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列宁“最后的文章”中关于苏俄文化建设若干论断的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俄论文,论断论文,列宁论文,文化建设论文,文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5)01-0063-06 列宁在逝世前夕，相继口授了《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最后的文章”。在列宁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布哈林所作报告中把这些文章称作是列宁“作为自己最后的、最英明的、最有分量的话，作为自己最后的、最周密的指示而留下的那些思想的总和”①。在列宁“最后的文章”中，我们不难发现有一个关键词，那就是“文化”。列宁在病榻上的深邃思考中，就苏俄的文化建设问题提出了若干重要论断，阐述了极为丰富且深刻的重要思想。 一、“问题就在于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摆脱半亚洲式的不文明状态” 五篇文章中的第一篇《日记摘录》，就是列宁专门阐述苏俄文化建设问题的。由此可见文化建设在列宁晚年思考中的重要位置。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关于苏俄文化建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正确认识国情是进行文化建设的首要前提。列宁晚年把苏俄的文化落后视为苏俄特殊国情的关键性要素之一。十月革命后，随着苏俄工作重心的转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众所周知，旧俄国在沙皇政府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文化事业的发展异常落后。十月革命后，俄国的文化建设事业虽有大改观，但还远落后于西方，这不得不引起列宁晚年的忧思。列宁专门翻阅了1922年出版的根据1920年人口调查资料编成的《俄国识字状况》，对苏俄的国情有了新的认识。这个统计将俄国划分为欧俄、北高加索和西伯利亚三大区域，分别统计每1000名男子、妇女和总人口中的识字人数。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即便是在苏俄最发达的欧俄地区，每1000名居民中的识字人数在1920年也只有330人，而在西部西伯利亚地区，每1000名居民中的识字人数在1920年只有218人，将近80%的人是文盲。数据不能代表一切，但数据能清晰地向我们表明苏俄当时文化建设的缺憾。对此，他说：“当我们高谈无产阶级文化及其与资产阶级文化的关系时，事实提供的数据向我们表明，在我国就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状况也是很差的。”“这说明我们还要做多少非做不可的粗活，才能达到西欧一个普通文明国家的水平。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还要进行多么繁重的工作，才能在我国无产阶级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真正达到稍高的文化水平。”②意思是说，苏俄切不可高傲自满，与资产阶级的文化相比，自己的文化水平还是很低的。落后的现实要求苏俄必须从实际国情出发，从最基本的识字、读书等切实的工作入手来逐步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可见，列宁在这里深刻地认识到苏俄的文化水平与西欧普通文明国家相比的落后性，科学地预见到要想使苏俄的文化水平再上一个台阶还需要进行许多繁重的工作。 第二，文化建设需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革命前的俄国国内有73%的人都不会读和写，在非俄罗斯民族中，识字率仅为0.5%—1.5%。为此，在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专门成立了全俄扫盲特别委员会。鉴于苏俄文化的极端落后状况，列宁异常注重发展苏俄的教育事业。在他看来，要想提高广大群众最基本的“读和写”的能力，必须普及基本教育，这样才能逐步消除文盲，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但是，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持续大量的资金投入。在经历了三年国内战争之后的苏俄，各项建设事业仍处于百废待兴阶段，各种建设资金都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纵然如此，列宁仍依旧想尽各种办法来保证苏俄教育事业的资金投入。即使在苏俄粮食供应最为紧张的时期，列宁仍批示有关部门，要努力保证教育工作者的口粮，在和平建设时期，列宁更是如此。他在《日记摘录》中指出：“我们不应当光讲这个不容争辩的但过于理论化的道理。应当在最近修改我国季度预算的时候，实际着手干起来。……使我们的整个国家预算首先去满足初级国民教育的需要，这个工作我们还做得太少，做得还远远不够。”③可见，列宁把苏俄的教育事业置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何等重要的位置，并且强调为了改善苏俄在这方面的状况，情愿忍受重大的牺牲。 第三，文化建设需要提高教师地位和改善教师待遇。在旧俄国沙皇政府专制主义的统治下，教师待遇不好，社会地位不高，生活条件相当艰苦。苏维埃政权建立后，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而在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迫切需要更多的人才，因此，亟需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列宁认为，要发挥广大教师的重要作用，就必须提高教师的地位和改善教师的待遇。为此，他强调从提高国民教师的物质生活水平着手来大力提高教师的地位。列宁并且认为，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就在口授《日记摘录》时，列宁仍不忘改善教师的待遇。他说：“在今年这个粮食供应还比较不错的年份，不要再舍不得增加教师的面包配给额了。”④ 第四，文化建设要坚持城乡互助、共同建设的方针。旧俄国在封建沙皇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对立状态。列宁认为，在新型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就要使这种状况得到根本的改变。针对在城乡交往中出现的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不够等问题，列宁提出了四条建议：一是应当从建立城乡之间的交往开始，而不要急于提出诸如“共产主义”之类的远大目标，因为在苏俄现实条件不能达到的情况下，提出如此远大的目标有害而无益。二是在城市工厂工人中间结成不同形式以促进、发展和繁荣农村文化为宗旨的团体组织。列宁认为，要善于利用苏维埃政权让“城市工人真正成为在农村无产阶级中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人”⑤。三是通过尝试把城市中的党支部“分配”给农村中的党支部，以此来实现城乡互帮互助，共同提高文化水平的目的。四是对农村进行文化宣传的内容和开展的方式上，防止出现狭隘化和机械化。列宁强调：“在我们农村中奠定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之前，这样做对于共产主义可以说是有害的，可以说是致命的。”⑥列宁上述思想虽然隐藏在不经意的话语表达之中，但是意义却是非同寻常的。总之，在列宁看来，“如果使这个工作带有自觉性、计划性和系统性，这一切就可以加强起来(而且以后更会百倍地加强起来)”⑦。 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五篇文章中的第二篇《论合作社》，是列宁阐述通过发展合作社来建设社会主义思想的一篇经典文章。列宁在最后的理论思考中，总是面向未来、面向苏俄实际，试图全面性、整体性地推进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他在这篇专门论述农村经济发展问题的文章中，大篇幅谈论了苏俄的文化建设问题。研读整篇文章，不难发现，列宁两次口授的落脚点都在苏俄的文化建设事业上。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关于苏俄文化建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 第一，文化建设事业应当是苏俄的工作重心之一。俄国独特的历史发展顺序、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决定了俄国独特的历史发展矛盾。十月革命后，列宁关于苏俄工作重心的思想认识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不断深化之中。1918年春，苏维埃政权基本稳定后，列宁认为苏俄的工作重心应该由“夺取俄国”转移到“管理俄国”上去，必须抓住历史发展的机遇，加快发展苏俄的社会生产力。1920年底国内战争彻底结束后，他再一次阐述了加强经济建设对苏维埃政权以及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性，领导党和国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变，强调把经济建设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1922年3月，在列宁为俄共(布)十一大起草大会文件的批注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洞察出列宁当时的内心矛盾。他写道：“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基础的经济和政治手段足够了，缺少什么？缺少文化，缺少本领。”⑧“我们有足够的手段来取得新经济政策的胜利，包括政治的和经济的手段。问题‘仅仅’在于文化！”⑨在《论合作社》一文的结尾，他写道：“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⑩这一提法是列宁关于苏俄工作重心转移的最后提法，这一微妙的转变是对前两次思想转变的深化，是列宁把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提高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这决不意味着列宁只单独强调苏俄的文化建设，而忽视苏俄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 第二，文化建设可以更好地促进合作社的发展。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产物，合作社是一种以商业经营为主要业务的经济组织。旧俄国的合作社初创于19世纪60年代，到1917年初，俄国的合作社约有2.3万多个，社员近700万人。这种合作社不同于旧俄国农村实行共耕制的“农村公社”和“农业劳动组合”，它在当时是一种以商业经营为主要业务的经济组织。十月革命后，列宁认为利用这种合作社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很好的途径，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实现农民的利益，而且可以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因此，他一直非常重视利用、改造和发展这种合作社，认为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但是，在1921年以后，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引导农民积极加入合作社却成为一大难题。一是因为苏俄脱胎于旧的、封建落后的沙皇专制统治，其文化水平低下的状况短时间内难以根本扭转；二是因为广大农民在“战时共产主义”非常时期，饱受带有强制性和平均主义色彩的“合作社”之苦，这给农民内心深处造成了一定的伤害，使得农民对合作社，乃至对苏维埃政权都保持一定的警惕。因此，列宁说：“为了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的业务，并且不是消极地而是积极地参加，我们还需要完成在一个‘文明的’(首先是识字的)欧洲人看来并不很多的工作。”(11)同时，他还指出：“为了过渡到社会主义，目前我们并不需要任何其他特别聪明的办法。可是为要完成这一‘仅有’的事情，就需要一场变革，需要有全体人民群众在文化上提高的一整个阶段。”“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12)意思是说，广大农民只有提高了自己的文化水平，才能懂得合作社的好处，才能正确认识并积极地而不是消极地参加合作社，但这需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 第三，实现文化革命是建成社会主义国家的必要历史准备。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了制度的变迁后，无疑要经历文化的变革或革命这一阶段。因此，在苏俄取得了政治革命胜利后，实现文化革命就逐渐提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程。列宁用极其简明的话语向我们表明了文化革命与建成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那就是：“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13)他还指出，这个文化革命既包括精神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意思是说，不实现文化革命，苏俄就不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说，没有摆脱愚昧、贫穷、落后，苏俄只能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加强了文化建设，实现了文化革命，苏俄才能成为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这里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科学地揭示了东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趋势，即社会主义的真谛不仅仅在于建立一种新型的社会关系，而且意味着要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新型文明，社会主义不能仅仅停留在政治革命、经济制度建设上，它还需要有深入人心、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新型文明。 三、“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 五篇文章中的第三篇《论我国革命》，是列宁针对孟什维克理论家尼·苏汉诺夫在《革命札记》中否定俄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文明前提的论调而写下的著名评论。在这篇驳斥的文章中，列宁依旧不忘谈及苏俄的文化建设问题。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关于苏俄文化建设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内容。第一，革命是东方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所需文化水平的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条式的理解是从根本上否定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走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道路的思想根源。而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采取怀疑立场的理论家们一再宣称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盲目冲动的行动，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如：普列汉诺夫1917年10月28日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就写到，由于种种事变，克伦斯基的联合政府已经垮台，政权转移到了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手中。但是，他直言不讳地说道：“这些事变使我痛心。”原因是：“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14)针对这种教条式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人，列宁批判道：“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15)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充满了革命的辩证法，即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式和顺序上完全可以存在特殊性，而俄国恰恰就是这个特殊性的表现。意思是说，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革命只有在发达的国家里才能进行，进而开始社会主义建设，但是俄国却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即先进行政治和社会的变革，然后在这个政权领导下进行文化建设。同时，“正是为了在苏俄这个落后的东方国家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列宁将文化革命提到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高度”(16)。列宁科学的理论分析深刻地向我们表明，那些否认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可以先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种种论点，都是从“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的。 第二，创造新型文明是建立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早在十月革命时期，围绕着俄国是否应当进行革命就展开过激烈的争论。第二国际代表人物和国内孟什维克的代表人物坚持认为，为了建立社会主义需要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发展，需要高度发达的文明前提，而俄国根本不具备进行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文化条件。最为典型的当属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在考茨基眼中，俄国的革命就像一个早产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普列汉诺夫也坚决反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革命。他声称：“俄国历史还没有磨好将来要用它烤成社会主义馅饼的那种面粉。”(17)即使在十月革命后，政权已经转移到了苏维埃手中，这些理论家们也时刻不忘提出种种质疑和责难。他们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对此，列宁批驳地反问道：“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8)意思是说，俄国完全可以先用革命的办法先取得进行建立社会主义需要的前提，然后在俄共(布)的领导下，在苏维埃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建设先进文化，并且最终建成社会主义。与敌人说的恰恰相反，列宁一直认为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题中应有之义。他曾明确地说过：“在解决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的任务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已是另一类任务，即可称为‘小事情’的文化任务。”(19)意思是说，苏俄在实现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后，必须在经济和文化上进行必要的变革，以适应苏俄的政治变革和社会变革。列宁精辟的理论阐释深刻地表明，新型的苏维埃政权完全可以成为建设文明国家的前提，并在此前提下使自己的文化水平赶超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且最终建成社会主义。 四、“我们的国家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是旧事物的残余，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 五篇文章中的最后两篇《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宁肯少些，但要好些》是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列宁的这两篇文章探讨的共同主题是苏俄国家机关改革问题。列宁就此问题在“最后的文章和书信”中提出了种种建议和设想，以探寻东方落后国家国家机关建设的特殊道路和规律，从而使苏俄的国家机关能够真正地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在这两篇文章中，也包含着列宁大量关于加强苏俄文化建设的思想。 第一，改善苏俄的国家机关需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后，政权转移到了代表着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苏维埃手中。但是，苏维埃的国家机关建立后一时仍难以与旧文化彻底割裂，在苏俄国家机关之中仍存在着官僚主义、贪污受贿等不良作风。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分析苏俄国家机关的现实状况时指出：“我们国家机关的情况……这些缺点根源于过去，过去的东西虽已被打翻，但还没有被消灭，没有退到早已成为陈迹的旧文化的阶段去。我在这里提出的正是文化问题，因为在这种事情上，只有那些已经深入文化、深入日常生活和成为习惯的东西，才能算做已达到的成就。”(20)对此，列宁曾明确指出：“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是任何军事胜利和政治改革都无法治好的毛病。……只有用提高文化的办法才能治好。”(21)意思是说，只有通过提高文化，才能将弥漫在苏俄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等毛病彻底根治。列宁在晚年的思考中明确提出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当前进程中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主要任务，第一个任务就是改造苏俄的国家机关。因为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苏俄的国家机关“仅仅在表面上稍微粉饰了一下，而从其他方面来看，仍然是一些最典型的旧式国家机关”(22)。意思是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旧式的国家机关，需要经过文化水平的提升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因此，列宁强调要彻底改善苏俄的国家机关，就必须要大力加强苏俄的文化建设。 第二，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必须提高自身的文化修养。国内战争结束后，苏俄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但是在新型苏维埃的国家机关中却不断滋生和到处弥漫着只有在旧社会才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拖拉、贪腐等现象。列宁认识到这些现象虽根源于过去，但却影响着现在，问题在于苏俄文化建设的缺憾。当时的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首“开会迷”的诗，就辛辣地讽刺了苏俄国家机关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文牍主义。列宁认为，这在政治方面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在《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中提出：只有两种人可以用来建设苏俄的国家机关，一种是踏踏实实为社会主义奋斗的广大工人。但是，“这些人受的教育是不够的。他们倒是想给我们建立优秀的机关。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做。他们无法办到。他们直到现在还没有具备建立这种机关所必需的文化修养。”(23)二是接受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俄国和其他国家相比较来说，却是少得可怜。意思是说，苏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还没有具备真正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在他们的身上还带有许多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苏俄的国家机关要想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通过学习来提高其工作人员的文化水平，逐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所必需的文化修养，进而彻底革新苏俄的国家机关。因此，列宁强调苏俄国家机关的公职人员要认真学习关于国家机关的管理科学、办文制度等相关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但学习决不能只限于学院式或学校式的学习，而是要全面地学习。 第三，在文化建设问题上，急躁冒进是最有害的。十月革命后，随着苏俄民众文化意识的觉醒，广大民众对文化知识的渴望越来越凸显。而就在这时，成立于十月革命前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他们不但在国内各地建立有自己的组织，而且还建立了自己的文化宫以及刊物，如《无产者文化》、《未来》等。他们的核心观念就是否定以往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创造的所有文化，认为应当把奴隶主、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所有文化科学作为一堆废物抛弃掉，主张“破坏博物馆”、“砸烂艺术的花朵”，企图通过实验室来臆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对这种激进的空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在“最后的文章”中，列宁坚持认为，苏俄在建设社会主义之初，能够有资产阶级的文化就够了，而不必过多地奢谈“无产阶级”文化。众所周知，苏俄文化的落后性根源于沙皇俄国的旧制度，即便是在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在内忧外患的几年中，要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速度，也是不切合实际的。早在1921年10月，列宁就在有关会议上指出：“文化任务的完成不可能像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那样迅速。……在文化方面，要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从问题的性质看，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24)在列宁看来，文化落后虽然对于苏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愈益凸显，但是文化建设绝不能犯“急躁病”，这是由文化的性质决定的。因此，必须从苏俄的实际国情出发，从发展教育和扫除文盲开始。 概而言之，列宁在他晚年的最后思考中，提出了许多至今都闪烁着理论光芒的经典论断，这其中就包括关于苏俄文化建设的若干论断。这些理论思考决不是一些孤立的零碎东西，而是构成一个大的整体，在今天看来也未必过时。它无疑会对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 ①《布哈林文选》中册，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338页。 ②③④⑤⑥⑦(11)(12)(13)(15)(18)(19)(20)(21)(22)(23)(24)《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344页，第344—345页，第344页，第346页，第346页，第347页，第354页，第351页，第351页，第355页，第357页，第359页，第262页，第366—367页，第265页，第361页，第367页，第268页。 ⑧⑨《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99页，第403页。 (14)《普列汉诺夫文选》，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43页。 ⑩(11)《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99页，第403页。 (16)俞敏、李小珊，《列宁后期重要著作与理论创新》，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0页。 (17)[俄]格·瓦·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207页。 (21)《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508页。标签：苏维埃论文; 列宁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列宁全集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