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热引起的沉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篇论文,沉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报特约记者 阎延文）
如一排骤然拍岸的巨浪，似一座无名迸发的火山，近年来崛起于文坛的长篇小说热，已形成一股席卷文学界内外的旋风，引起各方人士的关注。有人认为：长篇热是近两年纯文学走出低谷，再展雄风的可喜景观，其间形成的系列化、精品化创作态势和由此引发的巨大读者群，必将为经济转型期的当代文坛提供新的转机；而另一些人则不无尖锐地指出：长篇热不过是商品大潮冲击下，文学本体向商业利益靠拢的表现，它所伴随的包装热、广告热、媚俗热，必将损害文学本身的审美属性，造成精神文明和艺术价值的沉落。可见，面对轰轰烈烈的长篇热，支持者希望既殷，批评者责备亦切，孰是孰非，是忧是喜，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沉思。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走访了有关的文学研究者、作家、读者和新闻出版工作者，力图倾听来自各方面的声音，以探求、追问长篇热这一众说纷纭的文化现象。
一、异彩纷呈的世界
蓦然回首，长篇热匆匆登上文坛，不过是近两三年间的事。继93年声势浩大的陕军东征为长篇热发起先声后，94年初隆重推出的“布老虎”系列，更将长篇创作的集团效应、精致包装、广告攻势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各方力量的竞相投入、大小出版社的同步运转，使各种长篇新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呈现出一派异彩纷呈、热闹非凡的景象。
对此，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寇晓伟处长指出：“近年来长篇热持续增温的势头，的确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据初步统计，现在长篇小说正以每年400部的速度投向文化市场。就目前出版状况而言，这个速度是相当可观的”。在谈到构成这种热潮的原因时，寇处长认为：“首先，是作品本身的原因。近两年，长篇小说作家大都在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中获取了较为丰富的感受，对现实进行了各自的思考，写作角度也比较新颖，特别是一些原来创作中短篇为主的作家转向长篇创作，一批中青年作家也纷纷进入创作娴熟期，使得长篇小说在题材、角度、手法、个性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色，构成吸引读者的主要魅力。其次，出版社以独特的选题思路，把长篇单行本组合成系列丛书，并加强宣传攻势，出打开了新的图书市场。再者，就读者而言，在前一段武侠、言情等畅销书过热后，近两年人们转向对纯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关注，也是文化回潮中的一个可喜现象。”
根据新闻出版界人士的介绍和对图书市场的调查，当前的长篇出版景观大致呈现出以下五种趋向：
首先，长篇新作丰富化。不仅创作总量蔚然壮观，而且改革小说、都市小说、寻根小说、历史小说、乡土小说等多种题材、多种风格也各显其姿。
其次，作品系列化倾向明显。大量长篇新作不是延袭传统单行本形式，而是采用系列化丛书方式推向市场。如“布老虎丛书”、“八月丛书”、“长江跨世纪文丛”、“中国当代名家新作丛书”、“九十年代长篇系列”、“特区军旅长篇系列”、“西部文学丛书”等等，都是由长篇组成或包括长篇新作的大型文学丛书。其中，有些丛书已经面世并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据报道，“布老虎丛书”各本销售均破10万大关，“西部文学丛书”在全国文艺图书集团94订货会上一次征订8000套，“长江跨世纪文丛”也一次性订出28万多元，显示了系列丛书的热销实力。
其三，作家趋向集团化。如“布老虎丛书”十作家，“中国当代名家新作丛书”诸作家，“晚生代丛书”青年作家等，都是挟各自风采联手推出新作，呈现出以群体力量征服文坛趋向。
其四，作品包装趋向精致化，不但外装美观、印刷精良，而且版本装帧趋于豪华型，适应了当代读者的藏书需要。
其五，作品运作过程渗入商业化因素。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布老虎丛书”，该书不仅在出版之前即由难以尽数的广告宣传炒得火热，而且，销售网点中随处可见其色彩鲜艳、措词诱人的单页宣传品，成为吸引读者的强有力手段。
针对长篇创作中这些引人瞩目的新动向，作家刘恒认为：“近年来‘长篇热’的兴起，可以说是作家创作需求与读者阅读需求二者达到同步的一个巧妙的契合点。就作家而言，很多人都是先从中短篇小说登上文坛；其后，创作技巧和生活积累日益丰富，写中短篇‘不过瘾’，就会很自然地转向长篇创作。这可以说是一种必然的创作趋势。”针对同一现象，文艺理论界人士则采取了一种更倾向于理性分析的观照角度。北京文联研究部主任高玉昆认为：“长篇热是90年代文学处于过渡期的必然现象，是整个时代和民族文化发展的对应物。对它的存在，不能以个人主观好恶加以简单的肯定或否定，而应顺应文学内在的客观规律，加以正常有效的引导。”青年评论家陈晓明则认为：“长篇热体现出的创作态势，是传统文学模式与商品经济相汇融的产物，是一种值得乐观的现象。其间一些作家作品的高水平表现，证明了这种方式的可行性。”
的确，在采访中我们发现，长篇热不仅已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话题，而且其中还确实涌现出一批优秀之作，以其丰厚的精神内涵和出色的艺术魅力受到读者钟爱。一些读者认为，最近出版的几部历史长篇，如《新战争与和平》《曾国藩》、《康熙大帝》等，不仅人物、情节引人入胜，还提供了丰富形象的历史知识，正可谓寓教于乐。而另一些读者则指出，一些具有先锋性探索性的新版长篇小说，已成为他们了解文学动向，窥探艺术园林的重要途径。此外，一些描写现实改革题材和农村题材的上乘之作，也受到人们不同程度的称赞。
可见，长篇热的创作特征和存在方式，已引起社会各界的思索和关注。它所掀起的滔滔热浪，正冲击着当代文坛的每一个角落。
二、不容忽视的误区
然而，面对流光溢彩的长篇世界，人们在欣喜之余又不无遗憾。一些文学研究者认为，由于长篇势过于匆促地闯上文坛，缺少必要的艺术和文化准备，因而缺乏精品意识，创作上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误区。综合几位研究者的意见，这些误区主要有以下四点：
其一，通俗文学与严肃文学的暗替。一些作家由于过于听命于读者需要，不惜在本该严肃的纯文学创作中塞入若干打斗、追杀、畸恋、恐怖场面，结果使某些标以高品位经典化的长篇新作，降格为满足读者低级文化需求的庸俗读物。
其二，改革题材与情恋描写的错位。在描写改革题材的小说中，不少作品都要设置一段改革者与现代女性的热恋以至婚外恋。从作者的主观意图来说是要讴歌时代的变革；但在具体的情节结构上，改革历程却往往被淡化为模糊的背景，情爱生活则被突出到主导地位，以致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改革者必定是家庭关系的突破者，经济改革必定要带来婚恋的变更。
其三，历史背景与价值判断的缺席。在某些描写历史题材或二、三十年代生活场景的长篇小说中，历史背景的模糊几乎屡见不鲜；而叙述者对历史事件和对立人物的含糊其辞，又使作品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出现空白与断裂。
其四，西方文化与东方传统的误差。一位文科学生指出：有一些探索性较强的长篇小说，是以阐释西方哲学的某种理论（如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说等）而演绎出的故事。然而，作者有时忽视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简单地将西方思想转嫁到东方文化氛围之中，结果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某种扭曲和迷乱。
当然，凡此种种，并不能简单归因于作家本人艺术追求的降位。正如一家出版单位负责人所说：“当前出版流程中的若干阻滞、一些大型出版社资金匮乏以及某些出版人员素质较低，都导致了商品味文学作品很难面世。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作家为适应出版者的需要而降低艺术品味，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举动。此外，不少读者也普遍反映，新闻界、评论界一些不正常的哄抬爆炒现象，以及好好先生式的溢美之辞，也是使某些作家迷失创作个性的原因之一。以上这些情况，已引起文学界、理论界大批有识之士的共同忧虑。
三、经典包装下的垃圾
如果说前文所说的种种误区还只是思想认识和艺术描写方面的缺憾，那么，某些长篇小说则借纯文学之名，在堂而皇之的经典包装下掩盖大量淫秽内容，它们已构成文化热潮中侵蚀读者心灵的精神垃圾。
在采访一个青少年心理咨询中心时，笔者曾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年仅19岁的高中毕业生，因酷爱文学阅读长篇，不料却落入淫秽作品的黑洞。从此他整日想入非非，难以自抑，相交几年的女友也因他的低级欲望愤然离去。这位青年哭诉：“是黄色小说毁了我。”对此，咨询中心的教师们反应强烈。有人认为：淫秽小说的作者应受到道德的严正谴责。而另一些人则更尖锐地提出：“这些淫书作者实际已构成精神犯罪，应承担法律责任。”
据新闻出版署有关人士介绍，当前，这些包含淫秽内容的长篇小说从题材上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以蛮荒、僻远的农村恶事，表面上这些作品自称是对民俗民间文化的探索，实际上却突出了人性的丑恶和封建愚昧、颓废没落情绪，构成对读者心灵的戕害。在以西北偏远乡村为题材的个别作品中，这类描写尤为集中。另一类，以城市黑社会生活为内容，津津乐道地描写流氓、流浪者混迹社会、无所不为的人生经历，炫耀他们的肮脏语言和卑劣行为。总体而言，这些作品时代模糊，情节、人物混乱，根本没有文学价值可言。虽然其数量有限，却混迹于大量长篇新作之列，使读者真假莫辨，其负面效应是不容忽视的。
一位新华书店负责人认为：“当前这类书籍还有一定的市场，其根源仍在于经济利益；而读者也并不把它们当作文学作品来阅读。一般说来，这类书的读者大致是这样两种人：一种是文化水平较低的外地打工人员和城镇无业人员；另一类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他们出于好奇而阅读，善恶难辨，因此受毒害更大。”
的确，在高额经济利润的诱惑下，确有一些文化人，甚至是颇有名气的作家，也卷入了低俗书籍的写作。一时间，不仅《废都》、《娇女》、《媾疫》、《镇关魂》等违禁书籍曾火爆于世，《骚土》、《畸人》、《帝京》、《土街》、《愚人镇》、“天字号系列”等格调低下的作品也占据了一定的市场。更有甚者，有些作品还在封面和宣传页上故意添加淫秽噱头，使诸如“色欲风潮”、“私情之火”、“情欲——人与动物难以区别的行为”等丑俗语言屡现于本该纯净的文化市场。
值得欣慰的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对《媾疫》等一批作品已经实施了查禁。同时，全国各地的“扫黄打非”活动也成绩昭然，一批出售禁书、伪书的黑窝摊点被查处，不法书商受到制裁。对此，群众自然拍手称快。
但欣慰之余，不少人也指出，目前应进一步加强对图书市场和新闻导向的管理，促进作者社会责任感的强化和精神境界的提高，以彻底杜绝低俗书籍产生的根源。
四、当代标准与历史定格
前面我们探讨了长篇小说中的某些低俗现象。可喜的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威出版机构的新闻出版署已对长篇热中泥沙俱下的现象作出了研究和分析。
据寇晓伟处长介绍：“目前新闻出版界对不同类型的长篇小说大致有以下几种态度：对那些弘扬主旋律、给人以健康向上的审美感受，艺术也比较成熟的佳作，给予大力提倡和鼓励；对那些虽未紧扣主旋律，但内容基本健康，有一定文学价值和可读性的作品，如历史小说、通俗小说等，允许它的出版；对那些没有什么文学价值，思想格调不高的平庸之作，则依靠出版社严格把关，尽量少出或不出；而对那些宣扬了色情淫秽和凶杀、暴力、封建迷信思想，对读者构成直接危害的作品，则要根据国家有关法令法规予以坚决查禁，并对相关出版社和制作人员给予一定的处罚。目前，北方文艺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等几家出版单位，已因文艺作品的违禁现象被停业整顿。其它一些低劣作品也正在调查中。”寇晓伟建议：作家、文学批评者应主要着眼于第一、二类长篇新作，对第三、四类作品予以抵制，使长篇世界真正成为清纯健朗的艺术天地。
如果说，新闻出版界的态度为了解长篇小说高下提供了清晰的当代标准的话，那么著名作家和学者的真知灼见则为长篇小说的艺术定格提供了历史的维度。北京市作协主席管桦认为：“判断一部作品成就高下，其根本出发点仍在于作品本身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功力，形式包装和广告宣传只能起到一时的效力，只有真正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才能产生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长郭志刚教授则指出：“任何一部作品的历史地位，都必须经过几代读者的反复认同和文学史的筛选、确认；仅靠某些人的哄抬爆炒和主观意愿是不能确定的。”
五、充满希望的运作
令人欣喜的是，针对长篇热的诱人景观和若干问题，有关领导、新闻出版机构和中国作协等群众团体已积极策划，调动多方力量，开始了一系列充满希望的运作。
首先，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已把长篇小说的评选纳为重点工作，准备在明年的评选中，大力推出几部长篇佳作。
其次，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正酝酿召开会议，解决文学出版界的若干问题，确定长篇出版的指导思想，并探讨图书市场的具体管理措施，如：确认文艺书出版范围、对出版违禁书籍的出版社取消其出版文艺书资格等。
第三，通过大型评奖活动，推动长篇佳作的产生。明年初，将举行第一届“中国文学图书奖”评选，中国作协已在筹备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奖，各省市也在推出一些地区性的文学评奖活动。
针对作家如何在新的形势下进行长篇创作，作家赵大年认为：“当前，作家首要的是要有一种新的创作思路，力求在创作中把知识性，趣味性，娱乐性融为一体，使读者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如果采取生硬的教化方式，读者不喜欢或根本不阅读，作品就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状况，产生应有的效益。”至于如何提高长篇创作中的精品意识，廓清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作家霍达认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本来就是两个创作范畴，各有各的读者层面，不能也不会互相取代。严肃文学是有读者的，我们不要低估读者的欣赏水平。因此，致力于严肃文学创作的作家和有志于严肃文学出版的出版家，前途并不悲观。虽任重道远，但只要走下去，就会有所收获。”
在这些宏观举措实施的同时，文学界内部也在紧锣密鼓地工作。《北京文学》副主编傅锋认为：“当前应发挥文学杂志的作用，特别是要在新的形势下，发起新的文学流派，以促使文学创作加强对现实的关注。《北京文学》发起‘新体验小说’其目的就在于此。当前我们还准备进一步发展长篇连载，以推动高水平创作。”
可以说，以上种种举措，正推动着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系统工程，为长篇热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证，勾画了充满希望的前景。