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二十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二十论文,史学论文,理论研究论文,实事求是论文,中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是邓小平理论的出发点，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没有这两点，就没有邓小平理论。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这个报告实际上也是即将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5 天后，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全面恢复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次会议重申了邓小平在上述报告中所强调的“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的重要结论。（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文件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93页。）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至今已20年了。20年来，我国各个领域都发生了革命性的深刻变化。历史科学迎来了自己的春天，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我国外国史学理论研究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取得了一批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为复兴、发展中国史学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进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首先要打破头脑中形形色色的“框框”。邓小平在谈及解放思想时，明确提出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注：参见《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正是由于我们过去“满脑袋框框”束缚了我们的思想，所以对外国史学理论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实事求是地对其进行系统的科学的研究。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对以往那些“一成不变的框框”，是继续固守，还是彻底抛弃，成为当时影响中国史学发展方向的焦点问题之一。那种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也是它的方法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任何研究，都是对它的干扰的片面认识仍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作怪。“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开辟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理论诸领域都出现了波澜壮阔、生动活泼的历史画面，历史研究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1983年5月，全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即是在全面贯彻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一新的历史环境中召开的。在这次会议上，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作出了加强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译介出版有代表性的外国史学理论名著、定期召开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的重要决定。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筹备并成立了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主要任务是追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学发展中的一些前沿性理论问题，进行重点研究。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世界历史系开始招收外国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加强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1987年，主要由世界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史学理论》杂志创刊，其宗旨之一便是介绍和研究当代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1992年，世界史所、历史所、近代史所合办的《史学理论研究》创刊，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仍然是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90年代中期，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研究分会成立，该研究会广泛团结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高等院校、科学研究机构中的史学理论研究者，其中包括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专家，对加强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外国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其二是外国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注：对外国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方面：人类文明的起源问题、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古代东方社会的特点、古代城邦问题、世界中世纪史分期问题、西欧封建制形成问题、文艺复兴的评价、西欧封建制的解体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的社会性质、哥伦布的评价问题、中国与西欧封建城市的比较研究、世界近代史开端与分期问题、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比较问题、雅各宾专政的评价、拿破仑与法国大革命、“门罗宣言”的实质及影响、林肯的评价问题、明治维新的性质、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巴黎公社的性质、世界现代史的体系及分期、十月革命的前提和意义，苏俄“战时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研究、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运动的因果、凯末尔革命与凯末尔主义的评价、法西斯主义的性质及其产生背景、30年代英国和法国的绥靖政策、《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功过利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和起点、赫鲁晓夫改革评价等。以上详细内容见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92—746页。本文限于篇幅，只涉及历史学自身发展中的理论问题，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可更全面反映新时期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特点。）对这两方面问题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去掉“框框”，更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的问题。所谓去掉“框框”，对“一成不变的框框”不再固守，这是解放思想的具体表现。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首先是把已被证明不是实事求是地得出的结论彻底抛弃，在科学世界观的指导下，以新的历史思维和新的研究视角，对其重新进行系统的研究，得出新的结论。如将近代以来西方史学理论不加分析地简单概括为“是为帝国主义政治服务的”，是“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而全盘否定，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因为西方史学理论有些是腐朽的糟粕，自然应当摒弃，但也有一些是属于整个进步人类的共同财富，还有一些可以批判地或有选择地汲取其有益内容为我所用，使其与中国史学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成为推动中国史学发展的动因之一。实际上，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或中国史学发展中的每一次深刻的变化，都是同汲取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这种汲取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中西史学的交流和融合，就没有中国史学的进步，马克思主义史学也不可能得到繁荣和发展。
早在1961年，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召开时，曾将撰写有中国特点的《外国史学史》和《西方史学流派》两部教材提上日程。所以说这两部教材“有中国特点”，是因为编撰者强调，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既不再照搬苏联，也不照搬西方，在撰写时需有选择地批判地吸取外国有益的东西，其目的是建设自己的教材。但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刚刚起步，这两部教材尚未完成便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夭折。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史学受到严重摧残，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更无从谈起，完全停顿，以往的研究工作被彻底否定。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作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鼓舞和指引下，得到迅速发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如此广泛、深入地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是史无前例的。目前，这个过程正在进行之中，但却已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没有理论便没有历史科学，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识。在建设中国史学理论的进程中，汲取、借鉴外国史学的有益内容，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此，“文革”后中国史学复兴时出现了介绍和研究外国史学理论的高潮。这个高潮的出现适应了中国史学发展的客观需求，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历史学学科发展的呼唤，而不是靠行政命令或个人意志强加于人的，所以这种介绍和研究至今方兴未艾。
对外国史学理论介绍、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是空前的。经过必要的准备和精心组织，一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名著的中译本已相继出版，（注：这些译作颇多，不能一一列全，仅将几套丛书中的译作介绍如下：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中的鲁滨逊《新史学》、古奇《19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汤普森《历史著作史》、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李凯尔特《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维柯《新科学》等；上海译文出版社《当代学术思潮译丛》中的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勒高夫等《新史学》；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中的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与方法》、米罗诺夫等《历史学家与数学》、米罗诺夫《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伊格尔斯等《历史研究国际手册》、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托波尔斯基《历史学方法论》、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迈克尔·米特罗尔《欧洲家庭史》、麦克伦南《马克思主义和史学方法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名人名著译丛》中的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保罗·科利《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编《外国史学理论名著译丛》中的茹科夫《历史方法论大纲》、沃尔什《历史哲学一导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华夏版译作《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勒高夫和诺拉主编《史学研究的新问题新方法新对象》等。）为深入研究外国史学理论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对促使一系列有科学价值的研究成果问世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研究从时间上看，包括古代、中世纪、近代、现代，直至本世纪90年代中期；从空间上看，包括西欧、北美、拉美、苏联、俄罗斯、东欧、非洲和东方的日本、印度等国；从内容上看，则包括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哲学和史学史等。
在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和研究中，中外学者进行了广泛的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交流。这种交流不是被动的文化选择或不平等的文化接受。中国史学在80年代初即已结束了自我孤立的封闭状况，逐渐成为国际史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学者走出国门，出席包括国际历史学家代表大会在内的各种学术会议，同时邀请欧美、苏联（俄罗斯）、东欧、日本及港台学者到中国大陆进行讲学，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不仅仅停留在文字资料上。双向的学术访问、交流使中外学者都增加了书本上得不到的感性知识，同时能及时获取国外同行研究工作中的最新信息，中国学者在获取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基础上展开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订正了许多以前以讹传讹的错误认识，从而使研究工作有了以前所没有的更高的起点。
二
同中国历史研究相比，外国历史研究相对要薄弱，而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则更是弱中之弱，严格地说，在“文革”前对外国史学理论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介绍”更准确。即使是“介绍”，也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对其基本内容、理论价值及在历史研究实践中的影响，均缺乏系统的研究性介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史学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最初因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所以当时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大有“饥不择食”的感觉，不仅缺乏系统性和通盘考虑，而且多有重复，特别是低水平的重复。经过近20年的发展，情况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深入人心。一支有较高水平的外国史学理论研究队伍已基本形成，他们有较强的科研能力，能熟练地使用电脑等现代化研究手段，因而能及时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课题，结合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果，对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和欧美学者的研究内容相比，基本上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西方历史哲学研究。历史哲学是对历史的哲学反思，是关于历史的演变规律和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自80年代中期起，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逐渐成为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重点之一。传统的观点认为，“历史哲学”是资产阶级关于历史演变规律和关于历史理解性质的学说，是那种用幻想的联系代替历史真实联系的社会历史观，因此，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理论，政治上的结论代替了学术上的系统研究。不仅在历史研究领域内对西方历史哲学从不研究，在哲学研究领域内对西方历史哲学问题也很少涉及。如果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深入研究西方历史哲学是不可能想像的。新时期我国学者的历史哲学研究的内容十分丰富，第一个方面涉及的主要内容是西方历史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关于历史规律性问题、关于历史客观性问题、关于“思辩的历史哲学”与“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问题等等。在上述问题的研究中，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少给人以启迪的新观点，如汝信在《关于历史哲学两个问题的思考》（《世界历史》1987年第2 期）中提出：从新康德学派到波普尔否认历史规律的论据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但不能因人废言，他们的有些意见值得加以思考。过去我们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在某些地方确实有简单化、机械化、教条主义的倾向。他以马克思所说的“自然历史过程”为例说，片面地理解往往过分强调它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规性，而忽视了它和人本身的特殊关系。汝信强调，“正是人这个创造历史的主体在历史规律中的作用，在过去受到了不应有的忽视，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他认为对历史规律的片面理解，是18世纪机械唯物主义思想的残余。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西方思辨历史哲学的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其代表人物维柯、伏尔泰、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和雅斯贝斯等人的历史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的。学者们在研究中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思想交锋，还有的学者对外国学者的观点提出异议。如英国学者科普莱斯顿在《哲学史》第6 卷（伦敦探索出版社1960年版）中，曾批评伏尔泰在1765年写的论文《历史哲学》“很少有哲学性”。苏联学者奥伊则尔曼在其主编的《14—18世纪辨证法史》（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4年版）中，认为伏尔泰“在论证人类历史中不断的社会进步时，还接近了社会进步的矛盾性这一思想”。韩震针对上述观点，在《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中指出：伏尔泰用法文首创“历史哲学”这个词绝不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历史观念在哲学思维的深刻性和系统性上可能不够，但不应该说没有任何哲学性；此外，伏尔泰的历史观的确是片面的和不深刻的，我们不必夸大它的价值。
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第三个方面是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内容涉及到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新黑格尔主义的历史哲学和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对以上诸学派代表人物研究较多的是李凯尔特、克罗齐、科林武德和波普尔。如果说思辨的历史哲学主要是探讨历史演变的规律、阶段和动力与方向之类的问题，属于“历史本体论”的范畴，那么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则主要是探讨历史学的性质、任务、功能等理论问题，属于“历史认识论”的领域。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体现了历史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因此，对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是不能回避的。
学者们认为新康德主义的历史哲学理论，是在德国哲学家、弗莱堡学派的代表人物李凯尔特那里达到了比较完备的形态。李凯尔特历史哲学理论的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它的形而上学性质，主要表现为他把自然和文化、自然科学和“历史的文化科学”、自然科学方法和历史学方法等等形而上学地对立起来，其锋芒直接指向实证主义历史哲学和关于历史规律的学说。对新黑格尔主义历史哲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克罗齐的命题“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和柯林武德的命题“历史就是思想史”、“史学的确切对象就是思想”的研究展开的。学者们对上述观点展开了热烈争鸣。如对克罗齐的命题，同意者认为这个命题将现实因素引入了历史，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认识的角度。反对者认为这个命题是对人类进步思维的一个逆转。还有学者认为，克罗齐只是表面上用绝对历史主义克服了历史相对论，然而，他实际上却埋葬了历史主义，因为他所理解的并不是真实的历史，客观的历史已被溶化掉了。
对分析哲学的历史哲学研究，着重研究的是其代表人物，英国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学者们对其所主张的多元论的“实在论”普遍持反对意见，认为他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他片面地主张用自然科学哲学的概念及其标准来衡量社会历史科学，甚至要求把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完全等同起来，最终把史学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的观点，也是荒谬的。波普尔对史学的影响不在于其研究结论，而在于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他的历史哲学思想从科学的角度说明历史学必须建立起自身的科学方法论。他强调建立关于普遍定律的理论对研究历史具有关键的意义，从而启发人们运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指导历史研究。
近年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课题不断开拓，研究视野不断扩大，理论深度不断加强。笔者曾撰有文章《我国近年的西方历史哲学研究》（注：见《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从多方面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概况进行了综合性的评述。此外，近年还出版了一批西方历史哲学的专著和译著，（注：这方面的译著除文章第一节注释所提到的外，还有克罗齐的《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威廉·德雷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90年版）、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1964 年版）、 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2年版）、汤因比的《文明经受着考验》（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主要专著有韩震的《西方历史哲学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启良的《史学与神学——西方历史哲学引论》（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何兆武的《历史理性批判散论》（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陈乐民的《“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张文杰、何兆武合编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历史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此外还有田汝康、金重远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张文杰等编译的《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等。）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对西方历史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以及在这一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
其二，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哲学人文科学研究中的理论化和整体化趋势明显加强，历史学也不例外。一系列交叉学科、横断学科的出现对史学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其结果正如法国年鉴学派所说的那样，历史学的界限变得愈来愈模糊了。历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宏观性的研究课题引起愈来愈多的历史学家的兴趣。计量方法、比较方法以及其他人文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也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这一切都促使了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80年代中期，在一些论文、译文和新学科新方法和辞书工具书中，开始介绍历史学新的分支学科，但这些介绍多停留在一般常识性的水平上。
1988年7月23日至8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室在京举办“史学新学科与史学理论基础讲座”，来自各省市自治区的高校教师及研究人员出席了讲座。这是一项力图追踪国外史学理论研究最新进展，并介绍给中国史学界同行的尝试，部分讲稿后在1989年《史学理论》杂志刊出，得到了较好的反映。这批讲稿是：《西方心理历史学》（罗凤礼）、《哲学面对“历史”的挑战》（叶秀山）、《文化、文化史和文化历史学》（于沛）、《当代比较史学论纲》（范达人）、《马克斯·韦伯的历史理论与史学方法》（王容芬）、《科学技术与史学理论》（胡作玄）。
1992年，由庞卓恒主编的《西方新史学述评》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是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最终成果。作者认为，近10年来，有关西方新史学和相邻学科的著作大量引入国内，引进规模之大，门类之多，范围之广，都远远超过中国近代开始接触“西学”以来出现过的历次“西学”热潮。在“左”的错误路线笼罩下经历过一段封闭时期之后的中国史学界，突然感到呈现在自己面前的是一片陌生的史学新天地……。除导论外，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篇主要对新社会史学及其分支人口史学和家庭史学、新经济史学、新政治史学、心智史学等方面加以评述。下篇则分别对比较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和口述史学方法加以评述，通过评述，力图使读者对西方史学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是非得失能有比较系统的了解。
1993年，杨豫著的《西方史学史》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用3章的篇幅，在《历史研究的新领域》、《自下而上的历史学》、 《新史学的基本方法》的标题下，分别对经济史、社会史、人口史、家庭史、心理史、新政治史、劳工史、妇女史、心态史、心智史、口述史、跨学科的历史学、比较史学、历史研究的计量化、计算机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等问题作了介绍。
1998年，由于沛主编的《西方史学分支学科》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的最终成果。文章的作者基本上是世界史所外国史学理论室的科研人员，他们广泛汲取了国内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时重视追踪国外同行研究的最新动态，分别从文化历史学、家庭史学、城市史学、心理史学、新政治史学、比较史学、计量史学、口述史学、社会历史学等方面对西方史学中的历史学分支学科进行了研究。研究内容包括每一历史学分支学科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主要理论观点及方法，代表性人物及代表性著作，在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影响等。
其三，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史学界从不同角度总结即将过去的20世纪中国史学时，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如何认识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问题。因为西方史学输入的途径、内容、影响是无法抹煞的客观事实。学者们所致力的不仅仅是挖掘上述有关的具体史实，而是从理论上寻找之所以会发生中西史学交融的深刻社会历史原因，为此，便需跳出史学的范畴，而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东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与选择中去探讨。学者们所以对这个问题发生兴趣，同当前中国史学与外国史学愈来愈加频繁的交流，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在中国史学界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传播也有关系，学者们试图探求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发展之间的某些规律性内容，能更加清楚地回答，这一切今后究竟会给中国史学发展带来什么？希望能以史为鉴，通过认真的反思，汲取正面和负面的经验教训，使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史学家能有更清醒的头脑。总之，学者们最为关心的不是西方史学是怎样输入中国的具体事实，而是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为什么会输入中国；不是从过程上描述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产生了那些影响，而是从更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分析为什么会产生这些影响，以及今后可能会产生什么影响。
在对“西方史学的输入和中国史学的发展”的研究中，从事中国史和外国史研究的学者相互合作，以各自的研究领域为重点，陆续有不少成果问世。（注：近年发表的涉及到这一问题的主要著作和论文是：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马金科、洪京陵著《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中国社科出版社1996年）、吴怀祺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主要论文有：于沛《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历史研究》1996年第3期）、 张广智《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李长林《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期）、李长林、张广智《关于西方古典史学入华史的学术通信》（《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 赵晓阳《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2期）、 邹兆辰《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 陈启能《当代西方史学的演变与中国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5年第2期）、 张广智《20世纪西方史学输入中国的行程》（《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1—2期）、刘俐娜：《西方新史学与五四史学思潮》（《史学理论研究》1993年第6期）等。）
学者们认为，外国史学理论在中国的引入和传播，引起中外史学的撞击和融汇，成为影响本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外国史学理论的传入和回响，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一个重要反映。它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从未脱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广阔背景。对外国史学理论的介绍与研究，是同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任务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每一关键时期，都和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及中西史学的交融有密切关系。没有进化论，就没有梁启超的新史学；没有唯物史观就没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史坛发生的迅速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对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因此当前应加强对外国史学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并把这种研究深深扎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深厚土壤之中。
还有学者分析了外国史学理论的传播使近代中国史学实践发生的一系列具体变化，这主要表现为历史学研究范围的重新界定，史料范围的重新认识，历史表达方法的更新，历史功能的重新认识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更新、历史哲学理论的丰富发展等等。这些重要变化表明，历史学作为社会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运动和发展总要受到某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的制约。鸦片战争后日益呈现的文化不适应性，激化了日益增多的否定传统的冲动；创造新事物的冲动，使东方中国文化几近衰亡的西方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又向她提供了一线生机，中国文化终于在自己的大地上觉醒过来。这个石破天惊的时刻给中国带来了近代化的希望，西学成了改造传统文化的契机和利刃。
其四，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史学思想史不同于史学史。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近年外国史学史研究有不少成果问世，（注：这些著作主要有：孙秉莹编著：《欧洲近代史学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郭圣铭编著：《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张广智、张广勇著：《史学，文化中的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豫：《西方史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广智、张广勇著：《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郭小凌编著：《西方史学史》（北京师大出版社1995年）。类似的著作还有：郭圣铭、王少如主编：《西方史学名著介绍》（华东师大出版社1996年）》郭圣铭、王晴佳主编：《西方著名史学家评介》（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徐浩、侯建新主编：《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庞卓恒主编：《西的史学述评》（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刘明翰主编：《外国史学名著评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田晓文著：《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西方心智史学》 （ 天津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这些成果是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而史学思想史则是在史学史研究的基础上，对外国史学思想研究的深化和系统化，正逐渐成为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外国史学思想史，重点阐释的是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而不是外国史学的产生、发展，对具体历史现象历史过程如何研究的记载。它的主要内容是论述学科思想发生、发展、继承、演变的逻辑进程，揭示外国史学思想发展的固有规律，阐明其思想和理论成果在世界史学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对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意义。这就是说，外国史学思想史研究应着力思想智慧层面内容的挖掘，不仅要阐释影响和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思想，而且要阐述西方史学思想体系赖以建立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的创立、发展及其演变的逻辑进程。
1995年，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勇、罗通秀编著的《西方史学思想导论》，在西方史学思想史研究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内容涉及到西方史学思潮、史学流派和著名史学家的思想、方法等等。作者还对西方史学思想演变的主要阶段作了如下划分：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5 世纪的希腊，西方史学诞生，历史思想从神话阶段过渡到古典史学阶段。第二次发生于公元5世纪前后，基督教史学取代了古典史学， 宗教神学史观取代了人本主义史观。第三次发生于西欧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史学为史学的近代转变“再定向”，西方史学走向繁荣，19世纪成为“历史学的世纪”。第四次演变始于本世纪初，50年代之后，史学研究已进入“迅速转变和反思的时期”。1996年，以湖南教育出版社组织撰写《学科思想史文库》为契机，（注：这套文库由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汝信任主编，分为自然学科思想和人文学科思想史两大系列，约40种，西方史学思想史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中国史学思想史。该文库自1999年将陆续出版。）进一步促进了外国史学思想史的研究。1996年底吴怀祺教授撰写的《中国史学思想史》出版，分别从原始的历史意识到史学思想、中世纪的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世纪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哲理化趋向、历史的批判和史学求变、近代史学思潮等方面阐释了中国史学思想的发生与发展，对外国史学思想的研究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20年来外国史国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每一项成绩，无不是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结果。正是在这条体现了邓小平理论精髓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广大史学工作者丢掉了长期束缚自己头脑的“框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对当代外国史学发展中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理论探讨，努力得出实事求是的科学结论。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更应清醒地看到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所存在的问题，但重要的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已经确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已成为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自觉行为，是无可争辩的原则，所以存在的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当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理论方法论的研究同历史研究实践的需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研究工作的效率有待改进，研究的领域有待扩大，科学水平有待提高；研究手段落后，在及时获取史学文献资料，追踪国外同行理论研究最新动向，科学地概括、整理史学理论研究信息等方面力不从心。上述提及的三方面问题，已经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自然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出许多方法，但更重要的、最基本的方法则是在新的研究起点上，深入理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伟大意义，通过更加全面地贯彻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逐步克服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因此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后不断提高自觉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时，应有意识地将切实改正上述存在的三方面的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从而使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具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做起：
首先，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时代精神和现实感在不断加强，这是因为学者们对这种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认识不断提高的结果。中国史学发展的实践表明，不加分析地完全排斥外国史学理论和不加分析地完全照搬外国史学理论，对中国史学的发展都是有害的，由于明确了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加强中国史学理论建设的需要，所以能不回避史学研究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并力求通过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汲取其中有益的营养，以丰富和完善中国的史学理论。将研究成果溶入到中国史学研究的实践中，使理论之树长青，并能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不断提高史学理论在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对提高历史研究的科学价值有重要意义。
其次，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已经历了一般性的介绍和浅尝辄止、人云亦云的阶段。由于一支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一定实践经验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所以对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已有了明显的变化，今后对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在更加系统、更加全面、更加深入方面，将会有新的变化。何兆武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在某种程度上即体现了这种趋势。诚如刘家和教授所言：“这是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评介西方近百年来史学发展情况的著作。”在广泛占有历史文献资料的前提下，对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一系列前沿问题的艰苦探讨，不断地填补一些研究空白，使不少成果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随着所研究的问题不断深入，一些有较高科学价值的著述不断问世，对从整体上提高中国史学的科学水平有重要意义。外国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些新课题，如外国史学思想史、从直觉到辩证的历史思维、中西史学思想的碰撞与交融、二战后西方史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等等，不断地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前进。
最后，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手段不断走向现代化，这不仅包括利用互联网络及时、准确地获取必要信息，处理繁多的史料，更重要的是观念上的现代化，自觉地加强同海内外学界同仁的学术交流，学术合作，关注与人类社会发展息息相关首先是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课题研究，切实地建立起同人文科学其他学科的科学联系，重视史学新分支学科及其他横断学科的研究进展。为做到这一切，广大史学工作者正自觉地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以适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史学迅速发展向人们所提出的要求。
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20周年时，我们应更加自觉地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即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注重发展，注重实践，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实践中，不断提高贯彻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从而推动外国史学理论研究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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