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学论文,人类学论文,中国论文,学科论文,地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本文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经过长期封闭后，脱离了世界发展一般轨道，存在着学科地位不明确，不稳定、名称混乱，范围涵盖不清等问题。只有在正确思想指导下，实现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对口与接轨，才能克服障碍，获得新发展，为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做出贡献。
〔关键词〕 中国人类学 中国民族学 学科地位
1994年岁末，我收到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原系主任、现任讲座教授乔健博士来信并惠赠大作《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一篇。乔健先生在信中说，这篇文章是他1994年10月2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作人类学系讲座教授的就职演讲辞，并说：
我觉得这个题目需要所有关心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学者们认真注意与思考一番，所以决定把我讲辞的草稿分送同行中的前辈与友好。希望能引起一些抛砖引玉的功效。现在我恳切希望您能对我的讲辞提出批评与指正，同时更希望你能对与上述题目有关的问题，撰写专文在你所熟悉的刊物上发表，以便引发更多的讨论，集思广益，……
乔健先生学识渊博，待人诚恳热情。我知道他十分关心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去年七月我访港期间，就听他谈起曾组织过一个关于人类学与社会学在中国发展的研讨会，文集正在编辑出版中，并蒙他先期赠送了他与会的一篇题为《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的文章。原拟在我院学报发表以飨读者的，后因其他刊物先行发表了，只得作罢。他这次惠赠的大作，读后觉得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许多问题值得进一步商榷，经推荐，已在本院学报1995年第1期刊出。我们希望由此引起对问题的讨论，以期推动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乔健先生寄大作于我，希望我批评指正，并写文章，乃是谦词。我是学历史学出身的，对人类学并无深究。不过，读了乔健先生的文章，联想到我近年读的一些国内外人类学文章、著作，再联系到我1984年以来主持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工作，确也有点感想想写出来，算不了文章，姑且算作一篇“人类学札记”，以备研究，同时借以向中国人类学前辈讨教。
乔健先生的文章论中国人类学发展有四个困境四个前景。四个困境：一是“目前中国大陆学术界对人类学与民族学这两个名称的界定与涵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共识”，名称混乱，“不论人类学也好，民族学也好，都未能在国家教委核定的专业名单上获得明确的地位”，新学科的发展遇到不少阻碍；二是“意识形态对学术派别的干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派独尊”，“其他各派一律受到禁制”；①三是人类学遇到来自民间的尤其官方的“功利主义压力”；四是“现有人类学的方法不足以有效地研究中国社会”。四个前景，主要从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中绝无仅有的无比开阔壮丽的文化，是人类学者一直渴望来研究的地方；中国有世界上最长久而连贯不断的文字记载的历史，历史文献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仍能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人类学者能提供全面、客观、系统的解释；中国文化是非西方文化中的主支，可提炼其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观以充实甚至更新人类学，弥补其过去过分偏重反映西方文化认知方式、世界观与价值观的偏差与缺陷等方面加以分析，认为中国人类学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纵观全文，乔健先生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主要是从中国人类学发展中主观条件的缺陷与不足分析，同时也讲到了人类学本身方法不足；论中国人类发展的前景，则主要是从中国社会与文化具有人类学发展的客观条件来说的。因此，他的文章的重点是前半部分，即论“困境”部分。在这部分中，重点又在论前三个“困境”。而我则把这些问题看作是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相关的问题，围绕这个中心问题，拟从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目前的地位与处境、其背景和原因，将来的可能发展进行讨论。
若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地位，解放前这两门学科在中国都曾获得相当的发展。只是到5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当时的背景，才萎缩、停滞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民族学恢复了名誉，人类学研究也得到了发展。近年这两门学科在国家教委核定的专业名单中都有了一定的地位。例如国家教委1993年7月1日颁布的目前仍然有效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民族学、人类学同被列为二级学科归属在一级学科历史学内。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经批准设立民族学、人类学系或专业，民间编写或译介西方人类学著作，各级各类民族学、人类学会相继成立及召开研讨会，各种刊物也发表了不少专业性论文。因此，可以说，民族学、人类学在中国迎来了第二个春天。总体而论，发展的趋势是好的。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但是，不容置疑，中国人类学在发展中也遇到一些困惑。存在的问题比较集中地表现在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还不够明确和稳固上。关于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的不明确性，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一即是乔健先生所批评的民族学、人类学名称使用上的混乱。在中国既有民族学，又有人类学，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两门学科？学者们出于某些原因含糊其事，局外人更不易弄清楚。本来按现代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新水平，人类学与民族学已不是原来平起平坐，名称虽异、对象则一的学科，前者的泛围已经超出并包含了后者。而我们这里则似乎认为两门学科仍是相当的，可以互相指代的。有人甚至主张只能用“民族学”的名称，反对用“人类学”的名称，不但抱持偏见，并且显得无知。因此出现名称上的乱用、混用现象。比如在上报文件里用“民族学”的名称，而后面括孤注明“人类学”。二是乔健先生所说的中国大陆学术界目前对民族学、人类学名称的界定和涵盖范围并没有一个共识。我们学术界对这两个学科的认识仍多半停留在西方几十年前的水平上，大体上把它们看成是一门学科，这不但影响到人类学的地位，也影响到民族学的发展；三是学科分割，互相对立，缺少密切配合。人类学为了从总体上加深对人类及其创造的文化的认识了解，强调体质人类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及其分支学科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的密切合作，而我们由于受旧框框的影响，这些学科是相互独立的，甚至是对立的，相互间缺少密切配合。四是国家对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的核定处于不明确的状态，甚至是矛盾的、紊乱的。80年代，民族学在国家教委核定的专业名单中占有一定位置，归属法学，人类学则无位置；1990年，民族学在国家教委颁布的博士、硕士生学科专业目录中属二级学科，归属法学，而在1993年7月1日国家教委核准的普通高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又归属历史学；在同年同月同日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核准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则属于与历史学、法学并列的一级学科。尤其奇怪的是，在这分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文化人类学竟然成了民族学下属的二级分支学科。而在此以前，文化人类学又曾被划在历史学下。现在，在历史学下，已无文化人类学，它的位置被人类学占据了。就是说，在国外，一般认为广义人类学包括历史学，而我们则反过来，历史学包含人类学。众所周知，历史学只研究人类以往的历史，而人类学则不仅研究历史，还研究现状。不知道我们的学科分类及归属处理根据的是什么标准。大概凭借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奠基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说过的一句老话“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学。”②和恩格斯所说的“它（指人类学）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③在原苏联，过去就是根据马恩这些话而把民族学、人类学归于历史学的。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受原苏联科学分类模式的影响。
关于学科地位的不稳固，是与学科地位的不明确、人们对人类学、民族学的地位与作用了解不多有关系的。此外，就是乔健先生所指出的“功利主义的压力”。这说来令人生厌，但在目前经济大潮冲击下，民族文化素质未提高前，基础科学的被冷落，恐怕一时难以改变。
在明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目前的地位的不明确性和不稳固性以后，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说说这种状况已经和将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利影响。这种不利影响可以指出的有下列几方面：一是继续使我们的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维持在一种封闭的水平上，妨碍这两个学科尽可能快些与国际接轨，理解并借鉴国际人类学、民族学创造和积累的知识、理论和方法；二是妨碍大学里人类学系的建设和人才培养。目前在我国大学里，人类学系寥若星辰。有的大学想建立人类学系，由于学科地位不明确、毕业生难分配、学者对名称有不同看法等种种原因建立不起来，因而合格的人才难以培养出来。这个例子说明，学科名称对一个人怎样做学问确实也许不怎么重要，但对国家的一个学科建设来说，却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正应了“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行”的古话。三是妨碍我国人民正确认识人类各民族文化、尤其是东西方文化中共性（一般规律）、特质（特殊规律），影响民族素质的全面提高，而这是建设现代化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四是障碍民族政策的制订和贯彻，而这有可能对我国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事业，包括我国与世界各民族的交往产生消极影响。还可举出一些，但我以为主要是这几方面。
由此可见，克服障碍，进一步明确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采取正确途径发展中国人类学研究具有何等重要意义。
为了明确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今后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还必须先回过头来分析一下这两门学科目前在中国发展遇到困境的原因。所谓温故而知新，历史常常是前进道路的镜子。
乔健先生论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有一说，即所谓在中国，自蔡元培先生发表《说民族学》一文后，民族学取得了官方地位；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一派独尊”，“其他各派一律受到禁制”。我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中国人类学发展中遇到的困境，其成因十分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追根溯源，与人类学早期的不成熟、不完备性以及传入中国渠道有关系。众所周知，人类学、民族学之产生于19世纪中叶，及其名称的形成，与西方列强向外殖民扩张过程中扩大了人们知识范围，以及与殖民统治的需要有密切关系。殖民扩张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当时的欧洲人除了知道自己所在欧洲大陆及岛屿外，还知道了欧洲以外的世界；又由于殖民统治的需要，必须研究欧洲以外的民族，尤其是哪些素未为人所知的原始民族。于是人类学、民族学就应运而生了。开始时，在说英语的国家，学者们一般把研究非本土文化的称为社会人类学（在英国），或文化人类学（在美国），而把研究本土文化的称为民俗学或民间知识；在西欧大陆操法语、德语的国家，则把研究非本土文化的称为民族学，而把研究本土文化的称为“大众传统”(“Les traditions populaires”、“Tradizioni populari”)或民俗学。可见当初人类学、民族学虽然称呼不同，但性质是一样的，都含有某种民族歧视色彩和为殖民主义服务的色彩，而且当初这两门学科的主要任务都是研究原始民族的。但是一战二战以后，尤其是二战以后，由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纷纷摆脱西方统治而独立，加上西方社会在发展中遇到了许多新问题，于是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们逐渐走出传统领域，转入研究本土社会和文化，并取得了一系列新成果，形成了一些新的理论。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开始认为，虽然人类学研究的大部分内容与民族学一致，但人类学研究范畴要比民族学广泛得多。学者们普遍认为，人类学是概括人类研究的最恰当的学科。在此期间，有使用“民族学”术语传统的法国、德国，也改用“人类学”，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研究所，现也改用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④而中国民族学之所以取得官方地位，乃由于蔡元培的提倡与影响，而蔡氏早年留学德国，接受的正是西欧大陆民族学的传统。其次便是苏联的影响，而苏联承袭的也是欧洲大陆的传统，不过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改造而已。
因此，在我看来，在中国，若说民族学比人类学有更大的影响，根源首先在于与人类学、民族学传入的渠道有关，与马克思主义并无关系，因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革命的，发展的，能容纳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用知识的科学。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批判地吸收了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的基础上创立起来。当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穷尽人类一切知识。它只提供人们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并要求人们在实践中加以正确的运用，以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科学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与民族学，也不与人类学有矛盾和冲突。尽管恩格斯曾说过人类学“这个名词是拙劣的”，但他也说过人类学“是从人和人种的形态学和生理学过渡到历史的桥梁。这还要继续详细地研究和阐明。”并且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学取得的一切进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因此，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说，马克思主义没有错。亿万受压迫、受奴役的中国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引下推翻三座大山，要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没错。而且应当肯定，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在帮助全国各少数民族解放和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如果要说有错的话，错就错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拿得不够稳，在一段时期内思想僵化了。在国外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变化了的情况下，我们还守住老框框，自我割断了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联系，变得信息不灵，消息不通。甚至现在有些人思想还僵化得很。这种作法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倡导的学风是格格不入的。当然这种封闭状态的造成也是有客观原因的，这主要是西方列强对新中国的封锁。
现在让我们来探讨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未来发展的问题。首先，我并不认为西方人类学、民族学是十全十美的。但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学经过百余年不间断的发展，确实积累了许多经验，拓宽了范围，有许多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未曾涉足的。西方人类学者、民族学者提出的经过实践验证的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确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之处。尤其是近几十年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所普遍认定的关于“人类学是概括人类研究的恰当学科”这一观点值得引起我们重视。我认为这是西方人类学、民族学学者总结了人类社会近百年发展，尤其是最近数十年间随着科学、信息、交通、通讯迅速发展，研究人类与其创造的文化二者之间深刻关系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并不是随便说出来的。他们提出的人类学涵盖范围比较广泛的结论，以及将民族学作为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日本一位学者石英一郎说的一段话颇有代表性。他说：
文化人类学这一名称，今日在日本的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中间很为流行。人类学专家们也使用这一名称。如1951年日本学术会议中的人类学民族学联合委员会，经过正式讨论而发表的“人类学教学大纲”，就是把人种、民族、社会、文化等都包括在广义的人类学范围内，这个广义的人类学也正与文化人类学相当。
日本学术界之所以改用文化人类学来代替民族学，一方面由于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同时也由于学者们一般都认为文化人类学一名比起民族学来更适合于他们所要进行研究的对象。民族学的任务是要研究各民族的多种多样的基本文化，尤其是以研究“未开化民族”的、“自然民族”的文化为目标。文化人类学是由民族学发展而来，上述民族学所要研究的任务，也是文化人类学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之一。但是文化人类学此外还更要注意：在这些不同民族的多种多样文化差异的内部，还贯穿着人类的共通性，普遍性；所谓民族的差异，也要用多数民族共同使用的词汇作媒介，才能进行互相比较，文化人类学是根据当时的科学水准来总括研究人类的全部文化，它是研究全世界一切民族文化的科学。以前民族学所要研究的民族基本文化，在文化人类学中只是在研究开始时要作的一项，而不是这一学科的唯一目的，更不是它的最终目的。文化人类学的范围，比传统的民族学要广泛得多。⑤石英一郎这段话虽然是四十年前说的，当前情况又有了一些新变化，但仍不失为对民族学、人类学名词界定的一种较为全面的解说。
鉴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新发展，我以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要作出新贡献，与国际人类学、民族学之间实行对口和接轨是不可避免的。也只有实行对口和接轨，才能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克服目前国内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地位不明确，分类及归属混乱，以及学科内部派别矛盾、学科割裂的种种问题。有的学者已经提出建议，将现在的中国人类学学会、中国民族学会联合起来，建立“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我以为这是可行的重要一步。只要实现了这一步，就可以做许多工作。
克服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确立中国人类学的正确的学科地位，并不是否定民族学，更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盲目接受西方一切文化思想。为着发展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为中国各民族、同时也是为世界各民族的和平、发展事业作出贡献，我们必须防止和克服两种错误思想：一种是封闭的、保守的、盲目排外的思想，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作茧自缚，无异于自杀；一种是妄自非薄，主张盲目地吸收、搬用西方一切理论、概念，而不分好坏，不问是否适合我国国情，这同样只能把事情弄坏。但就目前情况而言，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闭的情况下，保守的、“左”的僵化思想仍然是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主要障碍。
最后，我认为乔健先生对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四个前景的论说很有见地。中国是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中国各族人民不但经历数千年历史变故仍维持团结统一局面，而且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推进祖国四个现代化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类学者、民族学者只要放宽胸怀，团结一致，遵循正确的道路，都能找到自己正确的位置，为自己喜爱的事业、同时也为共同的目标作出贡献。凭着我们的优势，在融汇世界人类创造的一切有用知识的基础上，把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具有中国特色人类学、民族学阶段。这是我们应该为世界人类学作出的贡献。
1995.4.23-26
收稿日期：1995年4月26日
注释：
①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发表时由于某些原因已删除。此处根据《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185期，95年1月1日。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北京。
③《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第567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北京。
④阮西湖《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1994年执委会会议简况》，《中国都市人类学会通讯》1994年第6期。
⑤石英一郎《文化人类学一词》，《民族学研究》第二十二卷3号，1957年8月。转引自王恩庆、李一夫《国外民族学概况》上册第12页，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印，一九八0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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