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初期的政学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学系论文,初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2)05-0078-07
自1945年8月日本投降至次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当时中国的执政党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为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主张以政治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策划和参与了国共重庆谈判、停战谈判达成协议、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重大事件。这顺应了战后初期中国人民求安定、反内战、和平建国的要求。然而由于资料所限或其他原因，对于战后初期政学系如何以务实的态度，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如何推动国民政府同中共签订停战协议，为召开全国各党派会议共商国是扫清障碍；如何在政协召开期间妥协让步，促成了有利于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五项决议的通过；以及如何屈服于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压力，从以政治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等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却很少论及。本文拟对上述问题作一探讨。
一
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战后不仅面临着如何恢复重建的工作，而且面临着怎样对待国内另一最强大的政治力量——共产党的问题。特别是在考虑后一个问题上，也就是说，究竟是采用内战方式还是实施和平方式，国民党内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路。
国民党内顽固派主张对中共采取军事解决的办法。而政学系在这个问题上，可说是处心积虑。王云五在听到日本投降消息的当晚，高兴之余，竟辗转不能成寐。他思前想后，认为“对内问题，在抗战之初，（国共）双方放弃旧嫌，携手合作，对于薄弱之国势，增进不少。其后渐渐分离，终以大敌当前，不便公然破坏。一二年来，中间人士，力图斡旋，迄未奏效。胜利以后，使双方能如抗战初期之团结，则蔚为大邦，人民自今以后可进于康乐之境。设不幸因大敌已去，分裂情形转趋恶化，甚至恢复战前之内战，则八年饱受战祸之国民，固何以堪，甚至不易争取之五强地位，亦将一落千丈。是则今后之争取国内和平实为我辈中间人士之最大责任”[1](p.344)。王云五显然意识到，中国抗战胜利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而取得的，并意识到只有一个统一团结的中国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而他担心战后国共关系恶化，战端重启，必须为争取国内和平而努力。
日本宣布投降时，王世杰正在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王自抗战后期受命代表国民党与中共谈判以来，被认为是国民党内在国共关系问题上的“温和派”。抗战胜利前夕，他曾说过：“一旦抗战胜利，我们必须和平统一，不能让子孙再为内战而流血。”[2](p.41)他把中苏条约的签订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有利时机，希望由此实现国内统一和平。在中苏条约签字的前一天，王世杰致电蒋介石说，就国民党方面的利害而言，“此次缔约，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为今后统一及建国所必需”[3](p.1775)。政学系其他成员吴鼎昌、张群等，和王云五、王世杰一样，也都积极主张与中共和谈。
尽管国民党内主政的政学系主张战后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但国民党的体制决定了这个问题最终要由蒋介石来定夺。不过，政学系成员多与蒋介石有较深的个人关系，又被蒋介石所信任和依赖，他们的主张很容易影响到蒋的决策。战后蒋介石认为无论是用政治还是军事方式都可以解决中共问题，但从总体上看，近期内国民党军事准备不足，蒋不能不考虑全国人民要求和平建国的共同愿望和强烈呼声，也不能不重视国内外舆论反对国共内战的一致倾向。此外，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使蒋介石存在着某种幻想，企图通过条约对中共施加压力，通过谈判迫使中共妥协，用政治方法削弱或彻底瓦解中共，争取不战而胜。因此，当吴鼎昌建议蒋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他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后，吴鼎昌于8月14日、20日和23日先后起草了三份电稿，以蒋介石的名义向延安发出邀请电。与此同时，政学系开展活动，力促国共重庆谈判成功。21日，张群、王世杰联合国民党内主和的一派人，设宴招待各界人士，希望借此沟通感情，得到支持。22日，政学系的喉舌《大公报》发表社论说，希望通过国共重庆谈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并“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行，以定国家之大计”。从舆论上敦促国共重庆谈判的早日实现。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邀请电，每电皆复，经过反复斟酌研究，接受了蒋介石的邀请。政学系为蒋介石策划的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和张治中被蒋指定为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
国共重庆谈判自8月29日开始。由于双方立场距离太大，特别是在军队问题、解放区问题、政治问题和国民大会问题上，双方各自所提条件与对方的期望相距甚远，这就使得谈判桌上必定是唇枪舌战，甚至僵持中断。以政学系为骨干的国方谈判代表，一方面要按照蒋介石定下的调子对中共提出的方案竭力反对；另一方面，当谈判遭受挫折时，他们又力图打开僵局，维系谈判。中共代表王若飞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曾说，参加谈判的“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其中最肯想问题的是王世杰；邵力子愿意解决问题，但怕负责任；张治中坦白直爽，连CC派指责张群‘联共坍党’的事情也讲了出来。”[4](p.418-419)这番话表明政学系愿意同中共谈判，而政学系参与策划的国共重庆谈判受到了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强烈反对。
国共双方经过43天的认真商谈，虽然在军队改编和解放区政权问题上始终未能获得一致意见，但在其他问题上，如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10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史称《双十协定》。至此，政学系参与策划并参加的国共重庆谈判落下了帷幕。
其实，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的反共立场是一致的，只是在具体做法上略有分歧。政学系主张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就像当时《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所说的那样：“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手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5](p.419)
政学系策划和参与国共重庆谈判，其目的在于以谈判的方式迫使中共就范，从而维持国民党的执政地位；但无论其动机如何，重庆谈判却使国民党蒋介石被迫“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6](p.1064)。
二
10月20日，国共双方在重庆开始新一轮商谈，解决《双十协定》未能解决的问题。参加谈判的代表，中共方面仍是周恩来和王若飞，国民党方面因张治中到新疆解决“伊宁事件”，只剩下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三人。国共双方首先商谈政治协商会议问题。会谈比较顺利，双方在政协代表名额的分配上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在会期问题上意见不一。国民党为了通过政协确定国民大会日期，通过召开国大确定其一党专政的合法性，提出11月1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对此，中共代表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并根据当时国共冲突形势，作为政协会议召开的先决条件，提出先解决停止进兵、恢复交通、确定受降区及承认解放区等问题。
战抗胜利后，国民党企图垄断受降权，抢占抗战胜利果实，遭到中共及其所领导的武装力量的坚决抵制和反抗，双方在一些地区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视其为一纸空文，于13日下达“剿匪”密令，命令国民党将领遵照其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5](p.313)。于是，70万国民党军队立即沿同蒲、正太、平绥、平汉、津浦铁路大举进攻解放区，企图割裂华北解放区，抢占北平、天津，进而夺取华北。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中共军队沿铁路线进行了有力的打击和阻击。国共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有升级为内战的危险和趋势。这便是中共提出上述召开政协会议之先决条件的缘由。
但中共所提召开政协会议的先决条件，都是蒋介石所难以接受的。这使代表国方的两位政学系成员颇觉为难。他们既要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尽量压迫中共就范，又希望谈判顺利进行，尽早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一轮谈判中，政学系自始至终都处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之中。
从10月21日到30日，国共连续举行了五次会谈，就国民党进军和恢复交通问题进行讨论。国民党坚持恢复铁路交通，中共军队撤至铁路线以外，早日召开军事小组会议，解决中共军队整编及驻地问题。中共则主张为坚决避免内战、迅速恢复交通起见，应停止进兵、进攻、进占；停止利用敌伪；在八条铁路线上（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北段、津浦、陇海东段、胶济、北宁西段）双方均不驻兵；国民党如向平、津、青岛运兵，须经过协商；军事小组在上述问题之原则决定后，方可拟出具体办法；如不能事先取得协议，可以先召开政协会议，但召开时须先解决避免内战，恢复交通问题。[7](p.455)双方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谈判陷于停顿。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战场上的军事进攻频频受挫。平汉线上，沿平汉路北进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解放军的策划下，在邯郸的马头镇率部起义；沿平汉路东公路北进的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所部，在向南突围中全部被歼。平汉战役国民党之失败，打破了国民党打通平汉路，继而控制华北、北进东北的计划。平绥路上，沿路东进的傅作义第十二战区部队受到聂荣臻和贺龙指挥的中共军队的打击，所占平绥路上的重镇集宁各点，先后被中共军队攻占，被迫退守归绥、包头。国民党在华北军事上接连受到中共军队的重创，极为被动。
谈判陷于停顿，军事上受到重创，张群和王世杰颇为不安，认为“形势之严重实属空前”。10月31日，即在中共军队兵临归绥城下威胁傅作义所部时，王世杰偕张群见蒋介石，提议“与中共订立一个暂时避免冲突的办法”，并陈述理由说：“盖内战一发，势将不可遏止，中共或可借此机会，倚苏联为暗援，夺占热察绥甚或东北三省，而自成一国”[8](p.204)。此后由于国内形势所迫，政学系更加坚定了用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决心。
军事上的胜败，是蒋介石观察政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如前所述，这一轮谈判期间，国民党在华北的军事屡遭失利，再加上政学系成员为主张停止军事冲突同蒋进行个人之间的沟通，使蒋介石表面上仍摆出希望谈判获得成果的姿态。因此，当国内中间派要求国共双方应即分别明令前方部队停止前进、停止武力冲突、早日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呼声日高之际，当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为“调停国共争端”来华进行斡旋时，国共恢复了已经中断一个月的谈判。双方经过认真商谈，于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其要点为：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恢复一切交通，国共两党各派出代表1人，会同马歇尔迅即商定实施办法等。[9](p.348)
接着，国共双方代表张群、周恩来会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就有关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等问题，讨论具体解决办法。讨论中，双方争执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关于东北问题。张群以东北属于主权接收和履行中苏条约为由，坚持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调动作为例外。马歇尔出于对苏联控制东北的戒心，支持国民党的立场。二是关于热河、察哈尔两省的重要城市赤峰、多伦的接收问题。当时国民党正大举进攻热河中共占领区，并在军事上占有优势地位。因此蒋介石指示张群，提出由国民党接收赤峰、多伦两城。对于前者，中共考虑到东北问题的特殊性，同意作出让步。对于后者，周恩来坚持这两座城市早已被中共解放，断然拒绝由国民党接收。停战谈判中出现了中共要求无条件停战、国民党坚持有条件停战的分歧。
在政学系的直接参与下，国民党在赤峰、多伦问题上妥协让步，停战谈判的最后障碍清除了。1月10日，张群和周恩来分别代表国共双方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同日，蒋介石、毛泽东分别对各自所属部队下达了停战命令。抗战胜利后持续了近四个月的国共武装冲突暂时停息了下来，国内的和平局面得以实现。和平的实现，为政协会议的召开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三
就在停战协定签字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在重庆开幕。与会各方经过22天的努力协商，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和宪法草案五项决议案。政协五项决议的达成，是与会各方，特别是国共双方互商互让的结果。从国民党方面看，由主张与中共和谈的政学系成员吴铁城、张群、王世杰、王云五、钱永铭以及孙科、邵力子等分别代表国民党和无党派人士参加会议，他们通过和蒋介石的个人沟通，作了一些让步，从而保证了决议的通过。这主要表现在下列一些问题上：
1.政府改组问题。这实质上是要不要彻底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问题。1月14日下午，王世杰代表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并作了说明。国民党主张：国民政府委员比原有名额增加1/3，即由36名增至48名，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党外人士担任；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政治最高指导机关，权力限于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和主席交议事项，但没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政府主席遇有紧急情形时，有紧急处置权，但事后应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行政院设置若干政务委员，得兼任各部会长官。王世杰并特别强调“国民党是立于领导地位的大党”，如国府委员中国民党委员的名额“不具某特定程度多数，国民党便不能履行领导的责任”。[10]
据说这个方案由王世杰草拟。[11](p.17)王提出这样的主张，是有来由的。上年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除了表示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和攻击中共领导的武装部队外，同时为了保持其在中国的战略利益，宣称“美国深知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并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的话，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因此，美国竭力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有公平与有效的代表权。”[12](p.352)此外，12月23日蒋介石在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参加政协会议，调处中国内部冲突的马歇尔也已抵达重庆的情况下，召集国民党高级干部研讨对内对外形势，决定“对共方针”：“若准其成立地方政权，不如准其参加中央政府。只要共军受编与恢复交通，则其政治上之要求，决尽量容纳也。”[13](p.32)这个方针，虽然仍是要取消中共的政权和军队，但也表示扩大国民政府，以和平代替战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王世杰的方案既提到政府必须改组，以容纳党外人士。同时，他为维护国民党的法统，把“改组政府”变成“扩大政府”，企图用“请客”方式装潢门面，继续坚持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民盟代表罗隆基等，都对国民党的方案提出了重要的修改意见。他们主张可以改组或扩大国府委员会，但它必须成为最高国务机关，不但有决策权，而且有任免政府各主管官员的权力，必须取消国民政府主席的紧急处置权等。
随后，王世杰就各方所提的修改意见作了八点答复，说明国府委员名额和人造都要作商议，国府委员的权限不是“虚而不实”；国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但处置后要报告，委员若有建议，已发出的紧急命令可以终止；过渡时期是否实行地方制度、省长民选，都有讨论余地等。[11](p.23-24)从字面上看，王世杰的八点答复较前对改组政府方案的说明作了一些让步，而且表示有商量的余地，但和中共的主张仍相差甚远。
改组政府问题是政协会议的“神经中枢”，政学系深知此案之重要。1月25日，张群所参加的军事组已就军事问题达成协议，便急忙来到改组政府组询问讨论情况，王世杰告以“毫无办法协议”。他乃提建议说：“本互让互谅的精神，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解决之。”[11](p.39-40)这和王世杰政协召开前所主张“本党此次下大决心作一妥协之尝试”的精神一致。[8](p.231)当晚王邀请周恩来进行会外沟通。翌日，王又和“党中同行”及蒋介石就改组政府问题进行商议。最后，国民党代表有条件让出了一部分重要的政治权力，如同意使国民政府委员会成为负有实际政治权力的最高国务机关，有决策权和用人权；国府委员40名，国民党由原来提出的占“特定程度多数”，退至占半数；取消国府主席（蒋介石）的紧急处置权，并限制其否决权等，使政府改组问题得以达成协议。
2.关于国民大会问题。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为准备次年召开国大，颁布宪法，公布了一部宪法草案，俗称“五五宪草”，同时也选出了国民大会代表。后因抗战爆发，国大未开，宪法亦未颁布。在政协会议讨论国民大会问题时，国民党代表团坚持旧国大代表仍然有效，并同意在此基础上“合理增加”一部分代表。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代表强烈反对10年前国民党一党包办选举的代表资格有效，主张重新选举。对立双方在此问题上各不相让，讨论几成僵局。
为了打开僵局，政学系成员王云五除重申法令不能随便修改，应在法统中顾及现实，主张承认旧代表有效外，提出一个折衷办法，即由国民党将原规定的当然和指定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委代表700名让出，另行分配给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这个方法不只是遭到中共及民盟方面的反对，国民党代表陈立夫也发言反对占用国民党中委的名额。对立一直持续到政协会议闭幕前夕，其他问题都已达成协议，中共和民盟以大局为重，作出让步，同意以王云五的折衷办法为协议基础。接着，在这700名代表名额的分配上又出现了分歧。按照最初的协商，国民党230名，中共200名，民盟及青年党各100名，无党派人士70名。1月30日，国大组和综合组举行联席会议，民盟提出自己是由各党派合组而成，代表人数应超过青年党。而青年党以第三大党自居，决不相让。争持至下午1时尚未结果。是日，王云五代替孙科为会议主席。王考虑到这样争持下去，不仅影响当天国民党中常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协商的各项结论，而且也影响到次日政协会议的闭幕，乃决定暂时休会，以作不正式之商谈。休会期间，中共提出国共各让出10名代表给民盟，国民党表示同意，遂使这一难题得到解决。10月31日上午，国民大会议案正式达成协议。
3.关于宪法草案修改问题。1月19日，政协第九次大会专门讨论宪法草案问题。首先由孙科代表国民党对“五五宪草”要点作了说明。孙科强调“五五宪草是根据五权宪法精神而拟订”，坚持实行总统制和中央集权制，同时他也说明五五宪草“有许多疑问和缺点”，也可以修改。[14]五五宪草是国民党打着执行“总理遗教”的幌子，根据孙中山所说的“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五权宪法”精神，偷天换日，企图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合法化的一个宪法草案。国民党把这样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五五宪草作为政协讨论宪法的蓝本，理所当然遭到了中共、民盟等党派代表的反对。民盟、青年党和无党派人士大多倾向于英美式宪法，中共也希望有一个英美式宪政，“以期打破国民党垄断政权之局”[15](p.899-900)。这样，宪草小组就存在着两种不同主张，即今后中国是采取五五宪草还是英美式宪法。尽管有分歧，但并未引起激烈争辩。这主要是因为参加宪法草案组讨论的国民党两位代表孙科和邵力子“轻忽将事”；王世杰本来被指定为宪草意见之商定人，也“以事多而不及参加”[8](p.260)；蒋介石则连上报的宪草小组会议记录看都未看。所以，当张君劢拟出五五宪草修正案后很容易便获得了通过。该修正案包括宪草修改原则十二条，确定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制度，实际上成了英国宪法的翻版，总统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
1月31日，政协会议在正式通过五项决议案后闭幕。周恩来说：“这些问题的解决，为中国政治开辟了一条民主建设的康庄大道，而这种解决的方式，也是替民主政治树立了楷模。”[16](P.95)政学系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通过会内外折冲尊俎，在蒋介石的同意下，作出了一些有利于民主化的妥协让步，促成政协会议通过有利于国内和平民主团结的决议。他们的表现得到了中共的肯定和赞赏。会后，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指示，称政学系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愿意支持政协决议”，并把他们列为合作的对象。
四
战后初期，政学系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策略，从一开始就遭到国民党内以CC系为主的反对派的反对。特别是政协会议决议对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许多实际的约束，更使得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顽固分子”、“高级军官”们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在国民党内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顽固势力，以反对政协决议为导火线，向政学系和国民党内的民主派发起了全面攻击。在顽固派的强烈打压下，政学系从以和平方式处理国共关系的立场全面后退。
还在政协会议开会期间，国民党顽固派便对会议进行破坏和阻挠。政协会议闭幕后，顽固派更进一步反对政协决议。2月10日，CC系有计划、有预谋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是月下旬，他们又鼓动学生举行反苏反共游行，捣毁中共的《新华日报》馆营业部和民盟的《民主报》社营业部。与此同时，何应钦等黄埔系军官欲以武力反对政协决议的谣言“传播益广”。顽固派以如此公开激烈的动作反对政协决议，使政学系忧虑，其支持政协决议的态度开始向后退。王世杰认为“宪草案确多不妥之处”。特别是蒋介石在较场口血案发生当天召开的国民党高级干部谈话会上，对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12条逐条进行抨击，对不设国民大会、削弱总统职权、行政院与立法院互相制约、省制定省宪等表示极为不满，并借为出席政协会议的国民党代表辩护，把通过政协决议的责任推到八位代表身上，同时提出希望与会者“于此次宪草审查委员会开会时，尽保障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责任”[17](p.477)。蒋介石公然说国民党的八位政协代表是政协决议通过的责任承担人，这是政学系始料未及的；蒋介石公然要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方已达成的政协决议推倒重来，或加以修改，使政学系颇感焦虑。形势对政学系确实不利，他们支持政协决议的立场再度倒退。
3月1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在重庆开幕。全会的中心议题是全面检讨战后国民党的施政方针。政学系成员吴铁城、张群、王世杰、吴鼎昌、翁文灏、熊式辉、张嘉璈在国民党内个个占据重要岗位，蒋介石信任、依赖他们，视作左膀右臂。因而，战后国民党的重大内外决策，几乎都是政学系参与制定并执行的。二中全会上，他们首当其冲成为清算对象。吴铁城向全会作的党务报告、张嘉璈代熊式辉所作的东北经济报告、张群的停战问题报告、王世杰的外交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无一不受到顽固派的指责，王世杰、翁文灏、熊式辉并当场被要求罢职。他们关于国民党战后之政策措施的报告，一概遭到指责，这显系顽固派对政学系的恶意攻击。
顽固派对整个政协会议都是不满的，尤其反对宪草修改原则，声称“五权宪法为国父遗教，不容率予变更，宪草修改原则必须设法纠正”，主张“采用五院制、总统制”。[18]他们指责包括政学系成员在内的八位国民党代表说，这次政治协商会议，“本党中央并未做出任何决策，本党八个代表，也没有一个共同的方案。某些代表不惜牺牲本党的立场以谋与共产党达成妥协，借此维持其既得的权位，此种‘走私’勾当，再不能继续下去了。”[19](p.173)甚至正式提案：“由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不忠于党，与其他党派妥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权交给多党政府，应将他们开除出党。”[20](p.131)最后，二中全会举行中常会选举，CC派控制选举，结果“有众多资望能力薄弱之委员，趋附党中所谓CC派者，均当选”[8](p.287)。政学系的地位却受到严重削弱。总之，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政学系及其国民党内民主派成为众矢之的，受到顽固派的全面攻击。他们已经承受不住这种打击，王世杰、吴铁城被迫向蒋介石提出辞职；他们已经无力反击顽固派的进攻，只得“噤口不言”。顽固派成为二中全会的主导力量，政学系及其国民党民主派从支持政协决议的立场全面后退。二中全会通过了《对于政治协商会议之决议案》，强调“五五宪草乃三民主义之具体实行方法，实有不可分离之关系”，“绝不容有所违背”，并对政协宪草原则做了五点更改，完全否定了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地方自治等，全盘否定和推翻了政协决议。
总之，战后初期这段时间，政学系在蒋介石政治上没有重心、方针路线没有坚决明确的情况下，[4](p.422)利用蒋对他们的信任和依赖，参与制定并执行了国共重庆谈判、签订停战协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重大事件的决策，使全国范围的国共军事冲突暂时得以平息，顺应了战后国内人心望治、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时代发展大趋势。当然，他们的前提是最终维护国民党的执政地位。然而，随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召开，在蒋介石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顽固派势力逐渐占了上风，政学系势力日渐衰微，直接影响到战后国民党政策的变化。国民党失去了通过政学系调整自身政策，从而化解国共间争端的机制。政治陷入僵局而无法化解，战争成为对立双方用来解决矛盾的最后手段，国共全面内战爆发。
收稿日期：2002-0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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