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史学的新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史学论文,新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0年代，笔者有幸两度赴法研修法国史，各为期一年。在两次研修期间，接触了大量法国史学新的研究成果，与法国同行进行了交流，深感从80年代开始，尤其是近十多年来，法国的史学变化之大。但国内介绍法国史学趋势的书籍，还停留在“新史学”的阶段，最多也就涉及心态史，而这些在当前法国史学界已成为昨日黄花了。最近在一些世界史与史学理论的刊物上，读到法国一些著名史学家的访谈，不过还是90年代初的，也较简要，所以笔者想对法国近二十年，特别是近十年来史学发展的一些新趋势作一整理，更深入地探讨法国史学发展的一些新视角和新概念，求教于国内的同行。
法国史学新热点：表象史（ histoire de repr ésentations）
近十多年来，法国史学中最为时髦的用语之一，就是“表象史”。何为“表象”（représentation）？根据法语词典， 该词至少有这几层含义：1、通过图象、象征物和符号使某些东西被人们感知的行为；2、代表一种现象和思想的画面、形象、象征物和符号等；3、 物体呈现在精神中的方式；4、人们的感知和精神画面的复现， 这种感知和精神画面是和感知主体生活的世界中的某种物体、某种情形和某种场景相关联的。当前法国史学家们在使用“表象”一词时，往往没有十分精确的定义，它的含义包括“形象”、“象征物”、“感知或感觉”、“代表性”等等。
在当前法国史学界，“表象”（représentation ）一词替代了20年前“心态”（mentalité）的位置，但它与心态史有联系又有区别。早在本世纪初，社会学家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Mauss）就曾在社会学的研究上使用了“集体表象”（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概念（注：1903年，这两位作者在《社会学年鉴》（Année sociologique ）上发表了题为《论分类的若干原始形式，对集体表象的研究》（De quelques formes primitives. Contributionà l'étude des représentations collectives）的论文。），而史学家系统地使用这个概念要到80年代末。 1989 年罗瑞·沙尔梯埃 （Roger Chartier）在《年鉴》（《Annales ESC 》）杂志上发表了可以称为表象史宣言的论文《作为表象的世界》（Le mond comme repr ésentation）。根据法国心态史学家伏维尔（Michel Vovelle）1993 年的观点，表象史是心态史研究的延伸和重要组成部分。（注：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 ）：《历史与表象》（Histoire etreprésentations），载《人文科学》（Sciences Humaines）， 第27期，1993年4月。）他认为，乔治·勒费弗尔、马克·布洛克、 吕西安·费弗尔、罗伯特·芒德鲁、乔治·杜比和菲力浦·阿里埃斯等人，虽然在他们的写作中没有直接使用“表象”一词，但他们“处理了不少的集体表象的问题”（注：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历史与表象》。）。但是，随着表象史研究的越来越深入，表象史研究的内容比心态史宽泛得多（当然它也包括心态史的内容），所以它并不是象伏维尔1993年所说的那样，表象史加入到心态史的行列之中，而是表象史涵盖了心态史。早在1992 年， 目前当红的表象史专家阿兰·科尔宾（Alain Corbin）就撰文写道：“表象体系决定评判体系，它决定了观察世界、观察社会和观察自我的方式，对情感生活的描述是根据表象体系来组织的。正是这种表象体系调整着人们的实践。感情史，情感心理史，或如人们喜欢称呼的心态史，它首先是一种表象史，否则要设想这样一种史学，明显是荒唐的。”（注：阿兰·科尔宾文章载1992年1 月至3月号季刊《近当代史杂志》（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contemporaine）。）法国表象史的论著涵盖面相当宽泛， 但大致可概括为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主要是对法国史学家拉布鲁斯及其追随者在五六十年代对“阶级”或“社会集团”所下的定义提出挑战。对于拉布鲁斯学派来说，阶级是与生俱来的，它是客观条件的产物，具有客观的标准，比如经济收入和所有权拥有与否等等。这种阶级分析上的“客观主义”被研究表象史的历史学家们所否定。这些人认为阶级和社会集团本身是主观社会构造而形成的，一些客观标准，如职业、教育水平、收入、财产等等并不能作为区分社会集团和阶级的唯一标准，一个阶级内部的成员在这些方面可以是完全不同的。根据这些史学家，主要是由社会组织（如工会、压力集团等）推动的社会斗争才促进了阶级意识的形成，最终巩固了阶级和社会集团的阶级意识和集体认同感（注：这方面的重要代表是安图瓦纳·普洛斯特（Antoine Prost）， 参见他的《史学十二讲》 （Douze lecons sur l'histoire），Seuil 出版社，1996年。 ）。从这种观点出发，社会集团只有在他们的代言人在政治舞台上代表他们讲话时，阶级才得以存在。在这里社会史与政治的表象密切相关。有些史学家还专门研究了社会立法这类政治和社会的表象对阶级和社会集团观念形成上的重要作用，如托巴罗夫（Christian Topalov ）对失业者的研究（1994年）和杜蒙（Bruno Dumons）和波莱（Gilles Pollet ）对退休者的研究（1994年）等。
第二方面集中研究人们对现实世界感知的历史。传统的历史学在解释历史现象时，十分看重人们行为的客观环境，比如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社会条件等等，似乎有什么样的条件人们必然会有怎么样的反应。这种分析方法的前提是把人看作完全是理性的，能够对周围环境作出十分准确的判断，人的思想行为具有连贯性和一致性。而强调表象史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外界条件是一回事，人们的反应又是另一回事，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人们对客观环境条件的感受，取决于他们的表象体系（比如人们的智慧程度、个人性格、关注中心和目标等等）。史学家们常举的事例就是法国法西斯问题，历史学家们重构的历史真实与当时人们的感受是不同的，而正是当时人们的感受而不是历史的实际决定了法国的政治走向。法国的历史学家们根据掌握的详细材料已经同意这样一个事实：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国法西斯的影响只局限在政治外围和公众的舆论中，并没有对法国的共和民主政体构成多大的威胁。但在1934年，法国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即法西斯势力十分强大和危险，这种感觉促进了法国深远而持久的反法西斯潮流的形成，促进了人民阵线的诞生。（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Jean-Claude Ruano-Borbalan）主编：《今日史学》（L'histoire aujourd'hui），人文科学出版社，奥克塞尔，1999年，第161页。）
在研究人们感知历史的方面，阿兰·科尔宾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一直强调人们对现实世界的感知的重要性。在史料的层面，他认为史学家们应该把文学的材料看得更重，因为它们比那些档案材料更好地表达了那个时代的感觉。根据他的说法，“要认识过去的人，我们只有借助于他们的眼光，只有体验他们的情感，舍此别无他法。”（注：转引自热拉尔·努瓦利埃尔（Gérard Noiriel）所著《什么是当代史？ 》（Qu'est-ce que l'histoire contemporaine?），Hachette出版社， 巴黎1998年，第147页。）因此，他认为， 历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是“廓清人们的想象，了解情感产生的机制，了解欲望的起源，了解在特定的时间里痛苦和欢乐的表现方式，描绘人们的体形，复原当时的表象体系和评判体系等。”（注：转引自热拉尔·努瓦利埃尔（
GérardNoiriel）所著《什么是当代史？》（Qu'est- ce
que
l'histoirecontemporaine?），Hachette出版社，巴黎1998年，第147页。 ）科尔宾的研究既有宏观方面的，也有微观方面的。1988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空白的领域。1750至1840年西方和对海边的向往》（LeTerritoire du vide.L'Occident et le désir du rivage,1750 —1840,Aubier 出版社）。这是一部宏观的、带有结构性研究的著作。他在一次访谈中，认为这是他最为关注的一个题目。（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主编：《今日史学》，第262页。 ）他自己出身于诺曼底海边，他在历史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海岸的吸引力和吸引方式是在发生变化的。罗马人曾涉足海边，但他们不下海。在随后的千年里，海岸不再引起人们的兴趣。但到了18世纪，突然之间出现了向往海边的热潮，人们涌向海边去治疗一些疾病，如淋巴结病、妇女病和气郁头晕病等，随后人们去海边为了放松和消遣，吸引人们去海边的理由隔十多年有个变化，愿望不断交替。而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海边向往的动机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如为了多晒太阳，为了将皮肤晒成古铜色，现在加上玩水上滑板之类。这种海边的吸引力和吸引方式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因此，作者截取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的一段历史对人们向往海边的情感和感受进行了研究，以此说明19世纪人们思想观念和社会的重大变迁。他在1990年又出版了一部著作《残暴者之村》（Le Village des cannibales,Flammarion出版社），通过对1870年发生的一群农民集体杀害一名贵族事件的详细研究，努力再现各个角色的行为特征和动机，以此反映19世纪人们的思想继承与变化。1998年，该作者出版了一部新著，描写了一位极普通的农民在1798至1876年的日常生活，书的标题就是《路易－弗朗索瓦·皮拿戈的世界重现，一位普通人1798至1876年的生活轨迹》（Le Monde retrouvé de Louis -Francois Pinagot,sur les traces d' un inconnu 1798 — 1876,Flammarion出版社）。他通过此人日常生活的追溯，再现当时的表象世界，对以前一些概念化的历史解释作出更正。比如，他提到的这位制木鞋的手工匠，他的日常活动半径最远不过20至30公里，当时法国重大的政治变化对他的影响又如何呢？他没有参加1848年法国历史上第一次男性公民的普选，而这并不是出于政治意愿，而实际上是当时选举的操作方式造成的。选举当天，人们一大早就要在村庄的空地上集合，然后排着队前往县城。到达县城后，又要在县城指定的广场上等待，等叫到投票者的名字后，投票者将选票交给投票站的站长，而站长往往会施加自己的影响。对于文盲来说，选票也是请人AI写作的，他更不能保证自己是不是投了自己想投的人。所以他在1848年的弃权可能就是由这些琐碎的细节决定的，而并不具有政治上的含义。通常人们统计投票的弃权率，把弃权看作完全具有政治含义的个人行为，通过画出一些曲线和图表来进行地区之间的比较，抽象出它的政治意义等等，可能是有失偏颇的。科尔宾还对历史生活中人们对气味、声音等感觉进行了研究，他提到注意力是很重要的，例如现在巴黎的教堂的钟声并不比中世纪时敲得少，但人们听起来似乎觉得并不多，关键是教堂钟声的重要性下降了，人们对它的注意力也降低了。（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主编：《今日史学》，第263页。 ）在这方面的研究实例还有罗瑞·夏尔梯埃（Roger Chartier）关于书籍和阅读史的研究。（注：他的最新著作是《西方世界的阅读史》（Histoire de la lecture dans le mondeoccidental），Seuil出版社，巴黎，1997年版。 ）他强调了阅读形式对理解文本的重要性。一件同样的作品，它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版和传播，如连环画、全集、袖珍本、高声朗读等，读者对它的感受是不同的，对它意义的理解也不相同。表象和对现实的感受影响了内容。
第三方面集中在社会集团或共同体在公众中所呈现的“形象”（image或imagenaire）的研究，一部分史学家集中研究一些象征物。 比如莫里斯·阿居隆研究了共和国象征物玛丽亚娜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注：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战斗中的玛丽亚娜， 共和国的形象和象征物》（Marianne au combat, l'imagerie et lasymbolique républicqines），第一卷，1789至1880年， Flammarion出版社，1979年；第二卷：1880年至1914年，Flammarion出版社，1989年。）在政治层面，通过回顾围绕构建玛丽亚娜雕像和玛丽亚娜绘画所展开的重大的历史事件，说明了这一象征物在凝聚共和派以及全国政治斗争中的重要性。法兰西共和国与美利坚共和国不同，没有一个奠基的总统作为“国家之父”，这就迫使共和国的领导人们必须突出象征物的表现。在文化史层面，这一研究开阔了艺术史研究的视野，对玛丽亚娜的表象研究不仅局限在历史性建筑和雕像上，还扩展到钱币、邮票、诗歌等方面。作者向世人说明，这一共和国象征物在19世纪的后半叶开始流行，而当时正是浸透着古典主义倾向的学院派艺术大行之道之时，共和象征物的流行却促进了公民艺术的诞生。它所传递的信息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同时遭到反革命的右派和社会主义左派的批评。这种对象征物的研究将政治史与文化人类学结合在一起，类似的还有罗丝蒙德·桑松（Rosemonde Sanson）对“7月14日节”的研究， 米歇尔·伏维尔对马赛曲的研究等等。还有一部分史学家注重社会的话语研究，注意各社会集团使用的语言，以及这些语言在集团意识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比如让－路易·罗贝尔专门研究工人的用语，认为工人在与其它社会集团的斗争中，使用自己的语言，这种语言使工人产生一种集团的归属感，成为凝聚工人意识的重要材料。与这些表象研究相联系的，是人们特别注意考察表象在“集体归属感”形成中的重要意义。“集体归属感”成为表象史研究中出现频率十分高的词， 该词法语的原文为“identitécollective”，所指人们对一个社会团体、 国家和某一共同体的归属感，有些书也译作“集体认同”。许多研究表象史的专家认为，象征物、
语言和用语对这种归属感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imaginaire
” 也是表象史研究中的时髦用语。
在法汉词典上，imaginaire的意思是“想象出来的事物”，但在表象史的研究中，这一词的意义与此不尽相同，它其实指的是客观事物和社会群体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形象，由此使人们形成对某些客观事物和社会群体的固定看法，决定了人们对它们的态度和要求。所以该词一般应译作“表象反应”比较适宜，现在“表象反应史”也成为表象史研究的重要方面。
表象史与其说是史学领域的拓展，还不如说是史学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和新视野，因为它涉及我们怎样看待历史诸因素的关系问题，涉及到历史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而且对历史“表象”的考察涉及到史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它的理论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调对人类社会主观因素的研究，突出人的主观感受和影像；二是强调思想文化因素的相对独立性，它们的发展往往不取决于经济和社会的其它因素，具有“自治性”，甚至认为思想文化因素对历史的发展常常具有决定性。
史学研究的新视野：集体记忆史
（I'histoire de la mémoire collective）
法国近十多年来，有许多著作涉及集体记忆问题。大部分史学家有关集体记忆的定义来自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尔布瓦什 （ MauriceHalbwachs）。哈尔布瓦什最初是学哲学的，曾师从柏格森（Bergson），后在艾米尔·杜尔凯姆的影响下转向社会学。他和法国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关注记忆问题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创伤长期留在人们的记忆里，记忆问题引起一些知识分子的关心，影响了他们的创作活动和学术活动， 其中的典型就有普鲁斯特（MarcelProust）和柏格森（Bergson）等， 哈尔布瓦什的著作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更强调记忆的社会性。1925年，他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记忆的社会框架》（Les cadres sociaux de la mémoire）， 首次引入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即使我们的记忆完全是个人的，它们也仍然具有社会意义。我们的记忆来自于我们的生活经历，而我们总是生活在集体中间，我们常常是其中一些社会集团的成员，如家庭、学校团体、职业圈等。我们的记忆并不因为这些集体的消失而消失，有时这种记忆常常因此显得更加强烈和生动，我们经历过那些事件的地点和残留的印记常常会使我们的记忆清晰起来。哈尔布瓦什由此将记忆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他称作为“个人记忆”（les souvenirs individuels ），它们主要是和个人的生活经历有关； 第二层是“集体记忆”（lesmémoire collective）， 它是由一群经历过同样事件的人们的共同记忆和相关的事件留下的客观痕迹（与事件有关的空间、留下的制度、与此相关的文字和口头档案材料等）构成的；第三层是“传统”，它是在相关事件的当事人消失以后才出现的。（注：参阅莫里斯·哈尔布瓦什（Maurice Halbwachs）所著《记忆的社会框架》，Albin Michel 出版社1994年再版和热拉尔·努瓦利埃尔（Cérard Noiriel ）所著《什么是当代史？》，第198页。）
从法国史学家们关于“集体记忆”的研究看，他们的概念同时包含了这三层意义。对于史学研究中的“集体记忆”来说，它具有二方面的特征。第一，“集体记忆”总是和当今现实联系在一起的。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重构过去，满足当今的精神需要，所以为过去“昭雪”和“否定过去”常常是记忆的中心话题；第二，记忆总是具体的，主观的，带有感情色彩的，集体记忆总是和一些特定的集体和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有多少社会共同体，就有多少种集体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常常是通过仪式、信仰、传说神话、庆祝和纪念活动、对一些事件的态度和情感等表现出来的，因此，对这些记忆“亮点”的研究就成了“集体记忆”研究的主要内容。
直到20世纪50至60年代，关于“集体记忆”问题的关注还局限于文学、哲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历史学家们很少涉及这一领域，或者可以说，有个别史学家已经涉及了这一问题，但不愿意或不知道挂上这一块招牌。比如被人们认为是心态史学早期作品的马克·布洛克的《具有治病魔力的国王们》（Les Rois thaumaturges,1924 年）实际也可以被认为是研究记忆问题的。因为作者在这里处理的就是人们对国王治病力量的信仰问题，这种信仰通过一些仪式，延续了几个世纪，总是根据当时的需要不断地进行改变。然而，历史学家们对集体记忆问题感兴趣是从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的。
这要从当时大学的环境谈起。1968年五月风暴以后，大学里充满着革命的气氛，同时由于战后大学师生的大量增加，一些专业的学生（如历史）的出路也成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一些青年历史学工作者开始转向非学院式的研究，眼光向下，着眼于研究普通人和社会下层的历史。而这一潮流也正好和世界其他各国的史学研究相吻合，在美国有“公众史”，在英国有“历史车间”等。它们的共同之点就是要推动一种“由下往上看”的史学。法国当时的研究不仅涉及到一些新的社会集团，而且还关注社会边缘成分。为了研究下层人民的历史，史学工作者们摒弃了以文字材料为主研究历史的方法，开始收集口头材料，转而抢救一些即将消失的东西（如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和一些传统的手工业的工艺和文化）。一些史学家开始关注地区的“特性”问题，“寻根”问题也热了起来（80年代初去国家档案馆的研究者中有一半以上是为修补家族谱牒而去的）。这一切就直接和集体记忆问题挂上了钩。在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有一批史学工作者（安德雷·布尔吉埃尔、 约瑟夫·戈瓦和雅克·奥佐夫等）着手收集一些1914年前出生的一批工匠的口头材料。还有一些地理学工作者对一批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来到巴黎地区、现已退休的妇女也做了同样的工作。其他一些史学家也收集了犹太人的记忆材料。为了迎合这种潮流，出版社从70年代中期开始推出了一批涉及“民众记忆”的著作，如《蒙坦尤》、《锁匠加斯东·吕卡斯》、《北方省煤矿工路易·朗格郎》等，并获得成功。政界在这方面也有所举动，1980年被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宣布为“遗产年”。各地保护地方记忆的工作也陆续展开，继1974年勒克勒佐创办了经济博物馆以后，此类的博物馆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不过，这种对普通人记忆的追求热潮并没有延续多少时间，后来只有很少的史学家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例如维勒塔诺斯大学的雅克·吉劳尔特（Jacques Girault ）和他的研究小组在塞纳－圣德尼省议会的支持下至今还在定期出版一本名为《工厂记忆》的杂志。到了八十年代，这股对集体记忆研究的潮流从社会史转向政治史，人们从共和价值观、民族价值观、民族性等方面着眼，重点研究法国国民的集体记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重要的人物要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 ）。
早在1978年，诺拉就认为：“对集体记忆的分析可以也应该成为当代史的尖兵。”（注：勒高夫等（Jacques Le Goff,Roger Chartier,Jacques Revel）主编：《新史学》（La Nouvelle Histoire）， 雷茨CEPL出版社，1978年，第401页。）据他自己所述，在1978 和1979年间，他萌发了请一些著名的史学家一起搞一套有关民族记忆“亮点”（les lieux）著作的计划。 （注：让－克劳德·鲁阿诺－勃尔巴朗主编：《今日史学》，第343页。）当时他希望研究法国的国民感情。 他认为国民的记忆都凝聚在一些记忆的“亮点”里，这些“亮点”可以是严格意义上的纪念性标志，如先贤祠等，也可以是精神上的，如共和观念等。他原计划主编四卷，1984年，《记忆的亮点》（Les Lieux de Mémoire）的第一卷《共和国》（La République ）出版，马上受到史学界和公众的欢迎。该书的第二部分他取名为《民族》（La Nation ），计划出两卷，但由于选题和内容太多，因此在1986年出版时，增加为三卷。1992年完成了最后一部分《复数的法兰西》（Les France），又是三卷。因此《记忆的亮点》全书最终出齐时为七卷本，共6000多页，有100 多位作者参加了写作，该书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大检阅。“亮点”的法语原文为“地点”（lieu），在该书中指的是集体记忆的凝聚点，是人们记忆中的亮点，集体记忆在这些“地点”里得到充分体现。这些亮点可以是空间上的，其中有地区（旺代）、有城市（兰斯）、有名胜古迹（先贤祠）；这些亮点还可以是一些象征物，如国歌，如三色旗，如口号（自由、平等、博爱）和谚语等；这些亮点还可以是一些机构、出版物和常年的活动等，其中有辞书（大拉卢斯），有集体观摩活动（环法自行车赛）和一些节日等；这些亮点也可以是一些历史事件，如7月14日，如雨果的葬礼，如两次世界大战等； 这些亮点也还可以是一些社会集团，如工人、移民等等。在该书的带动下，有关集体记忆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热潮。
在众多的集体记忆的研究个案中，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使我们对集体记忆史的研究有更全面的了解。
第一个事例并不是关于法国史的，而是有关葡萄牙和摩洛哥两国的国民记忆。法国史学家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在1992 年出版了一部著作，它以欧洲16世纪的一次战争为出发点，研究这次战争对葡萄牙和摩洛哥两国集体记忆的影响。（注：参见吕赛特·瓦朗西（Lucette Valensi ）著：《记忆的寓言。 三国王光荣之战》（Fablesde la mémoire.La glorieuse bataille des trois rois）， Seuil出版社，1992年。）1578年8月4日，葡萄牙国王赛巴斯蒂安联合了摩洛哥国王的一个侄儿，以摩洛哥国王篡夺王位为借口，发动了对摩洛哥的进攻。战争只持续了一天，但由于葡萄牙的进攻遭到惨败，使此事件具有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对葡萄牙来说，战争的失败使葡萄牙对北非和海外的扩张企图受到重大挫折，而且在几年以后，葡萄牙被西班牙的菲力浦二世所吞并。相反，摩洛哥通过这次战争的胜利一跃成为当时的强国。吕赛特·瓦朗西指出，该历史事件对战败国国民的集体记忆的影响要远远大于战胜国。关于这一事件的历史记载在摩洛哥比较少见，直到现代，才有人把它作为“记忆的亮点”来挖掘它的史料。在葡萄牙，这一战争创伤很早就促进了伤痛文学的诞生，围绕该事件出现了许多传说。最后，对此事件的集体记忆影响了葡萄牙当代民族文化的特点：怀旧与希冀的结合，葡萄牙人常说：“我们存在是由于我们曾经存在过”。这里人们研究的就是哈尔布瓦什所说的“传统”。它表明，国民记忆中完全现代的成份是扎根在几个世纪前的沉淀里的。
第二个事例与第一个事例不同，这是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的研究。在这里，许多当事人还活在世上，集体记忆和当事人的个人记忆与生活经历直接有关。这一类的研究在集体记忆史的研究中占据很大的份量， 其中有关于共产党历史的， （注：玛丽－克莱尔·拉伐勃尔 （Marie-Claire Lavabre）著：《红线，共产主义记忆的社会学》 （ LeFil rouge,sociologie de la mémoire communiste），PFNSP 出版社，1994年。 ）有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 （注：本扎明·斯托拉 （Benjamin Stora）著：《溃疡和遗忘。阿尔及利亚岁月的记忆》（ La Gangrène et l'Oubli.La mémoire des année algériennes ），发现（La Découverte）出版社，1991年。）还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流放者的（注：阿奈特·维维奥卡（Annette Wieviorka ）著：《流放和种族灭绝：记忆与遗忘之间》（Déportation et génocide:entre la mémoire et l'oubli），Hachette出版社，1995年。 ）和被赶出大学校门的犹太人的（注：克洛特·辛瑞（Claude Singer ）著：《维希、大学和犹太人。记忆的沉默》（vichy,l'université et les juifs.Les silences de la m é moire ）， 文学（ Belles Lettres）出版社，1992年。）等。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现任法国当代史研究所所长亨利·卢索（Henri Rousso）在1987对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的研究。（注：亨利·卢索（Henry Rousso）著：《1944年至今的维希综合症》（Le Syndrome de Vichy de 1944 à nos jours ），Seuil 出版社，1987年。）作者根据1945年以来大量以维希政权为题材的精神产品（新闻报道、文学和史学作品、电影和电视等等），指出法国人对过去这段不光彩历史的看法始终是受现时的需要支配的。他把从1945年以来有关维希政权的集体记忆变化分为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安抚的阶段，主要表现为对通敌者进行诉讼和审判以及戴高乐派致力于民族和解，这一阶段持续到50年代中期，接着有一段退潮时期，人们对此沉静下来。第二阶段是从1968年五月风暴后开始的。犹太人记忆的唤醒，打破了沉寂，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对漏网通敌者的审判案，如图维埃案件、巴尔比案件、帕蓬案件等，教会和法国国家公务员在维希时期的作用也受到了责难。这一阶段最后导致了一些教士、警局和医疗团体的“忏悔”。通过各阶段的分析，作者发现构成和影响有关维希时期集体记忆的主要因素并不是法国的战败和德国的占领，而是那个时期法国人内部的斗争（主要是通敌者和抵抗运动者的斗争）。甚至到今天，关于维希时期的解释仍然充满了极右派（他们希望为维希政权正名）和戴高乐主义者和共产党人（他们高度颂扬他们当时的抵抗运动，为今日的政治服务）。
法国史学的新趋势
经过90年代史学的发展，我们对法国从80年代就开始出现的史学演变趋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从年鉴学派演变而来的“新史学”发展到90年代，开始热衷于采用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上的概念，如“表象”、“归属感”（通常也译作“认同”和“特性”等）和“集体记忆”来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和新方法，从演变趋势看，越来越走向年鉴学派的反面。纵观近二十年来法国史学的发展，有以下几方面的演变趋势：
第一，史学内部的划分越来越细，分枝越来越多，呈分化趋势。与此相关，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不断开拓。
早在60年代，法国哲学家和史学家福柯就提出了与结构思想和因果决定论相对立的社会科学“解构”和知识分化的思想。但当时在法国史学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年鉴学派“整体史”的观点，主张用因果链将各种历史现象联系起来研究。福柯的观点是逐渐被史学界所接受的。然而，“整体史”发展的结果必然是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大，而研究领域增多的后果，并没有出现年鉴学派所希望的“综合”，而是走向分化。正如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在1987指出的那样：“今日史学所探测的土地是如此的广阔和多种多样，以致于任何历史学家都不可能（但它曾经可能过吗？）接触到它的全部：……整体史的时代也就成了史学割裂的时代。
”（注：诺拉主编：《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1987年，第342页。）
从70年代开始，一些新的史学研究领域被开拓出来，如心态史、表象史、集体记忆史等。一些以前的史学领域研究的课题也更加细化，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地。法国在年鉴学派时代，社会与经济史的研究常常是结合在一起的，但从八十年代后，社会史的研究与经济史分离开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方向，如人口史、乡村史、城市史、家庭史、妇女史、性史、消闲史等，就是有关社会集团研究这一老问题也有了新面貌，人们更多地研究一些社会边缘成分。经济史也出现了新的研究方向，如企业史、技术史等等。政治史的研究也分得更细，其中有较为传统的政治制度史和外交史，但也有新的领域，如政治实践史和政治舆论史，有战争史等等（下面还要涉及）。
史学在新领域的开拓中不断细化，时至今日，史学各领域之间往往是各自为战，平行发展，满足于自己领域的研究，强调自己研究领域的“自治性”和相对独立性（比如文化史、政治史等等），它把相邻的领域研究的成果只作为一种参照，而不是作为一种重要的因果关系。这种情况，被许多法国的史学家称作为“史学的碎化”或“小块化”。（注：让·莫利斯·比齐埃尔和皮埃尔·费西埃尔（Jean Maurice Bizière, Pierre
Vayssi ère ）：《史学和历史学家》（Histoireethistoriens），Hachette出版社，1995年，第214页。 ）也有的史学家将这种现象看作是史学上的“兼容并蓄”。对于历史学这种兼容并蓄的现象，悲观者说，这是历史学的被肢解和碎化了，但乐观者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历史学的新生，未来新的历史学派将从这里诞生。
第二，从以社会经济史为重点转向政治和文化史，尤其是政治史的复兴成为近二十年来法国史学新趋势的最重要的特点。
年鉴学派特别强调研究社会经济史，强调研究长时段历史因素的重要性。所以当年鉴学派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到它的顶峰时期，也就是法国社会经济史发展的鼎盛时期。到了70年代，受哲学上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影响，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历史因素的研究开始转移到文化和文明方面，文化史，特别是心态史学逐渐成为热门。至于政治史，在很长时间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治史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成果，但它在法国史学界的地位却受到不恰当的藐视。在第二代年鉴学派的权威人士眼里，政治史被当作是实证主义史学的花边，政治被作为理解历史的外围因素，是上层建筑，它依赖于经济基础，是由经济和社会因素决定的。在结构主义和文化人类学盛行时期，政治仍然被作为短期的和事件性的因素而受到轻视。
但是逐渐地，从70年代开始，政治史逐渐得到史学研究者们的青睐，政治史的研究也逐渐获得了比较高贵的地位。到80年代，政治史的研究开始与社会经济史分庭抗礼。当时，在新政治史的代表人物勒内·雷蒙周围集合起一批与年鉴学派对垒的史学家，他们以全国政治科学基金会（FNSP或Science Po.）、 政治研究学院（IEP ）、 当代史研究所（IHTP）和巴黎第十大学等机构作为根据地开展自己独特的研究。此外，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 ）的主任研究员诺拉和朱里亚尔 （
J.Julliard）也是其中重要的成员。1984年， 政治史的专家们创办了自己的杂志《二十世纪》（Vingtième siècle），把当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在政治史上。1988年，由勒内·雷蒙主编的集体论文集《维护政治史》（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出版， 文集汇集了当时一些重要的政治史专家如塞尔吉·伯尔斯坦（Serge Berstein）、让－皮埃尔·里乌（Jean-Pierre Rioux）、让－雅克·贝克（Jean-Jacques Becker）、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 ）、 安图瓦纳·普洛斯特（AntoineProst）、皮埃尔·米勒扎（Pierre Milza ）和让－皮埃尔·阿泽马（Jean-Pierre Azéma）等人的论文。勒内·雷蒙自己撰写了序言部分和结论，梳理了他们对政治史与整体史关系的看法，为发展政治史呐喊。政治史经过九十年代的发展，现在已经在史学界扮演最重要的角色。政治史取代社会经济史成为法国史学研究重点这一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史学界影响的减弱有一定的关系，法国的史学研究越来越偏向于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题目，突出研究历史上人的主观因素，强调这些因素在影响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同时，政治史的复兴也与政府部门的推动分不开，大部分政府部门极想了解自己的过去，于是为政治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物质和财政支持；最后，政治史的振兴与政治史本身的革新密切有关，现在的政治史在研究的课题、范围和方法论上已和以前的政治史大相径庭，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政治史的复兴是一种更新，是一种旧瓶装新酒。
在方法论上，新政治史反对历史解释中的经济决定论，他们强调政治史研究的自治性和独立性，他们甚至认为政治是社会其它发展因素的聚焦点，只有抓住政治这个中心，才能对其它历史现象有更深刻的理解。勒内·雷蒙在《维护政治史》一书中对这种思想方法进行了阐述，他认为，政治现象足于自行构建一个特殊的现实体。同时他又认为，“政治是没有边际的，是与其它大部分领域沟通的。”因此，“政治史要求将自身纳入到史学的全面视野里，在史学的全面视野里，政治史是一个凝聚点。”政治成为大部分历史因素汇聚的地方，“它部分地决定着其它方面的活动，制约着其它活动的进行”。（注：勒内·雷蒙主编《维护政治史》（Pour une histoire politique），Seuil 出版社，1988 年，第382—383页。）在方法论上，政治史还注重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借助别的学科的研究方法，比如表象、想象、集体记忆、集体和国民的归属感等。
在研究范围和课题上，新政治史偏重于现当代的研究，以前被人忽视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历史引起了政治史专家们的重视，成为现在当代史中成果极其丰富的领域。政治史越来越偏向于现时史的研究。史学界曾对“现时史”（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的研究算不算历史研究曾有争论，反对的意见认为，这种研究缺乏一种历史的回溯空间。但现时史丰富的成果说明了它的强大生命力，现在可以认为“现时史”已经赢得了它在史学界的胜利，被广大史学家所接受。同时新政治史将法语“政治”一词的阴性概念（la politique）扩展到阳性的“政治”（le politique）。词性的变化有着深刻的含义。阴性的“政治”指的就是权力和政治活动本身，是传统政治史研究的对象，而阳性的“政治”指的是与政治有关的一切东西。后者的范围明显比前者广泛得多。新政治史家们研究的是“政治的相关体”（l'objet politique ）。那么，在历史学家们眼中什么是与政治相关的东西呢？勒内·雷蒙认为，政治除了与国家和整个社会直接有关外，还和其他方面直接有关，如住房政策、能源政策、电视介入政治、工会介入到政治力量之中等等。他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多方位的。（注：勒内·雷蒙主编：《维护政治史》，第382页。）《史学流派》一书的作者认为， “政治（阳性）研究面向的是权力关系和对现实管理的各个方面”，“是‘政治文化’的诸多方面和政治作用于其他个人和集团的决定性”。（注：居伊·布尔代和爱尔维·马丁（Guy Bourdé,Hervé Martin）：《史学流派》（ LesEcoles historiques），Seuil出版社，1989年再版，第372页， 第374页。 ）法国另一位政治文化史的专家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 Jean-Francois Sirinelli ）将“政治相关体”定义为“职权和权力在一特定人群的载移和分配的问题以及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紧张关系、对抗和冲突。
”（注：让－佛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coisSirinelli）：“论政治和文化史”，载《人文科学》杂志，1997年9月—10月号。）因此，复兴的政治史在研究领域上大大扩展了。
政治史的研究可进一步细分为这样几个部分：
第一是传统的政治研究课题，涉及政治本身的现象和生活，其中有政治制度、政治选举、政党、国家和国际关系等，但由于引入了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这些问题也有了新的突破，也有了新的视野。在政治选举方面，以前人们常常关注地区选举行为的连续性，如某一些地区始终是倾向于左派或右派等等，而现在更多地关注的是选民个人行为的变动和一代选民与另一代选民的非再生性。现在对竞选问题的研究也是热点，勒内·雷蒙不仅是这方面的历史学家，而且也成了当今竞选问题的专家，每当竞选来临时，他总要上电视为民众作分析。这方面研究的代表人物还有皮埃尔·罗桑伐隆（Pierre Rossanvallon ） （注：1992 年Gallimard出版社出版了罗桑伐隆的专著：《公民的神圣。 法国普选史》（Le Sacre du citoyen.Histoire du suffrage universel enFrance）。）。在政党研究中，对法国共产党的研究有了加强，有人还从集体记忆的角度重新看待共产党历史。对政党的研究现在更多地转向对“结社”问题的研究。在国际关系史方面，有人根据法国1970年至1990年的近现代史博士论文统计，指出这是近现代史博士论文涉及的重点领域。（注：热拉尔·努瓦利埃尔：《什么是当代史？》，第132 页。）现在的国际关系史专家们更多的关注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的互动问题，即国内政治如何影响国际关系或国际环境如何影响国内政治（如罗贝尔·弗朗克对法国与欧洲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注：罗贝尔·弗朗克（Robert Frank ）：《衰落的困挠：法国在欧洲的地位》（La Hantisedu déclin:le rang de la France en Europe,1920—1960），Belin出版社，1994年。））等。
第二是政治文化史部分，其中最重要的为政治概念史（l'histoireconceptuelle du politique ）。 值得一提的有弗朗索瓦·孚雷 （Francois
Furet ）（注：孚雷的《思考法国大革命》（Penser
laRévolution francaise,Gallimard 出版社，1978 年）被认为是政治概念史的奠基之作。）、莫娜·奥佐夫（Mona Ozouf）、马赛尔·高赛（Marcel Gauchet）和帕特里斯·戈尼费（Patrice Gueniffey ）等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有对自由主义史的研究，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对托克维尔的研究。（注：弗朗索瓦丝·梅罗尼奥（Francoise Mélonio）：《托克维尔与法国人》（Tocqueville et les Francais），Aubier 出版社，1993年。）政治文化史方面还包括政治舆论史（报刊史、电视史、政治话语史等）和知识分子史。政治文化的繁荣改变了传统的文化史，与文化史的兴盛相辅相成。
第三是政治社会史部分。这里包括两部分专家的研究工作：一部分是以前的社会史学家，他们不赞成拉布鲁斯学派和旧年鉴学派的那种研究思路，但又觉孚雷所努力倡导的政治概念（思想）的研究也不能涵盖史学研究的全部，他们将社会史与政治史结合起来，如分析法国农民的政治化（注：参见吉尔·佩吉（Gilles Pécout）：《19世纪农民的政治化。对法国乡村政治史的思考》（La politisation des paysansau XIXe siècle.R éflexions sur l'histoire politique descampagnes francaises），载季刊《历史与乡村社会》（Histoire etsòciété rurales），1994年第2期。 其中比较全面地列出了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并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政治节日、政治象征物与国民意识和社会变迁的关系等等；另一部分是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进行类似的历史研究，他们和历史学家联合为此于1995年建立了“政治社会史”（ la
Socio - histoire
dupolitique ）协会。他们一致反对将国家和社会区分开来，认为将“政治的”和“社会的”问题分成两个领域来研究是50年代和60年代法国社会经济史的遗产，是应该摒弃的。他们的热点研究问题是政治选举的实践史和选举权的演变史等。
文化史的研究也是法国史学发展新的增长点。应该说，文化史研究的内容早已有之，但真正打出文化史的旗号，为文化史正名，却比政治史要晚得多。1997年，一些文化史方面的专家，仿效政治史的做法，由让－皮埃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主编，出版了一部论文集《维护文化史》。（注：让－皮埃尔·里乌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主编：《维护文化史》（Pour une histoire culturelle），Seuil 出版社，1997年。）主编此书的专家在1998年又推出了四卷本的《法国文化史》。由于“文化”这一概念的宽泛，所以文化史家们所研究的课题常常与政治和社会其他领域交叉渗透。政治文化史本来就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文化史家们一般还认为以前的“心态史”和现在取而代之的“表象史”也都是文化史的范畴。有意思的是为《维护文化史》贡献论文的一些专家中，许多也关心政治问题，如两位主编本人、阿居隆、科尔宾、普洛斯特等。阿居隆关于共和国象征玛丽亚娜的研究，既是政治概念史，又是文化史，也是社会史。所以文化史的繁荣与政治史的复兴是分不开的。
第三，从整体史和宏观研究为重转向微观史。年鉴学派史学提倡的是系统的和结构的研究，追求的是连贯和系列的研究方法，所以法国在五六十年代充斥历史学界的是宏观研究。意大利史学界在年鉴派大行其道时，由于受克罗奇（Benedetto Croce）史学思想的影响， 对通行世界新的史学潮流反应迟纯，70年代后期起，一批新的史学家脱颖而出，其中最杰出的有卡罗·金斯伯格（Carlo Ginzburg）、爱德瓦尔多·格兰迪（Edoardo Grendi）和吉奥瓦尼·莱维（Giovanni Levi ）等人。但他们不是简单地跟随法国和英美的史学家们，而是根据本国的国情（新史学家人数不多，但历史史料丰富）另辟蹊径，把社会史的研究转向历史个体的研究，研究具有指示性的“范例”，于是形成“微观史”学派。到80年代，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开始影响法国。同时法国一些史学家随着史学研究的深入，随着史学研究领域的细化，也开始关注个别具有代表性的地区和村庄的历史（比如1975年，勒鲁瓦拉杜里就写成十分畅销的村庄史《蒙坦尤》，这样法国的微观史学逐渐成为时髦。
法国的微观史集中在社会史领域，主要关注普通人的历史。通过个人与社会发生联系的方式的研究，更好地了解大社会。我们上面提及的阿兰·科宾的研究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对个体的研究，历史学家们往往采用一种“拟人法”（prosopographie）的方法，即让被历史遗忘的普通人复位，能开口说话。这种方法就是收集一群个人的生活信息（婚姻家庭状况、职业和各种不同的生活特征等等），然后构建成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集团的集体传记。其中典型的研究实例有让－吕克·皮诺尔关于里昂社会流动性的研究。 （注：让－吕克·皮诺尔（Jean- lucPinol）：《一个大城市的流动性和不变性：从19 世纪晚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里昂》（Mobilités et immobilisme d'une grande
ville:Lyon de la fin du XIXe siècle à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1989年里昂第二大学的国家博士论文。）他通过个人材料的收集分析，对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比较，得出社会流动的趋势，同时对个人职业变化的追踪，分析出职业流动的趋向。以同样的方法进行研究的典型实例还有克里斯托夫·夏尔勒（Christophe Charle ）对第三共和国初期精英人物的研究（注：克里斯托夫·夏尔勒：《1880至1900年的法国知识分子和精英人物》（Intellectuels etélites en France 1880—1900），巴黎第一大学国家博士论文，1986年。）。他选取了1093个人作为样本，通过调查，专门收集这些人与六个变量（人口、社会、文化、思想、财政和原动力）相对应的信息，通过计算机进行分析，将个人的信息汇集起来，对社会职业的划分和社会流动性作出更准确的结论。比如他将以前“自由职业”者中分离出了司法职业和医疗职业等。法国在这方面较为典型的研究还有阿尔莱特·法尔吉（Arlette Farge）对巴黎18世纪社会生活的微观考察，她从一些司法和警察的档安中整理出一些普通人的材料，把着眼点放在被人遗忘的一些社会成员以及家庭和职业群体上。（注：阿尔莱特·法尔吉：《脆弱的生活。18世纪巴黎的暴力、权力和团结》（La Vie fragile.Violence, pouvoirs
etsolidarités à Paris au XVIIIe siècle ），Hachette 出版社，1988年。）
第四、从对结构和系统的研究转向具体事件的研究，从问题研究转向注重对事物的叙述。与年鉴学派研究长时段，研究结构性，研究问题的主张相反，叙述性的历史重又时髦起来，其中出现了大量的传记和回忆录，传记中，仍以名人传记为主，如贝当（费洛撰写）、蓬皮杜（卢塞尔撰写）、戴高乐（拉古杜尔撰写）等。但也出现了群体的传记，如维诺克（Michel Winock）著的《知识分子的世纪》， 通过二十世纪一些著名知识分子的生平事迹，以及他们互相间的友谊和思想碰撞，构勒出二十世纪法国的知识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全貌，此书一度成为畅销书。历史学家们越来越注重主观的感受，以前为了强调研究的客观公正，而往往将历史学家本身的自我掩饰起来，而现在开始重视历史学家本身的主观感受，一个突出的证据是，历史学家开始写自己的历史，实际上就是自传，所以也称为“自我史”。1987年，由诺拉牵头，七位历史学家（其中有勒高夫、乔治·迪比、阿里埃斯等）集体撰写了《自我史论集》（Essais d'ego-histoire,Gallimard出版社）， 回顾自己的心历路程。同时历史事件也重新引起历史学们的兴趣，最有象征意义的是1993年《年鉴》杂志出版一个专号，主题就是“维希和占领”，给事件史以重要的地位。
从80年代起，法国的历史学逐渐失去了在社会科学中作为领头羊的地位，“史学危机”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在这种形势下，法国的历史学走向革新，出现了年鉴学派的“异化”。这种异化并不是向传统历史学的简单回归，而是更高层次上的复现，也许由此法国的史学能在悬崖边绝处逢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