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传播史上的新贡献——访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典著作论文,史上论文,副局长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贡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去年底，《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和《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正式出版发行，这对于如何进一步学习好运用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动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该文集编译和修订情况，我们采访了文集编审委员会副主编，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顾锦屏研究员。
记者：我们期待已久的10卷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5卷本《列宁专题文集》终于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一件大事。作为这项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请您谈谈参与这项工作的感受和文集的编译过程。
顾锦屏：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我们党从成立时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一项始终不渝的重要任务。因此，我们党一贯重视编译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我有幸经历了建国以来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全过程，在工作中深切感受到党中央对马列著作编译工作的关心和重视。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还是《列宁全集》第一版和第二版，都是根据党中央的决定编译的。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局高度，作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决策。为配合理论工程，中央提出重新审核修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著作的译文，并把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作为理论工程的重点项目。
中央的决定给编译局的同志以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参加两部文集工作的同志把编好两部文集视为党交给我们的最光荣的政治任务，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经过全体同志五年多的奋力工作，现在两部文集终于问世了。这两部文集的顺利完成，离不开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指导。李长春同志对保证两部文集的质量作了重要批示，要求我们以科学的态度做好工作，时间服从质量，确保“译本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刘云山同志就编辑方针、审订原则和出版质量提出明确要求，并经常听取工作情况的汇报。中央领导的关心和指导给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增添了工作的信心和力量。这两部文集的顺利完成，是全体编译人员发挥集体智慧的结果。我们牢记中央的嘱托，团结协作，以高度的负责精神和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科学态度精心选材，精心审核修订译文，精心编写各种资料，努力使两部文集成为理论精品。这两部文集的顺利完成，也得益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的指导和帮助。咨询委员会对两部文集的选材和编目、译文修订原则、各篇著作的题注编写先后进行了七次集体审议和三次书面审议。咨询委员会的专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对保证两部文集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全国理论界对两部文集给予高度关注和期待，在京理论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一些专家学者还对文集的选材提出了中肯建议，这对我们编好两部文集是有力的推动和促进。
记者：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选集和全集，上个世纪90年代又重新修订编译出版了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选集》，这次为什么又投入这么大的力量重新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
顾锦屏：建国60年来，经过几代编译工作者的努力，编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全集和选集。今天为什么还要编《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主要是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需要和广大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需要。拿马恩著作来说，1985年完成的《马克思恩格全集》中文第一版，主要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由于从另一种文字转译，译文存在一些不确切和错译的地方。而1995年开始出版的根据原文重新校译的中文第二版总计70卷，迄今只出版了21卷，由于出版周期很长，显然不能适应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需要。1995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虽然选文精炼，译文也根据原文作了修订，但限于篇幅，收文未能完全涵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主要著作，未能系统完整地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为适应当前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编10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十分必要的。这部文集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体现了为党的理论武装工作服务的明确意识。这部文集适应中央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需要，为广大干部和理论工作者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在理论上切实做到“四个分清”，从而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认识提供基础文本。
至于《列宁专题文集》的编辑，主要着眼于广大干部学习和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际需要。我们虽然有了《列宁全集》和《列宁选集》，但编一部《列宁专题文集》也是十分必要的，而且是富有新意的。我们通过《论马克思主义》、《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论资本主义》、《论社会主义》和《论无产阶级政党》这五个专题集中反映了列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以及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党的建设的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记者：同以往编译的经典著作相比，这两部文集有什么特色？
顾锦屏：两部文集各有特色。《马克思恩格斯文集》选文精当，既完整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发展的理论品格。文集选收了马克思恩格斯在各个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其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经济学著作的分量大大增加，不仅选收了《资本论》，还从《资本论》手稿中节选部分重要内容编成专卷。马恩的书信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从数以千计的书信中选收了280封信，编成专卷。文集的译文除《资本论》以外，都根据原文重新作了审核修订，使译文更准确地反映经典作家的原意，在文字表述上尽量做到明白晓畅，增加可读性。文集的各类资料(注释、人名索引、文献索引、名目索引)都作了修订，更翔实准确。为了帮助读者阅读原著，我们对各篇著作的题注重新作了改写。题注用简练的文字概述了每篇著作的理论要义和思想精髓，起到一定的导读作用。这些内容在过去马列著作各类题注中是从来没有的。
《列宁专题文集》的特点是每个专题选文少而精，现实针对性强。这部文集的每个专题都精选了与本专题相关的列宁著作(全文或节选)，还摘选了散见在其他著作中的相关论述编成《重要论述选编》，这样各专题篇幅既少而精，又体现了列宁相关思想的完整性和系统性，便于读者了解列宁思想的精粹。而这五个专题又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汇集在这个专题的列宁的思想，对于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有助我们弄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和如何对待资本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等重大问题。
记者：编译一部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文本，我想应该不是简单地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著作汇集在一起，或者在已有文本的基础上略作增删的技术性工作，而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再创造工程。在两部文集的编译过程中，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这些困难是如何克服的？
顾锦屏：编译两部文集的确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工作，而是深入细致的科学研究工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浩如烟海，他们的思想博大精深，要从他们著作中精选出代表作，这些著作既能完整准确地反映他们的思想精粹和科学的理论体系，又能体现他们的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的历程，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可说是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个难题，一靠科学态度，二靠集体智慧。文献选编过程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我们发挥课题组专家的集体智慧，通过对经典作家思想发展史的重新学习，通过对他们在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的深入研究，提出了篇幅适中、选文精当的编目方案。编辑方案还得到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专家的指点和帮助。
在两部文集的编辑工作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也是十分艰巨的任务，就是要给收入两部文集的各篇著作编写介绍基本理论内容的题注。在以往的全集、选集中也有题注，但大都介绍写作背景和发表传播情况。对这些题注我们重新作了编写。题注重点介绍各篇著作的主要理论观点，用简练的文字把各篇著作的理论精髓介绍给读者，在写作和出版流传情况的介绍中还增加了一些重要著作中译本的出版情况，帮助读者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编写这样的题注在马列著作编译史上是首创。《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题注共102条，《列宁专题文集》的题注115条。编写这样的题注难度很大，既要言简意赅，又要表述准确，只有对原著进行深入研究才能写成。课题组同志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精力，理论工程咨询委员会的专家对题注作了多次审议，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这些题注对读者可以起到一定的导读作用。
记者：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编译过程中，对马恩著作的译文主要做了哪些修订？请您给我们举一些具体例子来加以说明。
顾锦屏：经典著作的翻译过程是对经典作家思想发展和理论观点不断认识和加深理解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博大精深，翻译他们的著作难度极大。为此，中央要求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译文重新审核修订，“使译文更为准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意”。中央的要求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事实上，译者受主观条件的限制，有时对原文理解不够透彻造成译文意思不确切甚至错误。过去按俄文转译的马恩著作中有这种情况，后来按原文重新校译的马恩著作中也有这种情况。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除《资本论》因不久前刚作过修订这次未作修订外，其他著作都根据可靠的外文版本重新作了审核修订，使马克思著作的译文质量有了新的提高。这次主要修订一些没有准确反映原意和文字表达不够顺畅、易生歧义的译文。由于修改的地方比较多，不可能一一列举，只从大家熟悉的马恩著作中选择若干修改例句，供大家了解译文修订的概况。
例1.原译：“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观点作为理论的基础”(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40页)。现改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9页)。
原译在字面上符合原文，但与恩格斯原意不符。恩格斯的文章通篇论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发的唯物史观，说明“这种新的世界观”的伟大意义。联系上下文，这里恩格斯不是指一个具体的“科学观点”，而是指对整个世界的科学看法，因此译“科学的世界观”是符合原意的。
例2.原译：“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崩溃的前导。”(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214页)现改为：“正像在18世纪的法国一样，在19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267页)
原译中的“政治崩溃”是符合原文的。但鉴于这句话是名言，过去译为“政治变革”意思没有错，“政治崩溃”含有旧制度瓦解和新制度孕育产生之意，还考虑到经恩格斯亲自审定的法译本中也把“政治崩溃”译为“政治革命”，因此我们将“政治崩溃”改为“政治变革”。
例3.原译：“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不是饿死，就是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分裂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战斗。这是为资产阶级制度的存亡而进行的斗争。”(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398页)现将这段译文中的最后一句话改为：“这是保存还是消灭资产阶级制度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101页)
最后这句话是马克思对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六月起义的评论，阐明六月起义是法国工人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进行的斗争，揭示了这次起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而原译文会使读者误认为六月起义是要保卫资产阶级制度。
例4.原译：“本书所阐述的极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之间是不言而喻的。”(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47页)现改为：“本书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之间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页)
原译“我的这部著作”是不确切的，原文是“我的这种阐述”。原译给人的印象是恩格斯写《反杜林论》，马克思是知道的，仅此而已。而“我的这种阐述”是指恩格斯对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科学世界观的阐述，说明马克思对《反杜林论》的理论观点是清楚的，也是赞同的。这有助于澄清有些学者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阐发的思想同马克思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错误看法。
例5.原译：“运动，就它被理解为存在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囊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恩格斯《自然辩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6页)现改为：“运动，就它被理解为物质的存在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这一最一般的意义来说，涵盖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513页)
这是恩格斯给“运动”下的定义，而原译在“存在方式”前面少译了“物质的”这一重要定语。这样就把恩格斯给“运动”下的定义曲解了。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给“运动”下过同样的定义：“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64页)
例6.原译：“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的话柄：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448页)现改为：“无产阶级抓住了资产阶级所说的话，指出：平等应当不仅仅是表面的，不仅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112页)
原译文没有清楚地表达恩格斯的原意。恩格斯是针对资产阶级标榜的平等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原译文会使读者把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误解为是资产阶级说的话。
以上列举的译文修订的部分例句，说明中央要求我们重新审核修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要著作的译文是完全必要的。经过课题组同志的集体努力，收入文集的马恩著作的译文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译文还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希望大家在研读过程中提出意见。
记者：认真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有利于全面提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今后，就如何学好用好这两部文集，请谈谈您的看法。
顾锦屏：两部文集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将起到重要作用。李长春同志在两部文集出版座谈会上就如何学好用好这两部文集发表了重要讲话，提出了“一个中心”、“三个着眼”和“五个紧密结合”，即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要坚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要把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把握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与研究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密结合起来，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起来，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学好用好这两部文集的指导方针，我们应当好好学习，深刻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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