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苏联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兼与胡健博士商榷_软实力论文

社会主义:苏联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兼与胡健博士商榷_软实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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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争鸣》2011年第3期刊登了胡键博士的文章《软实力:解读苏联解体的新视角》,为我们分析苏联剧变的原因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胡键博士认为,苏联迅速崛起依赖于三种软实力:一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吸引力,二是苏维埃体制所展现出来的巨大魅力,三是和平外交和以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国际主义。“而当苏联软实力彻底衰落的时候,其硬实力也迅速走向崩溃。”[1]显然,胡键博士的论证逻辑非常清晰,他所提供的审视苏联解体的角度也非常必要。但有所不足的是,文中对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一项语焉不详。而众所周知,十月革命是作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彪炳史册的,苏联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而闻名世界的。由此,苏联剧变标志着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失败,同时当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所以,有必要就社会主义对苏联的重要意义进行深入分析。

对苏联来说,社会主义既是软实力又是硬实力

提出并系统阐释“软实力”概念的是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他认为:“软力量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它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2]小约瑟夫·奈所说的软力量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软实力,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内涵进行分析。

单从“社会主义”的词义上说,“主义”表示一个思想体系,“社会主义”则表示以社会为核心的一整套思想体系。从“软实力”概念的内涵来看,思想体系自然属于软实力的范畴。不过,作为一个专用名词,“社会主义”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内涵。社会主义从诞生以来,就不单单是一个思想体系的问题,无论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诸多思想家,还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各个社会主义流派和社会主义国家,都非常看重社会主义的物质内容。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还告诫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3]。所以说,单从软实力的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是不够的。

就历史发展的事实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显然不仅仅是软实力,同时也是一种硬实力。从19世纪的沙皇俄国时期起,社会主义思想就在俄国传播开来。从赫尔岑到车尔尼雪夫斯基,从民粹派到社会民主党人及社会革命党人,虽然他们的理念各有不同,但社会主义都是他们思想体系中的核心观念,社会主义也是他们最重要的思想武器,成为他们吸引广大群众的旗帜。在这一时期,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和流派还没有掌握政权,虽然他们理解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综合力量,但就他们所掌握的吸引群众的现实力量而言,社会主义只是作为软实力而存在的。凭借这一软实力,社会主义政党和流派吸引和团结了俄国工农大众及广大知识分子,并最终使主张科学社会主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一时期俄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拥有社会主义软实力的不是国家主体,而是一些社会主义政党和流派。从这一点上说,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小约瑟夫·奈并没有进行更多的说明。第二,社会主义仅仅作为一种思想体系而存在,即它仅仅代表一种软实力,不包含任何经济的或军事的硬实力内容。

不过,在苏维埃国家建立以后,社会主义的内涵就发生了实质性变化。苏维埃国家的建立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它使社会主义第一次由理论变为现实,从此开始,苏联社会主义就不仅仅代表一种思想体系,也不仅仅代表一种社会制度,而是代表了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苏维埃国家整体。一句话,苏联社会主义即苏维埃国家。

社会主义的苏联建立以后,其综合国力就迅速上升,最为突出的是在经历了高速工业化以后,超越了欧洲诸强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这时,苏联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代表,苏联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是全方位的,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强大吸引力,而且包括经济、军事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所以说,当我们谈到苏联社会主义的时候,仅仅看到它的软实力的方面是不够的,还必须看到它的硬实力一面。

胡键博士的论文是从软实力的视角来解读苏联解体的,论述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这一软实力的兴衰,其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个剖析苏联剧变的新角度。但是,在理解苏联社会主义的时候,如果仅仅看到它的软实力的一面,就非常容易引起思想上的混乱,导致人们将“苏联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兴衰等同于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事实上,苏联社会主义衰亡的根本原因还是它所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正像恩格斯所说:“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4]

苏联社会主义产生于国际竞争,也是在赶超战略失败后衰亡的

苏联社会主义是国际竞争的产物,是在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过程中产生的,也是在赶超战略失败后衰亡的。现代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就是激烈的国际竞争。随着国家间联系和往来的频繁,各国都力图在这种交往中处于有利地位,由此使得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国际竞争的过程中,落后的一方必然处在劣势,甚至会被动挨打。所以,各个国家争相增强自己的国力,力图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

在19世纪中叶前后,以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为主要特征的俄国,在欧洲诸强中是典型的落后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它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近代俄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俄国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的代表赫尔岑,就是在十二月党人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开始了反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斗争。1835年他因“自由思想”而被沙皇政府流放,直至1842年才回到莫斯科,仍然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1847年他流亡到西欧之后,更深入和广泛地了解了社会主义思想,接触了当地的社会主义运动,他的村社社会主义思想也逐渐形成。赫尔岑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上成为了此后俄国社会主义者的共同轨迹:他们体会到俄国的落后,忧国忧民而走上反对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道路,社会主义被他们视为救国良方;他们遭受迫害,被关押或流放,被迫流亡西欧;在西欧他们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祖国的落后,更深入地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从而使他们的社会主义思想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变化。赫尔岑之后的民粹派社会主义思想家,如巴甫洛夫、特卡乔夫,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如普列汉诺夫、列宁等,都是循着与赫尔岑相似的轨迹走来的。在俄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和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更使俄国的落后暴露无遗,这两场国际竞争的失败也大大刺激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因此,俄国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救国之道和强国之道,是俄国有识之士对强国之路的探索。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俄国社会主义者革命策略的胜利,他们要利用政权的力量推进俄国的发展,使它迅速赶上和超过先进国家的发展水平,正如列宁所言:“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一定水平的前提(指取得政权——引者注),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5]显然,这是典型的赶超战略。列宁还归纳了苏俄社会主义的一个公式:“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6]其中的电气化显然是代表高度发达的现代先进生产力。

苏联社会主义建立后,为了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苏维埃政权一直十分坚定地实行赶超战略,增强国家软硬两方面的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苏维埃国家无论在软实力还是硬实力方面都大大加强,对世界各国形成巨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时期,苏联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局面更吸引了世界的关注。就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实力大增的基础上,苏联人民才顶住了法西斯国家的疯狂进攻,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时期也是苏联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具有优势的时期。

然而,就是在国家实力大增的同时,苏联社会主义也产生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巨大隐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些隐患逐渐暴露出来,虽然苏维埃政权仍然坚定不移地实行赶超战略,但国家的软硬实力却逐渐呈衰落之势,直至诱发了苏联剧变。

胡键博士从软实力变化的角度,谈到苏联内政外交中存在的几个重大问题:一是个人崇拜的不断强化,二是大清洗运动,三是苏联制度的日益僵化,四是意识形态刚性,五是长期奉行霸权主义外交。他认为这些问题大大削弱了苏联的软实力,体现了苏联领导人对软实力的忽视,“苏联长期以来基本上着力于硬实力的发展,而在硬实力发展的同时,苏联领导层内部却专注于权力斗争,完全忽视了软实力对苏联的重要性。结果,苏联强大的软实力在有意或无意的消耗中被严重削弱”[7]。实际上,胡键博士指出的这些问题,不能完全归结为苏联领导人“完全忽视了软实力对苏联的重要性”。从国际竞争和苏联赶超战略的角度来看,苏联不仅时时刻刻都在大力宣传苏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借以加强苏联社会主义的吸引力,也即加强自己的软实力;而且,斯大林将国内阶级斗争看作是国际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一系列举动,不仅不能看作是忽视了软实力的重要性,反而应该看作是过分强调了软实力的重要性,以至于南辕北辙,意在加强软实力,实际上却损害了软实力。举例而言,个人崇拜现象开始于对领袖人物的宣传和吹捧,其目的不仅要让国内人民相信领袖人物的伟大和正确,而且要力图让国外人民相信领袖人物的光荣和正确,显然,这是要加强国家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但是,当这种宣传和吹捧发展到个人崇拜的地步时,其效果便适得其反,不仅不能加强国家的软实力,反而招致有识之士的蔑视和嘲笑,降低了国家的吸引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苏联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继续实行赶超战略,但这种赶超战略却使苏联社会主义的软硬实力都呈现衰落之势。如上所言,胡键博士说苏联领导人“完全忽视了软实力对苏联的重要性”的断言虽然有待商榷,但他所言苏联软实力衰落的事实及其诸多表现则是正确的,需要补充的是,在考察这些事实时也必须考虑国际竞争和苏联赶超战略的大背景。在硬实力方面,同样是在国际竞争和苏联赶超战略的大背景下,苏联的指导方针出现了方向性错误,苏联共产党一直强调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发展,尤其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生产得不到明显提高。其结果是,体现硬实力的重要指标——军事力量大大加强,六七十年代之交苏联的战略武装力量甚至超过了美国,但体现硬实力的最基本指标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却迟迟不能提高。

直到80年代,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十分低下,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农业的科技含量都处在低水平。苏联每年将国家全部投资的27%(美国为5%)、全部劳动力的20%(美国为3%)和大批物资投入到农业,但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7。“勃列日涅夫时代最大的失败就在于粮食的收成和没能改革苏联农业,1964~1982年,农业生产率每年仅增长1.7%。” [8]70年代苏联工业增长率虽然不低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多属于高投入、高消耗和低产出、低技术含量的增长,社会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很多。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直接制约着苏联硬实力的增长,也使它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

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主义的软硬实力都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则从增强软硬实力的初衷开始,又以全面抛弃苏联社会主义,使国家的软硬实力全面崩溃而结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共产党、苏联社会主义由此消失。

苏联社会主义的一系列特征不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

虽然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受时代和国情的局限,苏联社会主义所显示的一系列特征具有浓厚的苏联特色。我们不能把这些特征都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其中某些特征甚至是与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相违背的。

无论从软实力还是硬实力的角度来讲,社会主义都是在分析苏联兴衰时不可绕过的一个重要问题。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的理想社会。自19世纪初“社会主义”一词出现时起,对这个词汇的诠释就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作为与“个人主义”对立出现的词汇,“社会主义”就是指以“社会”为主义、以“社会”为中心,而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以“社会”为主义、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当三四十年代社会主义逐渐成为流行词的时候,它反映了人们解决资本主义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要求。所以,是不是以社会为中心,应该是判断是否符合社会主义原则的标准。

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却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因此,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是摸索前行。但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绝不是开始于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它不仅有落后的沙皇俄国留下的沉重历史包袱,还要受到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的制约,尤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敌视。这些都使得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在一种紧张、沉重的氛围下进行,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出现了若干与社会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因素,择其要者,第一,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代替了社会的首创精神,而社会主义应该“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9]。所以说,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实际上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背道而驰的。

第二,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本质是推崇个人,是通过宣传灌输的方法使群众相信个人具有超出凡人的才能和力量;个人崇拜是封建专制的残余,是皇权至上思想的遗毒。个人崇拜抬高个人,贬低广大社会民众,也是和社会主义原则格格不入的。

第三,特权阶层现象。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了特权阶层,这个阶层经过斯大林时期的酝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成为一个占苏联人口总数1.5%的社会政治阶层[10]。这个阶层因为拥有政治权力而享有一系列特权,是长在苏联社会主义机体上的一颗毒瘤。小部分人成为区别于普通大众的特权阶层,他们比普通大众拥有更多的权利。显然,人人平等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特权阶层的出现是明显违背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

第四,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的方针。发展工业的目的在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尤其是要解决好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问题。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问题在于重工业的水平提高了,轻工业、农业的发展却一直处于低水平,这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第一需要。置人民群众的第一需要于次要位置,这当然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原则。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苏联在发展重工业时,又将军事工业放在首位,军事开支一直居高不下。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原来,军费开支所占国家预算的比例并非16%,而是40%!军事工业系统的产值占社会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不是6%,而是20%。250个亿的科研总经费中,将近200个亿都用于军事设备的研制。”[11]众所周知,军费的投入是与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主义的原则是珍视生命、反对战争。所以说,苏联优先发展军事工业的方针,也是与社会主义原则背道而驰的。

胡键博士在文章中提到苏共的执政合法性危机问题,认为苏联软实力的衰落特别是苏共执政的合法性危机,直接导致苏联硬实力的衰落。笔者十分赞同这一观点。上述几个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问题,也是导致苏共合法性危机的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事实上苏联共产党是苏联社会主义的化身,但不能就此认为没有苏联共产党就没有苏联的社会主义,决定这个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不在于必须是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在十月革命前,除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之外,至少还存在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和俄国社会革命党等社会主义党派。1918年初,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的行为就使其执政合法性受到质疑,苏共执政期间不断强化其执政合法性,但它自身出现的一系列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现象,又使其逐渐处于执政合法性危机之中。到1990年前后,苏联大多数人已不认为苏共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苏共的蜕变同时也使苏联社会主义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不过,不能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出现了诸多问题,就否认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诸多问题的出现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它只能说明苏联社会主义的不成熟。因此,也不宜将苏联社会主义称为苏联模式,因为“模式”总是具有“榜样”的意味。每个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盲目效仿别国,必须结合本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将国家建成真正以“社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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