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出对论文,机制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期以来我国以财政为主要政策工具的宏观调控，使人们更多地关心和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的短期波动影响，并认为政府宏观政策的作用仅在于防止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这似乎给人一种财政支出政策就是用来调控经济短期波动的政策手段，或者说是一种“相机抉择”的政策工具的感觉。为此，必须明确和认识积极财政支出政策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将通过公共支出对资本边际产出的作用机制，解释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并基于中国文献资料对此问题进行经验分析。
一、理论分析框架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巴罗(Barro,1990)、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 and Sala-1-Martin,1992)提出了生产性政府服务公共品模型和拥挤性公共品模型。国内学者娄洪(2004)通过构建一个包含一般拥挤性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对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进行了论证，陈志国(2004,2005)就财政支出对资本边际产出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本文借鉴上述文献的研究思路和框架，假设企业部门在既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投入各种生产要素从事产品生产活动，并向社会提供产品。政府通过对产出征税为公共支出进行融资，并通过公共支出活动向社会经济主体提供公共服务。
B是G和m的增函数。也就是说当m不变时，B随着G的增加而上升；当G不变时，B随m的上升而上升。而m的高低与升降主要受几个方面的影响：(1)公共资源的非经济和非公共性使用。也就是说政府占有和使用的公共资源有一部分既没有用于公共服务领域，也没有投入到竞争性领域形成竞争性经济资源，而是以租金的形式流入个人或特定群体手中，这种现象会极大的降低m。(2)公共资源的非公共的经济性使用。也就是说部分公共资源在配置过程中改变其属性，进入竞争领域，这就是我国理论界常说的越位。越位也会对m产生负面影响。(3)政府机构扩张、责权不明。机构扩张、责权不明必然导致在公权行施过程中的争权谋利、推责让事现象。公共资源往往浪费于权责磨擦之中，进而降低公共支出的转化率。
如果m=1时，则B=(△G/G)/(△K/K)。这时政府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就完全取决于公共支出规模。这时，如果B=1，说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为纯公共品，如果0＜B＜1，说明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拥挤性。
为了简化分析，设β=B(1-α)，则(2)式转化为：
在市杨均衡中，市场必须出清，即供给和需求相等。由此可依据
（注：
为最优经济增长率，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略去推导过程。）（表明家庭消费
的最优增长率取决于家庭资产回报率r和时间偏好率ρ，以及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
。）得：
二、理论模型的政策含义
为进一步解析模型的政策含义或经济意义，下面重点对(8)式和(9)式进行分析。
综上分析，当0＜β＜1-α时，β值的大小直接对企业部门资本边际产出产生影响。从生产函数(9)式和β=B(1-α)式，可以发现决定β值大小的是B值，即政府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当B=1时，β=(1-α)成立；当B=0时，β=0成立；当0＜B＜1时，对0＜β＜1-α成立。影响B值变动的决定因素体现了模型的政策含义。从(1)式中我们发现，代表政府公共服务拥挤程度的变量B，主要受政府公共支出总额G和公共支出转化为公共服务的转化率m的影响。
1.当G一定时，B值的大小主要取决于m的大小。在现时经济中m值的取值范围应为0＜m＜1。在这个区间，m值越大说明政府效率越高，当m趋近1时，说明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近乎理想状态。所以m值在常态下总是小于1。这时，政府通过公共财政政策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途径就转化为对决定m的主要因素进行改革的问题。改革的目的就是提高政府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这既涉及到财政自身的问题，比如财政的预算体制、财政的管理体制、财政的监督体系等，也涉及到一些更深层和更广泛的问题，如国家的权力制衡机制、政府机构的权责及其行为效率、乃至国家的长期发展目标和战略是否科学等。所以m值的大小直接决定着政府公共支出政策的实施效率和效果。
2.当m一定时，B值的大小虽然从量上取决于G的大小，但是政府公共服务对企业部门资本边际产出的正效应，进而对经济增长的正面影响效应却不一定随着G的上升而显著。或者说G值上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受到另外两个因素的制约。一是政府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与为政府支出而对产出进行融资的负效应之间的综合比较；二是政府对公共资源使用效率对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波及效应。如果政府公共服务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大于融资的负效应，则提高公共支出规模将有利于经济增长，如果政府公共服务的正效应小于或相当于融资和效率的波及效应，则提高公共支出规模将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
三、基于中国文献资料的实证分析
1.计量模型的选择及变量定义。依据理论模型，假设生产函数为C-D生产函数，且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
关于方程中G的界定：方程(11)中的G代表政府的公共支出。由于我国公共支出的预算形式不同，所以在管理和使用上一般将其分为预算内公共支出和预算外公共支出。在统计上也是以这两种形式进行核算。因为预算内公共支出并不能代表政府的全部财政活动，所以本文认为G的分析口径应分为两种。一是单独以预算内支出为一个层次的分析口径。这是因预算内公共支出是我国具有法律性质的支出。二是以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种支出在内的全口径公共支出。预算内公共支出以GN示之，全口径公共支出以GQ示之。在本文选择的样本期间（1978～2003年）内我国预算外支出口径多次进行调整，所以本文将依据政府支出原则，并根据1996年［国发］29号文件《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对预算外资金管理范围的规定，对我国1978～2003年间预算外资金支出进行了口径调整的估计（注：作者对预算外资金支出口径的调整方法进行了论证，并对其进行了估计，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略去。）。
关于SK的界定：我国现行统计中没有资本存量的数据，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量的构成中也没企业部门资本形成额和公共资本形成额的分项资料。所以，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核算原理和公共支出的分类方法，对企业部门的资本存量进行了估计（注：作者对企业部门的资本存量的估计方法进行了论证，并对其进行了估计，由于篇幅所限文中略去。）。另外，Y/L为真实劳均GDP，(SK)/L为企业部门真实劳均资本存量。数据均源于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
依据上述变量的定义，并在方程右方加入误差项，则方程(11)可转化为两个计量方程
2.计量结果与分析。利用Eviews 3.1计量软件包，采用OLS法对方程(12)和(13)进行估计。为了消除异方差，在对方程估计中采用了迭代广义差分法转换。其估计结果见表1和表2。
从表1和表2中发现，两方程的估计效果良好，方程的似合度很高，联合检验相当显著。其中劳动和资本的产出弹性分别估计为0.4和0.6。同时，我们也从两方程的估计中发现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很小。预算内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0.09，全口径公共支出的产出弹性为0.03。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公共支出向企业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具有很强的拥挤性。根据理论模型对公共服务拥挤程度的讨论，两个方程的β值都小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而大于零，说明我国政府向企业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在对缓解企业部门资本边际产出递减趋势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由B=β/(1-α)可得：预算内公共支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BN=0.23；全口径公共支出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BQ=0.08。两者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基本上能够反映我国的现实情况。为什么我国政府向企业部门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拥挤会如此高？是不是我国公共支出规模小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我国公共支出政策的选择。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基于理论模型中关于决定政府公共服务的因素，以及我国的现实情况进行讨论。
表1 公共支出规模（预算内）与经济增长的OLS估计
Dependent Variable:LOG(Y/L)
表2 公共支出规模（全口径）与经济增长的OLS估计
Dependent Variable:LOG(Y/L)
注：利用Eviews3.1计量经济学软件包，采用广义差分法进行OLS估计。
(1)从我国公共支出范围上看。我国现有的公共支出范围是在政府职能转换相对滞后的格局下形成的，虽然一直在进行调整，但仍然具有计划经济的色彩。国家财政包揽一切事业的分配方式一直主导着公共财政资源的配置。一方面表现为一些可以推向市场的事业被纳入到公共支出范围；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政府却无力保证。越位和缺位并存的结果必然降低公共支出转化为公共服务的水平，进而影响政府公共服务的拥挤程度。
(2)从我国公共支出的使用效率方面看。从总体上看，我国目前公共支出总量不足与公共资源浪费并存的问题比较严重。一方面，我们公共支出规模自改革开放以来到1997年预算内公共支出相对规模降到11.62%，这已严重制约和影响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履行。而另一方面却存在着支出管理失控，公共资源浪费严重的问题。目前一个不争的实事是公款吃喝玩乐屡禁不止，各种会议泛滥成灾，政府兴建的培训中心多如牛毛，一些部门领导公费出国旅游。购买豪华车和高档移动通讯设备绝非个别现象。这些现象已成为中国公共资源的一个巨大漏洞。同时，在公共设施建设领域和社会发展领域也存在着巨大浪费。上述问题不但浪费了一部分公共资源，而且还对社会生产领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波及效应。所以，极大地影响着公共支出向公共服务转化的程度。
(3)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府机构膨胀。当前中国财政运行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是财政供养人员管理失控。由于财政供养人员的膨胀，财政负担越来越重，导致公共支出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政府机构膨胀带来的直接效应有两个方面；其一，政府运行中过多地消耗掉了一部分公共资源；其二，政府机构设置过多，权责不明，在公权行施过程中产生权力磨擦，争权让责，不能使公权向服务转化。可以说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高拥挤性与上述问题不无关系。
(4)公共支出管理和控制机制不完善。政府预算是公共支出的基本依据，是一项法律制度。我国目前从预算形式上就存在着预算内和预算外两种形式。其中预算外资金由于缺乏法定的预算约束，在使用上非常容易形成部门和个人利益，也就是公权私化，私权利化。因此，预算外资金的大量存在和使用不仅自身不能有效地转化为公共服务，而且还会由于其负面的波及影响，而削弱整个公共支出的积极效应，增大公共服务的社会成本，在本文的计量结果中也明显地显示出了这种负面效应。实际上预算内公共支出的管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在预算执行中随意性支出的长官意志太强，预算约束弱化的状况比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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