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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时间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增长、低通胀”又好又快的发展状态。然而，伴随着2007年7月份CPI突破5％，通货膨胀不期而至。进入2008年，CPI继续在高位运行，一月份为7.1％，二月份达到8.7％，创下了12年来的新高。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防止通货膨胀成为当前宏观调控面临的最重要问题。围绕这一主题，国内众多学者和研究机构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建议。高铁梅等（2008）认为，本轮物价上涨是货币供应量增多、成本推动和需求推动等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防止出现全面通货膨胀就要降低过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稳定人们的通胀预期；[1]国家信息中心（2008）认为，食品价格上涨始终是推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升的主要动力和原因，目前货币政策应坚持从紧方针，但暂时不宜出台加息等紧缩性政策；陈彦斌（2008）认为，流动性过剩对于当前的居民消费价格上涨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显著，治理政策要着眼于当前通货膨胀的特征，而不能盲目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2]何孝星和黄雪霞（2008）认为，利率政策抑制通货膨胀的效果有限，继续加息将会有害无益，未来应该以控制信贷总量替代加息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等等。[3]根据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对通货膨胀成因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当前货币政策不仅对于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无能为力，而且在货币数量的调控方面也存在诸多局限，治理通货膨胀应该更加重视财政政策的作用。
一、当前通货膨胀的性质
有效的宏观调控建立在正确分析宏观经济形势的基础之上，因此，判断当前通货膨胀的性质和特征就成为我们讨论问题的出发点。
1.外部失衡引发的通货膨胀。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特殊因素之外，中国一直保持着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的双顺差。持续的外部失衡造成外汇储备激增并且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下，大量的国际投机资本进入中国，使资本账户顺差进一步扩大。为了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央行不得不扩大人民币的供应，结果造成M2的迅速增长，如2008年1月和2月M2同比分别增长18.94％和17.48％，均高于2007年末的水平。3月份虽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落，但仍然保持在16.29％的高位（图1）。货币供应量以及信贷的过快增长引发了流动性过剩，从而构成了当前通货膨胀的最基本原因。
图1 2007年11月到2008年3月我国M2的供应量（单位：十亿元）
2.通货膨胀具有结构性特征。目前的通货膨胀呈现结构性态势，并非所有商品的价格都在上涨，上涨的主要是食品价格。以2008年4月份为例（图2和图3），CPI为8.5％，其中食品价格上涨了22.1％，而衣着类商品的价格反而下降了1.4％。食品价格的上涨，又主要集中于肉禽（47.9％）、水产品（16.1％）和鲜菜（13.6％）。食品之所以成为推动价格上升的主要因素，是因为食品行业的供给弹性较小，对于来自需求面的货币供给量的正向冲击不能作出及时反应所致。尽管目前物价上涨是结构性的，但由于通货膨胀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如果不进行适当的调控，一旦人们形成通货膨胀预期，那么结构性通胀就会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
3.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比较明显。本轮通货膨胀带有明显的成本推动型特征。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4月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1％，其中原油上涨37.9％，原煤上涨20.9％，有色金属上涨4.7％（图4）。同时，进口的主要商品如铁矿石、大豆、成品油、天然橡胶等价格均有不同程度的上涨。土地、劳动力、以及自然资源等要素价格的上涨也已经成为普遍的趋势。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以及国际经济形势存在着紧密的关系。首先，随着我国人口拐点的出现，原本可以“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其次，当前进行的要素价格机制改革使得之前人为压低的要素价格逐渐向市场均衡水平移动；最后，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正处于加速发展阶段，其旺盛的需求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原材料价格的上涨。
4.通货膨胀的国际传导。在中国爆发通货膨胀的同时，其他主要国家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价格上涨。2008年1月，美国CPI上涨4.4％；欧元区上涨3.2％，日本上涨0.7％；韩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分别上涨3.9％、6.6％和7.4％；俄罗斯上涨12.8％，南非上涨9.3％，全球通货膨胀有卷土重来之势。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如铁矿石、原油、粮食等价格的上涨就会相应传导到我国，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事实上，当前制约我国供给面最主要的因素即是成本推动与输入型通货膨胀。
二、通货膨胀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通货膨胀的趋势及其成因，本文建立了关于我国通货膨胀率的脉冲响应函数。选取的变量指标包括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CPI下食品价格中的粮食价格指数（COR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NV）、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期增长率（M2）、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W）。由于我国2003年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因此本文的样本期始于2003年1月，止于2008年3月，总共63个样本。其中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粮食价格指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M2同期增长率的月度数据来源于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原始数据为季度数据，我们采用取均值的方法近似得到了月度数据。
脉冲响应函数刻画了一单位标准差大小的新信息（innovation）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前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可以反映一个变量作用于另外一个变量的动态特征。一般在分析脉冲响应函数之前要建立变量之间的VAR模型，我们首先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设定了VAR（2）模型，在此基础上，采用正交化（orthogonalised）方法和Choleski分解技术，建立了关于通货膨胀率与其他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模型。西姆斯（1980）认为，VAR和脉冲响应函数模型下无需考虑变量的平稳性，[4]所以这里没有对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图5至图8是CPI对于其他变量一单位标准差冲击的反应。
1.粮食价格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冲击。由于粮食在CPI组成中权重较高，因此在当期就会对通货膨胀率产生正向效应，并且正向效应呈递增趋势，第3期达到最大，此后开始逐期递减。这表明粮食价格的上涨短期内会对CPI造成较大冲击，但在长期内对于CPI的持续影响较小。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冲击。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作用一直是正向效应，并且效应逐渐增大，到第5期开始稳定在一定水平。长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会产生温和的通货膨胀效应。
3.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期增长率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初期时广义货币供给量同期增长率对通货膨胀率的正向冲击呈增长趋势，到第5期达到最大值，随后呈递减趋势，到第10期逐渐趋近于零。
4.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对于通货膨胀率的冲击。全部单位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报酬对通货膨胀率的正向效应在第2期开始显现，并且逐期放大，第10期时仍然呈增长趋势。显然，劳动者工资的增加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效应非常强烈，在长期内会持续提高通货膨胀率。
在给出脉冲响应函数之后，我们采用方差分解法，通过求解扰动项对向量自回归模型预测均方差的贡献度，了解各类因素对通货膨胀率的冲击作用，分解结果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除了通货膨胀率自身以外，粮食价格和平均劳动报酬是长期中影响通货膨胀率的主要因素，并且随着时期的延长，劳动报酬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程度越来越大。由于我国国内粮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粮价的影响，而劳动报酬的上升直接表现为生产成本的提高，因此，成本推动型和输入型通货膨胀可能是目前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
三、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虽然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任何时候都是一个货币现象，治理通货膨胀理应由货币政策发挥主要作用。然而，从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形势来看，基于需求调节的货币政策显然对于供给方面的成本推动和输入型通货膨胀无能为力。同时，即便在货币政策调控最为核心的领域——货币数量的控制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局限。
1.加息的局限。加息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成本，回笼货币，减少流通中的货币数量，是货币政策中最重要的工具。但是，目前加息却要考虑诸多问题。首先，加息要考虑中美之间的利差。现在的情况是，人民银行在不断加息，美联储却在不断减息，使得中美之间的利差不断加大。中美之间的利差倒挂会诱发国际投机资本进一步流入，从而加剧我国的通货膨胀；其次，加息要考虑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加息会提高资金成本，抑制国内的投资需求，并因此减少进口，进一步拉大中国的贸易顺差，最终也会与加息的目的背道而驰；第三，加息要考虑对储蓄的影响。近年来，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过高的储蓄开始减少，多年低迷的消费需求逐渐启动。如果在这个时候加息，尽管可以将部分资金吸引回银行，但是却与扩大内需与发展资本市场的长期目标相悖。
2.存款准备金与票据回购的局限。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和央行票据的回购同样可以达到回笼货币的目的，但是二者的政策空间日益缩小。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15.5％的历史高位，中小银行流动性明显吃紧。若进一步上调准备金率，必然会危及这些银行的生存。同时，央行票据回购的不断积累，一方面使得央行面临票据到期以及利息支出不断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损害了商业银行的融资机能，不利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
3.人民币升值的局限。人民币升值可以从源头上解决流动性过剩的问题，有效抑制输入型通货膨胀，减少国际贸易争端，从长期来看也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使人民币迅速升值到市场均衡水平。因为，人民币的过快升值同样会带来严重的问题。一方面，人民币升值会促使资产价格上涨，由此产生的财富效应会形成强大的购买力，反而会加剧通胀；另一方面，过快升值会对外部需求产生巨大影响，在目前内需并没有充分启动的前提下，极有可能引发经济衰退。因此，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循序渐进，小步快跑。由此也决定了人民币升值对通货膨胀的抑制效应要到两三年后才会显现，这显然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尽管货币政策存在诸多局限，但目前我国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规模增幅仍然偏快，尤其是金融机构外汇贷款超常增长，2008年4月末已达到270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6.76％。因此，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坚持从紧的原则，将反通货膨胀作为其主要目标。由于信贷规模调控和窗口指导可以直接作用于商业银行的贷款规模，在实践中能够根据市场供求和银行盈利状况及时、迅速地作出反应，避免“一刀切”，我们建议未来货币政策应把控制信贷规模作为主要的调控工具。
四、应该重视财政政策在治理通胀中的作用
目前我国通货膨胀形势的复杂性以及货币政策的局限性使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同，财政政策不仅可以实施需求调节，而且还可以对供给面产生影响，从而能够直接应对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的挑战。同时，财政政策较少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政策扭曲效果较小。因此，今后治理通货膨胀应该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1.财政政策的需求调节。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财政支出属于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扩大财政支出会增加社会总需求，在总供给不变的情况下，价格水平会相应提高。同时，由于现实条件下李嘉图等价定理并不成立，政府使用公债融资取代税收融资，持有公债的消费者认为自己的财富增加，从而增加消费支出，同样会引发价格水平的上涨。因此，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财政政策似乎应该减少财政投资和压缩赤字。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通货膨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方面，面对由流动性过剩引发的通货膨胀，财政支出的增加和赤字的非货币化融资，并不会增加目前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因而也不会加重流动性过剩局面；另一方面，面对人民币升值和出口的减速，需要适当的政府投资支撑经济增长，以防止滞涨的出现。所以，目前的财政政策在需求调节方面应采取紧中有松的原则，在维持适当规模赤字的同时，发放特别国债，进一步回收流动性，加大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以促进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2.财政政策的供给调节。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包括对于经济增长的长期调节和经济波动的短期调节。根据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个经济体的供给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知识资本以及社会管理系统。其中，人力资本不仅是指劳动力的数量，也包括劳动力的质量。物质资本泛指基础设施以及设备投资。知识资本包含论文、设计和专利等，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社会管理系统则表现为政府的管理能力。除了物质资本之外，其他供给要素都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单纯依赖市场会供给不足，需要政府财政予以支持。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补贴，增加上述物品的供给，由此形成了财政政策的长期供给效应。事实上，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卢卡斯（2004）就曾指出：“以美国过去50年的经济表现为基准发现，成功的长期供给方面的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要远远高于进一步优化短期需求管理政策所能带来的社会福利”。[5]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对于经济增长尤其对于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对目前我国通货膨胀的治理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生产要素价格上涨是否转化为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根本上取决于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之间的竞赛，而决定劳动生产率最关键的因素是技术进步。因此，发挥财政政策的供给效应，加大对于科研开发的政府补贴，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最终抑制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
财政政策不仅能够改善长期供给，而且也可以实施短期供给调节。尽管一个国家的劳动力、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在短期内无法改变，但是财政政策却可以通过调整相对价格以改变对生产者的激励，从而在短期供给方面发挥作用。例如，财政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个人所得税改变劳动者工作和闲暇之间的相对价格，激励劳动者增加劳动供给；降低企业所得税增加企业利润，刺激企业增加生产。事实上，对经济活动中的参与者——劳动者和企业的行为进行激励从而促进他们增加供给正是短期供给调节的核心。那么，财政政策的短期供给调节又是如何治理通货膨胀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图9进行说明。
由此可见，财政政策的短期供给调节不仅可以降低价格水平，抑制通货膨胀，还可以提高均衡产出，增加就业，具有“一石二鸟”的作用。具体到我国的通货膨胀治理，我们认为财政政策应该根据不同因素，对症下药，多管齐下。
首先，针对由国际收支盈余增长过快引发的通胀，可以考虑一方面降低出口退税税率，同时对一些国内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征出口关税，减少出口；另一方面，进一步削减进口关税，给予企业进口补贴，扩大进口从而减少贸易顺差。此外，资本账户下的“热钱”流入也要予以充分重视。尽管目前防范投机资本流入的主要方法是资本管制，但是从资本项目管制上来控制短期资本流入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采取税收调节如开征托宾税是较为可行的一个选择。托宾税对于所有现货外汇交易课以税款，能够有效地防止投机资本规模的急剧扩张，从而稳定汇率和减少资本账户盈余。
其次，针对成本型和结构性通货膨胀，财政政策要适时扩大增值税转型试点范围，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加大对于粮棉油的补贴力度，提高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和降低个税税率。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抵扣购进固定资产中机器设备所含的进项税金从而减少企业税负，降低企业所得税率增加了企业的税后利润，这两项政策都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增加供给。同时，对于一些受到通货膨胀影响较大的行业如粮棉油、猪肉、石油、电力等行业，给予财政补贴可以有效地减轻这些行业面临的要素成本上升压力，保障供应。此外，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是推动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因素，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能够激励劳动者增加供给，从而减少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于通货膨胀的冲击。
最后，针对通货膨胀可能引发的社会问题，要对低收入者发放价格补贴。这是因为目前通货膨胀主要由食品上涨引起，而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往往很高，通货膨胀对他们生活水平的影响最大。实际上，自本轮物价开始上涨以来，财政部已采取多种方式对城乡低保住户、困难学生以及学生食堂进行了专项补贴。基于通货膨胀的发展趋势，需要进一步扩大财政补贴的规模和范围。
总之，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相对于货币政策的进退两难，财政政策有其独特的优势和效应，尤其是供给调节，可以有效治理目前各种因素引发的通货膨胀。另外，由于近些年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同时涉及减税和增支两个方面的供给调节并不会对政府财力产生过大影响。因此，我们认为，今后治理通货膨胀应该重视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同时协调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促进中国经济早日走出通货膨胀的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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