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略的两封信：对《乌托邦》的解构主义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封信论文,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09)02-0085-04
作为一种批评理论，解构主义倾向于通过寻找文本中的矛盾和歧义，在已有“定论”的经典文本中读出不同的意义，得出富有创见的结论。作者的意图、文本的支配性阐释以及文本自身所表现出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是解构批评的切入点之一。迄今为止，16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一直被认为是作者对自己、乃至全人类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描述。本文将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从被读者忽略的两封信入手，对这一传统阐释加以颠覆，对莫尔及其作品进行新的解读。
一
对文本的细读是解构主义的首要策略。“文本之外一无所有”是解构主义的著名宣言。德里达曾说： “解构实际上是文本的解构，解构的策略就是对文本所进行的外在性阅读，通过阅读，解构的策略才能得以实施，阅读是首要的任务，最基本的任务”(Memoires:Pour Paul de Man:35)。J.希利斯·米勒也坚持对“原始语言细读” （J.希利斯·米勒，1998:300）。
那么，要对《乌托邦》进行解构主义阐释，就必须先搞清它真正的或原始的文本内容。通常大家都认为《乌托邦》一书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讲述莫尔通过朋友彼特·盖尔斯的介绍，结识了叙述者、上了年纪的葡萄牙航海家拉斐尔·西斯罗代，接着对西斯罗代的背景进行了介绍。然后，他们3个人一起讨论了英国及欧洲的一些社会现象，等等。这部分的内容主要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第二部分几乎是西斯罗代一个人在叙述乌托邦国的方方面面，只是在故事结尾时莫尔发表了自己的一点见解。然而，和上述两部分同样重要的还有莫尔假托写给他的朋友兼出版商彼特·盖尔斯的两封信。最初，这两封信是全书的《序》和《跋》。了解这两封信对于真正理解莫尔的写作初衷和他对乌托邦的真实态度极为关键。遗憾的是，虽然是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两封信却被多数人忽略、甚至忘记了。
莫尔的第一封信故意假托写于书出版之前（《乌托邦》于1516年出版）。信的主要内容是：莫尔回顾自己通过盖尔斯结识了航海家西斯罗代，并记录下了西斯罗代讲述的有关乌托邦国的内容。莫尔很抱歉，说原来准备6周写完书稿的，没想到事务缠身，一直拖了一年才写完。而且有几个“重要”细节他记不清了，比如，乌托邦国的那条河流上桥的长度是多少？乌托邦国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他很抱歉自己因为忙于记录别的“不那么重要”的内容而忘记了这些“重要”细节。他请求盖尔斯和航海家西斯罗代再确认一下这些“重要”细节。他还说已经有人想动身去乌托邦国了，包括一名想到乌托邦国任主教的神职人员。最后，莫尔表达了自己对发表此书的犹豫，因为他担心会遭到评论家的各种指责和批评。
莫尔的第二封信假托写于书初次出版之后。信的主要内容是：莫尔回顾了《乌托邦》出版后受到的种种评价。有些评论家很欣赏这部书，也有人认为有关乌托邦国的很多细节很荒谬。莫尔指出，对这部书的评价和对乌托邦国的评价应该是两回事。他自己只是真实地记录了别人的讲述内容，并非完全认同乌托邦国的各种政策和做法。他否认有关乌托邦国的内容是自己虚构的故事，但同时也声明自己无法保证书里的内容全是真实的。他还风趣地说，如果读者想更多地了解乌托邦国的话，可以去找航海家西斯罗代。
第二封信出现于1517年巴黎版，也是1516年首版的第二版，与莫尔声称的“回顾”吻合。但是，后来经出版商的要求和作者的默许，在1517年以后的许多版本里，第二封信被删除了。原因是这封信里过于明显的嘲讽口吻可能会影响读者的购买和阅读兴趣。用现在的话讲，就是为了扩大市场销量而删减了最初的文本。这应该不是作者的本意，但他也只得同意出版商的要求。
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两封信不那么重要，只是作者在和他的朋友聊一些关于这部书的琐事。然而，与其说这些信是莫尔写给朋友盖尔斯的，不如说是他写给读者的。因为，信中的很多内容都是莫尔和盖尔斯所共知的，没必要在信里重复。但它们却给读者提供了重要的语境，让读者对莫尔创作此书的过程以及他对乌托邦国的真实态度有所了解。这些信作为《序》和《跋》，把作为书的主体的两部分夹在其中，和后者共同组成了一部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作品。两封信的内容看似寒暄和闲谈，却透漏出非常关键的信息。在这两封信里，莫尔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忠实地记录了航海家西斯罗代对乌托邦国的描述，而至于乌托邦国的真实性以及好与不好，他没有、也不打算做出任何明确的评论。莫尔正是以此暗示读者不要把他对乌托邦国的看法和航海家西斯罗代的看法混为一谈。
不论出于什么目的，删除或忽略这些信无疑是对最初的、原始的文本进行了刻意的截肢。而对被截肢后的文本进行的解读必然是有疏漏的、片面的。这样的删除或忽略虽然迎合了读者的阅读乐趣和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却篡改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一部煞费苦心创作出的扑朔迷离的作品就这样被简化了。重读这些信，将其内涵与传统的支配性阐释进行比较，是对《乌托邦》一书进行解构批评的必要环节。
二
解构批评在对文本的细读中，会找出凝聚着内在矛盾意义的关键词，利用词源学方法考察其词义的不稳定，以此证明传统理解或支配性阐释的无效性，这样就解构了以某个关键词为基本概念的文本结构体系。德里达在掀起解构主义狂潮的第一篇论文中用的就是这种解构方法。他对柏拉图的“药”的解构是一个经典案例。德里达追溯词源，认为柏拉图所说的“药”的意义是无法确定的，既可以是害人的毒药，也可以是治病的良药。J.希利斯·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中利用词源方法对host/guest（主人／客人）对立的解构也是令人信服的。
毫无疑问，在薄薄的《乌托邦》一书中，“乌托邦”这个关键词可以说是最为基本、核心的概念。这部著作正是以这个概念而构成的文本体系。众所周知，乌托邦是莫尔著作中岛国的名称。从词源学的角度分析，这个名称的英文utopia是由希腊语的“ou”和“topos”两部分组成的。其实最初，莫尔和他的荷兰挚友伊拉莫斯(Erasmus)是打算用一个拉丁语的副词，即“Nusquama”，来命名这个国度的。“Nusquama”的意思就是不存在的地方(Manuel & Manuel,1979:1)。后来不知为何，莫尔改变了主意，发明了一个新的词语，用以指称他书中的岛国。这个新词语便是上述的由“ou”和“topos”两部分组成的utopia。“ou”表示普遍否定，“topos”意思是地方或地区，两部分合起来意指：不存在的地方。这正是“乌托邦”这一概念的支配性阐释。
不过，莫尔又把希腊语的“ou” 巧妙地改译为拉丁语的“u”，意思不变。书中乌托邦国的桂冠诗人Anemolius称他的国家为“Eutopie”(More,1997:131)。而“eu”意思是好的、理想的，等等。“u”和“eu”同音，意思却截然相反。它们同时出现在莫尔的书里，并分别和“topos”结合在一起作为同一个国度的名称。因此，一个更为完整、准确的词源学解释是：乌托邦指一个不存在的理想的地方。
除了“乌托邦”一词外，各种带有双关意义的名称都在巧妙地暗示、加强着“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了解这些双关语，有助于读者从真正意义上深入地理解《乌托邦》的本质。我们先来看主要叙述者西斯罗代(Hythloday)的名字。这个名字同样体现着莫尔的苦心。在莫尔生活的16世纪有一句著名的谚语：“Old men and far travelers may lie by authority”（上了年纪、游历甚广的人有资格撒谎）。而老水手西斯罗代的年纪和名字正验证了这一谚语。Hythloday由希腊语的“hythlos”和“daios”组合而成。前者意为“trifles”、“nonsense”、“idle talk”等，后者指“skill”、“knowing”、“cunning”等。所以，Hythloday意思就是“擅长胡说、撒谎”的人。莫尔以此暗示，西斯罗代是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除此之外，很多希腊语构成的人名和地名也同样具有内在的矛盾。乌托邦国的统治者尊称为Ademus，意思是“没有臣民的”；桂冠诗人的名字Anemolius意思是“空话连篇、夸夸其谈的人”；首都Amaurote意思是“看不清楚的地方”，那里的河流Anyder意思是“没有水的”，等等。
几百年来，很多读者无暇理会上述的两封信和众多双关语的涵义。他们更多地关注书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间的对比，即乌托邦国与英国乃至欧洲现实社会的不同之处。读者已经认定莫尔的目的是鞭挞现实社会，歌颂理想社会。然而，如果把上述的两封信、众多的双关语，以及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综合来看，所谓鞭挞和歌颂的支配性解读就站不住脚了。在一个所谓理想社会的表面叙述之下，《乌托邦》真正阐释的是一个涵义深刻的悖论：人类追求理想境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性和模糊性。“乌托邦”一词则是这个悖论的集中体现。仅从词源学的表面解释判断，“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内在矛盾已经很明显了：“不存在的”与“理想的地方”是一对矛盾。然而，通观全书，这个概念绝不是停留于词源学的表面解释的。它的内涵重心不是“地方”，而是在“不存在的”和“理想的”之间。“理想的”这个定语后面可以加的不仅仅是“地方”一词。在“不存在的”和“理想的”这两个相抵触的词语之间隐藏着这个概念的悖论本质。这个悖论有着巨大的张力，而这正是它自身的生命力所在。
三
解构批评对文本细读的重视源于他们对文本属性的深刻认识。解构主义者认为，解构是文本的固有属性，解构是文本自身的解构，“那个体系就在那里，与它的颠覆同在” （德里达，《一种疯狂守护着思想——德里达访谈录》：52），对文本的“任何有把握的假定，无矛盾的假定，都是一种乐观的姿态，是一种善意的不负责任的行为，因而也是一种无决断力的，意味着深远的迟钝，虽然他具有一种能动主义或决断力的外表”（同上：50）。换言之，在解构主义者眼里，所谓文本的统一性和整体性不过是一场幻梦，而细读文本的目的就是要发现文本内在含有的矛盾和冲突，以打碎这样的幻梦。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把《乌托邦》简单地理解为莫尔心目中甚至全人类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这正是一场关于文本的统一性和整体性的幻梦，是对作者原始文本的选择性解读。莫尔在创作这部著作时已在文本的很多地方埋下了自我解构的伏笔。在第二封信中，莫尔说： “如果有人问我书中的乌托邦国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虚构的，那我倒要反过来问问他的看法。我的确打算描写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国家。如果为了使读者更喜欢读它而必须加一些虚构的细节，我也不觉得是什么罪过。这就好像为真理添加了一层糖衣一样”(More,1997:18)。可以这样解释，表面的理想社会正是那层糖衣，被它包裹的真相却是这个理想社会的虚构本质和悖论本质。可惜，迄今为止，多数人还只是留恋于那层糖衣的迷人滋味，没有发现（或许故意忽略）糖衣下面真理的苦涩味道。
可以说，乌托邦国的虚构性和“乌托邦”概念的悖论本质揭示出莫尔的矛盾心理。莫尔和多数人一样有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社会。但是，可以说莫尔在向往的同时，又持保留和怀疑的态度。他在书中称西斯罗代的海上航行“既是尤利西斯式的，又是柏拉图式的”（同上：25）。如果“柏拉图式”代表着莫尔的某种理想国政治蓝图，那“尤利西斯式”则暗示了这一蓝图的神话性和虚构性。
《乌托邦》“由‘我’（莫尔）与航海家的对话构成，最后由‘我’点出了整个叙述的虚构性质”（陈岸瑛，2000:127）。的确，在航海家叙述完有关乌托邦国的故事之后，莫尔发表了如下议论： “尽管他学识渊博，游历广泛，我却不能完全认同他的话。乌托邦国家有非常多的特征，我虽然希望我们的国家也具有，但毕竟只能是希望而已。”(More,1997:129)但是，依据前面对两封信和众多双关语的深入分析来看，莫尔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隐藏自己整部作品的虚构性质。他也从未明确认可乌托邦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度。恰恰相反，他以巧妙的形式处处暗示读者对西斯罗代的叙述以及所谓的乌托邦国不要信以为真。
作为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西斯罗代不是莫尔的直接代言人。莫尔、盖尔斯和西斯罗代都只是故事的角色。如果说莫尔和盖尔斯还算是有生活原型的话，西斯罗代却是一个纯粹虚构的文学角色。了解了这一点，再联系莫尔在第一封信中请求盖尔斯向西斯罗代确认关于乌托邦国的位置等“重要”细节，以及在第二封信中请那些想更多地了解乌托邦国的读者去找西斯罗代，就不难发现莫尔自始至终的自我解构意图。如果说西斯罗代口中的乌托邦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蓝本的，那么贯穿《乌托邦》全书始终的则是莫尔诙谐、嘲讽，乃至质疑的口吻。莫尔的两封信和双关语确有“混淆视听”的目的和作用，也暗藏着作者的写作技巧和人生智慧。
对于《乌托邦》一书的解构必然带来对“乌托邦”概念的解构。这个悖论性概念就像一枚硬币，有正反两面，或积极和消极的两面。它们分别代表着理想境界／乌托邦及其不可实现的性质／反乌托邦。多数人夸大了“乌托邦”这一悖论中积极的一面，忽略了其怀疑、保留的一面，所以才把所谓“反乌托邦”这一概念视作20世纪的产物。就其本质来说，“反乌托邦”的含义从一开始就蕴涵在莫尔的“乌托邦”概念之中了。反乌托邦说到底只不过是隐藏了“乌托邦”这个悖论中积极的一面，而夸大了其消极的一面。正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指出，“反乌托邦”根本就是个多余的名词和概念(Manuel,1979:6; Sasson,2006:27)。同样，由于对莫尔、《乌托邦》一书和“乌托邦”这一概念的片面理解，众多评论家把20世纪以来众多的“反乌托邦”小说视为《乌托邦》之类作品的对立面或反拨。这种对立不是20世纪才出现的。《乌托邦》的文本自身就具有这种对立。不仅如此，“乌托邦”和“反乌托邦”还有互补的关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乌托邦”这一概念的双重性和完整性。
《乌托邦》不是莫尔对理想社会的单纯描述，而是他对所谓的理想社会及其悖论性本质的思考和探讨。或许这样的解构主义阐释一时难以被认可和接纳。但是，无论我们承认与否，“糖衣”包裹之下的“真理”是真实存在的：绝对意义上的理想社会总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收稿日期］2008-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