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四十年概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国论文,当代中国论文,四十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源自被称为该领域之父的费正清先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当代中国研究已发展为人员齐备、学科广泛、著作丰硕、理论体系庞大的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
在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有着很强的时势性、时效性、政治性和目的性，它首先受制于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冷战时期的对立、70年代的关系正常化和80年代的中美经济合作，都为美国学者创造了全然不同的研究中国的背景。其次，中国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对其产生重大的影响。1949年前中国动荡的历史、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等又都为美国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课题。另外还取决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如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等，这又必然制约该学科学术研究的发展。
上述三个条件在近40年中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条件及由这三个条件相互影响所确立的关系，决定了学者们研究的主题、意图和方法，我们可以据此把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划分成几个时期，下面就这几个时期做简单论述。
第一个时期：困难时期（1949—1959）
这个时期是美国学术界研究当代中国的困难时期。1954年担任参议员的麦卡锡，操纵参议院设立调查小组委员会，搜集包括同情新中国在内的进步人士的有关材料，对这些人士进行非法审讯，迫害民主和进步力量。那些同情新中国、客观反映中国情况、主张中美友好的学者、政府官员被扣上政治帽子。这个时期的美国当代中国研究，是由美国的政治决策机构领导，为美国的战略需要服务的，如为朝鲜战争和冷战服务等等。因此一些人或极端责难中国所确定起来的新制度和它的不足，或把“西方民族优越”（Ethnocentrism）的观点运用到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上，把美国的价值观强加给中国。在这种中美对立、资金缺乏、人员不足和麦卡锡主义恐怖的气氛下，除对台湾的研究外，美国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几乎所剩无几。美国学者Harry Harding称此时为“二年空白”〔1〕。屈指可数的几个研究项目是：
1.在哈佛大学由费正清主持的“共产主义革命历史和毛泽东思想起源”的研究。
2.在麻省理工学院由W.W.Rostow指导的中国经济研究项目。
3.在Lackland由空军组织的中国研究项目。
4.在耶鲁由Richard Walker主持的经济研究课题项目〔2〕。
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人也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是：John King Fairbank、George Taylor、Rober Scalapino、Benjamin Schwartz、John Lind Back、Doak Barnett、Alexander Eckstein等等。这个时期出版了一些围绕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政府管理、经济发展、国际关系等等领域的著作。如：S.B.Thomas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政府与管理》；Richard Walker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H.Arthur Steiner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国际地位》：A.Doak Barnett的《共产主义中国与亚洲：对美国的挑战》和Allen S.Whitingg的《跨过鸭绿江的中国》。
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学者个人对中国的研究遭到完全禁止。一切政府筹划的研究都是为美国的战略服务，为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政策服务。而同情新中国的学者遭到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由于美国学者的汉语水平普遍较低，所使用的研究资料不够准确，不能到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对新中国缺乏感性认识，导致研究结果存在严重质量问题。
第二个时期：发展时期（1959—1969）
1956年苏联卫星上天，1958年中国大跃进，都刺激了美国开始加强对苏联和中国的研究。1957年麦卡锡死去，使一度盛行的麦卡锡主义逐渐在美国失去了市场。美国人民反种族歧视的斗争不断深入，各种进步和民主的力量推动着社会进步和社会科学改革。人们开始认识到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的自立、政治上的自主、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团结合作都表明了第三世界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中国是第三世界中的大国，更没有被忽视的理由。
美国开始设立专门研究机构并投入大量资金研究亚洲、太平洋、特别是中国问题。1958年美联邦政府通过了国家安全法，从中央预算中拨款支持学者对当代中国的研究项目。1959年由美国The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发起，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福特基金会也从1959年开始通过这个联合会支持研究生培训、研究项目和学术会议。1962年美国国会在夏威夷成立了专门研究亚洲及太平洋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国家关系、社会和资源的东西方中心。
在海外，美国还出资建立了至今依然对当代中国研究有影响的三个机构：
1.《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由英国编辑和出版，是目前世界上关于当代中国研究最重要的杂志。
2.台北大学合作机构（The Inter University Program in TaiPei）。它是美国在海外中文学习的主要基地。
3.香港大学服务中心（The Hongkong 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其专门从事中国资料的搜集与整理，也负责采访那些从中国大陆逃跑、探亲不归的人，并制成缩微胶片，发行全美研究机构。
这些机构研究的主题是围绕着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确立、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产生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展开的。如：John Wilson Lewis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领导制》（1963）；A Doak Barnett的《共产主义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1960）；《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1967）；Franz Schurman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思想建设与理论建设》。而Jerome Alan Cohen的《1949－196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可以说是此时唯一的一本研究中国司法制度的著作，Ezra Vogel的《共产主义下的广东》则是唯一一本论述中国地方行政的著作。
在经济研究方面，也有一些代表性著作。如邹谠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工业增长率和模式》（1965）；Alexander Eckstein的《共产主义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1966）。Samuel B.Criffith的《中国人民解放军》（1967）则是有关军事方面的一本著作。
以上这些著作至今仍然在美国学术界产生影响，是大学研究生班的必读参考书。Harry Harding认为Barnett的《共产主义中国的干部、官僚机构和政治权力》是一本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代表作。而Ezra Vogel关于广东的研究至今仍被称为研究地方政治机构的典型范例〔3〕。
中美关系是这个时期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美国外交委员会（The Coucil on Foreign Relations）让Barnett主持一个关于中国外交政策的研究项目，1966年该项目出版了“世界事务中的美国和中图”系列丛书。包括：A.T.Steele的《美国人民与中国》（1966），Robert Blum的《国际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Kenneth T.Young的《1953—1967年的美中谈判》。
到了1966年，学术环境越来越好，费正清和Scalapino、Barnett、Richard Walker、Lucian－Pye等人成立了“美中关系国家委员会”，组织了一系列中美关系如何正常化的研究课题，也包括如何处理台湾问题的研究。其成果包括Barnett等人的《下一个十年的美国和中国》、Jerome Alan Cohen等人的《台湾和美国政策：进退两难的中美关系》。
对中苏关系的研究在此时也颇有特色，这个时期是中苏由结盟转向敌对的时期。如Don—ald W.Treadgold等人的《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的一致与区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
这个时期的研究为今天奠定了基础，一些研究机构如哈佛、伯克利等从此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但这个时期的研究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
首先，一些美国学者把这个时期当代中国研究得以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美国60年代教育迅速发展：大批的学生要上大学，为此许多高校扩大教师队伍，为中国学研究提供了机会。这种观点反映了这些学者在政治上的幼稚和倾向性。笔者认为是美国人民反对麦卡锡主义、反对种族隔离、要求学术民主、种族平等的进步呼声推动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迅速发展。
第二，无人进入中国作实地考察，而仅仅作远距观察研究，是此时的一大特点。美国学者认为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国是中国对美国的研究，包括记者、商人和政府官员关上了大门。把责任完全推到了中国一边与事实不符。
第三，学者的汉语水平较差，影响这个时期的研究。
第四，研究资料多是中国的宣传品、印刷品。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官方经济统计数据，省、部级报纸，已不再对外开放，造成信息资料严重不足。
第五，以非正常手段获取的研究资料，缺乏真实性。香港和台湾成为资料获取的重要来源。美国设在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搜集大陆的各种文字资料，甚至把包装苹果的地方报纸都收集起来。一些探亲或逃到香港的人都成为美国学者访问的对象，其提供的情况成为研究的重要依据，如Barnett、Vogel等亲赴香港询问从香港越境的中国“难民”〔4〕。台湾则利用特务监控、了解各省电台的信息等手段并将其归类整理。
第六，这个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尽量描述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外在形式和意识形态，而缺乏对社会主义制度内涵的研究。
第三个时期：成熟时期（1969—1979）
John Lindbeck在他1971年出版的《理解中国：关于美国学术资源的评估》提出了对70年代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发展的十条重要建议：
1.现有重点培训和研究中心的建设。
2.扩大向一般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开放重点大学的研究中心。
3.加速提高研究质量和数量，以补充学者年龄老化的不足。
4.增加国际研究基金。
5.提高中文水平。
6.把香港做为研究中国的重要基地。
7.培训学生综合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的能力，这里包括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
8.加强与其它国家研究中国的学者的交流与合作。
9.提高对所收集的原始资料的研究水平。
10.加强有关中国知识的公共教育〔5〕。
以上十条建议在这个时期基本上都实现了，标志着学术研究已走向成熟。
从美国国内来说，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具备了良好的政治环境。由于越南战争给美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和灾难，人们开始批判美国政府的侵略政策，冷静思考其亚洲政策和中国政策。学术空气空前活跃，学术会议频繁举行，青年学者脱颖而出。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各种红卫兵小报、资料像洪水般涌入美国，为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走向成熟创造了条件。研究课题也由表层向深层延伸。中心课题均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展开的，包括：“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基础是什么，国家结构是什么？”等。研究领域涉及了工厂、农村、部队、学校、街道等各个方面，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夺权、批斗走资派、红卫兵大串联、革命委员会、武斗、上山下乡、工农兵学员上管改，无所不包。出现了一大批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如：Barrnett的《行动中的中国共产主义政治》；John Wilson Lewis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革命政权》（1970）；John Linbeck的《中国：革命化社会》（1971）；Scalapino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精英》（1972）；Kenneth Lieberthal的《中国党和国家会议研究指导1949—1975》（1976）。
这个时期的研究有几个特点：
一是由对新中国总的一般性描述，转向个别具体的描述。如从过去对整个共产党的描述，转向对毛泽东、刘少奇、林彪个人的研究。此时出版了一批传记著作。Lowell Dittmer的《刘少奇与中国文化大革命》、Roxane Witke的《江青同志》（1977）、Lucian Pye的《毛泽东》（1976）、夏威夷大学尤黑里教授的《毛泽东传》等。
另一个特点是研究的非聚集性（Disaggregation），即通过部分认识全部，通过一个农村认识全部农业，通过一个工厂认识全部工业。如：Hong Yung Lee的《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一个个案研究》（1978）、Victor Nee的《北大文革史》、Stanley Rosen的《广州的文化大革命与红卫兵派别》。
再一个特点是从纯政治学研究转向社会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开始了对中国的婚姻、家庭、福利、民族、方言的研究，主要通过香港获得各种类型的资料。如：Richard Madsen的《中国农村的道德与权力》（1984）、Anita Chan等人的《毛泽东领导下的农村历史》（1984）。
此时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70年代，许多青年学者参加“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的活动。这个委员会主持关于政府政策的师生讨论会，批判政府的亚洲政策，谴责越南战争。1971、1972年，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使中美学术界接触成为可能。美国议会、对外关系委员会、太平洋委员会、美中关系国际委员会等都积极参与支持中美关系的研究。美国政府和国会给美国学者提供大量机会，组团来中国参观、考察。学者在促进美国与中国邦交正常化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积极推动者。基辛格、Michel Oksenberg、Ezra Vogel和Harry Harding等，可以说是该时期在美国有着较高政治地位的研究中国的青年学者。他们写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著作，如：Michel Oksenberg和RobertB.Oxnam等人的《中美关系的过去与将来》、William J.Barnds等人的《中国与美国：寻找新的关系》、RichardH.Solomon等人的《中美关系：全球的一幕》。
总之，第三个时期，摆在美国学者面前的有两大研究任务，一是“文化大革命”，二是中美关系。通过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对中国党内斗争、政府机构、党的基层组织与农村政权都有了较前一个时期更全面的认识。他们不再认为中国是一个单一的社会，而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也不再运用单一的政治学方法，而是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社会科学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对越南战争的批评，使人民倾向于热心中美邦交正常化，学者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对双边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美国教授频频出访中国并热情接待中国教授来访，是中美邦交最早的使者。一大批能讲一口流利中文的青年学者在中美关系的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中坚力量。远距离研究已成为过去，香港基地也不再发挥作用。
然而这个时期的当代中国学研究也存在几个不足：
1.对文革时期红卫兵的材料无法鉴别和比较，一些打派战、相互攻击、不真实的材料，成为学者认识中国的主要依据，非正常状态被当成了中国社会的正常状态来认识。
2.对“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深刻，许多观点、看法都是根据当时红卫兵小报的看法而来的，一些关于文革的书籍错误百出。一些学者为“文化大革命”欢呼，对江青盲目崇拜，甚至认为中国革命为美国提供了经验，这些对“文革”研究所出现的错误至今仍没有被纠正。80年代个别反映“文革”的新书也还停留在70年代的水平上，许多学者放弃了对“文革”的研究，转向其它热点题目，反映了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学者的实用主义倾向。
第四个时期：学术化时期（1979—1989）
以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美国当代中国研究进入了第四个时期，即学术化时期。它和成熟时期的不同在于，从政治、经济、文化到金融、股票、心理、保险等方面对中国展开了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年轻而成熟的当代中国学的研究队伍，他们把各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问题的研究上，建立了在他们看来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并开始把这种理论运用到中国以外的其它地区进行比较研究。
学术化时期的形成得益于中国研究学科的外部环境的改善：
1.自1979年以来，特别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在邓小平的主持下，确定了对外开放的战略，中国向外展示了她的真实面貌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决心。中国对外公布了她自1949年以来所有的统计资料，这不但为学者了解真实的中国创造了条件，而且也使学者重新思考1979年以前的中国成为可能。
2.对“文化大革命”进行认真反思，重新正确评价毛泽东，为知识分子平反昭雪，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一些老干部关于建国后的回忆录，批判“四人帮”的书籍、材料等，为美国学者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3.双方学者的自由往来，大学之间建立交流关系，互相交换学者和学生，共同研究有关课题，共同主持学术会议，学者个人之间良好关系的确定，以及中国留学生、企业家、政府官员、侨胞互访等都为深入了解中国创造了条件。
4.一批美国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与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同的是，许多人的博士论文都是在中国写成的。一部分青年学者在中国大陆学习了汉语，研究机构也在增加。如夏威夷大学80年代后期成立了由40多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组成的研究中心，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哈佛、斯坦福等大学都增加拨款，支持扩充中国研究的项目。
这个时期美国当代中国研究取得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
第一，对中国经济改革的研究更加具体。包括以前从未涉及到的财政改革、农业经济改革和地方经济改革，而不仅是一般经济共性问题的研究。其代表著作有：Nicholas R.Lardy的《中国现代经济发展中的农业》（1983）、ElizabethJ.Perry和Christine Wong的《毛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1985）、美国国会的《面向2000年的中国经济》（1986）、Katherine Huang Hsiao的《大陆中国的政府预算和财政方针》（1988）等。如Victor Nee等人所著的《中国与东欧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一书，在比较了中国与东欧的经济改革之后，肯定了邓小平的改革思想和理论。
第二，拓宽了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方法开始对中国各社会阶层的方方面面，如妇女问题、知识分子、人口计划生育问题、老龄人口、青年人口及农民工人等进行研究。如Andrew G.Walder的《中共的新经济主义》；Emily Honig和Gail Hershater 的《八十年代的中国妇女》（1988）；Jean C.Oi的《农村政府的政治经济》（1989）；SusanL.Shirk的《同志间的竞争：中国的职业刺激与学生策略》（1982）；Deborah Davis－Friedmann的《中国老龄人口与共产主义革命》。
第三，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政策制定有了进一步的研究。70年代当代中国研究的重点除了中美关系外，就是所谓的中共领导层斗争；而80年代则放在了社会基层结构研究上。如Michel Oksenberg在山东邹平县的研究项目。此外还开始了对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现代化的比较研究。如：John P.Burns的《中国农村的政治参与》（1988）、Kenneth Lieberthal和Michel Oksenberg的《中国的政策制定：领导人、结构和程序》（1988）。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其代表著作是Andrew J.Nathan的《中国的民主》一书（1985）。
第四，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建立，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成果。该中心旨在培养从事中美事务的专门人才和有关领域的教学、科研人员。该中心于1979年开始策划和筹备，于1986年正式开办，中美双方共投资250万美元。每年双方各投资25万美元的运行经费，各选派5—8名教授，各从本国招收50名学生。至今已培养了700名学生，其中200名来自美国。
该时期也有其严重不足。Harry把这个时期称之为：当代中国研究的“冬眠时期”〔6〕。这个时期的问题是：首先，中国在8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学术研究跟不上中国的社会发展。如美国某一所大学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指导一位博士撰写所有制改革论文，几年来其论文观点因企业改革措施的陆续出台而改写了十多次，却始终无法下结论定稿。经济改革是一场社会革命，需要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美国学者在这方面则显得颇力不从心。
第五，由于美国方面有人对中国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指手划脚：如鼓吹“台湾独立”；有的因害怕中国经济迅速发展而制造“中国威胁论”；美国政府对当代中国研究在财政上的支持远不及60、70年代。各大学里也不再增加这方面的研究项目，于是出现了60个博士竞争一个就业机会的状况。由基金会支持的国际会议也减少了，学者们的研究遇到一定的困难。
第六，研究范围上的缺陷。80年代是中国特别重要的发展时期，美国对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由一些不懂中国经济的教授在指导学生们做有关经济改革方面的博士论文，其使论文质量及可信度大大降低。一些工业领域上的研究仍是空白。研究者们对我国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包括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国营企业改革的进程和结果等方面的研究均明显不足。
第七，对中国改革的难度认识不足。研究者中很少有人从历史的角度，用历史的眼光去认识中国的改革开放，当然就不可能得出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的结论。所以每当我国经济改革出现一些问题，他们就认为中国可能出现政局动荡，而产生政治偏见。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但综合水平仍还落后于其它学科领域，如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
第八，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富有刺激性的题目。几乎所有专家都把目光转向这方面。对以前因材料不足或误导而得出的错误看法却没有人再做新的思考和纠正。
第五个时期：展望（90年代—）
到了90年代美国当代中国学研究的发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注重跨学科的研究及与其它学科的联系。如：1991年，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杜维明先生在福特基金会200万美元支持下，在夏威夷东西方中心成立了名为“文化中国”的研究项目，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对儒家文化的研究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保持高速度的经济增长率。该研究项目还包括进一步解释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并把几千万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划在这一文化圈里。而1995年秋天在加州进行的有关“大中华”的讨论，则和“文化中国”的研究有很大的不同。前者多从文化角度讨论经济；后者则多从政治角度讨论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与东南亚的经济联系。
二、开始注意对中国行业、单位的细化研究。在中国读过书而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教授研究问题比较客观。如伯克利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在夏威夷大学太平洋学院任教的郝忠明教授撰写的《中国的汽车工业》一书，就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历史、改革开放对汽车工业发展的促进、合资汽车工业经验教训等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实地考察，是一本高质量的研究行业部门的著作。
三、重新评价、研究邓小平改革开放和“一国两制”的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推动了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经济思想的研究。
四、重新评价前40年当代中国研究的状况。1989年，美国的三所著名大学哈佛、伯克利加州大学和密西根大学联合发起召开了一个关于中国的学术研讨会，以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鸦片战争1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和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政策10周年。在这次讨论会上四位美国著名学者Frederic Wakeman、Rodericlk MacFarpuhar、Joyce Kallgren和Kenneth Lieberthal倡议写一本关于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书，总结40年来美国学术界对新中国的研究。这本《美国当代中国研究》的论著，出版于1993年，美国18位当今较有影响的中国学者像Harry Harding、Michel OKsenberg等都参与了这项有意义的工作。此书对中国政治、经济、对外关系、法律、社会、人类学和学者交流等各方面都进行了总结。
五、90年代是新老交替的年代。50、60年代进入学校工作的青年教授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这给大批在80年代攻读博士的学生提供了难得的就业机会。
80年代中国大批留学生涌入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他们既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又掌握了美国社会学科的方法。90年代初，这些学生获得了博士学位，补充到大学的教学岗位及有关辅助岗位，如图书馆、研究中心等，从而改变了以前的教师结构，他们将为今后当代中国学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90年代美国当代中国的研究所面临的几个问题：
1.学术界存在的一种错误导向，即认为中国在90年代进入了一个不稳定的时期，一些学者专门寻找中国经济的缺点、弱点，对中国社会做出不切实际的判断，既脱离了中国现实，又脱离了美国的读者，影响了对当代中国的研究。
2.经费匮乏。美国到处在缩减教育经费。如：1995年美联邦政府缩减了应拨给东西方中心2400万美元研究经费的50%。香港的大学服务中心、华盛顿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等都面临着资金缩减的窘况。
3.解决积压问题，也是90年代的课题。一些在60、70年代特殊时期形成的错误百出、与事实不符的著作仍在作为大学的教科书，影响了学生的培养，但至今没有多少人重新对之进行研究评价和补充。
注释：
〔1〕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China",in David Shambaugheds.,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p36、 p19、p26.
〔2〕Michel Oksenberg"The American Study of Modern China:Toward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David Shambaugh eds.,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p315.
〔3〕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 China",in David Shambaugh eds.,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 York: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p36、 p19、p26.
〔4〕EzraVogel,Canton under Communism: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Capital 1949-1968(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William L.Parishand Martin King Whyte,Village and Family in Contemporary China(Chicago: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5〕John M.H.Lindbeck,Understanding China:AnAssessment of American ScholarlyResources(NewYork:Praeger,1971).
〔6〕Harry Harding,"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Scholarship on ContemporaryChina",in David Shambaugh eds.,American Studies of Contemporary China (NewYork: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1993),p36、 p19、p26.
标签：中美关系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大革命时期论文; 经济学论文; 中国军情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