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魏晋南北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丰富，出版的专著有：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商务印书馆）、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陈苏镇编著《恢宏与古朴：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物质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章启群编著《经世与玄思：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社科文献出版社）、王东洋《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严耀中《两晋南北朝史》（人民出版社）、徐迎花《汉魏至南北朝时期郊祀制度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黄惇《秦汉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江苏人民出版社）、李春青《魏晋清玄》（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曾春海《嵇康的精神世界》（中州古籍出版社）等。论文集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5辑（以下简称《资料》）、周文玖主编《〈晋书〉、“八书”、“二史”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等。发表的论文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00篇左右。以下分类简要介绍。
制度
禹平、韩雪松《曹魏侍中与三省制》（《史学集刊》第5期）根据曹魏侍中的设置特点和权力变化，考察其与尚书、中书的密切关系，凸显了曹魏侍中在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第4期）认为汉晋间护乌桓校尉的职官性质经历了从承担羈縻使命，到军事职能明显增强，最后成为幽州地方军政长官的固定兼职，形成一种虚职化的加官的过程。范兆飞、房奕《东夷校尉与汉晋东北亚国际秩序的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指出东夷校尉担负着整合东北亚地区的使命，其性质与功能随着东北亚地区各种力量的消长和角逐，不断发生深刻的历史变化。徐芬《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指出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现象在晋宋之际大量出现，并日益制度化，这种管理方式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以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创造了极为有效的合作平台，使方镇乃至整个国家得以正常有效运转。陈长琦《两晋南朝的赐位制度研究》（《史学月刊》第3期）考察了实施赐位的主体、受赐的对象及赐位的场合，认为所赐之位为九品官人法下的品位，而大规模赐位所造成的品位轻滥，则导致了九品官人法的最终消亡。张荣强《南朝的台传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分析了台传出现的历史形势，认为台传在保管中央财物、加强中央财政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凭《民族融合与制度革新——十六国北魏的历史轨迹》（《学习与探索》第5期）宏观论述了十六国北朝历史变动的轨迹、特点与地位，特别阐释了制度创新对北朝民族融合的深刻影响。张鹤泉《北魏假爵制度考》（《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指出假爵在北魏初与正爵同时实行，采用的是正爵的爵称和爵级，国家对假爵的授予、晋级和免除有明确规定，其授予与官员任职紧密结合，并与正爵在晋级上可相互参照，孝文帝爵位改革后，该制被废除。明建《北魏假爵制度考补》（《资料》）统计了假爵的实例，补充了该制度的两个特点：假爵与正爵处于同一序列，后来所赐正爵等级有低于原有假爵者，并补充讨论了制度废止的情况。严耀中《关于北魏“三刺史”制度的若干诠释》（《学习与探索》第5期）以为此制主要实行于北魏前期的缘边和战略要地等驻扎禁军的地方，除设两汉人刺史“对治”外，其领兵之将兼任当地刺史，从而形成“三刺史”。戴卫红《盖吴起义与关中地方行政体制变革》（《中国史研究》第3期）认为盖吴起义直接导致了关中地区行政制度的部分改变，起义后为了加强对关中地区的控制，太武帝将该地区的五个行政区域由护军制变为郡县制，一部分郡县的区域也有改变。张小稳《北朝都督、行台与总管长官等级考辨》（《北华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北魏都督职位的等级划分在继承魏晋南朝制度的基础上又有自己的特点；北周总管的等级划分方式与北魏都督制有一脉相承之处；东魏、北齐行台长官至少有六个等级。
高慧斌《南北朝侍从讲读制度的发展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第7期）指出汉代仅为一种教育方式的侍从讲读之制，此时逐渐演化为一种明确的官职设置。焦培民《魏晋南北朝东西曹制度考略》（《河南社会科学》第4期）探讨了公府东西曹和州西曹的职责地位、选任升转制度及其在选举体系中的地位。张小稳《魏晋南北朝时期加侍中、散骑诸官的礼遇与权益》（《河南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加侍中、散骑诸官可佩戴貂蝉珥珰等标志性饰物并侍从皇帝左右，还能出入禁中，参与机密与决策，进而影响朝政，加官还构成官员的官资。这些礼遇与权益是导致加官未被完全散阶化的一个原因。崔赢午《魏晋南北朝时期太医制度简述》（《长春教育学院学报》第1期）从隶属关系、职掌、属官等方面，梳理了这一时期太医职官的发展脉络：分工更加细化；太医开始拥有品阶；太医的隶属关系发生变化。王东洋《魏晋南北朝考课制度研究》一书对考课对象、标准、管理机构、运行机制进行了考察，并探讨了上计制度、巡行制度、九品中正制、民众对官员的评价机制与考课制度之间的关系。罗新《中古北族名号研究》一书通过对中古时期北方诸民族的政治名号制度的分析，特别是对这些名号的结构、功能、性质与变迁的分析，揭示中古北族政治发育及制度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强调在起源意义上有着明确连续性的政治名号，随着政治体的演变发展而向广义上的专名方向辐射。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一书从文书胥吏系统的发展背景、形成过程，以及针对文书胥吏群体的特殊管理方式等层面入手，考察了官吏分途的基本特点、历史源流及演化趋势。
政治
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一书探索了这一时期专制官僚政治的起伏轨迹，即夏商周时代的萌发，秦汉的蓬勃发展与魏晋南北朝的混乱衰弊。刘蓉《汉魏名士中的事功派与浮华派》（《东岳论丛》第7期）认为汉魏名士中存在事功派与浮华派的分歧，双方经历了若干次冲突后逐渐走向融合，最终混一为以儒玄双修为特点的士族。朱子彦《孟达败亡之因——蜀汉政权内部的集团斗争》（《探索与争鸣》第11期）以为孟达背刘璋而归刘备乃顺应大局的明智之举，而绝刘降曹与叛魏归蜀均是被迫而为，有深层的政治原因。孟达败亡实是刘备政权内部荆州与东州两大集团斗争的牺牲品。韩树峰《武帝立储与西晋政治斗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认为晋武帝在立嗣、纳妃过程中的举措，均以抑制齐王司马攸为目的，未受任何人摆布。王蕊《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与西晋后期政局》（《东岳论坛》第10期）考察西晋前后期青徐兖地方军政长官任职者在籍贯与出身上的差异，并分析他们在“八王之乱”及“永嘉之乱”中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刘东升《西晋政权对蜀吴两国降人的相关政策》（《南都学坛》第4期）认为绝大多数蜀、吴降人仕途不畅，境遇悲惨，罕有人能进入西晋政权的核心政治圈，中原世家大族政治上的排他性是蜀、吴降人悲惨命运的根源。
李济沧《六朝分权体制考——东晋的国家权力与地域社会》（《学习与探索》第4期）揭示在东晋政权中皇权、贵族和地域社会之间，呈现出两层分权态势，这种分权并非出自对峙者的主体意识，而是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胡宝国《晚渡北人与东晋中期的历史变化》（《北大史学》第14辑）揭示出轻视、排挤晚渡北人的其实并非南方土著势力，而是早过江的北人，并强调了南方当地文化对北人、特别是在南方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北人有很大影响。刘玉山《“造宋”功臣后代在南朝的仕进研究（一）》（《殷都学刊》第4期）辨析了功臣的名词界定、功臣出身类型的划分、功臣后代历代人数与身份构成。王永平《庐陵王刘义真之死与刘宋初期之政局——从一个侧面透视晋宋之际士族与寒门的斗争》（《江苏社会科学》第4期）指出刘裕安排的顾命大臣多出自“次等士族”，而庐陵王刘义真则与一些士族形成与此对抗的政治集团，顾命大臣先后废杀庐陵王刘义真和少帝刘义符，透露出刘宋初期统治集团中士族与寒门的激烈斗争。杨恩玉《宋文帝与“元嘉之治”重估》（《山东大学学报》第4期）指出宋文帝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误致使“元嘉之治”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同作者《“梁武帝之治”正名》（《聊城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了梁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认为他统治时期是东晋南朝经济文化发展的鼎盛期。杨恩玉、胡阿祥《“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盛衰探因》（《理论学刊》第3期）比较“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盛衰的政治、经济、政策和时代原因，指出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是两个盛世出现的政治前提，政治与吏治的黑暗腐败、国家分裂则是它们衰败的基本原因。彭金平《从萧嶷和萧子响的人生看齐初宗王政策》（《江苏工业学院学报》第3期）以为两人不同的人生历程充分体现了齐武帝时重文抑武的宗王政策。吴昌叶《王琳附齐与陈霸先立国——兼论梁陈之际江南土豪的兴起》（《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讨论王琳在陈氏立国过程中的意义，认为陈氏得以击走王琳，建立并巩固其新生政权，与其赢得南方土著上层代表土豪洞主的支持有莫大关系。罗新《王化与山险——中古早期南方诸蛮历史命运之概观》（《历史研究》第2期）讨论汉唐之际长江中游诸蛮社会的变迁轨迹，指出诸蛮族群都经历了在“霑沐王化”与“依阻山险”之间的艰难选择，其结果是越来越多的土著族群被吸纳进华夏政权的政治秩序之中。南方各土著族群的华夏化主要是一个与华夏政权的国家意志和利益紧密相关的政治过程。
陈勇《汉赵史论稿——匈奴屠各建国的政治史考察》一书揭示了汉赵国历史与政治的特征：匈奴的历史记忆与五部的政治重组；屠各称谓衍变与入塞匈奴的地域化；胡汉官制并存与军国体制的确立；胡汉分治体制下匈奴与六夷的联盟。赵红梅《“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论慕容廆时期前燕的中华认同》（《东北师大学报》第4期）从慕容姓氏的由来、鲜卑慕容部居地的变更与慕容廆汉化改革三方面考察慕容廆时期对中原王朝与中华文化的认同，揭示慕容部由“渐慕华风”至“尊晋勤王”的转变及其意义。同作者《两晋在慕容廆君臣中的地位与影响探论——以前燕慕容廆遣使入晋为中心》（《学习与探索》第4期）认为慕容廆遣使入晋之举收到了较为明显的社会效益，促进了慕容部的崛起与发展，对前燕国策与国运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侯文昌《试析前秦民族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影响》（《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前秦希望联合其他民族以巩固其统治与固守氐族本位、监控与驱役其他民族的两面性民族政策，导致了政权的短暂强盛和最终衰亡。刘军《试论北魏明元帝的复位》（《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指出明元帝的复位之争是代北拓跋氏内乱的延续，具有十分复杂的部落背景，对北魏早期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同作者《北魏宗室外镇述论》（《兰州学刊》第4期）考察北魏前、后期，外镇宗室在人选、职权、地位、任职地域等方面的明显差别，指出宗室对稳定地方统治秩序起着关键作用。李海叶《关于慕容氏继承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第2期）认为慕容氏的继承制度实际上经历了部落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部落继承制的曲折变迁，这折射出慕容氏政权性质与鲜卑民族汉化进程的演变。同作者《北魏时期的慕容鲜卑》（《宁夏大学学报》第3期）对慕容鲜卑进入北魏后的民族发展道路作了进一步探究，以勾勒其民族融合的完整轨迹。苏小华《北魏孝武帝与东西魏分裂》（《淮阴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对北魏孝武帝的活动及其身边的势力构成进行分析，揭示北魏末政治局势形成的经过。钟盛《西魏北周“作牧本州”考析》（《资料》）统计分析了当时“作牧本州”的情况，辨析此举与政权巩固、关陇豪族崛起间的关系，并对制度衰落的原因做了考察。
士族与豪族
范兆飞《魏晋之际的党派分野和士族升降——以淮南三叛中的太原士族群为中心》（《复旦学报》第5期）认为魏晋嬗替过程中士族的政治动向乃至家族内部不同成员的政治意见，决定了该家族在中古时期的社会声望和政治地位。同作者《西晋士族的婚姻网络与交游活动——以太原士族为中心的考察》（《南都学坛》第5期）揭示了士族婚姻选择层面的扩展、交游方式的多样化与网络化趋势，以及交游范围对民族界限的突破。张炜《论巴蜀大族在西晋的真实地位》（《江淮论坛》第1期）从西晋时期巴蜀人士的出仕情况着手研究，认为晋武帝优待的“蜀人”其实是以刘备旧部和刘璋旧部为主的蜀国旧臣，真正的巴蜀大族实际处于被漠视的地位。殷磊、闫春新《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分析琅琊王氏由一门独大转变为与其他士族分享政治特权的过程，认为这与其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周才方《齐梁萧氏的文化成就及其影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4期）概括了齐梁萧氏在儒学、史学、文学、宗教方面的主要建树。王永平《萧梁皇族之倡导玄学文化风尚及其原因与影响》（《人文杂志》第4期）分析了萧梁皇族倡导玄学的具体表现，指出这导致玄学成为当时学术文化思潮的核心内容，玄化则成为当时文化风尚的本质特征，而萧梁皇族崇尚玄风，与士族社会文化传统之影响及自身努力提升其家族门第的追求密不可分。宋艳梅《永嘉乱后京兆韦氏南迁江左考述》（《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5期）论述京兆韦氏侨迁江左的诸房支各自不同的发展特征，或早渡却难立声望，或依违南北不为久驻，又或创建盛名后遭受重创，指出南迁对京兆韦氏家族的影响十分复杂。徐成《论南来吴裴的南投北返》（《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考察了河东闻喜裴氏南投襄阳一支的南投北返对南北政局的影响，认为他们家族风尚的变化、势力的构成在南北政局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薛海波《晋末十六国北方胡族政权与汉族豪族的存在形态》（《社会科学辑刊》第1期）考察了高门士族、地方士族、土豪强宗在十六国胡族政权下的不同发展途径。王永平《“学府文宗”：北朝后期河间邢氏之家族文化》（《学习与探索》第2期）考辨了河间邢氏文化中的汉儒传统、文学修养以及玄学化的思想特征。鲁西奇《西魏北周时代“山南”的“方隅豪族”》（《中国史研究》第1期）考述南北朝后期山南方隅豪族兴起的过程，分析其北附宇文氏之原因、北投后进入府兵系统的步骤及其对西魏北周实力之增强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并讨论他们的兴起与北附给山南地方社会带来的影响。唐华全《读（开业寺碑）兼谈中古大族赵郡李裔家支的兴衰》（《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利用《开业寺碑》梳理赵郡李裔家支的发展脉络，并透过开业寺的历史变迁探讨李裔家支在北魏末至唐前期的兴衰变化。
戴丽琴《东晋门阀政治与南方宗族文化传统》（《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秋之卷）认为东晋门阀政治的建立受南方原有政治秩序的制约，并与南方宗族文化传统紧密相联。徐芬《再论魏晋南朝的门阀制度——以〈世说新语·方正〉为切入点》（《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6期）从汉代“方正”内涵重德行，到魏晋南朝时期重门第出身，揭示门阀制度对社会价值取向产生的影响。王永平《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与中华文明传承》（《河北学刊》第2期）认为这一时期士族在保持和延续儒家礼法与礼学传统的基础上，对其他各种文化要素进行整合，从而为中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与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
杨华星、缪坤和《魏晋盐铁政策探析》（《盐业史研究》第1期）认为当时盐铁业呈现出以国家专卖为主、民间私营为辅的制度特点。薛海波《论魏晋国家政权与豪族大土地所有制的关系：抑兼并与“守清贫”》（《史林》第2期）指出在九品中正制和占田荫客制的要求和保障下，士族往往通过“守清贫”的自律意识来抵制豪族的土地兼并，从而使魏晋豪族的经济形态呈现出“兼并”和“抑兼并”并存的矛盾局面。梅生《论两晋未铸金属货币的社会原因》（《洛阳师范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长期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使国家未能投入更多精力关心社会经济；不发达的经济状况及布帛货币的长期使用，致使社会对金属货币的需求减少。熊帝兵、惠富平《十六国时期农业汉化问题研究》（《求索》第12期）从农本思想、农业政策、农业技术三方面分析十六国时期各政权的农业汉化问题。李春玲《论十六国时期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北方文物》第2期）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分析了辽西地区农业经济的起源及波浪式发展过程，重点阐述了前燕、后燕、北燕为发展该地农业经济采取的措施及影响。邵正坤《北朝平民家庭经济考述》（《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考察北朝平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与支出，指出收支的不平衡成为普通平民破产流亡的内在根源。李文涛《气候变冷与市场经济衰退——以北朝为例》（《南都学坛》第2期）探讨北朝市场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气候变冷导致粮食产量减少，养活同样人口所需的劳动力增加；农民主要种植粮食作物而非经济作物，导致交换减少。
林立《南北朝时期“质库”的起源分析》（《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第12期）认为“质库”的出现受宗教内部和社会世俗的影响，它包括典当和举贷两方面，其发展既有助于佛教的发展，亦间接帮助了社会上的经济需求者，但具有高利贷性质。刘玉民《南北朝货币盗铸问题初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指出盗铸猖獗与政府频繁改铸货币并推行减重货币和虚价大钱有关；盗铸给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造成了极大危害，并进一步加剧了政治和经济的动荡。张仁杰《汉唐粮食亩产反映的度量衡问题》（《古今农业》第2期）指出汉唐乃至明清各代，亩产均记为当时的一石，“石”本为重量单位，但在亩产量上也为容量单位，这表明度量衡在设定时就已照顾到三者之间的对应关系，以便在各自的变化中相互关照。李飞、袁婵《魏晋南北朝林政初探》（《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第1期）通过分析与林业官职、政策、法令、赋税相关的经营管理措施，总结了当时林政的一些基本特点及对林业发展的影响。王培华《汉唐长安粮食供应与关中天地人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认为汉唐长安的粮食供应并不完全依赖关中，而是部分依赖东南漕运，关中生产能力不足受社会及自然因素的影响。
军事、地理
潘民中《曹操攻邺之役研究》（《许昌学院学报》第1期）就攻邺之役的准备、进程、历史作用进行探讨。王仁磊《曹魏士家家庭管窥》（《山西师大学报》第4期）考察了士家的家庭规模与结构、士家的婚配、家庭功能以及家庭的变动等。何德章《三国孙吴兵制二题》（《资料》）分析了孙吴军队的成立过程与兵源问题，并对军队私有化提出质疑。曾建忠《三国时期荆襄地区军事地理研究》（《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论述荆襄地区军事地理特点及战略地位，考察曹刘孙三大集团对该地区的争夺、控制及利用，指出当时用兵成败与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陈健梅《魏吴对峙中魏国的攻防体系与战略目标——基于行政区与军事区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第3期）考察魏吴对峙的形势对双方军事区及行政区废置的影响。同作者《魏蜀对峙中关陇的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文史》第3辑）从曹操时郡级政区的调整、魏文帝时秦州的废置、雍州地区行政区与军事区的结合、关中地区的相对稳定与持续发展几个方面考察魏蜀对峙中关陇政区建置与军事方略的关系。唐秋雅《北魏南伐江淮流域的环境与疫病问题初探——以公元450至451年太武帝南伐为例》（《社会科学研究》第1期）分析江淮流域环境恶劣、疫病多发对北魏南征的影响，认为北魏士兵尚不能抵御南方气候环境所引发的疫病，这在一定程度上牵制和分散了北魏继续向南发展的力量。黄朴民《魏晋南北朝军事学术杂识》（《北方论丛》第3期）对这一时期的水军、骑兵以及军事学术思想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苏小华《论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战术的新发展》（《浙江社会科学》第10期）则考察了骑兵战术的新发展。
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河西史稿》一书将河西走廊作为一个“经济区”整体来研究，展示了魏晋十六国这一纷乱背景下河西地区的政权更迭、郡守人选、民族融合、经济发展、人口移动、学术变迁等情况。马宝记《曹魏时期许昌政治地位的变迁》（《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分曹操奉献帝都许、文帝建都洛阳及明帝执政三个阶段，探讨了许昌政治地位从鼎盛至衰落的过程。权家玉《试析曹魏时期许昌政治地位的变迁》（《资料》）分析了曹丕即位与许、邺、洛地位的变化，战略转移与许昌的崛起，以及战线的转移与许昌地位的没落。梁中效《汉中在三国鼎立进程中的地位和影响》（《襄樊学院学报》第4期）考察赤壁之战前后汉中在政治、文化方面的地位。王勇《南朝湖南人口规模探讨——以〈宋书·州郡志〉为中心的考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指出刘宋大明八年（464年）今湖南境内实际人口是在籍人口的三倍多。湖南的人口规模反映了东晋南朝南方人口的增长幅度并没有想象中大，而且在地域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胡阿祥《十六国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引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3辑）认为十六国的多数侨州郡县，既无土地也无人民，多与“虚设”无异；而北朝的侨置，或因招抚、安置流民之需，或为安置特殊性质的移民，或备职方而立，或务广虚名，或承东晋南朝之侨置而不废者。
社会
杨帆《曹魏社会保障探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第6期）揭示曹魏社会保障以政府行为为主、官民相结合的特征，主要通过社会优抚、赈济蠲免、政府赏赐、屯田政策以及宗族互助来实现。刘春香《曹魏时期的荒政理念及救灾措施》（《许昌学院学报》第3期）认为曹魏政权所施行的重农防灾、水利制灾及在灾荒时期实行的减赋、免役、救济、调粟等各种“荒政”，体现了儒家仁政救灾的理念，具有一定积极意义。李辉《略论北朝时期的抗灾措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第1期）分析抗灾的务实性和务虚性措施，指出前者包括捕蝗、排涝抗洪、遣医送药，后者则主要体现在祭祀消灾活动上。同作者《论北朝时期的政治性救灾措施》（《东北师大学报》第3期）认为政治性救灾措施主要包括：检讨为政过失，调整统治策略；整顿吏治，实行国家救灾政策；安抚灾民，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问民疾苦，稳定民心。李辉、魏克威《略论北朝时期的灾后节约措施》（《长春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指出灾后节约措施主要有减膳损服、罢减享用、禁断屠杀、禁止造酒、减缩百官俸禄等内容。张宏慧《佛教思想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慈善事业》（《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认为随着佛教兴盛佛寺也频繁参与慈善活动，许多慈善活动也打上了佛教的烙印；佛寺主持的慈善事业还有与官方慈善事业合流的倾向；出现了佛寺慈善机构。
张承宗《魏晋南北朝妇女的家务劳动》（《扬州大学学报》第2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及司法案件》（《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第2期）、《魏晋南北朝妇女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变化》（《浙江学刊》第5期）列举了妇女家务劳动的主要内容，初步探索了与妇女相关的法律问题，并揭示了民族交流碰撞下妇女家庭生活与社会地位发生的变化。张小稳《魏晋南北朝两性关系的特征及其成因》（《湖北社会科学》第7期）分析两性关系的主要表现，揭示其中呈现出的较为自由开放的基本特征，认为这与原始婚俗遗风、及时行乐的时代风尚、玄学的流行与人性的自然诉求等，存在基本而直接的关联。毕波《论北齐宫廷内部及都城周边的胡人与胡化》（《文史》第4辑）考察了胡人能舞工歌善乐者、西域商胡、胡人使者及北齐社会对胡人、胡化之评价。陆静卿《魏晋南北朝隋唐时尼僧作奸谋乱原因初探》（《社会科学辑刊》第5期）从政治、经济、军事、宗教自身等方面探讨了僧尼作奸谋乱的原因。邹远志《魏晋养子现象的合礼化进程——晋人宗法观念当代性转换的一个向度》（《南都学坛》第1期）认为小宗养子现象先在民间得到广泛接受，随之得到统治阶层重视，小宗有不可绝之义得到初步论证，继而国家通过议礼的形式将养子现象合礼化。朱大渭、梁满仓《魏晋南北朝宗族组织试探》（《中国史研究》第4期）指出浓厚的封建色彩是这一时期宗族组织的特点，并探讨宗族组织的维系纽带、领导核心、活力源泉及兴衰命脉，认为封建宗族血缘组织结构、政治经济和文化内涵的基础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奠定的。
武锋《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论析——以江浙士人为考察中心》（《盐业史研究》第1期）分析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中的不食盐风俗，认为这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顾向明《3—9世纪崇重“旧望”的价值观及其对社会风俗的影响——兼论郡望内涵及功用的演变》（《河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分析崇重旧望价值观形成的原因，及此价值观对唐代社会风俗的影响，揭示郡望在战国秦汉时指“原籍的郡名”，具有明确祖籍之基本功用；魏晋南北朝时指称“郡中显贵的士族”，具有维护门阀社会等级制度的功用；唐代则蜕变为一种象征士族传统社会地位的文化符号。张承宗《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围棋活动》（《襄樊学院学报》第6期）对该时期围棋活动在空间上及人群中的普及程度进行了详细分析，并对围棋的向外传播进行了考察。常乐《魏晋南北朝百戏的演出与禁毁》（《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第3期）考察了这一时期百戏繁荣的表现，指出这种繁荣虽始终伴随着禁毁的声音，但并未影响民间的百戏伎艺演出。姜望来《论“永宁见灾”》（《史林》第2期）从“永宁见灾”谣言入手，分析其含义与形成背景，探讨其与魏末僧徒政治动向、元魏高齐盛衰兴替及高氏治下佛道之争的关系。同作者《论“上党有天子气”》（《资料》）就该谶谣兴起之社会政治背景及其与高齐皇室氏族之关系两方面展开讨论，并对高齐氏族问题提出一些见解。
思想文化
章启群编著《经世与玄思：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精神文明》一书对这一时期的哲学、历史、言辨、宗教、诗歌、绘画雕塑等方面进行了简明而清晰的描绘，展示了这个时代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李磊《汉魏之际节义观的变化与士大夫的精神出路》（《历史教学问题》第1期）认为东汉的瓦解迫使士大夫节义观发生变化，汉魏嬗代进一步摧毁了他们“国身通一”的精神世界，曹魏士大夫以开辟形上空间为精神出路，为魏晋南北朝士大夫重建了不同于东汉的安身立命之所。刘蓉《论汉魏之际地域观念的转变——以谯周劝降为例》（《求索》第3期）认为谯周劝降反映出：原本有着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取向的各州郡名士，开始超越地域集团利益的局限，走向更大范围的融合。李浩《民间信仰的屈服与融合——以魏晋南北朝为例》（《民俗研究》第2期）指出放弃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本民族民间信仰而改信汉族的民间信仰，是该时期民族融合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周德全《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与王权交流的“文化认同”探研》（《青海社会科学》第3期）认为寇谦之、陆修静、葛洪、陶弘景等人的主张，为道教与王权达成“文化认同”奠定了基础，通过“夷夏之争”的磨合，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认同”，并由此渐渐走向了“政治认同”。牛秋实《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品藻与女性审美取向》（《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分析该时期人物品藻的特色，以及男性审美的女性化倾向，认为这与个性觉醒、自我体认以及男宠的大兴有关。
夏增民《儒学传播与汉晋南朝文化变迁》一书阐述了儒学影响的地域扩展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进一步提出了儒学与民族共同价值观、儒学与统一国家再造诸问题。邢东升《魏晋南北朝时期齐鲁中原地区的经学发育及其演变》（《孔子研究》第5期）指出总体下滑衰落、间有起伏升降为此期齐鲁中原地区经学发育演变的一般规律，并阐释经学鼎盛与衰退的主要原因。严耀中《试说玄学对南朝经学之影响》（《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辨析玄学对南朝经学的影响：在学科设立与学人治学上两者交叉；使南朝经学多以“讲”、“谈”形式表现义理；使经学彻底破除了师法与门户陋习；使其学风讲究变通；激发了儒学中的一些新思想的出现。刘国忠《六朝时期的纬学》（《史学月刊》第2期）认为该时期纬学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屡遭官方禁止，但并不妨碍统治者利用纬学为自己服务，而且士人对纬学的研习从未中断。邹远志《论两晋天子宗庙迁毁议题》（《北方论丛》第6期）指出该问题争议的焦点在于承统是否必承嗣，显现出皇帝及礼家朝臣所具有的实用理性精神，此精神也是两晋礼学思想的基本特点。许建平《从敦煌写本〈礼记音〉残卷看六朝时郑玄〈礼记注〉的文本》（《文史》第4辑）认为，写卷《礼记音》所据的郑玄《礼记注》底本应是六朝古本，其经注之文多有与传本相异甚至传本所无者，可藉以考知部分汉时郑玄《礼记注》之经注原貌。高二旺《丧礼改革视野下的北魏孝文帝汉化政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第3期）考辨北魏孝文帝丧礼改革的主要内容，认为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汉化成果，使孝观念深入北魏的各个阶层，并促进了北魏社会性质的转变。张鹤泉《略论北朝儒生对“三礼”的传授》（《社会科学战线》第7期）认为北朝儒生一般将“三礼”中的三部典籍视为整体同时教授，其传授本于郑玄注，并有所发展。孙显军《魏晋南北朝（大戴礼记）研习考》（《学海》第5期）发现这一时期《大戴礼记》并不被普通知识阶层重视，但研习者时或有之，还出现了最早的注本，并指明了今本卢辩《大戴礼记注》对研究的意义。梁满仓《魏晋南北朝五礼制度考论》一书对五礼制度进行了较系统的探讨，考察了五礼制度的思想认识背景与学术文化背景，分析了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原因及意义，并详细辨析了这一时期的吉、嘉、军、宾、凶五礼。
陈勇《重温〈通鉴〉——以十六国史料为线索》（《文史》第3辑）辨析《通鉴》十六国史料与相关文献的差异，辨别诸史文字、内容的真伪，进而考查《通鉴》作者处理十六国资料的思路，甄别因误读或改写造成的舛讹，复原关键的细节。王志刚《民族文化认同与北朝史官制度的发展》（《史学集刊》第2期）、《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河北学刊》第2期）强调了北朝积极推进民族文化认同对史官制度发展的重要意义，即在北魏发展出完备严谨的国史编纂制度，至北齐则史官制度与史家主体二者之间良好的互动催生了设馆修史这一新机制。刘玲娣《汉魏六朝老学文献述略》（《湖北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概述了该时期老学文献研究的基本特征，并对五斗米道系《想尔注》和张陵《老子注》是否同书异名、僧肇《老子注》的真伪等问题做了进一步考察。陆扬《中国佛教文学中祖师形象的演变——以道安、慧能和孙悟空为中心》（《文史》第4辑）讨论中古时代的道安传建构道安形象的方式，建构的目的，这种形象在六朝以后如何影响了中国佛教祖师书写的模式，并在通俗文化中产生了怎样的变化。陈明《丝绸之路与中古外来解毒学知识的传播》（《文史》第2辑）以丝绸之路出土的残文书为例，对中古外来的解毒学知识的传播与使用历程进行简要的梳理，旨在深入理解中医文化的多元性与丰富性。
李智君《魏晋边塞士族与河陇学术的积淀》（《学术月刊》第9期）认为河陇边塞土族的强势、独立和稳定，促进了其区域士族学术的持续发展，也为永嘉之乱后北中国文化的保存奠定了基础。宋燕鹏、高楠《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东魏时期山东士族是文坛主体，其次是汉化少数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和地方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该变化反映出政治形势对文学生态的影响。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第4辑）指出从聚书风气的兴起、儒玄文史中重视知识的倾向、名士与学士称谓的转换，都表明南朝的学术文化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知识至上为特色的新时代。盖金伟《汉唐“私谥”文化简论》（《新疆大学学报》第1期）指出“私谥”介于国家礼典和民间礼俗之间，是汉唐体现师生关系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在较大程度上体现了“师”阶层在文化地位与政治影响间的尴尬。
出土资料研究
王素、宋少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新材料与旧问题——以邸阁、许迪案、私学身份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认为邸阁设在仓内，有三州邸阁和州中邸阁两种，都是郡级，主管者亦以邸阁为职衔；许迪案由于贪污余米数目不小，且有可能属于军粮，是一个性质严重、牵涉甚广的刑事大案；私学属于非国家正户，由逃亡户口产生，为“吏役”之一种，服私学之役者，皆有本主，依附性似较“诸吏”更甚。于振波《走马楼吴简所见户与里的规模》（《江汉考古》第1期）根据吴简统计，户平均4.80人，与传世文献中经常提到的“五口之家”相符。吴简中的里，其规模多在20－50户之间，不像传世文献中所说的那样整齐划一。长沙郡自东汉以来，人口密度已略有提高，但直到三国初期，地广人稀的状况依旧，里的规模仍然无甚变化，说明此时经济发展水平尚无明显改观。同作者《走马楼吴简赋税收支记录管窥》（《南都学坛》第4期）认为赋税的种类不同，则征收与管理的方式也有所不同；对于不宜分割的物品，采用合户征收或折纳等方式；对赋税的账目管理，采用“莂”的形式，以便互相监督；船师在不同仓库之间的赋税转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黎虎《说“真吏”——从长沙走马楼吴简谈起》（《史学月刊》第5期）认为“真吏”为真除实授的官员和吏员，与“真官”的涵义基本相同但范畴大于“真官”，“真吏”与非“真吏”的区别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系统至军事系统、从高级官员至下层小吏等范围内。罗新《“真吏”新解》（《中华文史论丛》第1期）则认为吴简中的“真吏”，应指那些出自土著族群，而且在已经成为编户的非华夏族群社区中担任基层行政管理人员的人。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他们享受不缴口算、复除徭役、不受年龄限制等优待。王素《长沙吴简劝农掾条列军州吏等人名年纪三文书新探》（《资料》）对三件文书重新进行释文与标点，对其中一些词语进行考释与疏证，然后对其价值与意义进行新的探讨。魏斌《走马楼孙吴“加臧米”简试论》（《资料》）认为“加臧米”应当与犯罪罚臧有关，可能是挪用或中饱仓米被发现后，在刑事责任之外需要赔偿的米。
储晓军《敦煌魏晋镇墓文研究》（《敦煌研究》第1期）认为敦煌魏晋镇墓文内容在继承东汉镇墓文传统的同时融入了佛教和道教的新元素；魏晋时期镇墓文在中原地区很少出土主要是受战乱、人口迁移及佛教传播的影响。寇克红《高台骆驼城前秦墓出土墓券考释》（《敦煌研究》第4期）根据墓券内容考证了河西骆驼城遗址的历史沿革和十六国时期带有浓厚道教色彩的丧葬风俗。刘卫鹏《甘肃高台十六国墓券的再释读》（《敦煌研究》第1期）对四件买地券进行了校释和标点，订正了其中错误，补释了一些缺文，并对券文中一些内容作了解释。罗新《跋敦煌莫高窟所出北魏太和十一年刺绣发愿文》（《文史》第4辑）通过刺绣发愿文中的“直懃”一词，明确了北魏直憨制度使用的年代下限，并对同时期并州胡使用“直懃”名号的问题进行了考察。殷宪《贺多罗即破多罗考》（《学习与探索》第5期）将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漆画题记与《魏书》、《北史》、《通鉴》对勘，以为题记中的破多罗，即《魏书》太武朝多次从驾征伐的贺多罗，具体考释了相关的爵位官职和功勋业绩。
此外，人物研究的论文依旧不少，其中诸葛亮备受关注，还有刘备、司马懿、西晋惠帝羊皇后、苻坚、宋武帝、梁武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山涛、羊祜、习凿齿、陶渊明、王弼、冼夫人，等等。限于篇幅，不再详细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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