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与奠基人——毛泽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奠基人论文,旗手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A8；D6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6201（1999）02－0001－06
20世纪的中国发生了几千年未曾有过的深刻的巨大历史性变化。中国由沉沦到崛起，由贫穷落后的农业国走上富强的现代化的工业国；中华民族由受帝国主义压迫凌辱走上独立和振兴之路；中国人民由贫困走向小康。究其原因，乃是由于中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经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同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旗手与奠基人。
一、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真谛在于运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思想武器。这个19世纪中叶产生于欧洲的“幽灵”迅猛勃兴，成为风糜全球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相较量的世界潮流。如今，虽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谷，但是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仍然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高高飘扬，表明她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她是发展的科学。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总是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告诫人们，他们的理论的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直接斗争的舞台就是本国，为了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现实，就首先必须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列宁在全俄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也指出，一切被压迫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但走法并不完全相同。
旧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特殊国情要求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壤上，才能扎根、开花、结果。如果说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都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话，那么中国尤其如此。这是由中国特殊国情所决定和要求的。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发生在马克思所构想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俄国，而是发生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受若干帝国主义宰割的政治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既复杂又落后，阶级结构既复杂又有自己的特点，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具有两面性，同工人阶级既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矛盾又有反帝反封建的一致性。社会的主要矛盾不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两种矛盾相互交织，而尤以民族矛盾为突出。在这种特殊国情下发动共产主义运动，显然在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是无现成答案可找的。这就决定了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历史经验，概括出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原则，也就是说用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什么时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好，什么时候革命就取得胜利；否则，革命就会遭受挫折和失败。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历史，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及其沉痛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人永志难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何曾不渴望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社会主义早日实现，何曾不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的忠诚战士？他们不是自诩为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吗？然而，历史是无情的。由于他们盲目地推行共产国际以“第三时期”理论为依据而制定的“左”的进攻路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主义的理解，给中国革命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有多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为“左”倾冒险主义的牺牲品！血的教训唤醒了那些执迷于教条主义的受其俘虏的共产党人，使他们觉悟到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有力地证明了这一历史经验。
二、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号角，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
首先，率先吹响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诞生伊始，就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并为之英勇奋斗。这主要是由于她是在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已经破产，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下，在列宁的关怀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主要倾向从来不是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是如何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恰恰在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上党内产生过严重分歧与原则斗争：一种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词句和个别结论，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苏联经验绝对化。另一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坚决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前一种倾向曾盛行一时，且占据统治地位。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艰难历程中，觉醒最早、旗帜最鲜明的是毛泽东。
1930年初，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率先吹响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号角，同“左”倾教条主义展开了斗争。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唯书”、“唯上”的思想，首次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教条主义的界限，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书必须读，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富有哲理的两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论断闪烁着从中国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和独立自主的思想光芒。反对本本主义的号召，为中国共产党人摆脱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束缚和压力，冲破党内教条主义的统治，提出了理论依据和精神支柱，是党内的一次思想解放，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
1938年，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祖国大地。与此同时，来自共产国际的王明新投降主义，否认统一战线内部左中右的不同政治势力和阶级区别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抗战路线的分歧，无视人民群众力量，竟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原则，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一新的动向，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适时地向全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他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这里， 毛泽东把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实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仅视为一个学风问题，而且提到了关系党能否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历史重任，关系党和民族历史命运的高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并非一般性的逻辑推理，而是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得出的至理名言。
综合毛泽东的系列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涵义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二是从理论内容上“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说，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并吸取中国革命历史经验和优秀文化思想的精华所概括出的理论原则。三是在语言形式上，要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代替洋八股和教条主义，以民族语言形式来表述。当产生于欧洲工业化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中国的特性”的内容，用中国民族语言风格表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它必将在神州大地开花结果，成为扎根中国沃土的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
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曾被共产国际和苏联视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而遭到责难。然而，毛泽东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和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刻理解与掌握，基于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坚定不移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中国抗日战争伊始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有力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为毛泽东思想在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开创了新局面。
其次，发表《实践论》、《矛盾论》，从哲学上奠定了党的思想路线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
在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为了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展以弱对强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为了从思想认识根源上清理理论与实践相隔裂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囿于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的教条主义，总结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制定和贯彻正确的路线和政策，动员和组织千百万群众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参加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毛泽东在红军大学讲授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时作了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题的著名讲演。其中心思想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角度，论证了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关系，强调实践在认识运动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强调事物的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法则，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具体问题具析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毛泽东尖锐地指出：“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与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5页。）。因此， 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总结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找出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概括出符合实际的理论原则，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点。
《实践论》和《矛盾论》既为党的思想路线作出哲学论证，也从哲学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表明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此后不久，毛泽东即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
最后，树立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
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早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就强调：“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在《改造我们的学风》和《整顿党的作风》报告中，毛泽东尖锐地批评了那种对国情国内各方面情况不作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粗枝大叶，夸夸其谈的主观主义作风，明确指出必须理论联系实际，“有的放矢”，“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多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历史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马克思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0页。）这里，毛泽东把树立马克思主义学风问题，提高到关系革命成败的高度而加以强调。历史经验证明，能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是理论上和政治上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关系党的前途和社会主义命运的一个重大问题。延安整风，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开拓了新路子。
三、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树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不仅率先倡导反对本本主义，为党树立了马克思主义学风，而且身体力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与光辉典范。他在投身革命，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伊始，就十分重视群众的实践斗争，重视考察中国国情，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从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本本与个别词句，不为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模式所束缚，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探索。当白色恐怖笼罩中国，革命转入低潮时，很多人为此而悲观，陷入困惑境地之时，毛泽东在深刻反思中首先认识到对待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共产国际决议不能照抄照搬，必须使之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实践中运用与发展。与此同时，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的原则，及时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革命真理。随后，当秋收起义军攻城受挫，他毅然率部转向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鉴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白色政权之间的分裂与战争，他深刻地论证了在四周白色政权包围中，能够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国革命必须走与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相反的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和暴力革命原则、关于坚持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原理以及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理论的重大成果。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策略是根据中国特殊国情和复杂的阶级关系，高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策略思想的重大成果；关于人民军队建军原则，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方针及中国革命战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是依据敌强我弱的力量对比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性质，高度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成果；关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以贫苦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分子为主要成份的长期生活在落后的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里的党的基层组织同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革命政党之间的矛盾，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从而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纯洁性和党的基层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重大贡献。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论述了三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并把它提高到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高度，揭示了中国革命的规律性问题，因此它也构成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主体内容。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列宁民族殖民地革命理论，实事求是地分析中国特殊国情，科学地总结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教训，同时考虑到中国革命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所创立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总的说来是由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基本矛盾构成的。因而观察社会最基本的是看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性质以及由此呈现的社会阶级结构与阶级关系和社会主要矛盾。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理论的重要思想是把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各国民族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据此提出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口号：一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同被压迫民族革命运动联合起来，二是被压迫民族的无产阶级同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列宁还论述说：“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人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体现者，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如果它一般地说能够在这类国家里产生的话）不同农民运动发生一定的关系，不在实际上支持农民运动，就能在这些落后国家里实行共产主义策略和共产主义的政策，那就是空想。”（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列宁还认为：“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为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为此他对落后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产党人说：“你们面临着世界共产主义所没有遇到过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们必须以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为依据，适应各国所没有的特殊条件，善于把这种理论与实践适用于主要群众是农民，需要解决的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反对中世纪残余的这样的条件。”（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 页。）
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特殊国情及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和国际背景出发，确定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对象、动力及前途，并据此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及其关系，指明第一步既不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由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发展前途是社会主义的而非资本主义的。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方位，解决了马克思提出的由落后的农业社会在特殊条件下，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通向社会主义及列宁提出的由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构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运用列宁和平过渡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了关于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把我国适时地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系指如何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中国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具有中国特色，即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政权，然后经社会主义改造过渡到社会主义。因此它的基本理论内容应当首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包括农村包围城市及三大法宝的理论；其次是社会主义改造及和平过渡理论。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集中成果。
四、毛泽东晚年偏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邓小平拨正了航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树立新的历史丰碑
50年代中期，在中国刚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时刻，毛泽东既兴奋于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开始转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成就，同时也开始觉察到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搞建设暴露出来的弊端。1956年和1957年他相继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可贵的重要观点，这是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突破苏联模式的最初尝试，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为社会主义改革，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奠定了理论基础，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先导。
令人痛惜的是1957年以后，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陷入误区。在经济建设上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制定和推行了超越现阶段的路线与政策，违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原理，强调“一大二公”，在发展速度上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盲目鼓吹“大跃进”。在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问题上，拘泥于马克思主义本本，没有摆脱传统观点和苏联模式的束缚，搞教条主义。把不属于资本主义属性的东西当作资本主义加以批评与否定，把不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东西当作社会主义的本质加以固守，混同了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具体管理体制的差别。在思想政治战线，混淆是非，无限上纲，把党内政策上、工作上的意见分歧视为阶级斗争的继续，以致酿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造成“文革”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实践上的严重失误，完全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违背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以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的胸怀，高瞻远瞩，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作了深刻反思，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力挽狂澜，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一是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作出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既肯定历史功绩，又批评错误，恰如其分为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二是果断地提出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方针，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航向，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树立了新的历史丰碑。
收稿日期：1998－0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