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及失败的原因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两次论文,探析论文,新疆论文,盛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2×(2002)01-0047-06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新疆军事政变引起的人事更迭，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此时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道，两次共同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这两次控制新疆的计划失败后，蒋介石出于拉拢盛世才的需要，事后对盛世才矢口否认此事，中国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倾向于蒋介石的说法。本来是一个争议不大的问题，因为蒋介石的否认和中国台湾方面的研究而变得扑朔迷离起来。笔者根据近年来中国大陆新刊布的有关档案，结合笔者最近新发现的相关资料，将国民政府从盛世才手中谋取新疆的两次策划情形勾画出来，并分析其失败的原因。
一、第一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派使宣慰新疆。
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象，人选不日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马良去新疆宣慰，蒋介石也电马征询意见，马以年高推辞不从（注：《新疆事变之前因后果——某回族领袖过徐对记者谈话》，1933年5月5日南京《中央日报》。）。4月28日，汪清卫又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通过电报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99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慎选贤能（注：《今晨行政院会之决议》，1933年5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行政院决议—新省主席辞职照准》，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正慎选贤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注：《国府明令安抚新疆民众》，1933年5月3日南京《中央日报》。）。
刘文龙、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电报到达南京，中央政府反应冷漠，蒋介石对盛还有戒心（注：盛世才与蒋介石是旧识。蒋介石曾资助盛完成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盛世才毕业后也曾在蒋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等职。但两人并不相互看重。蒋让盛久居闲职；盛则离蒋而去，说他“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做）全国之首领”。参见新疆区档案馆档案：政2-1-451。），不愿将新疆交给他。6月初，蒋介石就回刘、盛电问题拟定三项方案以与汪相商：“(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亦久已不通，拟仍暂搁，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作复电，应加以奖励，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代理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1](P541)。”此后，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蒋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黄慕松紧张地作着宣慰前的准备：首先是听候中央确定宣慰方针，黄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黄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注 ：《新疆宣慰使黄慕松周内启程——谈宣慰方针蒋与中央意见一致》，1933年5月4日南京《中央日报》。）。其次是物色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1日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注：《新疆宣慰使黄慕松昨谒汪商谈》，1933年6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
事后蒋介石曾对盛世才说，黄慕松去新疆“纯属宣慰性质，绝无他意”（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但我们断定这是蒋介石为修复与盛世才业已破裂的关系所说的假话。因为：第一，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注：《改进新省政治计划——革除不良政治以谋安居乐业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开发交通》，1933年5月27日南京《中央日报》。）。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民政府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4页。）；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今酒泉——引者）防地，以应事变。”[1](P547)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2]。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注：部殿丞述，徐存甫记《我随黄慕松宣慰新疆的经过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存稿编号65-976。）
（二）拉拢各方力量架空盛世才。
“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3]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1](P546)。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1](P545)，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1](P545)，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1](P546)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1](P546)，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
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1](P543)，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1](P545)。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1](P548)。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1](P545)。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1](P548～549)。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注：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藏行政院档案，转引自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02页。）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三）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
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注：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4年6月26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注：《黄曾电保刘盛真除》，1933年7月7日南京《中央日报》。）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1](P574)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注：《行政院纪念周——汪报告一周内要政》，1933年7月12日南京《中央日报》。）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注：《张凤九由赣返京——谈新省事件周内可解决》，1933年7月13日南京《中央日报》。）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
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1](P578～579)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7月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注：彭昭贤回忆说是他人新劝盛放了黄慕松，其实有误。南京政府是曾委派宫碧澄、彭照贤赴新与盛商谈新疆问题，并预定乘7月18日欧亚航空公司飞机去新。但彭18日并未飞新。因“中央对新事解决方案，须待黄慕松返京作最后决定，故再迁延。”8月2日彭昭贤、宫碧澄仍在南京等待下午5时汪精卫的接见。而此时黄慕松早已回到南京，根本不可能有彭昭贤劝盛放黄之事。参见彭昭贤《政海沉浮话当年》，见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276～3277页；《戴院长赴赣谒蒋商新事——俟得端倪即西行宣慰，宫碧澄等定明日赴新》，1933年7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黄慕松将赴赣谒蒋报告赴新经过——王应榆谈在新宣慰情形 彭宫约下月初入新》，1933年7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彭宫今晚谒汪——请示新政改进办法》，1933年8月2日南京《中央日报》。）。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破产。
南京政府控制新疆的计划为何失败？原因有二：
其一，没有军事力量作后盾。民国以来，新疆依仗着僻居边塞之地，中央政府鞭长莫及，向中央政府闹独立。南京政府派黄慕松宣慰新疆，主要想凭借中央的政治旗号，在新疆拉拢培植可以依靠的力量。黄慕松如此运作，确实争取了部分实力派人物的归附意向，但那离真正为其所用还有距离。中央部队只有胡宗南一个团远在兰族，黄慕松要求中央接收肃州及胡宗南一旅自甘向新推进均未实施。这样黄慕松面对猝发的事变，无军队可为声援，只能人为刀俎，他为鱼肉，听盛摆布了。
其二，黄慕松举措失当。首先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前瞻性。黄慕松在新疆运作的目的在于控制新疆政权，这对已经取得临时督办职位的盛世才来说无异于与虎谋皮，但黄慕松对这种虎口拔牙的事缺乏清醒的认识，没有料到盛世才会突然发动政变，甚至会加害于他。其次黄慕松在新疆的举措缺乏隐蔽性。黄慕松一到新疆，就向盛世才提出改督办制为军委会制，又大张旗鼓地拉拢各方势力，没有采用适当的策略与形式掩盖起他的真正用意，结果盛世才对他的用意与活动洞若观火。盛世才出于一个军阀维护自身权位的本能，必定不择手段地干出任何事情。总之，黄慕松的才智未在盛世才之上，想用政治手法谋取新疆又安能成功？
二、第二次试图对新疆的控制与失败
（一）实施盛张马三方鼎立的平衡牵制策略。
南京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答应真除盛氏，但这并不意味着从此放弃经略新疆。刻下蒋介石正调集百万军队对红军进行第五次大围剿，分兵西北力所不许，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法借用新疆本地的力量，使盛、张、马三方相互牵制，以达到控制新疆的目的（注：国民党政府的这一平衡牵制方案在1933年7月24日基本形成，29日，蒋介石、汪精卫在江西庐山听取黄慕松有关新疆情况与意见的汇报后最后确定。参见《新疆善后》，1933年7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黄谈新事中央已决定处置办法》，1933年7月30日南京《中央日报》。）。
1933年8月1日行政院通过对刘文龙、盛世才、张培元的任命，即是实现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关键步骤。这一任命的政治用心是让张培元以伊犁屯垦使兼第八师师长的身份雄跨盛世才之西，默认马仲英实际控制的东疆地区割据于盛世才之东，这样盛世才虽控制迪化政治中心并拥有中央任命，在张、马的东西夹击中也不能有所作为；同时张、马又有盛世才的牵制，亦不敢轻易脱离南京政府为他设置的运行轨道。实施这一平衡牵制策略的前提是要将盛、张、马三方的关系相对固定下来，为此蒋介石、汪精卫一再敦劝戴传贤去新疆一行。戴以健康原因短期内难以成行相辞。8月17日南京政府宣布派司法行政部长兼外交部长罗文干，以中央代表身份去新疆主持刘、盛等人的就职典礼。
9月2日，罗文干到达迪化。主持完刘、盛就职典礼，即开始撮合盛马之间的关系。盛世才表示若马仲英听从督办公署调度，退往哈密就任东疆警备总司令，可以委任他为省府委员。罗文干觉得事情有望解决，决定亲赴吐鲁番一行，敦劝马仲英息争。盛世才派其弟盛世骐等人随行，表面上表示和平诚意，实际上是想将马仲英骗至迪化予以处置。
马仲英接受盛世才委任的东疆警备总司令职务，并在吐鲁番参加了为他举行的就职典礼，对盛世才要求他缩小防区问题，他表示只要部队粮饷有则防区可任随指定，唯对盛世才邀他去迪化商谈和平问题坚辞不从。罗文干返回迪化后与刘文龙商量，认为马仲英问题即为粮糈问题，迪化无力解决，有向中央报告的必要，决定先派罗随员冯有真回京报告。
盛世才见没能将马仲英骗至迪化，即称马仲英没有和平诚意，下令将随罗而来的马仲英和谈代表张雅韶等人拘押，借此向马仲英寻衅，以打破南京政府在新疆所搞的平衡牵制政策。盛世才对罗文干的态度也发生突变，多方刁难罗以向南京政府示威，罗文干不得要领地离开迪化去伊犁。
（二）罗文干所谓的治新方案即张马联手倒盛。
罗文干从新疆回到南京后，曾向外界透露中央有治新方案（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31页。）。但这个治新方案是什么？是否即后来发生的张培元、马仲英联手倒盛的军事行动？
1934年9月26日蒋介石在《致盛世才督办妥慎处理新疆事务电》中否认张、马联合军事行动与南京政府有关系。他说：罗文干系自请赴新考察边情，并无特殊任务，“所谓以汪院长名义发致张培元之艳电，若非此次彭厅长（彭昭贤——引者）带呈油印电文，中央在任何方面均未梦及，日前汪院长来牯（牯岭——引者），当示以此电，甚为诧异，回京后立即彻底追查，忠密电码虽属张罗特约专用之本，然遍检当时外部致俄使馆各电原底，均无此稿，并约罗部长面加究诘，亦根本否认，有捏造院令冒名发电情事。惟张培元曾致罗江电，有事机紧急，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语，则艳电由张伪造，张已自承，而艳电内容如何措词，即罗亦未深知。盖边防督办及该电所列南北疆总司令各职，均为军事长官，其任免皆应由军委会呈请，非行政院所能决议，且艳电中有呈由国民政府公布字样，而实际国府始终并无此令。凡兹种种，其确出假托，更可一目了然。”（注：《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37卷别录，［台北］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4年版，第105页。）究竟南京政府是否撮合张马联手倒盛，由于蒋介石的否认似乎变得扑朔迷离，台湾方面的研究也对此持否认或回避态度（注：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第3345页；高素兰：《盛世才入新疆主政经纬（民国19年——23年）》，［台北］《国史馆馆刊》1997年6月出版。）。
《新疆简史》（第3册193页）首次提出南京政府密令张马联手倒盛的说法，蔡锦松在《盛世才在新疆》一书中又依据他所发现的资料得出结论说：“在国民政府和罗文干的促成下，1933年12月间，张培元、马仲英反盛同盟正式形成，张已对盛世才采取军事行动。”（注：蔡锦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笔者支持蔡锦松先生的观点，其理由为：
其一，南京政府有作出这一决策的可能性。南京政府制定新疆政策的核心人物是蒋介石、汪精卫，他们均未到过新疆，对情况不熟悉，他们有关新疆问题的决策势必受到罗文干的重要影响。盛马再战后盛在达板城之役伤亡官兵2000多人，损失轻重武器1000多件；盛世才为勒派军粮又逼死人命不少，“闻军粮仅能再支持一月”。鉴于盛世才已处于内外交困的严重境地，罗文干在离开新疆前夕建议国民党政府说：“……盛昔以骗诈取得任命，中央为求苟安，循其所请。今盛仍恶性未改，怨声载道，中央若不早下最后决心，处以祸国害民之罪，此后中央将威信无存。一切善后办法，明日起程回京呈报，望中央此时勿再为其所愚，予以任何之援助。”（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29～130页。）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何以能治盛罪呢？显然只能借助张马力量倒盛。盛世才已走到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地步，蒋、汪采纳罗的建议对盛采取非常措施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张马之间无中央撮合难以联合反盛。张培元与盛世才虽然难以真正合作，但双方关系一直没有公开破裂，1933年6月12日张培元还领衔多位军界要员呈请南京政府对刘、盛予以真除[1](P572～573)。张培元没有在中央政府真除盛氏前反盛，反而在盛居“正统”地位后倒戈，这样做没有中央政府的授意是难以想象的。再说当时新疆回汉隔阂很深，张培元要与马仲英联合会有很多障碍需要克服，没有中央政府的撮合短时间内也很难走向联合。曾作过张培元译电员、秘书、参谋的王恩溶回忆说：“马与张曾经兵戎相见，要说服他们联合是不容易的”，只是在罗文干的劝说下，张培元才定下“联马攻盛”的策略[4]。
其三，有张培元的两封电报为证。1933年12月4日，张培元致电中国驻苏大使颜惠庆：“培元遵照中央与罗部长计划，已出兵讨伐，将盛逆购得大批枪弹，业派兵截留，职部军队已开进乌（苏）、绥（来）（今玛纳斯——引者），双方已经接触，仍向迪化进攻，解决盛逆于民倒悬而固边圉。马仲英方面已联络，取一致行动，盛已陷于绝地，不久即可解决。以新疆形势，人民怨恨盛逆已达极点，实际情况罗部长已视查（察）明确。盛逆一除，战祸立即消弭，迅由中央特派要人来新，由伊入境，主持一切，培元当竭诚拥护，绝对服从。请钧座将上项情况转呈蒋委员长、汪院长，将盛逆立予免职查办。”（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0～131页。）12月6日，张培元又致电颜惠庆说：“自奉罗部长转到中央忠密电令，着培元督师入迪，解决盛世才，肃清北疆，以除祸根，并令与马仲英合作，迅弭战祸，救民水火，以维国土等因。当时出兵乌苏、绥来，将盛逆私购大批械弹扣留，……现职部骑兵一旅已进至绥来，乌苏、塔城已派驻重兵，截断盛逆交通，以期迅速解决，早奠边局。”（注：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藏外交部档案抄件，转引自蔡棉松《盛世才在新疆》第131页。）蒋介石说张培元因“事机紧密”，“不能不矫造中央命令以行之”，而且“张已自承”。但是张培元何以一边“自承”“矫造”中央电令，一边又继续向颜惠庆“矫造”是奉中央电令，并要颜惠庆转呈蒋、汪将“盛逆免职查办”呢？显然蒋介石的说法逻辑上讲不通。1934年9月蒋介石企图改变盛已与南京政府决裂的现实，出于政治需要蒋介石当然要矢口否认政府曾令张马联手倒盛的事实。
其四，有张培元的遗书为证。张培元令其部下杨正中率其主力进军迪化，结果在石河子战败溃退；苏联又出兵攻占他的大本营伊犁。张培元走投无路，在逃亡途中自杀。死前他写有遗书：“一误于罗部长，再误于杨正中……。”[5]误于罗部长只能解释为他后悔听信了罗文干要他联马倒盛的建议。
综上所述，南京政府曾撮合张马联合倒盛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三）南京政府控制新疆失败的原因。
南京政府第二次控制新疆失败的原因很多。比如说南京政府武力不及新疆；依靠新疆地方实力派头目张培元、马仲英的力量制衡盛世才，但张培元、马仲英各怀有野心，一方面不能真正联合，另一方面也难以真正为南京政府所用等等。但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政府出兵帮助盛世才，彻底打败张培元、马仲英部，从而通过盛世才控制了新疆。
盛世才为什么能够取得苏联政府的支持呢？这与当时的国内国际局势有关。就国内局势看，盛世才要南京政府给他“正名”，却不要南京政府对他控制；南京政府不得已给了盛世才“名份”，但又想设法限制地他势力的膨胀，甚至要搞掉他。盛世才为了与南京政府抗衡，便向苏联表白他早已信仰社会主义，借以寻求苏联政府的支持。苏联出于苏联国家安全考虑，决定援助盛世才以便在新疆扶持一个亲苏政权，将新疆纳入其势力范围。因为英国暗中支持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割据南疆；日本在占领满州、进入热河后，也想借助马仲英的力量向新疆延伸势力。无论英、日何方控制新疆，都将形成对苏联中亚地区的巨大威胁，这是苏联最害怕看到的现实。张培元一向持反苏立场，苏联不会扶持；马仲英的队伍中发现日本间谍大西忠，苏联也不会轻易相信。而盛世才对苏态度友好，而且反日（欧文·拉铁摩尔：《亚洲的枢纽：新疆与中国内亚边疆》，立特布朗出版公司1950年版，第72页），因此盛就成了苏联援助的对象。
所以当南京政府撮合张马攻盛成功，盛世才也与苏联洽商借兵攻击张、马部完毕。张马出兵东西夹击盛世才，苏联则乘机于1933年12月和1934年1月两次出兵打败张培元、马仲英部，为盛世才清除了通向新疆独裁之路上的政敌。张培元和马仲英势力的覆灭，使南京政府失去了借以控制新疆的任何依托，南京政府第二次控制新疆的计划与就彻底失败。
收稿日期：2001-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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