口不足三十万的县城，命名上海县。清末民初，这座后起的县城，相对于中国内陆城镇，主要不是基于政治和文化的需要发展起来的，而是为商品经济所推动起来的，这缘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濒海又地处长江口，北航燕赵，南通闽粤，沿长江直溯九省，河网遍连江浙，外洋更可达日本和南洋。而且，明、清之际，江南特别是环太湖流域的长江三角洲一带，成为中国经济最为发达、富饶之地，苏州、杭州、扬州等城镇的商业化，上海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一跃成为江南与内陆其他省份、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集散之地。19世纪初上海的外地同乡会馆之多，仅次于北京，发挥着迥异于皇都会馆的功能，浙、闽、粤、晋、鲁等各地商人集寓于上海，各类商号遍布，往来穿梭的皆是商人。上海产生之初，就具有移民和商业这两大特点。
清末民初的上海仍然有着突出的商业性和移民性，但作为新兴都市的上海。却并非是在原上海县的基础上出现的，其商业性和移民性也并非是在原上海县自然形成的特点和格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有着西学东渐的背景，是与1840年以后西方殖民势力的进入，中国社会的变局直接相关。
1843年上海开埠，1845年上海道台与英国领事订立《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县城北沿黄浦江边的一片荒地被割为英租界，而后又划出美租界、法租界。1862年英美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租界管理引进了西方现代城市管理模式，市政建设、公共事业迅速启动，服务于商贸运作，各国商业、金融业资本涌入，至19世纪50年代中期，上海开始取代广州，成为中外贸易中心。
清末以租界为中心的新兴都市上海，更主要是在战争背景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远离皇都北京的上海租界，产生之初，就从清政府手中取得“治外法权”，成为“国中之国”，在19世纪下半叶政治风云变幻、战事接连不断的中国，以租界地为中心的上海，成为最为安定之地。1853年春的小刀会起义，原上海县城的富户始要求进入租界避难，租界开放，洋人乘机做房地产、金融、欢场生意，租界地范围也得以扩展，出现了“华洋杂居”的局面。接踵而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与清军在江浙一带展开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一批批难民涌入租界地求生，仅1860年前后几年，租界中就增加十一万难民。大量难民给租界地的开发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难民中的“衣冠大族”又为租界带来了丰厚的资金，其中富裕的苏州几乎是倾囊而入。据租界地当局不完全统计，仅1860至1862年，就有以苏州为主的，价值六百五十万两银元的华人资本进入租界①。上海不仅是避难之所，又是“掏金”之地，是“冒险家的乐园”，引来各色人等来此寻找“发迹”机会。上海又以其迅速发展起来的高消费的享乐化生活方式，吸引着各地的富户携资沪上做“寓公”。自太平天国战争至辛亥革命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以租界为中心的新兴都市上海的人口剧增，超过百万。显然，新兴都市上海的商业性繁华，正是从“庚申之变”开始的。同时，由于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以江南青年学子为主的游民，纷至沓来，谋求出路，也是我们认识新兴都市上海不可忽略的一个因素。
清末以至民初，新兴都市上海的形成和发展，决定了其文化整体上的兼容并蓄、多元共存的特点，可以大致区分出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是外层带文化，由来自欧美的传教士、商人及其它职业者的欧美文化构成，主要通过租界事物表现出来，如各种欧式建筑、市政管理、公共事业、商贸活动、生活方式等。这些物质化的西方文明所显现的欧美文化的精神内涵，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审美趣味等，直接影响着租界中的中国雇员以及传教士所办教会学校中的中国学生，对租界内外的中国人也产生难以抗拒的“现代性诱惑”。就此而言，一个十分典型的现象就是，华洋交界处形成的亦中亦西的“洋泾浜文化”，改变或者缩短着洋界与华界在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审美趣味等方面的距离，而使华界在洋界的影响下发生变化。显然，这种外层带文化的存在，在相当程度上保证了新兴都市上海文化迥异于内地的外向性特征。但同时也应该看到，外层带文化具有的西方霸权与殖民性质，又给受其影响的中国人带来难以在根本上摆脱的“屈辱感”和“异己感”，而且，外层带文化也杂糅着西方社会发展不断剥离出来的文化垃圾，这同样作为“现代性诱惑”影响及于租界内外的中国人。
其次是内层带文化，这是由移民而来的中国大江南北不同地域人群的不同文化构成，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是在外层带的欧美文化冲击和直接影响下发生的，而与其原所在地域文化发生不同程度的“断裂”，但这种碰撞和融合又是在一个新的基点上的文化重建，是以上海原所在地域的文化为主建立起来的，这与上海移民中江浙人占绝大多数直接相关②。华亭本属吴地，上海的江浙人更多来自太湖流域包括苏南和浙江杭嘉湖的吴地。苏、杭是吴文化的滥觞和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区，太平天国战争几乎把吴地人连同吴文化整个推入上海。因此，在上海内层带文化中，吴文化居主导位置，吴文化也更多地保留了原本具有的特征。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奇怪。吴地自宋代以后即出现了商业性城镇，明清之际更成为商品经济最为繁盛之地，加之，明清以来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江南文化结构的衍变，知识阶层的职业化、科学化、学术化取向，在吴地有更为突出的表现，而使进入新兴都市上海的吴地人，更能适应租界文化，在文化身份上更早实现了向“都市市民”的转变。
在外层带与内层带之间的中层带，是新兴都市上海最具活力的文化空间，这一文化空间是通过外层带欧美文化影响下出现的现代传媒建立起来的，同时又有赖于内层带都市市民的文化消费市场，报刊出版与阅读市场的结缘以及二者之间双向推动关系的形成，标志着新兴都市上海中层带文化空间的出现。重要的是，中层带文化空间需要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这是通过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更新来实现的，表现为一批批新型文化人进入新兴都市上海，介入报刊出版业，带来报刊出版编者与作者之间关系的不断重构，编者与作者角色的不断重塑，以实现对文化市场新的开拓，对新型读者群的发现、培育和重建，反过来，一批批新型读者群所重组的文化市场，又不断更新着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和角色。
二
1860年“庚申之变”后，新兴都市上海的文化市场几乎清一色是清末江南书坊业的移植，如千顷堂书局、扫叶山房、文瑞楼、拜石山房、抱芳阁等，原本就是苏州、杭州等商业性文化名城中有百年多历史的老字号书坊，战争迫使这些书坊商人携文化资本进入上海，满足来此避难的传统士绅的需要，以刻印和销售古书为主③。但是，这种状况很快不能适应都市移民的数量增加和成分变化，显而易见，沿袭传统手工刻制和销售方式，根本无法满足日益增多的都市读者的阅读需求，改换现代印刷技术所重印的古书，也难以切合都市生活中新型读者的阅读口味。因此，新兴都市上海的报刊出版业，以及报刊出版与阅读文化市场的关系，不是在江南传统书坊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通过获取都市文化外层带现代传媒和现代印刷提供的资源，立足于内层带更早融入都市文化发生变化的新型读者群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这方面，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个是最早把读者群定位于都市华人的《申报》的问世，还有一个就是华人资本筹建并着眼于新型民族文化生产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现。
上海最初的新兴报馆和书馆，皆为租界中的西方传教士和商人所办，如传教士麦都思1843年创办的墨海书馆，英国商人奚安门1850年创办的英文商务报刊《北华捷报》。采用中文且有多年办报经历的《上海新报》，以替洋行做生意登广告为主，间或刊载中国消息也取洋人视角。真正能够有意识地着眼于华人文化市场开拓的，是英国商人美查（Ernest Maier）1872年创办的《申报》。《申报》创办之初即是一份中文报，立足于报纸走出洋人圈，建立华人读者群，因此，在上海报界首开聘用华人担任主笔并主持编务之先河，早期华人主笔多为江浙人，该报针对江浙人多喜舞文弄墨的传统，免费发表文学佳作④。《申报》又先后创办有《瀛环琐记》、《四溟琐记》、《环宇琐记》、《环瀛画图》等附属性文学副刊，添置石印设备后，又创办了极有影响的《点石斋画报》，该报在征稿启事中提出每幅画酬资两元，这是上海报刊界最早的投稿有润的创举。早期《申报》是一份文化色彩较浓的商业报，副刊作者与读者主要以来自吴文化区的亦商亦文者为主，也包括寓居上海借以排遣寂寞的士大夫落魄文人。
《申报》也在适应读者市场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891年，《申报》华人主笔韩邦庆（1856—1894）主办该报所附《海上奇书》，连载了他创作的吴语长篇小说《海上花列传》，首开报刊连载小说之风，这一在上海报界的创举，加之所写内容极受欢迎，使该报、该刊销量猛增。首先，这与都市人的小说阅读方式相关。新兴都市上海来自吴地的文化人，素有小说阅读嗜好，这是小说阅读市场形成的原因，但这些读者的生活方式完成了都市化转换，职业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相应加快，工作与休息在时间上有了明确分离，前者对后者的挤压，过去那种依赖民间书坊刻印小说满足阅读嗜好的习惯不复存在，而是希望在得到各种新闻信息的同时，伴之以趣味性的小说阅读，得以片刻消闲，因而这种报纸连载小说的方式得到他们欢迎。其次，《海上花列传》采用吴语，所写故事延续的也是吴地小说盛行不衰的伶人、伎人、妓家与才子、名士、商家、官僚撕扯不开的生活，但却是立足于切身经历写今人今事。原来韩邦庆旅居上海甚久，充报馆编辑所得笔墨之资，悉数挥霍于花丛中，阅历既深，遂洞悉此中伎俩，而感慨于“南部烟花日新月盛，凡冶游子弟倾覆流离于狎邪者，不知凡几”，故以“一过来人为之现身说法”，欲使读者“按迹寻踪，心通其意，见当前之媚于西子，即可知背后之泼于夜叉，见今日之密于糟糠，即可卜他年之毒于蛇蝎”⑤。鲁迅曾谈到这部载于报端的小说，“每七日印二回，遍鬻于市”的现象，认为不仅“若断若续，缀为长篇”的写法，迥异于《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而且“乃始实写妓家，暴其奸谲”，体现了这一类“清之狎邪小说”内容上的变化⑥。
但是，由于《申报》出资筹办者是洋人，而且主要是在吴文化圈中建立起作者与读者的关系，这与上海这座新兴都市的文化独立发展要求尚不相称。甲午战争及马关条约后，在维新思潮影响下，1897年商务印书馆的创办并迅速发展，更能体现新兴都市上海具有独立性的文化空间的形成。
商务印书馆的创办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是19世纪70年代的江浙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出生的青年人，初懂人事即随父母到上海求生谋业，先后进入教会学校学习，毕业后分别在教会书馆和英商报馆工作，这种经历使他们不仅掌握了外语和现代印刷出版技术，在知识结构上迥异于前辈，而且，他们作为新一代青年，对上海这个新兴都市的文化较之前辈也有更深的理解。马关条约后，他们不甘忍受为洋人雇佣的“屈辱感”，相信自己有能力开拓一番新的事业，辞职后以股份制形式筹建了最初的商务印书馆。商务开始所印制的图书，其对读者的选择，就撇开了上海的士大夫文人和亦商亦文者，把目光对准到上海谋求发展的青年读者群，抓住他们为求职亟需初通英语的需要，以出版《华英初阶》获得成功。1902年，商务力主改革，设立编译机构，夏瑞芳邀张元济入股商务，主持编译所事务。张元济曾主持排印过严复翻译的《原富》等维新著作，又筹办《开先报》（后改名《外交报》），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是商务所办的第一份期刊。张元济的进入以及编译所的设立，标志着商务实现了从印刷业向出版业的转变，成为一个文化生产和创造的机构⑦。其表现是，首先，建立起一支优秀的编译队伍作为“智能核心”，重新定位“拟想读者”，着力于新型读者群的发掘，读者定位也从上海延向全国；其次，建立起严格的稿酬、出版制度，以优厚的稿酬吸引、聘请能够满足新型读者群阅读需要的作者和译者。同时商务又不断更新印刷手段、版面设计、包装技术，提高出书质量。世纪之交的中国，“译才并世数严、林”（康有为语），严复的维新译著和“林译小说”，几乎全部由商务出版，由此可见商务的影响力。商务的一系列举措，营业额占去了全国书业的三分之一，不仅获得了丰厚的书籍文化利润，而且影响和带动了新兴都市上海的出版业的整体发展。20世纪初，上海已然成为整个中国的出版中心。
三
但是，此时上海的都市文化生活，特别是娱乐圈，即所谓“欢场”，与报纸副刊和各类报馆附出名目繁多的“小报”有更直接的联系，同时，上海报业也更是通过对这样的都市生活的渲染、报道以求得发展，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更是建立在此之上的。
以供职于《文汇西报》的李伯元（李宝嘉）为例，1896年他为该报馆主办《指南报》，销路不畅，翌年办《游戏报》，一炮打响。李伯元虽标榜该报“假游戏之说，以隐寓劝惩，亦觉世之一道”⑧，实则为赢利所驱动，投合都市市民趣味，与上海的娱乐圈“欢场”结缘。这里所说“欢场”，指上海华人出入的妓界、伶界，包括青楼烟馆、歌台舞榭、酒家旅店、夜总会、俱乐部等，其中人往不断、趋之若鹜而消费甚巨的，是娼妓从事的色情业。这在李伯元小说中有如下的描绘：“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福州路一带，曲院勾栏，鳞次栉比。一到夜来，酒肉熏天，笙歌匝地，凡是到了这个地方，觉得世界上最要紧的事情，无有过于征逐者。正是说不尽的标新炫异，醉纸迷金。那红粉青衫，倾心游目，更觉相喻无言，解人难索。”⑨ 当时，上海的娼妓之多超过西方世界各著名商埠，在公共租界华人居住的一万所房子中，妓院高达六百六十八家⑩。妓院中的名妓，以苏州女子居多，一口吴侬软语是抬高身价的必备条件。《游戏报》为之捧场，特设“记注倡优起居”栏，又首创为妓界“开花榜”，即由狎客投票，名流点票，揭榜之时，整个十里洋场沸沸扬扬。《游戏报》因此举致发行量超过万份，上海其它各报遂纷纷仿效，《苏海汇报》增出《笑报》，《字林沪报》增出《消闲报》，《海上奇闻报》增出《青楼报》，此外尚有《趣报》、《采风报》、《通俗报》、《时新报》等，一时间，每天均有十余份这类小报在上海同时发行，把都市文化热点引向“欢场”，文人墨客为之撰文捧场。吴趼人初到上海，开始也是以办小报、捧“欢场”而见声名，其时就写有小说《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也是载于小报。可见，明清以来流行于吴地的以伶人、伎人生活为题材的“佳人才子小说”，正是依附上海“欢场”而转向写狎客与妓家关系，鲁迅称之为“狎妓小说”，认为：写今人今事的《海上花列传》，“訾倡女之无深情，虽责善于非所，而记载如实，绝少夸张，则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如生’（第一回）之约者矣”(11)，而到了“光绪末至宣统初，上海此类小说之出尤多，往往数回辄中止，殆得赂矣；而无所营求，仅欲摘发伎家罪恶之书亦兴起，惟大都巧为罗织，故作已甚之辞，冀震耸世间耳目，终未有如《海上花列传》之平淡而近自然者”(12)。
上海报刊与文化市场的这种关系的改变，有赖于维新思潮的冲击。汪康年筹划，黄遵宪参与，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诞生。《时务报》采用不同于商业、教会报刊的经营方式，更不与以赢利为目的报纸副刊和小报为伍，抓住国内舆论焦点，以政论办报，鼓吹变法维新。《时务报》几乎期期皆有的梁启超“报刊文体”政论与“报译”相配合，新颖独特，使人读后耳目一新。该报创办之时仅行销四千份，半年后增至七千份，一年后增至一万二千份(13)。《时务报》是旬刊，汪康年进一步筹办《时务日报》，二报介入上海报刊界，不仅是对上海商业化驱动和运作的各类报刊的冲击，而且使上海一时成为国内维新思想的舆论中心。当时还在苏州的包天笑后来回忆说，《时报务》的出版对于像他那样的青年好似晴天霹雳——“《时务报》不但是议论政治、经济，对于社会风俗，亦多所讨论，主张变法要从民间起。于是兴女学咧，劝告不缠足咧，研究科学咧，筹办实业咧，设立医院咧，大为鼓吹提倡。一班青年学子，对于《时务报》上一言一词，都奉为圭臬。”(14) 在《时务报》的影响下，上海的维新报刊不断涌现，两三年间先后问世的不下数十种(15)。
上海报刊与文化市场关系的更新，与报刊出版业的自身调整有更直接的关系。
上海报刊业产生之后，报与刊始终没有明确分界，适应上海文化市场的畸形发展，不仅充斥市场的各类报纸及名目繁多的小报亦报亦刊，就是那些近于文学性、知识性的期刊，也大多基于报馆所办报纸的需要设立，难有独立性发展，报与刊不分这种现象，既影响了“报”的发展，又不能保证“刊”的质量；因而“报”与“刊”的分流，各归其位，成为上海报刊出版业通过自身调整寻求发展的主要趋向。
这首先缘于报业的发展，20世纪初上海各大报之间的市场竞争延向全国，竞争十分激烈，为此各报馆不惜工本，在各地聘用记者，采用电报、电话传递各种信息，以报载独家消息不漏刊重要新闻求发展，同时纷纷改变报纸版面的期刊模式，剔除自身无力经营的近于期刊的栏目，也放弃了赢利较多短期效应却有损声誉的各类小报。这反而有助于期刊的发展，使期刊脱离报纸而转向以功能相近的书局为依托。书局有自己具备各类专业特长的编辑，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作者、译者队伍，这有助于所办期刊严肃性、专业性和学术性的加强，提高期刊的文化品味。书馆以出书为主业，可为所办期刊提供经费上的支持，书的生产周期长，期刊相对较短，见效快，办好期刊反过来又可以给书馆带来声誉，而且期刊的书评、广告也有助于书馆的书籍生产和销售。
上海的报、刊分流，刊依托于出版机构书局，是以1902年商务印书馆的改革为标志的。张元济进入商务并主持筹办商务编译所，自1903年接办《外交报》（半月刊）始，在一年时间里接连推出《绣像小说》、《东方杂志》、《日俄战争》等，这些期刊适时而出，迅速产生影响，带动了上海出版业发展，几乎所有的书馆都开始兼办期刊。
四
在上述背景下，梁启超于1902年11月14日在日本横滨创办的《新小说》月刊，在上海产生了更大影响，以致《新小说》一年后移至上海出版发行。这自然缘于上海都市文化本有的小说市场。不仅梁启超办《时务报》期间对此有深切体验，康有为戊戌期间考察上海书肆，也有感于“经史不如八股盛，八股无如小说何”(16)，认识到小说与世态民心之关系。梁在《新小说》创刊号发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小说界革命”，推“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要求小说成为觉世新民之工具，大力提倡“政治小说”。但他所写小说，如《新中国未来记》，是他在《时务报》开创的“新文体”的延续，通篇党派人物的政治演讲及论辩。材料多摘自国内外报章，可谓一种“报章文体”的小说，又可称为报人小说。因此，《新小说》销往上海，报馆即有每十天出一册的《上海小说》(17) 迎合，报人出身的上海小说家对《新小说》有更迅捷的反应，其典型表现就是，办《游戏报》，谈风月，说勾栏，借“欢场”以畅销，“一时靡然从风，效颦者踵相接也”(18) 的李伯元（李宝嘉），发生了转向。
被奉为“小报界鼻祖”的李伯元(19)，1901年创办《世界繁华报》，该报连载他开始所写《康有为说书》、《大阿哥出宫》等小说，已指涉时事，1902年创作的《庚子国变弹词》，自认“独辟蹊径”，以游戏之笔，冷嘲热讽，抨击官场十分辛辣，由于其影响，对清廷嘻笑怒骂之文，一时充斥上海各类小报。1903年，受梁启超《新小说》的影响，李伯元创作了《官场现形记》，在《世界繁华报》上连载，作为著名报人，他十分留意社会上流传的、载于各类报刊的官场趣闻轶事，这部小说将此收集起来，编织成小说情节，不仅在形式上与梁的“报章文体”小说十分接近，而且，通过官场故事表现对清廷的痛恨情绪，在庚子事变后的上海民众中产生相当大的反响，可见他对梁的以小说觉世新民的特殊作用的认识。正是《世界繁华报》连载的《官场现形记》的广泛影响，把李伯元推上上海“报载小说”之主的地位。
梁启超的《新小说》及其提倡的“政治小说”，并不建立在对小说性质的认识和理解之上，这同样存在于李伯元等报人对小说的认识上，主要原因之一是，他们更适应报载方式创作小说。此时，正值商务引导的上海报刊出版界的报、刊分流之际，李伯元的转向，引起了商务的特别注意。1903年5月，张元济礼聘李伯元入商务编译所，创办《绣像小说》半月刊，并让他一人主编且担当主撰，此举之意义，近似十八年后商务聘用沈雁冰改革《小说月报》，由此产生的是双重效应。一方面，商务把李伯元小说创作推向高峰期，他的创作精力极其旺盛，同时创作好几部小说，重头之作《文明小史》、《活地狱》皆刊发于《绣像小说》创办当年，这一年，刘鹗的《老残游记》、欧阳元的《负曝闲谈》也连载于该刊且反响空前，这带来一些小说写作的行家里手加盟，陆续刊发的有《邻女语》（忧患余生）、《苦学生》（杞忧子）、《生生袋》（克明）等。李伯元在《绣像小说》“创刊缘起”中提出：所刊发的小说，“或对人群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揆其立意，无一非裨国利民”(20)。这些小说指涉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暴露官场黑暗，力诋列强侵略，宣传维新和立宪，呼唤救亡爱国，反映教育改良和留学生生活，以及提倡破除迷信、改革风俗、普及科学等等。正如阿英后来研究和总结清末小说一再说到的，《绣像小说》刊发的作品，旨在“开导社会”，而极少写“身边琐事”或者“闺阁闲情”(21)。特别值得提出的是，《绣像小说》在清末上海小说期刊中办刊时间最长、发表小说最多，但在1906年出至第72期时，却因李伯元谢世而终刊，——这种人去刊亡的现象，见证了李伯元在《绣像小说》无人可以取代的位置，是《绣像小说》对上海文化市场产生影响的重要保证。
商务有着较之报馆更为规范的出版制度，在编辑、装帧、印刷技术以及发行渠道上也远非报馆和其它书馆可比，加之期刊较之报纸的生产周期长，这些都使适应期刊特点创作的小说，与“报载小说”有了明显的不同，——载于报端的《官场现形记》，作者并无官场经历，小说内容多摘自报刊未经加工的素材组合、堆砌而成，应付连载，借“现形”名目耀人眼目，袭用者接踵，而曾在河南、山东巡抚等处做过幕僚，熟悉官场底里的刘鹗，其在《绣像小说》发表的《老残游记》，写法上“借铁英号老残者之游行，而历记其言论闻见，叙景状物，时有可观，作者信仰，并见于内，而攻击官吏之处亦多”，主要“摘发所谓清官者之可恨，或尤甚于赃官”，而使作者有如此自信：“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22) 《老残游记》言人所未尝言，不同于报载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浮面，是可以体现期刊较之小报更有助于小说建立自身特征作用的。
另一方面，在商务主导的刊与报分离的过程中，颖然而现的清末上海小说创作，滥觞者是《新小说》，真正打开局面并形成潮流的，是依托商务的《绣像小说》，这反过来扩大了商务的影响，由其影响，也衍生了出版机构办期刊的趋向。
同样是在1903年，即癸卯年，紧随《绣像小说》之后，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移至上海，交粤商办的广智书局出版发行，书局延请吴趼人主其事。吴趼人是广东南海佛山镇人，受维新思潮影响，曾与李伯元一起拒绝清廷特予嘉奖的经济特科科名，不仅主编《新小说》以推动上海小说创作发展，他自己也进入创作爆发期，1903年在该刊上发表的就有盛传一时的《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电术奇谈》等，这些作品使他与李伯元在清末小说界相映生辉，两人主编的期刊支撑起了清末上海新小说创作的“癸卯大观”，李伯元尚是吴地人（江苏武进即今常州人），来自广东的吴趼人及其主编的《新小说》，更能体现“癸卯小说”对新兴都市上海以“欢场”为中心的文化消费倾向的超越，——鲁迅后来把这些小说统称为“清末之谴责小说”。
出版机构办期刊的趋向，更是1904年后呈现出来的。该年，曾朴与徐念慈创办小说林社，后办有《小说林》月刊，开明书店创办了《新新小说》月刊，1906年《新小说》、《绣像小说》相继停刊，上海陆续又有出版机构所办《月月小说》、《新世界小说社报》、《小说七日报》等问世。曾朴成为新一代作家的代表，无论从学养、经历、视野还是小说创作和发表方式，都有别于此前的李伯元、吴趼人等人。1905年创作的《孽海花》在小说林社出版（前二十回），该著整体展示清末社会历史生活，又贯穿着男女情爱，写出的上海名妓傅彩云（又称赛金花）辛丑年间事迹，曾轰动全国，在上海一时成街谈巷议。作者对所写生活和人物“亲炙者久，描写当能近实”，且“结构工巧，文采斐然”(23)。阿英说曾朴“超越了当时一切被目为第一流的作家”，《孽海花》一纸风行，“不到一二年，竟再版至十五次，销行至五万部之多”(24)。
小说林社无疑是1906年后上海“新小说”的重镇，1907年推出黄摩西与徐念慈主办的《小说林》月刊，这是继《绣像小说》、《新小说》后出现的发表小说的又一阵地。这首先表现在，黄摩西与徐念慈都是清末上海小说界具有学术根柢的小说批评家，他们对梁启超的“新小说”观及其“政治小说”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们的小说观，一是强调小说既给人以“娱乐”，又“促社会之发展，深性情之刺激”，认为“惟有社会始成小说”，“故谓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25)；二是提出“小说者，文学之倾于美的方面之一种”，认为如果“不屑屑为美，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26)；三是强调小说的个性：“事物现个性者，愈愈丰富，理想之发现，亦愈愈圆满，故美之究竟，在具象理想，不在于抽象理想。”(27) 《小说林》特辟学术栏目“小说小话”，是对古小说史料的发掘、考证、梳理，在此基础上认识小说。其次，小说林社及其《小说林》月刊，在提倡著、译小说中更注重翻译，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小说译著，开清末上海小说翻译之潮流，以至当时期刊几乎没有不刊发小说译著的。《新新小说》更以翻译为主，主编陈景韩亦是该刊所发译作的主要译者之一，他的翻译以“俄国虚无党小说最多，亦译侦探小说之类”(28)。翻译是上海清末小说的重要现象，如阿英的《晚清小说史》所说：“如果有人问，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就各方面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其中“侦探小说”所以占去了半数以上，是因为“与中国公案和武侠小说，有许多脉搏互通的地方”，而“得到了读者，于是便风起云涌互应起来，造就了后期的侦探翻译世界”，以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29)。
小说林社之作为上海“新小说”的重镇，更主要表现在《小说林》创刊徐念慈即发表“募集小说启事”，云：“本社募集各类著译家庭、社会、教育、科学、理想、侦探、军事小说，篇幅不论长短，词句不论文言、白话，格式不论章回、笔记、传奇，不当选者可原本寄还，入选者分别等差，润笔从丰致送：甲等每千字五元：乙等每千字三元；丙等每千字二元。”这为当时众多期刊参照和仿效，可见《小说林》与《绣像小说》、《新小说》的不同，不再以刊发主编或主撰的作品为主，而是面向整个社会征求作者和译者，以发掘能产生更大影响的佳作。将入选作品在稿酬上分出甲、乙、丙三等，“甲等每千字五元”，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30)，这是可以看出小说期刊的市场效益的，也体现了期刊主办者的意图，明显具有上海报刊出版与文化市场关系的更新意义。
《小说林》月刊的编者徐念慈，在该刊1908年第9期发表《丁未年小说界发行书目调查表》，统计1907年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小说林社、广智书局等十三家出版机构，出版著、译小说作品共一百四十二种，这个数字即使在后来的小说数量年度统计中也是少见的（据阿英的《晚清戏曲小说目》统计，1907年刊行的译、著小说在一百九十种以上，为1902年以来历年之最）。这是能反映清末上海小说创作的整体状况的。截至辛亥革命前，在近十年的时间里，上海的小说创作呈现出持续发展的势头，出版小说的机构就出现了一百余家(31)，以“小说”命名的期刊有十四个(32)，有人保守统计，发表小说数量在两千种以上(33)。徐念慈归之于“出于旧学界而输入新学说”者(34)，今天看来，这说的是一批批新型文化人之进入新兴都市上海，介入报刊出版业，对文化市场的开拓，对新型作者和读者的发现、培育和重建，实现了报刊出版业与文化市场关系的不断更新，同时，这也是报刊出版从发展文化市场出发，与作者、译者之间建立起的规范、优厚的稿酬制度的结果。但是，徐念慈，关心的不仅是著、译小说的数量，也有对“新小说”译、著现状的忧虑，说：“默观年来更有痛心者，则小说销数之类别是也。他肆我不知，即小说林之书计之：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言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35) 这可以反映1906年后上海小说著、译的整体状况，就此而言，较之维新思潮影响下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和吴趼人主编的《新小说》反映的期刊编者、作者、读者的关系，这不啻是一种倒退，同样是清末发展起来的新兴都市文化之表现。是为市场机制所左右的出版机构编者与作者、读者以及作者与读者之间关系的表现。
五
综观1902年至1910年上海的新小说创作，可以推重的不能不是维新思潮影响下出现的“谴责小说”，“谴责小说”作家多出生于十九世纪60、70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对整个江南社会的冲击，改变了他们家庭和自身的人生轨迹，动荡岁月加之累举不第，社会体验加深，人生视野开阔，庚子事变激发了他们的感时忧国，有强烈的维新愿望，人到中年才开始小说创作，更使他们能够不局限于所熟悉的上海和江南，面向整个中国。《孽海花》写中国社会历史变迁，时间跨度近三十年，《文明小史》表现晚清维新运动，空间覆盖长江流域五省，又延及山东、北京，以至香港、日本、美国。《老残游记》第一回作为全书总纲，通过一艘颠簸于洪涛巨浪之中千疮百孔的破船，以及船上昏庸无能的船主、乘机敛钱的乘客以及搜刮民物的水手，来象征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岌岌可危的中国，这样就把后面的故事和人物置于一种国危民难的背景中让读者审视。这是可以看出新小说家的胸襟、视野和气魄之大，在清末乃至民初文学中是少见的，赋予新小说一种阳刚之气，颠覆了新兴都市上海以“欢场”为中心的文化消费倾向，使小说具有了成为文坛一种新的文学样式的可能。
给予“谴责小说”更高评价的，是清末就读于上海学堂的胡适，以及年少时浸润于此类小说的钱玄同，他们1917年倡导文学革命，说吴趼人、李宝嘉、刘鹗“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36)，这是立足于“五四”建立起的小说观念之表现。胡适其时更是以一个学者的眼光认识清末小说的，认为《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等都是从《儒林外史》发展起来的“南方的讽刺小说”，“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37)，他还写有《论短篇小说》，说“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38)，认为这些被他称为“南方的讽刺小说”，仍然是“没有结构的‘《儒林外史》式’”(39)，触及到新小说难以摆脱适应都市文化市场形成的“报载”弊端，可见他以欧洲19世纪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为典范，力求开创出一种更能整体反映和表现时代和社会的现代小说。鲁迅对清末小说的认识与胡适有一致之处，却是从中国古小说传统及流变的整体思考出发的，认为小说自唐代以后不再“描写时事”而“多讲古事”，甚或“把小说变成修身教科书”(40)，着力发掘和认识唐代以后被边缘化的古小说传统在清代小说中的表现，如提出“寓讥弹于稗史者，晋唐已有，而明为盛，尤在人情小说中。然此类小说，大抵设一庸人，极形其陋劣之态，借以衬托俊士，显其才华，故往往大不近情，其用才比于‘打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秉持公心，指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慼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41) 又称赞《红楼梦》“全书所写，虽不外悲喜之情，聚散之迹，而人物事故，则摆脱旧套，与在先之人情小说甚不同”，是“清之人情小说”中几乎唯一能够“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小说(42)。对于“谴责小说”，鲁迅也认为其有感于“时事”，即：“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日本），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43) 鲁迅是在对中国古小说传统重新认识的基础上，对唐宋以来的小说流变进行整体考察，从“描写时事”出发把清代“讽刺小说”、“人情小说”和“清末之谴责小说”联结起来，又把在胡适看来一脉相承的“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加以区分，同样是着眼于建立整体反映和表现时代和社会的现代小说，有着对欧洲19世纪以来小说的整体感应和认识。
显然，在“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关系的认识上，鲁迅与胡适是有根本差异的。鲁迅研究小说史不仅有他作为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创作体验，更主要的是，建立在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整体思考和认识之上。他不否认“谴责小说”感应现实，言指时政，在小说结构上如《官场现形记》“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朦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44)。但在他看来，这两种小说在创作态度和艺术表现手法上是迥异的。“时正庚子，政令倒行，海内失望，多欲索祸患之由，责其罪人以自快，宝嘉亦应商人之托，撰《官场现形记》”，故“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45)，与吴敬梓写《儒林外史》“多据自所闻见，而笔又足以达之，故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46)，无法相比。《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亦“描写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则感人之力顿微，终不过连篇‘话柄’，仅足供闲散者谈笑之资而已”(47)，即使“结构工巧，文采斐然”的《孽海花》，“书于洪傅特多恶谑，并写当时达官名士模样，亦极淋漓，而时复张大其词，如凡谴责小说通病”(48)。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对“讽刺小说”与“谴责小说”严格区别，分章述之，断言《儒林外史》后“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49)，认为李伯元、吴趼人为代表的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50)。
鲁迅关于“谴责小说”与“讽刺小说”的命名，以及对二者差异的说明，值得我们重视。这有他对中国国民性的“看客”心理的深切体认，更是对作者“抉摘社会弊恶”是否建立在自我精神感受与体验的艺术表现之上，主体精神世界是否对此有所承担的思考，即社会小说的创作，只有因作家主体精神的感受与体验而生，只有是作家自我精神世界的成长和建构过程，创作才能够辞逮其意，“辞气”才能够随自我精神感受而动，气自舒卷，慼而能谐，婉而多讽，这样的小说所表现的内容才不致成为“以合时人嗜好”的装饰和表演，才是现代社会小说生成和发展的路径。实际上，20世纪中国文学中多“谴责小说”和“暴露小说”，貌似“讽刺”而实为“谴责”或“暴露”的小说也居多，这种小说可以使你感到被暴露和谴责的对象是可笑、卑鄙和丑陋的，也会清楚地感到这是“别人”的，是别个社会的，而不是自己身上的腐肉和伤疤，它不会引起你的痛楚，你也不能通过这样的小说，感受到有什么比它所暴露和谴责的对象更高一些的人生价值和人生境界，显然，这种小说更有中国国民性基础，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更有生命力。由此可以认识到，鲁迅为什么对“什么是‘讽刺’”有一再说明和辨析，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所以它不是‘捏造’，也不是‘诬蔑’；既不是‘揭发阴私’，又不是专记骇人听闻的所谓‘奇闻’或‘怪现状’。它所写的事情是公然的，也是常见的，平时是谁都不以为奇的，而且自然是谁都毫不注意的。不过这事情在那时却已经是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但这么行下来了，习惯了，虽在大庭广众之间，谁也不觉得奇怪；现在给它特别一提，就动人”；“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貌似讽刺的作品，而毫无善意，也毫无热情，只使读者觉得一切世事，一无足取，也一无可为，那就并非讽刺了”(51)。鲁迅还不断区分“讽刺”与“冷嘲”、“谩骂”、“戏笑”的不同，认为“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相去本不及一张纸”(52)，“有趣和肉麻也一样”(53)，强调“讽刺家，是危险的”，“因为所讽刺的是这一流社会，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觉得好像刺着了自己，……最先是说他冷嘲，渐渐的又七嘴八舌的说他谩骂，俏皮话，刻毒，可恶，学匪，绍兴师爷，等等”，但“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要打倒这样的可恶的讽刺家，只好来改变社会”——“非倾于对社会的讽刺，即堕入传统的‘说笑话’和‘讨便宜’”(54)，并且认为：“讽刺文学（也）是能死于自身的故意的戏笑的。”(55) 所以，《中国小说史略》言及光绪庚子年后“特盛”的“谴责小说”的流变，是可以给人以启示的，即：“以抉摘社会弊恶自命，撰作此类小说者尚多，顾什九学步前数书，而甚不逮，徒作谯呵之文，转无感人之力，旋生旋灭，亦多不完。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或有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56)
翻译也是一种创作，新小说创作的严肃性的丧失在小说翻译中也有突出表现。《天演论》虽然尚不能称作真正的翻译，但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阐释的“译事三难：信，达，雅”，对翻译原则的思考和探索，影响及于现代，“林译小说”也难说是翻译，林纾却自认：“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之一助，海内有识君子，或不斥为过当之言乎？”(57) 开上海新小说创作之风气的梁启超，在《译政治小说序》中对所译小说是有深刻理解的：“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58) 但在这些开拓者直接影响下出现的上海小说翻译及其出版，丧失的恰恰是翻译的严肃性。在《域外小说集》中就译有显克微支的小说《乐人扬珂》的鲁迅，1909年回国在上海看到同名译本与自己的“只差了几个字”，却标以“滑稽小说”，禁不住感到“一种空虚的苦痛”：“不相信人间的心理，在世界上，竟会差异到这地步”(59)。周作人后来多次说到当初读“林译小说”的情景，一再肯定严复的翻译，却从未提及清末上海的翻译小说，胡适对新小说高度评价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谈文学革命的发生，充分肯定了严、林的翻译特别是《域外小说集》的作用，却对其时上海热闹的小说翻译只字不提。可见，清末丁未年前后上海出现的小说翻译潮，只能是严、林翻译的“末流”。
注释：
① 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46页。
② 据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1885年的年度报告，公共租界的中国居民约十万九千人中江浙人占74.3％。引自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③⑦ 参见孟悦：《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王晓明主编《批评空间的开创》，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第85，98－100页。
④(13)(15)(17)(19)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58－60，114－119，124，289，154页。
⑤ 见云间花也怜侬（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第一回。
⑥(11)(12) 《中国小说史略·清之狭邪小说》，《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卷第263－264，263－264，267页。
⑧ 李伯元：《论游戏报之本意》，载1897年7月28日《游戏报》。
⑨ 二春居士编：《海天鸿雪记》第一回。转引自阿英：《晚清小说史》，《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8卷第181页。据阿英介绍，二春居士即李伯元，见《阿英全集》第8卷第180页。
⑩ 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转引自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150页。
(14)《剑影楼回忆录》，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年版，第150—151页。
(16) 梁启超：《闻菽园居士欲为政变说部，诗以速之》，陈永正编《康有为诗文选》，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1页。
(18) 周桂笙：《新庵笔记·书繁书狱》，转引自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215页。
(20) 见《绣像小说》1903年5月7日创刊号。
(21) 参见阿英的《清末小说杂志略》和《小说闲谈》等著作。
(22)(23)(43)(44)(45)(47)(48)(50)(56)《中国小说史略·清末之谴责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89，291，282，283，282－283，291，286－287，282，292页。
(24)(28)(29)(58) 阿英：《晚清小说史》，《阿英全集》第8卷第24，25，24，192，198－199，193页。
(25)(34)(35) 觉我（徐念慈）：《余之小说观》，《小说林》第9期（1908年）。
(26) 摩西：《小说林发刊词》，《小说林》第1期（1907年）。
(27) 觉我（徐念慈）：《小说林缘起》，《小说林》第1期（1907年）。
(30) 当时上海的米价为每石8元，工人每月的平均工资为4—6元，《小说林》每期售价0.40元。见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又据包天笑回忆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林译小说”，稿酬是“每千字五元”。见《钏影楼回忆录》第325页。
(31) 见陈伯海、袁进主编：《上海近代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5页。
(32) 参见陈平原：《20世纪中国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卷第68—69页。
(33) 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学人》第14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20页。
(36) 见胡适：《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文存》，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卷第6页。钱玄同响应胡适在《新青年》撰文说：“弟以为旧小说之有价值者，不过施耐庵之《水浒》，曹雪芹之《红楼梦》，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孟朴之《孽海花》六书耳。”见钱玄同：《寄陈独秀》，《新青年》3卷1号《通信》。
(37)(39)《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第2卷第218，221页。
(38) 见《胡适文存》第1卷第96页。
(40) 见《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鲁迅全集》第9卷第319页。
(41)(46)(49)《中国小说史略·清之讽刺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20，221，225页。
(42)《中国小说史略·清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9卷第234页。
(51)《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第328、330页。
(52)《热风·题记》，《鲁迅全集》第1卷第292页。
(53)《朝花夕拾·后记》，《鲁迅全集》第2卷第328页。
(54)《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鲁迅全集》第5卷第42－43页。
(55)《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53页。
(57) 林纾：《〈黑奴吁天录〉跋》，转引自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4页。
(59)《译文序跋集·（域外小说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163页。
标签：文化论文; 上海论文; 文学论文; 官场现形记论文; 海上花列传论文; 读书论文; 李伯元论文; 老残游记论文; 绣像小说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