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弃与传承的竞争
——也论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保护和利用
张 龙
（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黄冈438000）
摘 要： 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民间信仰发生了消解现象。这种现象发生的因素主要有信仰人群的减少、信仰活动主持者的传承缺失、信仰场域的缺乏。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有着一定的现代价值，在保护其传承上，政府、社会组织应该在去芜存菁基础上，发挥相应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 现代化进程； 传承保护
现代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人类学视阈来看，它不仅仅是工业、农业上的科技化，也包括文化范畴的进步。对于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来说，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在不断发生变迁。在这个过程中，遗弃与传承的竞争一直在持续。如何正确看待这个问题，本文谨以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简称黔南地区）内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文化的变迁来加以探讨。
一、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消解因素
民间信仰的传承性来自与对时代的适应。国家城镇化的步伐不断加大，黔南地区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从政治、经济领域出发，影响到了传统民族村寨的文化、社会关系等各方面。以黔南地区的行政结构来看，撤乡并镇的措施实行，以往许多乡村出现了合并，像三都县以往有20多个乡镇，现存6个镇1个街道。基层政府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行政隶属的重新归属，也带来一系列的管理措施的重构。基于扶贫的措施之一的移民搬迁，对一些族群带来的不仅是生计方式的变化，还有邻居的变化，增添了许多新的事物。现代化工艺带来了建筑的变化，新型建筑在建材上、配套设施上、房屋的实用功能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相对于传统的老式建筑也是一种巨大的冲击。由于交通的便捷，外来人群的涌入，本土村寨居民的外出，在带来了人们接触视野的开放的同时，传统的人际交往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在这种种变迁的影响下，一些民间信仰也在逐步的消解。以黔南地区来看，它的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一些承载信仰活动的节日消失
研究者杨光华对福泉地区节日总结中，归纳出福泉市成为记忆的民族民间节日就有43个。这些节日以带有民间信仰的祭祀节日居多，其中带有祖先祭祀的有竹王祭、祭先农（先农据传为炎帝神农氏）、轩辕会、鼓藏节，带有自然崇拜与神灵崇拜的祭祀最多，有祭社稷、祭神袛（主要祭祀风云雷雨神和境内的山川神和城隍等神圣）、祭先蚕祠、祭常雩（涉及到农业生产的神，同祭社稷、祭神袛差不多）、祭厉（祭祀无人祭祀的鬼神，恶鬼）、关帝会、祭文昌、祭奎星、龙神会、老君会、财神会、娘娘会、祭宗祠、东约会（祭祀黄飞虎）、南岳会、药王会、鲁班会、城隍会、马王会、仙桥二郎会、詹师会、三丰会、杜康会、祭文庙，以及一些其他的节日。
在对黔南地区一些村寨调研时，笔者也发现布依族、苗族、水族、畲族等民族村寨的许多传统小节日处于停滞状态，只有一些重大的民族节日才能举办。像苗族以往过的苗年，据《都匀县志稿》记载，都匀苗族明清时期在四月过年。《三合县志稿略》记载，三都苗族“冬月辰日为过节”。《黔南识略》记载是，长顺苗族在清代中叶前是以十一月朔日为年节。20世纪40年代以后，黔南地区的苗族过苗年的很少了，基本同汉族一样共过春节。“迎雷节”（又名“玩雷公”“祭雷节”“祭虫节”）曾流行于都匀、贵定、龙里、福泉等地。节日时间有的为正月后第一次打雷日，有的为雷后的第一个鼠或马日的赶场天，有的为雷后的第二或第三日。过节期间，以寨为单位进行活动，多在附近山腰祭祀雷神，祈求风调雨顺。青年男女尽情欢乐，开展跳芦笙、唱山歌等节目。迎雷节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基本消失。杀鱼节（又名“叉鱼节”）曾流行于黔南地区的福泉、贵定、龙里三县市和贵阳市的开阳县之间的清水江畔苗寨，苗族群众喜过杀鱼节，现在这个节日也在逐步淡化。
微生态制剂的工作原理大都表现在微生物的代谢特征和生长繁衍形式方面。经过有益菌群的代谢活动，形成丙酸、乳酸及乙酸等以降低机体的pH值；形成过氧化氢去除部分隐藏的病原菌；形成部分代谢产物以降低肠道中胺与氨的浓度；形成酶素促进物质的分解；形成非特异性免疫调节因子，提升动物抗体水平。微生态制剂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便是有益菌发展成整个系统的优势菌，并且微生物的屏障与夺氧作用同样是其较为常见的作用形式。
（二）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人气的弱化
民族村寨一些传统的活动场所，如风雨桥、鼓楼、歌场等等，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处于一种人气弱化的情景。以苗、侗族风雨桥为例，它是历史上满足族群交往需求的场所，带有浓厚的民间信仰的建筑。以往是村寨迎宾、娱乐、聚会，乃至祭祀等的场所，更重要的是青年男女谈情歌唱的场所。许多村寨都在寨中或者临近村寨附近，建立一些活动场所，或约定俗成一个大型交往场所，提供给黔南地区各少数民族青年男女进行交往。这样的活动各个民族称呼不同，主要是开展对情歌，促进青年男女恋爱活动。
韩国堪舆主题汉文小说中，地师报恩的所占篇幅最多，俨然已成为堪舆小说的“经典款式”。 在此类小说中，堪舆师往往因为主家的“一饭之恩” “一衣之赐” “一履之馈” “投宿之谢” “恤妻之德”等行为，感恩戴德，为其占地择穴。 如《占吉地奂游石函》中，云游僧因受李判书供食赠衣之恩，为李判书择一“极吉之地”； 《定名穴牛卧林间》中，地师朴尚义因感念尹氏“再生之恩”，为其指点吉佳之地； 《贤妇放婢受报恩》中，新妇私自放走稍犯过错的厥奴之妻，得其子报恩占地选穴； 《星居士》中，星居士为报村人“赐履之厚意”，遂为其占名穴，使其子孙昌盛。
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 1947年提出的“乡民社会”指出，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对其家族和村庄有着强烈的认同，甚至难以相信自己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会有什么不同[3]。改革开放前，黔南地区少数民族村寨传统的生计方式是农业为主的生计方式，某种程度上属于“乡民社会”性质，人们更多注重集体的认同，民间信仰活动也满足了这种认同。由于科技的进步、交通的发展，人们的生计方式，尤其是年轻人的生计方式大都以外出务工、从事手工业为主。这种生计方式的转变，改变了他们以往依附于土地的生计方式，对传统注重身边自然环境的民间信仰需求自然降低。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需求理论来看，人们对文化的接受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当现代化能解决人们的许多需求时，人们不再寻求民间信仰的解惑作用时，一些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也就处于消解状态。
（三）承载信仰的服饰艺术的特点变迁
传统的民族服装和饰品大都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民间信仰的文化。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员流动的频繁，不同文化的影响，许多传统的服饰艺术特点在青年中的认同度降低。有学者调研统计，“湘西凤凰县苗族银饰市场中70%的顾客为45-60岁的苗族女性，年轻苗族女性的思想观念因受现代新思想的影响有所改变，难以认同苗族银饰‘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的艺术属性和审美特性”[1]，这种现象在黔南州不同地区都存在，也不限于银饰，包括传统的民族服装同样存在。
在相应的对情歌节日期间，传统的民族村寨地点往往是人员稀少。同样弱化的还有许多场所，如斗牛场所。这种缺乏人气的情况也使相应的节日活动无以为继。
分析这些消失或者渐行渐远的节日，其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是时代因素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一度开展破除迷信活动，无神论的思想影响了许多人。故此，许多人不再愿意学习巫术等技艺。其次，“破四旧”等政治运动期间对这类活动场所的毁坏。一些民间信仰的场所，如社坛、祠堂、庙宇等在此期间遭到拆除，日后也没有重建或重修，不复存在活动的场所。第三，一些活动自身的特性决定其没有存在的价值。如祭忠烈祠，该活动祭祀对象主要是红军长征期间在福泉境内惩治的反动派及恶霸。第四，一些活动带有重复性，在新时代已有新的形式所取代。如祭文昌一般带有对文人福禄的预祝性质，现在各学校多以高考庆祝为重。第五，许多民族村寨的青壮年外出务工人数居多，民族节日活动的承载主体缺失，也是许多民族小节日处于停摆状态的原因。由于接受学校教育的时间延长，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许多青年男女对传统的民间信仰的接受度降低。且当代青年男女接触方式多样化，网络聊天、学校交往、务工接触……，人们参加这类活动的热情度也降低。第六，生态环境的变化也是导致特定节日无法延续的一个原因。如一些苗寨不再过杀鱼节，在清水江有的地段修建水电站拦河大坝，导致河段出现干涸，不再具备举行杀鱼活动的条件。也有的苗寨出于生态环境保护，防止过多撒入草药进行抓鱼活动时伤害水中生物，破坏生态环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时尚的追究，许多民族服饰以及商品在年轻人视野中，由于不够新潮而不为看重。黔南地区传统的民族手工艺品品种丰富，涉及手工纺织、刺绣、银饰、剪纸、雕刻、布染等几大类，品种多达上百种，具有极大的开发前景，但也存在一些制约因素。都匀市著名的石板街销售布依族、苗族、侗族等民族特色的银饰、服装、女包等等，传统的款式购买者往往以中老年居多。旅游商品往往是旅游业中重要的一环，许多民族地区有着传统的手工艺传承或者特色商品，承载着民族的记忆，有着特定的意义。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当前科技工艺发展造就的新商品无论精致程度，还是色彩、图案的设计和制作远远超过许多民族传统的手工艺品。再从价格上来看，许多民族地区的手工艺品由于纯手工制作，融入其中的劳动附加值高，价格不菲，即使有人出于留念想购买作为纪念也望而止步。这也是黔南地区许多旅游景点的旅游商品往往是异地制造的原因。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和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对旅游经济有显著影响(P<0.05,且回归系数>0)的城市中，依据回归系数的大小将其分为3类(显著、极显著、特别显著)，以揭示绿地对旅游经济影响的强弱,如图1和图2所示.
（四）信仰活动的“主持人”的流逝
许多村寨信仰活动的“主持人”——巫师（统称“巫师”）正处于青黄不接的情况，或者已经不复存在了。巫师的人数变少，且存在的年龄以70-80岁的居多，由于行走不便，许多法师的活动只能就近进行，或者简化。
再从一些学者反对的“汉化”来说，他们混淆了“现代化”和“汉化”的差异。国内汉族所使用的许多物品、运用的技艺，同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民所使用的一样，或者是从国外借鉴学习而来。这是现代化背景下，人们生活便利的共同趋势。学校教育中，大家都学“英语”，难道全国人民都被“英化”了？语言是交际的工具，我们要有广阔的天地，必然要掌握应用更广的语言。故此，学习英语和学习汉语，都是为了更好的发展，并不代表“英化”或“汉化”。
在采访中，一些年老的巫师都希望有年轻人能传承他们的技艺，并且愿意免费教授。但是，愿意学习这些传承的年轻人数量极为稀少。年轻人或者受教育的程度增高，或者外出务工接触外面世界的增多，或者更多愿意接触信息化的事物……整体上对接受这类传承兴趣不大。即使是儿童，他们也有了更多新玩具。2017年11月在荔波县瑶山乡拉片村，笔者就拍下了几个3、4岁儿童津津有味玩手机的照片。笔者身边就有“巫师”的后人，问及为什么不愿意传承父辈的技艺，回复大都是以后求发展，要有更多知识文化，而且离开村寨的场域，“巫术”等技艺也不适合应用了。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人们谋生的技能，即生计方式的转变是影响巫师传承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对外宣传是一种跨文化语言交际。新形势下，对外经济和文化交流极其频繁，为适应中国文化和思想走出去的国策，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广义的外宣类文本是指以国外受众为宣传接受对象，对某地区、企业、景点或事物进行介绍的资料和文章，其文本功能在于吸引读者、增进文化了解、树立良好形象，等等。由于中英文的外宣文本在语言风格上既有相似之处，又各有特点，因此，翻译成为了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媒介。外宣翻译的突出特点是“基本上都是中译外”，［1］(P27)这就要求译者既精通中文母语，又熟知英文读者的阅读习惯，还需了解宣传类文本语言特征，能够使用娴熟的英文表达。
另一种变迁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刻意行为。贵州畲族的“凤凰衣”带有自身的特点，且具有图腾崇拜的性质，但当地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目的，或基于营造同闽浙畲族相似性目的，“表现在服饰上，有傍着闽浙赣地区的畲族服饰之嫌，借鉴‘凤凰装’修改‘凤凰衣’，使之失去了原来的形象。在全国第九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贵州畲族的‘阿扎猛’表演项目的服装就是完全用了闽浙地区畲族的凤凰头装饰，没有一点贵州畲族的服饰文化影子”[2]。客观说，这种刻意求同的做法反而失去了自我，即使同一个民族不同地域也有自身独特特点的，双胞胎也是存在不同之处。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因此食品质量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其中对肉类、海鲜、蔬菜、水果等的长期保鲜存储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因此建立成本低廉、性能稳定、能够实时智能监测冷库环境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智能控制系统的研究与设计是冷库迈向高工业程度、高产业度的保证。本监测系统[17-19]可灵活适用于各种冷库的参数监测，在对冷库数量要求不高时，只需改变从机的电路板提高扩展能力，主机电路不用改动。本系统实现了对冷库环境因子的实时远程监测，能够使一般食品冷冻库及冷藏库的环境参数精度控制需求，应用和推广前景很好。
二、传承的相对性与学术界倡导的绝对性
少数民族民间信仰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一定的遗弃，社会上许多学者一度为之忧虑。民间信仰的传承也是有相对性的，不是现代化就能彻底消除的。像香港这样一个发展繁荣的现代化城市，“‘信仰场所’之多、香火之盛任何城市所无法比拟的。……这里既有天主教、新教、圣公会教和禅宗、律宗佛教等‘正统宗教’，也有大榕树崇拜这种说不清源流的祭祀崇拜——但无一例外都有很高人气。”[4]从香港的现状我们可以看到，民间信仰和正统宗教信仰一样，它是有着一定历史沉淀的，传承性依然在持续，只是这种传承的方式需要探讨。
濡化（enculturation）表示在特定文化中个体或群体继承和延续传统的过程。首先由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提出的，它表明文化的传承有着特定的文化氛围。一些学者常常将民间信仰的保护报以绝对化的视角。他们经常疾呼某某传承艺术就要灭绝，国家和政府要拨付大量资金去保护、去研究；或者某某民族习俗丧失被“汉化”，要增加教育的本民族性……这种保护强调“原汁原味”的保护，这种“绝对性”的保护一度引发热议。不能否认，这些学者热爱本民族文化的心情，但也要一分为二地剖析这些文化传承变迁的客观性。从事物发展的规律来看，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我们知道，文化必然具有变迁性。有关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涵化（acculturation），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文化体系间由于持续接触和影响而造成的一方或双方发生的大规模的文化变迁。从这个概念来说，黔南地区民族之间由于长期的接触，彼此之间文化发生变迁是必然的。再从黔南地区各民族村寨成员大规模异地务工来看，文化涵化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此外，文化的发展也有它的时效性、应用性，当一个时代进步到工业化、机器化，你还要让人工技艺继续延续，无论从解放劳动生产力的角度，还是从收益的角度来看都是不成比例的。可以反问一句，让这些疾呼的学者去继承一些不具备时代性的民间技艺，他们肯放弃自己的现状去继承吗？这也是许多民间传承老艺人的子女放弃继承传统技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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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5日，笔者在荔波县瑶山瑶族乡调研时，当地一位前任乡干部就谈到这样一个例子：前些年当地进行传统村寨保护，要求居民的房屋还采用原始的茅草顶，为了维持原生态的模式，结果有一年发生冰雹，许多村民受灾，房屋受损。事实上，当地村民也希望居住现代化的住宅。这就带来一个“原生态”的留存问题？是维持原有住居模式一成不变，还是采用现代化的建设，保留原有住居的元素，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为好呢？2013年12月份，有学者观察了三都县都江镇控抗村苗寨的“鼓藏节”活动，其中的砍牛仪式中，整个村寨近300头牯牛被砍死[5]。近几年，许多苗族村寨陆续恢复了鼓藏节活动。像三都县都江镇怎雷村的苗族原本已经100多年没有过这个鼓藏节了，2011年10月也重新恢复了这个节日活动。“鼓藏节”是苗族传统民间信仰文化的体现，黔东南州雷山县的鼓藏节2016年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这个节日大批量宰杀牯牛的现象，无论从经济成本来看，还是从观赏性来看，都是令人质疑的。同瑶族房屋原生态构建情况一样，“鼓藏节”活动能否采取更现代、更简洁、更经济，甚至更文明的方式来展现呢？答案肯定是可以的，这些变化应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准的现代化的“原生态”为好。
濡化保证了民间信仰文化的一定传承，而涵化则促使民间信仰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一定程度的变迁，两者体现了文化传承的绝对性以及相对性。功能主义也强调人们的需求发生变化后，文化为了满足人们新的需求会衍生出新的特点。由此，也可以理解民间信仰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必然会发生部分的遗弃。
三、少数民族民间信仰的传承与保护方式
民间信仰的消减一度引发了知识精英分子的担忧。有的学者基于保护传统文化的心态频频呼吁政府介入，派遣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保证其传统文化的延续。民间信仰的传承人、主持人在接受调研者时，往往报以感慨的心情诉说自身记忆的失传。从民间信仰的主要功能来看，民间信仰活动主要是在信众群体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给予他们以相应的帮助，诸如保佑平安、治疗疾病、敬拜祖先等，突出了这一信仰的“实用性”。而这种实用性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大都能得到解决时，人们对其的依赖性必然降低，其繁琐复杂的程序也不再为人接受。传统的民间信仰活动出现消减也是必然的一个现象。
民间信仰文化是否需要保护？答案是肯定的。且这种保护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各层次共同努力的。政府在其中往往起到主导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就体现了地方政府在保护传承上的努力。截止到2016年底，黔南地区县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59个。其中，有水书习俗、水族端节、毛南族打猴鼓、瑶族猴鼓舞、布依族傩戏、鼓龙鼓虎·长衫龙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4项。而且，大力开发少数民族节日的旅游活动，以及组织少数民族民间文化演出。这些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都蕴含了对民间信仰的保护和开发。正是政府的这些工作，在民间信仰的衰落中，又再度让其有了新的兴起；也正是政府的这些工作，在民间信仰衰落过程中，促进了民间信仰原有文化的维持。民间信仰是根植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正是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才有了民间信仰复兴的现状。各地地方政府的投入，组建了不同的表演队伍，传承了民间信仰的歌舞演出，保护了一定的非物质遗产，重建了民族特色的村寨……任何传承，任何传统文化的延续都离不开社会的关注。
社会在传承文化上的保护是否就无所作为呢？答案是否定的。关键是民间社会自身在传承文化上需要依靠集体的力量去行动，即依靠协会、组织等形式来传承民间信仰文化。由于民间团体活动的自发性，其组织力欠缺。且民间信仰文化在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其受众群体的定位和形式还需要加以重新定位。故此，民间信仰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最需要的就是创新，让民间信仰文化从形式到内容接地气，即赋予其时代感。这种创新需要专家、传承人、大众的集体参与，达到一种深度的融合才能有生命力。
总的来说，政府主导下的民间信仰兴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民间信仰的功效。需要注意的是，如何保证这种兴起不仅仅是单纯经济目的的兴起，需要用新的价值尺度来衡量。
文化相对论认为，文化都是平等的。民间信仰文化在历史上起到维持一个民族群体团结的凝聚力作用是不可以忽略的，自然有其有益的成份。从保护的角度来看，许多民间信仰的传承又应该摒弃“绝对性”，原汁原味的传承与时代是脱节的。故此，这种传承又应该是“相对性”的，即吸收原有形式上的一些符号，增加一些现代性的元素，让它更好发挥满足人们欣赏娱乐的功能。
综上所述，等离子喷涂吸波涂层的复介电常数的实部和虚部一般随吸收剂含量的增加而增大，但是随测试频率的不断增大而减小。涂层的介电损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涂层的吸波效果，这给吸波涂层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的某些部分被遗弃，被新的内容所取代。但文化的某些精髓却是我们需要传承的。在现代化的影响下，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一定程度上处于消解状态。客观来看，如何传承其中的精华部分，以利于其保护，不仅仅需要政府的工作，也需要民间自身的力量。创新是其发展的主要源泉，完全无视民间信仰的变迁，一味强调“原生态”传承是不利于其发展的。
参考文献：
[1]周雪林.苗族银饰锻制技艺保护研究——以湘西凤凰县为例[J].怀化学院学报，2017（7）：13-16.
[2]曾祥慧.贵州畲族“凤凰衣”的文化考察[J].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4）：96-102.
[3]Robert Redfield.The Folk Societ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47（52）：293-308.
[4]陶短房.香港的世俗世界[J].世界博览，2017（19）：36.
[5]杨杰宏.贵州控抗苗寨鼓藏节:“非遗”概念实践的地方性文本[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2014（4）：5-12.
Competition for Abandonment and Inheritance：On the Protection and Use of Ethnic Minority Belief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ZHANG L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uanggang Normal University，Huanggang，Hubei 438000）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the folk beliefs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been dispelled.The main factors of this phenomenon are the decrease of believers，the lack of inheritance of the presenters and the lack of belief field.The folk beliefs of ethnic minorities have certain modern value.In protecting their inheritance，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should play a positive role on the basis of removing the turnip and preserving the essence.
Key words： folk beliefs of ethnic minorities；modernization process；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中图分类号： B9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9743（2019） 07－0010－04
收稿日期： 2019-05-21
作者简介： 张 龙，1972年生，男，黑龙江大庆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民族文化传播。
标签：少数民族民间信仰论文; 现代化进程论文; 传承保护论文; 黄冈师范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