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删节”不宜忽，得失寸心知——由《核舟记》一文的删节看教材编选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一文论文,心知论文,教材论文,核舟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被清代人张潮收入《虞初新志》的《核舟记》，是一篇出色的状物杂记，全文观察细致，描写具体，行文畅达，层次清楚，生动地记述了核舟巧夺天工的状貌，赞美了雕刻艺人的高超技艺，很为后人推崇。大凡读过《核舟记》的人，无不为中国古代精美绝伦的工艺所折服，无不为作者富有情趣、充满想象的语言所感染。但长期以来，人教版教材在选编此文时，一直省略“盖简桃核修狭者为之”和“嘻，技亦灵怪矣哉”中间的一段内容：
魏子详瞩既毕，诧曰：嘻！ 技亦灵怪矣哉！ 庄列所载，称惊犹鬼神者良多，然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糜了然者。假有人焉，举我言以复于我，亦必疑其诳，乃今亲睹之。繇斯以观，棘刺之端，未必不可为母猴也。
译文：我仔细地端详核舟完毕后，惊奇地说：啊！技艺也真是灵巧奇妙了！庄周、列子（在他们的著作里）所记载的，称得上惊奇如同鬼斧神工的器物也有很多，然而又有谁在长不到一寸的材质上运用他的刻刀（削刻出形象），而极小的细节也能刻得清楚明了的呢。假如有一个人，拿我以上所说的（即整篇核舟记）来回答我（即关于“谁有游削于不寸之质，而须麋了然者”的疑问，而我又没有亲眼看见过的话），我肯定怀疑他在说假话。到今天我终于亲眼看见了这样精巧的东西（所以我终于相信有这种精巧的技艺存在）。由此看来，荆棘的末端的尖刺，未必不可以刻一个母猴啊。
据说编者如此删节的理由，可能是因为核舟工艺绝技已经失传，桃核艺术精品早已湮没，教材无法向学生展示核舟实物图片，为避免自相矛盾，故将此段删去。如是说法，恐很难站得住脚，因为现在桃核舟早已重现人间（按：新华社1994年3月16日北京电《镇海发现罕见的明微雕桃核舟》，载《宁波日报》1994.3.17①），到底是何原因删节，在此不作讨论。但这样删节的效果，笔者认为不好。
首先，删节部分篇幅不长，即使人选也不会给学生增加多大的阅读负担。相反，倒可以使课文文气畅达，前后连贯，让学生真正感悟核舟艺人的高超技艺。以笔者的教学实践为例，笔者在讲到最后一句“嘻，技亦灵怪矣哉”时说，古人称鬼神曰“灵”，称妖物曰“怪”，文章用“灵怪”二字赞扬王叔远的奇技，意思是说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奇技，简直不是世人所能具有的，只有鬼神妖物才能办得到。对这样的解说，大部分学生感到突兀，不能真正理解作者为什么忽然来这一句抒情和议论。因为在学生看来，王叔远的技艺固然“奇巧”，但还不至于与“鬼神妖物”相媲美，更不能领会核舟雕刻艺术已至“鬼斧神工”之境界。鉴于此，笔者及时补充了删节内容，引导学生理解删节部分的含义，最终明确作者在抒情议论中运用对比手法（将王叔远的核雕艺术与庄子、列子笔下的奇人奇技相对比），称赞王叔远雕刻核舟手法熟练，技术神妙，前无古人，就算《庄子·徐无鬼》中“运斤成风”的匠石也望尘莫及；通过现身说法，强调如无实物佐证，连本人也难以置信的真实心理，以此说明核舟工艺成就惊人；最后一句运用先秦典故，典故的大意是说有一个狡猾的工匠欺骗齐王，说他技艺极好，可以在荆棘刺上刻一个母猴。后来有人告诉齐王这一定是假的，因为工匠的刻刀比荆棘刺还大，一定没法刻。作者反其意而用之，强调了王叔远雕刻技艺之高明。在此基础上，作者深情感叹：“嘻！技亦灵怪矣哉！”至此，记叙、描写、说明、抒情、议论浑然一体，水到渠成。如此行文，文气畅达，反复咏叹，毫无矫情，实是作者由衷赞叹之心声，易于学生理解感悟。
其次，这样删节忽视了“记”的文体特征。“记”是古代常见的一种文体。它主要是记载事物，并通过记事、记物、写景、记人来抒发作者的感情或见解，即景抒情，托物言志。作为一种文体，“记”在六朝获得文体生命，唐代进入文苑，宋代其内容得到拓展，形式更加稳固。明清时主体性色彩更加浓厚，逐渐成熟稳固。由此可见，抒发情感或发表见解应是“记”文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现行中学语文课本中，以“记”为题的文言文为数不少。这类文章中，大多数是游记，还有些叙事性散文或者“杂记”。但不管是“游记”还是“杂记”，它们都有一共同点，就是以记叙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作为基本表达方式，以叙事、写景、状物的成分为主，而以抒发作者的情操和抱负，或阐述作者对某些问题的观点为目的，多采用“卒章显志”的表现方式。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文章先略述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一事，交代作记缘起，然后着力描写“迁客骚人”登楼时两种不同的“览物之情”，最后表达作者有如“古仁人”的阔大情怀和政治抱负。而另一些则是寓情理于事、景、物之中，主要用的是“融情于景”“融情于物”的写法。《核舟记》中核舟这一“奇巧”的工艺品所塑造的每个形象，得益于作者能依托核舟这一事物进行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再结合合于情理的逻辑思维，使核舟上的事理逻辑与作者的语言逻辑完美统一，如实生动地再现了苏、黄、佛印及舟子共五人各不相同的身份、志趣爱好、各为所事及细微动作，使他们各自的形象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读者面前，如写鲁直“若有所语”，佛印的神情“与苏黄不属”，舟子中的“居右者”“若啸呼状”，“居左者”“若听茶声然”，所刻之字“细若纹足，钩画了了”。这些语句不仅使核舟上的人物在读者面前形象鲜明，而且使核舟上的事物在读者面前具体生动，核舟上苏东坡《赤壁赋》的主题和意境也自然领会在读者心中。所有这些，与其说是对核舟人、事的说明，不如说是饱含作者深情的生动描写。在此基础上，作者在结尾发出由衷的赞叹，即物抒情，寄托了特定时代士人的独特心态和生活情趣，抒发对创作者精巧的构思和大胆创新的由衷赞美，写作技艺实在奇妙高超。假如作者仅是作些客观的描绘，而不注入自己的思想感情，那么文章至多只能是一篇呆板平实的说明词，而决不会像现在所写的那么感人，启人想象。
那么，编者为什么要删节作者的“抒情议论”的文字呢？我们可以从教参中发现一点信息：本文原作在介绍完核舟之后，还有一段议论，课文删去它的绝大部分，只保留了最后一句，即“嘻，技亦灵怪矣哉”。因此，现在看来，它跟我们常见的说明文可算是很相似了。（人教版教参八年级上册《核舟记》课文研讨）由此可知，编者是想把文本删节成一篇“说明文”让老师进行教学。但笔者认为，这恰是严重忽视了“记”这一古代文体的特征。作为教学资源的存在，文本的文体特征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如何确定文章的教学内容即“教什么”的问题，是诸多问题中最需要明辨的。从教学实践看，笔者一直对核舟记作为说明文体编排“耿耿于怀”，因为纵观本单元文言篇目不难发现，有的反映了我国古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桃花源记》《大道之行也》），有的谈到知识分子处世立身的态度（《陋室铭》和《爱莲说》），有的表达了志存高远、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杜甫诗三首》），可见本单元的文言作品，均侧重于抒情或议论，鲜明地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而作为其中的一篇传统篇日《核舟记》如果定位成说明文，则显得不伦不类，难以“合群”。
作为状物杂记的名篇《核舟记》，它既表现出一个时代民间雕刻艺术的精妙绝伦，同时借助描绘核舟上一代文豪的闲情逸趣、古代船工的生活习性和纯朴的热情，表现出作者作为文人雅士的诗情画意。《核舟记》从对核舟这一“奇巧”雕刻的事物解说上说是一篇小品说明文；从对人物进行生动而形象的语言描绘来说，它因极强的文学性又不失为一篇精美的“杂记”散文。
最后，作为教材的编写者，对入选文章进行必要的删节是不可避免的。但对文本的删节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不得破坏原著故事情节的连贯性，不得损害原著人物形象的完整性，更不得浅化原著丰富蕴藉的思想内涵。
笔者认为，这种删节是对张潮所编《虞初新志》意蕴的破坏。张潮编选《虞初新志》的一个显著特色是，他不仅通过序跋凡例，昭示自己的选材要求、艺术标准和审美感受，而且借助篇末批语，随时宣讲自己的人生态度、文学主张、小说观念，即所谓“触目赏心，漫附数言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馀”（《虞初新志自序》）。通过序跋凡例和篇末批语的阐发揄扬，使出自众手的各篇在风采各异的同时也具有大致相同的共性，使全书有很强的整体感，显示出编选者的总体构思、内容取舍和美学好恶。
《虞初新志》选材原则是“表彰轶事，传布奇文”，写豪侠、写异士、写小民，以“奇”作为他们的共同点。张潮的篇末评语一再对此加以强调，如：“叙次生动，觉人奇情跃然纸上。”（《徐霞客传跋》）“古今盲而能文者，自左卜以下，推吾家张籍，今得此公，亦不寂寞矣。然诸人仅工诗文，而此公复能书，则尤奇也。”（《盛此公传跋》）“吾乡有此异人，大是为新安生色，而文之夭矫奇恣，尤堪与汪十四相副也。”（《汪十四传跋》）
为了突出其猎“奇”的思想，抒发其愤懑，张潮强调以“核”来增强感情的真挚。《虞初新志自序》提出“事奇而核”。“核”即真实，多指事物的实际存在性并兼有按照事物本来面目予以反映的意思：“诚所谓古有而今不必无，竟为事之所有者。”愈“奇”之事，愈需要“核”之理，“读之令人无端而喜，无端而愕，无端而欲歌欲泣”。《核舟记》中作者凭借与雕刻艺人有交往，“尝贻余核舟一”，来增强所记之事的真实性。作者凭借雕品的艺术魅力和结尾的抒情议论下了断言：核舟将流芳百世，并一直为后人所叹绝——“技亦灵怪矣哉”。我们因此认定作者在叹赏艺人水平高超的同时，也获知了作者自道不无得意的内心话，这是全文首段与末段合作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因此，结尾的抒情议论恰是文本深厚意蕴之所在，也是解读文本核心价值的关键所在。删之，实是对原著编辑意图、文化意蕴的漠视和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