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纺织品首征出口税原因及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口税论文,中国纺织品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根据WTO乌拉圭回合达成的《纺织品与服装协议》，2005年1月1日起，纺织品服装被动配额全部取消，纺织服装行业经过40多年的贸易管制，终于跨入“自由贸易”时代。然而，当纺织业还未能尝到甜头的时候，日前中国商务部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到2007年12月31日止，对包括外衣、裙子等六大类31种纺织品从量计征出口关税，涉及产品达148项（注：新华.商务部公布纺织品出口关税税率.南方都市报，2005-01-01。）。对于纺织品出口贸易，从出口退税到出口征税，从争取取消配额到主动设限，中国政府态度的“180度大转弯”，有其深刻的政策原因。
一、纺织品出口税政策动因分析
（一）转型期宏观调控与中性财政政策的需要
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应对全球经济增长缓慢的局势，从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实施了7年以增发国债、积极投资为主要内容的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对保持社会经济平稳发展作用显著。但随着国际经济环境改善和内需转旺，2003年中国经济业已冲出由相对低迷转向稳定高涨的拐点，GDP增长速度跨入9%以上的区间。为此，200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积极财政政策中淡出而向较中性的财政政策过渡。在此之前，国家已对电解铝、纺织等投资过热的行业做出了一些投资的限制性规定，然而纺织服装业仍以20%的高速在增长，纺织品出口税的开征，无疑顺应了国家对投资过热行业实施宏观调控的需要，是稳健财政政策的又一有力佐证。
（二）巨额外汇储备放量，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需要
纺织贸易顺差是我国外汇储备的第一来源，我国的外汇储备由于贸易顺差和引进外资，连续多年稳定攀升。1998年至2001年初分别为1404亿美元、1450亿美元、1565亿美元和1686亿美元。之后以更快速度增长，2001年年内增加了500亿，2002年增加了700亿，2003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增加，体现了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然而增加到相当于一年的出口总额（至2004年9月已达5145亿美元），显然是过了头。何况其增加是以牺牲经济利益为代价的[1]，过度积累将增加储备币值的汇率风险、加大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贸易伙伴的超常持续逆差将加剧国际贸易摩擦，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都强烈要求缓解这种局面。人民币国际化已开始热身，而限制纺织品出口的政策出台，成为缓解巨额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压力的必然。
（三）世界纺织服装生产力过剩的压力
随着全球纺织品配额的取消，各国突然释放的生产能力势必对相对不变的世界市场展开激烈的争夺。贸易条件的突然改变，打破了原有的竞争均衡态势，原本受限的几大纺织品主要生产和出口国均不同程度加大了对该行业的投资力度，使世界范围内的纺织服装生产力过剩，行业利润空间变小，使配额取消的预期利益大打折扣。我国纺织服装行业的国际依存度高达40%，在世界市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态势下，为避免过度竞争带来的低效率增长，政府存在干预经济、将供给曲线向左回拉的动机，这无疑推动了自动限制纺织品出口政策的出台。
（四）调节国内同行业恶性竞争的需要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服装生产和出口国，多年来出口深受配额的制约，入世后随着配额的阶段性削减，2002年、2003年、2004年纺织品服装出口分别达到618亿、788亿、950亿美元（2004年为预计数）（注：刘正良，刘厚俊.后配额时代纺织品服装贸易壁垒与我国对策[J].对外经贸实务，2004,(10)。），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幅增长态势。然而在高速增长背后，原本微利的纺织服装业，面对发展中国家的低价竞争和国内同行业的恶性竞价，出口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持续走低，在国际竞争中处不利位置。另外，纺织服装出口的过热增长，主要由配额取消的利好引起，因而原设限类别的增长最为迅速、竞价最为激烈，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者也最为紧张，这成为本次出口税六大类148项主要针对原配额设限类别的重要原因。
（五）中国多边外交主义的需要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以其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多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成为继欧盟和欧元之后能与美国和美元抗衡的又一新兴制衡力量，其对纺织品贸易问题的态度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配额取消触动了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利益。一方面，欧美国家对中国纺织品出口采取步步紧逼的特保设限、绿色环保等贸易保护措施；同时，还对中国的竞争对手如墨西哥、越南放宽限制，以削弱中国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优势，获取贸易转移效应。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发展中盟国，如印度、土耳其等，由于国民经济对纺织业依赖程度较高，且担心原占领市场受到中国纺织业释放生产力的冲击，频频采取反倾销等措施抵制中国纺织品。处在多边外交新时期的中国，面对贸易保护战的升级和国际社会各利益团体陡现的紧张情绪，迫切需要出台有利于减少贸易摩擦的贸易政策，缓和国际关系紧张气氛。
二、纺织品出口税政策的影响分析
（一）正面影响分析
纺织品出口征税政策不但为缓和新时期国际关系提供契机，而且成为了我国外贸政策从量增向质增转型的风向标。
1.从对国际社会的影响看
对国际社会产生正面效应，利于提升国际形象，减少贸易摩擦，缓解贸易争端。身为纺织品出口大国，中国以对部分纺织品自行设限政策对国际社会“中国纺织品将横行天下”的恐慌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这一举措受到各国纺织服装业界的普遍欢迎，在国际社会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法国服装工业联盟(UFIH)表示，对该项政策“十分欣慰”；而美国国际法庭即刻签署了临时禁令，要求布什政府暂停考虑要求对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施加新限制的诉求。这种牺牲自我利益的高姿态表示，充分体现了我国维护一体化后世界纺织业稳定发展的责任心，传递了我国兼顾他国利益、寻求互利共赢的外交政策取向，主动消除一些可能发生的贸易摩擦，使我国在贸易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上处于主动地位。
2.从对宏观经济发展的推动看
(1)优化贸易条件，遏制“贫困化增长”趋势，利于纺织经济的良性增长。当一个大国因经济增长而恶化了贸易条件，从而导致本国福利水平净下降的情况，即出现了巴格瓦蒂(J.Bhagwati)所说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
如图1，一国(China)增长前的贸易条件为P，该国X(Textile)商品在B点生产，C点消费。但在纺织品经济大幅增长后，贸易条件急剧下降为P'(P'＜P)，成为在B'点生产，C'点消费。C'点与C点相比，位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表明一国增长后，反而使福利水平净下降。
我国是纺织品贸易大国，其出口量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3强，配额取消推动出口供给的大幅上升，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纺织品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状。另外，我国出口的纺织品服装绝大部分为低附加值生活必需品，其进口需求无弹性或弱弹性，出口供给的不断增大将导致纺织品国际价格大幅下跌、贸易条件持续恶化、国民福利持续下降的典型贫困化增长的状况。咖啡生产大国巴西，曾在20世纪30年代，因咖啡生产和出口规模的空前扩大，导致国际市场咖啡价格大跌，造成实际收入反而比扩大前减少的后果[2]。纺织品出口税的征收，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贸易条件，减少贫困化增长出现的可能，保证纺织经济增长与福利水平增长同步，实现可持续发展。
(2)实施自动出口控制，使原有配额租金部分转向国内，增加社会福利。我国对部分纺织品征出口税，涉税商品出口量将受其影响有所下降，从而产生类似自动出口控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s)的贸易效应。如图2，在一个三国模型下，假设A(America)、B(China)为纺织品贸易伙伴，C(India)国是该产品潜在的出口国。初始条件即自由贸易下，A国市场该产品的均衡价格为P，总需求量为OK，其中国内生产者供应量为OE，其余EK从C国进口，C国该产品的供给价格太高，难以进入A国市场。假设B国实行类VER的出口关税政策，该产品出口量将缩减为GI。由于进口减少，A国该产品价格上升到P'，上升一方面导致A国国内供应量增加到OG，另一方面导致A国的总需求量减少至OI。第一种情况，假设上升后的进口价格仍然低于C国潜在出口价，该产品贸易仍限于A、B国之间，B国将获得额外福利d+e+j+k-b'。第二种情况，A国上升后的进口价格等于或低于C国出口价格，C国参与该产品出口，贸易在A国与B、C国之间进行，B国则获得收入d+e。总的来说，出口税的实施，会使原有欧美等国获取的配额租金，以关税形式部分转移到国内，使社会福利增加。
附图
图1：贫困化增长
注：一国贸易条件由P恶化到P'，所以该国在B'点生产，消费者则在无差异曲线I'的C'点消费，比增长前的无差异曲线I的水平低。
3.从对行业经济的影响来看
(1)利于推动纺织业产品产业结构升级，摆脱外延型数量增长模式，提高国际竞争力。从产业结构来看，我国50%以上的出口服装为来料加工，30%为复样加工，仅有10%左右的自有品牌出口。随着墨西哥、印尼等国贴牌生产市场的扩张，我国特有的劳动力优势越来越小。从产品结构看，目前我国纺织服装出口仍是以量取胜的状况，高档产品的比重不足20%；高科技纤维的开发应用落后于其他国家；高档面料仍依赖进口，在劳动力成本优势被削弱的情况下，低端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显然竞争力后劲不足。加征出口关税，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出口成本；从量计征，意味着低附加值的产品税赋较重，这将刺激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同时迫使企业调整产品结构，积极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最终推动产品结构乃至产业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
(2)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提供契机。2004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大关，达到11547亿美元（注：数据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成为我国外贸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我国在世界贸易的排名上升至第三位，但要成为贸易强国，还得待以时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鼓励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哪怕出口是补贴性的、数量增长型的。纺织品出口税的征收，无疑是给出口创汇装上了限制阀，给纺织品外贸从量增型转向质增型增长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同时一定程度缓解了巨额外汇储备的压力。
附图
4.从税收政策制定的角度来看
(1)符合“次优出口税理论”原理，调整出口价格扭曲；产生国内税替代效应，为税制改革埋下伏笔。
按照次优出口税理论，当出口市场存在缺陷，出口商品定价存在负外部性问题时，对该商品征收出口税，反而有利于出口国社会福利的增加。我国现阶段的纺织服装出口由于本身低劳动成本效应，加上贸易条件陡然改变（配额取消），已使出口价格发生扭曲，因此，征收出口税将一定程度上扭转出口成本与出口社会边际成本的偏离，增加本国福利。同时，由于将产生国内税替代效应（不征出口税的财政缺口将由国内税补足），这将给国内税收优惠政策和税制改革提供较大空间。
(2)从征税对象看，有助缓解与发达国家的贸易纠纷。从本次出口税的征税对象来看，其六大类148项涉税产品主要为原配额设限商品，甚至是曾经热卖的QUOTA，也就是发达国家认为最容易冲击其国内市场的“敏感商品”。这样设计税目，缓解了欧美国家对“敏感类别”商品高度抵制的情绪，使其新的“特保措施”放缓，减少了贸易摩擦，如美国国际法庭早前颁布的临时禁令，就得益于此。
(3)从征税方式看，有利于缓解与发展中国家的矛盾。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国民经济对纺织品依赖较大，如2003年柬埔寨服装出口占总商品出口收入的75.5%，孟加拉占62.3%，巴基斯坦占60%，极其担心配额取消后受中国低价纺织品侵袭，已频频采取抵制措施。从量计征的征税方式，使低附加值的低端产品税赋较重，实际也是对以廉价初级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种的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保护，回应了金人庆所说的“要兼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在互利共嬴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利于改善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二）负面影响分析
虽然从长远利益出发，纺织品出口税将推动纺织行业结构升级，有利于其持续发展，但从短期来看，纺织品出口税政策亦带来不少负面影响。
1.从国际来看
(1)虽然国际社会赞声不少，但由于税负较低，被认为有“做秀”之嫌。本出口税税率为每件0.2元至0.5元不等，除“61179000其他针织或钩编衣着零件”和“62179000非针织非钩编服装或衣着零件”为每件0.5元外，其他税则类别税率均每件0.2或0.3元。由于税负较低，被一些外电评价纯属“公关”举动，没有太大实际意义。欧美国家虽然暂缓许多“特保”，但绝没有放弃贸易保护措施的表示。
(2)出口成本的增加，不利参与国际竞争。征收出口税，使涉税纺织品的出口成本直接增加。按涉税7类商品2003年342亿美元的全国出口额、平均税负折算率1.2%计算，一年将增加35亿元出口成本。这些商品与其他国家零关税甚至负关税的同类商品相比，显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3)扩大了设限区域，强化了贸易伙伴竞争力，产生“贸易转移效应”。涉税商品的原被动配额只限于欧盟、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等4个国家和地区，而出口税的增收却扩大到全球范围，这就给原非设限区域的竞争带来不利影响。如成衣对南非的出口，即使在配额时代，也是在没有主动或被动受限的成本下公平竞争的，南非地区国家也一直没有提出低价异议，而在配额取消元年，反而要征出口税，这极不利于竞争。从另一个角度看，我国出口成本的增加、价格优势的削弱，相当于强化了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获得贸易转移效应。
2.从国内来看
(1)出口成本的增加、退税的减少，打击出口行业积极性。虽然说现行开征的出口税总体税率不高，但由于涉税产品属于微利的低端产品，附加值较低，对于生产效率不高的企业，1.2%的税负，可能意味着只能保本经营，尤其对于小规模企业则是毁灭性的打击。再者，从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到出口税的开征，企业明显感受到限制纺织行业出口的政策导向，使一部分出口企业积极性受到打击。
(2)关税收入的增加是以牺牲部分国内生产者剩余为代价的。出口关税政策使产品出口成本增加，国内生产者因此而损失增加，如果税收幅度不足以使国际市场价格上升，那么国内生产者剩余将下降，关税收入增加将以牺牲部分国内生产者剩余为代价。
(3)政策出台的颁布与实施缺乏缓冲，导致跨年度订单巨额损失。纺织品服装出口贸易存在季节性生产的特性，通常在春夏季已经接秋冬装的订单了，而在秋冬季接洽明年春夏季的订单。故此2004年下半年签订的外销合同，纷纷集中在今年春天出货。由于今次纺织品出口税征收是2004年12月27日颁布，要求于2005年1月1日起实施，颁布与实施之间几乎没有缓冲期，这就导致已锁定出口价格的跨年度订单不可避免地产生巨额损失。
三、结论与对策
（一）密切关注国家政策与行业政策
国家对纺织行业的限制政策，早在2004年已陆续推出。从行业投资收缩，到出口退税率的下调，再到开征出口关税，无不折射出国家对纺织生产和出口的限制导向。值得注意的是，从国家开征出口税的动因分析，本次出口税类别不多、而且税负较低，当难以达到改善贸易条件、遏制贫困化增长趋势时，国家极有可能继续加大出口税力度，采用扩大出口税范围或提高税率的措施，以达到社会福利效应。因此，纺织服装企业既不能盲目乐观，以为这只是一项过渡性政策，从而不予理睬；也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以为非涉税类别就可高枕无忧。而应当剖析政策导向，积极调整产品结构，并密切关注政策新动向以迅速应对。
（二）纺织品出口生产企业的对策
虽然我国纺织生产具有较强的整体配套能力，纺织、印染、成品生产等呈完整的产业链，但因其科技含量不高，难以适应零配额时代全球化竞争环境。面对出口税的征收，出口成本的增加，生产企业应当调整产品结构，加大非涉税商品的投入、加大高附加值产品（如时装）的投入；使用新兴科技成果，加大高科技纤维及高档面料的开发应用；加强技术创新，实施品牌出口战略，打造把低端产品转移到一些比较不发达国家、核心技术和服务营销留在国内的优化产业链，从而从根本上提高国际竞争比较优势。另外应当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建设、加强行业自律，规范行业竞争，以减少绿色壁垒、反倾销诉讼等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
（三）纺织品外贸企业的对策
纺织品外贸企业是受配额取消冲击最大的利益体，由于失去了配额分配的政策优势，其竞争力已受到质疑，出口关税的加征，无疑更是雪上加霜。因此，作为纺织出口的曾经老大，传统的纺织外贸企业应当利用充裕的资金条件，通过与核心工厂相互参股、持股等方式加强工贸结合与体制改革，改善生产环节的弱势；充分发挥多年来积累的国际贸易经验，利用多年来建立的营销渠道，强化对外贸易的优势；通过在生产的上下游下功夫，提高研发和服务能力，来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含服务贸易的附加值）；借鉴国际企业利＆丰的成功经验，积极探索外贸企业价值链管理之路；积极开拓内销市场，以实现多元化经营；积极探索“走出去”，在非设限低成本国家投资设厂，以发挥国际贸易比较优势。
总之，纺织服装企业应当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出口税政策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自我调整与应对，最终使我国从纺织大国向纺织强国迈进。
纺织品出口税政策已出现三资调整，其中有税率的提高，也有分税则号的停征。一方面，其政策调整与欧美设限政策变化相机协调、此消彼长；另一方面，系列政策背后对纺织业“贫困化增长”的限制性引导趋势应当引起行业发展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